全国两会｜李晓林代表建议完善政府不动产产权登记工作
“自2021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指引性政策以来，市场效果逐渐显露出比较积极的变化。在金融财税政策效应值得肯定之外，下一步，对各地行政性调控措施进行梳理，对发现的新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并积极进行调整修改，使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得以更好贯彻是当务之需”，全国人大代表、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表示。
“最近，我收到了一些群众反映和对本地楼市调控措施提出的一些建议，主要有：认为各地的限购、限售、限贷条件过多、过严、过频繁；还有认为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日增的背景下，对房地产业的调控用力过猛、用药过量，出现了一些过犹不及的负面效果需要着力予以改变。还有的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不到位，在执行政策中对具体问题处置不当，甚至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对每个家庭名下拥有房产套数和基于此套数的限购、首付款比例、贷款利率、出售房产时的税种税率等。此类过度的限制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既有悖中央政府推动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住房改善合理需求的良苦用心，也不利于房地产业拉动上下左右数十个产业行业的支柱产业作用发挥到位。还有人反映，有些家庭名下虽然持有共有产权证（如依法继承、抵债等）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使用权或取得单独的处分权，却一律按名下一整套予以登记限控，缺乏充分合理性”,李晓林说道。
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在群众反映的诸多意见中，有一个从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尤其应引起北京市有关行政部门（主要是规自委和房管系统）的关注并予以化解。例如，在十九年前由朝阳区政府主导的拆迁征地工作至今还暴露出一些遗留问题，不但损害了城市管理信息数据的客观真实性，更给众多当年被拆迁家庭留下了较大的精神困扰和实际的或潜在的权利损害及风险。具体情况是，2003年国贸西侧光华东里拆迁征地，在政府主导下由“北京国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实施，依据是【《拆迁许可证》朝拆字（2003）第045号】。如今国贸地区旧貌已变新颜，但被拆迁居民家庭名下早已不复存在的房产信息却仍旧登记在市区级管理信息系统里，其中大多数当事人如今都年事已高甚至离世已久，群众谑称其名下的房产登记信息为“僵尸信息”，称自己是“网上富翁”。
据初步调研，这是由于拆迁方（国润公司）未按照拆迁协议第七条约定履行其“统一注销”所拆迁房屋产权登记的责任所致。被拆迁居民家庭在无过错和不知情的状态下，除了权利受损之外，更蒙受着在自认为“诚信”的前提下签订的买卖合同出现了因“资审不通过”情景而需要承担违约赔偿定金责任的后果或风险，对于普通居民家庭这绝非小事儿。
完善政府不动产产权登记工作相关问题的三点建议
“目前国家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摸清底数就是重要一环，这种隐性的不实登记信息，对数据真实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既然问题已经出来了，消除宜早不宜迟，当年主导拆迁的政府机关责无旁贷。” 李晓林说，北京市现行的不动产产权登记政策文件于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五年)已届满，现正处于修订待发的政策空窗期，这正是在当前形势下，积思广议、拾遗补漏，本着促进交易的民法原则进行完善修订的难得阶段相遇。为此，李晓林代表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从北京市国贸西侧朝阳区光华东里拆迁案例入手，对既往已发生的此类情况进行一次过筛式排查，凡经查实者，一律由政府部门自行统一注销并将数据报备市统计局和住建委，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摸清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状况提供可信依据。对拆迁方违约不履行注销申请责任的（原拆迁执行机构变更或撤销的，应责成法定连带责任方代为履行）应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并先行无附加条件地为受损且无过错的被拆迁家庭注销登记内容，最大限度减少对人民群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彻底改变罔顾事实、混淆责权、僵硬行政、持谬不纠的“懒政”作风，提升政府机关的社会公信度。
其次，完善拆迁法规，明确责权边界。今后，无论是政府征地、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征地还是单纯市场化的企业开发征地，一旦拆迁完毕且被拆迁方交出相应不动产产权登记证（或有关材料）的，政府即有责任在合理期限内依规自行或督促拆迁方履行办结注销登记事项，并向各相关方公告或报告，使整个拆迁程序完成法律维度的闭环，不留后遗症。相关职能机关部门不得以“后任不理前任事、不负前任责”为由推诿拖宕。如遇特殊个例（无过错者）因故需要调档或办理相关事项时，政府机关应以最便利原则予以办理，不得借用其他不方便群众的所谓变通比照条规增加办理难度。（参见民法典第212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三）款：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最后，对共有产权人（如因继承分拆等）登记于名下的房产，按照现行规范，实际上是一房多限，具有显而易见的限购扩大化倾向；是否机械笼统地一律按名下一整套房认定，建议在再论证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使之更符合实际、更人性化。
https://t.cn/A66L1fP0
“自2021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指引性政策以来，市场效果逐渐显露出比较积极的变化。在金融财税政策效应值得肯定之外，下一步，对各地行政性调控措施进行梳理，对发现的新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并积极进行调整修改，使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得以更好贯彻是当务之需”，全国人大代表、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表示。
“最近，我收到了一些群众反映和对本地楼市调控措施提出的一些建议，主要有：认为各地的限购、限售、限贷条件过多、过严、过频繁；还有认为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日增的背景下，对房地产业的调控用力过猛、用药过量，出现了一些过犹不及的负面效果需要着力予以改变。还有的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不到位，在执行政策中对具体问题处置不当，甚至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对每个家庭名下拥有房产套数和基于此套数的限购、首付款比例、贷款利率、出售房产时的税种税率等。此类过度的限制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既有悖中央政府推动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住房改善合理需求的良苦用心，也不利于房地产业拉动上下左右数十个产业行业的支柱产业作用发挥到位。还有人反映，有些家庭名下虽然持有共有产权证（如依法继承、抵债等）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使用权或取得单独的处分权，却一律按名下一整套予以登记限控，缺乏充分合理性”,李晓林说道。
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在群众反映的诸多意见中，有一个从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尤其应引起北京市有关行政部门（主要是规自委和房管系统）的关注并予以化解。例如，在十九年前由朝阳区政府主导的拆迁征地工作至今还暴露出一些遗留问题，不但损害了城市管理信息数据的客观真实性，更给众多当年被拆迁家庭留下了较大的精神困扰和实际的或潜在的权利损害及风险。具体情况是，2003年国贸西侧光华东里拆迁征地，在政府主导下由“北京国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实施，依据是【《拆迁许可证》朝拆字（2003）第045号】。如今国贸地区旧貌已变新颜，但被拆迁居民家庭名下早已不复存在的房产信息却仍旧登记在市区级管理信息系统里，其中大多数当事人如今都年事已高甚至离世已久，群众谑称其名下的房产登记信息为“僵尸信息”，称自己是“网上富翁”。
据初步调研，这是由于拆迁方（国润公司）未按照拆迁协议第七条约定履行其“统一注销”所拆迁房屋产权登记的责任所致。被拆迁居民家庭在无过错和不知情的状态下，除了权利受损之外，更蒙受着在自认为“诚信”的前提下签订的买卖合同出现了因“资审不通过”情景而需要承担违约赔偿定金责任的后果或风险，对于普通居民家庭这绝非小事儿。
完善政府不动产产权登记工作相关问题的三点建议
“目前国家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摸清底数就是重要一环，这种隐性的不实登记信息，对数据真实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既然问题已经出来了，消除宜早不宜迟，当年主导拆迁的政府机关责无旁贷。” 李晓林说，北京市现行的不动产产权登记政策文件于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五年)已届满，现正处于修订待发的政策空窗期，这正是在当前形势下，积思广议、拾遗补漏，本着促进交易的民法原则进行完善修订的难得阶段相遇。为此，李晓林代表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从北京市国贸西侧朝阳区光华东里拆迁案例入手，对既往已发生的此类情况进行一次过筛式排查，凡经查实者，一律由政府部门自行统一注销并将数据报备市统计局和住建委，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摸清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状况提供可信依据。对拆迁方违约不履行注销申请责任的（原拆迁执行机构变更或撤销的，应责成法定连带责任方代为履行）应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并先行无附加条件地为受损且无过错的被拆迁家庭注销登记内容，最大限度减少对人民群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彻底改变罔顾事实、混淆责权、僵硬行政、持谬不纠的“懒政”作风，提升政府机关的社会公信度。
其次，完善拆迁法规，明确责权边界。今后，无论是政府征地、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征地还是单纯市场化的企业开发征地，一旦拆迁完毕且被拆迁方交出相应不动产产权登记证（或有关材料）的，政府即有责任在合理期限内依规自行或督促拆迁方履行办结注销登记事项，并向各相关方公告或报告，使整个拆迁程序完成法律维度的闭环，不留后遗症。相关职能机关部门不得以“后任不理前任事、不负前任责”为由推诿拖宕。如遇特殊个例（无过错者）因故需要调档或办理相关事项时，政府机关应以最便利原则予以办理，不得借用其他不方便群众的所谓变通比照条规增加办理难度。（参见民法典第212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三）款：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最后，对共有产权人（如因继承分拆等）登记于名下的房产，按照现行规范，实际上是一房多限，具有显而易见的限购扩大化倾向；是否机械笼统地一律按名下一整套房认定，建议在再论证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使之更符合实际、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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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指引性政策以来，市场效果逐渐显露出比较积极的变化。在金融财税政策效应值得肯定之外，下一步，对各地行政性调控措施进行梳理，对发现的新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并积极进行调整修改，使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得以更好贯彻是当务之需”，全国人大代表、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表示。
“最近，我收到了一些群众反映和对本地楼市调控措施提出的一些建议，主要有：认为各地的限购、限售、限贷条件过多、过严、过频繁；还有认为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日增的背景下，对房地产业的调控用力过猛、用药过量，出现了一些过犹不及的负面效果需要着力予以改变。还有的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不到位，在执行政策中对具体问题处置不当，甚至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对每个家庭名下拥有房产套数和基于此套数的限购、首付款比例、贷款利率、出售房产时的税种税率等。此类过度的限制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既有悖中央政府推动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住房改善合理需求的良苦用心，也不利于房地产业拉动上下左右数十个产业行业的支柱产业作用发挥到位。还有人反映，有些家庭名下虽然持有共有产权证（如依法继承、抵债等）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使用权或取得单独的处分权，却一律按名下一整套予以登记限控，缺乏充分合理性”,李晓林说道。
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在群众反映的诸多意见中，有一个从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尤其应引起北京市有关行政部门（主要是规自委和房管系统）的关注并予以化解。例如，在十九年前由朝阳区政府主导的拆迁征地工作至今还暴露出一些遗留问题，不但损害了城市管理信息数据的客观真实性，更给众多当年被拆迁家庭留下了较大的精神困扰和实际的或潜在的权利损害及风险。具体情况是，2003年国贸西侧光华东里拆迁征地，在政府主导下由“北京国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实施，依据是【《拆迁许可证》朝拆字（2003）第045号】。如今国贸地区旧貌已变新颜，但被拆迁居民家庭名下早已不复存在的房产信息却仍旧登记在市区级管理信息系统里，其中大多数当事人如今都年事已高甚至离世已久，群众谑称其名下的房产登记信息为“僵尸信息”，称自己是“网上富翁”。
据初步调研，这是由于拆迁方（国润公司）未按照拆迁协议第七条约定履行其“统一注销”所拆迁房屋产权登记的责任所致。被拆迁居民家庭在无过错和不知情的状态下，除了权利受损之外，更蒙受着在自认为“诚信”的前提下签订的买卖合同出现了因“资审不通过”情景而需要承担违约赔偿定金责任的后果或风险，对于普通居民家庭这绝非小事儿。
完善政府不动产产权登记工作相关问题的三点建议
“目前国家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摸清底数就是重要一环，这种隐性的不实登记信息，对数据真实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既然问题已经出来了，消除宜早不宜迟，当年主导拆迁的政府机关责无旁贷。” 李晓林说，北京市现行的不动产产权登记政策文件于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五年)已届满，现正处于修订待发的政策空窗期，这正是在当前形势下，积思广议、拾遗补漏，本着促进交易的民法原则进行完善修订的难得阶段相遇。为此，李晓林代表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从北京市国贸西侧朝阳区光华东里拆迁案例入手，对既往已发生的此类情况进行一次过筛式排查，凡经查实者，一律由政府部门自行统一注销并将数据报备市统计局和住建委，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摸清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状况提供可信依据。对拆迁方违约不履行注销申请责任的（原拆迁执行机构变更或撤销的，应责成法定连带责任方代为履行）应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并先行无附加条件地为受损且无过错的被拆迁家庭注销登记内容，最大限度减少对人民群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彻底改变罔顾事实、混淆责权、僵硬行政、持谬不纠的“懒政”作风，提升政府机关的社会公信度。
其次，完善拆迁法规，明确责权边界。今后，无论是政府征地、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征地还是单纯市场化的企业开发征地，一旦拆迁完毕且被拆迁方交出相应不动产产权登记证（或有关材料）的，政府即有责任在合理期限内依规自行或督促拆迁方履行办结注销登记事项，并向各相关方公告或报告，使整个拆迁程序完成法律维度的闭环，不留后遗症。相关职能机关部门不得以“后任不理前任事、不负前任责”为由推诿拖宕。如遇特殊个例（无过错者）因故需要调档或办理相关事项时，政府机关应以最便利原则予以办理，不得借用其他不方便群众的所谓变通比照条规增加办理难度。（参见民法典第212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三）款：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最后，对共有产权人（如因继承分拆等）登记于名下的房产，按照现行规范，实际上是一房多限，具有显而易见的限购扩大化倾向；是否机械笼统地一律按名下一整套房认定，建议在再论证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使之更符合实际、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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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指引性政策以来，市场效果逐渐显露出比较积极的变化。在金融财税政策效应值得肯定之外，下一步，对各地行政性调控措施进行梳理，对发现的新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并积极进行调整修改，使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得以更好贯彻是当务之需”，全国人大代表、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林表示。
“最近，我收到了一些群众反映和对本地楼市调控措施提出的一些建议，主要有：认为各地的限购、限售、限贷条件过多、过严、过频繁；还有认为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日增的背景下，对房地产业的调控用力过猛、用药过量，出现了一些过犹不及的负面效果需要着力予以改变。还有的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不到位，在执行政策中对具体问题处置不当，甚至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对每个家庭名下拥有房产套数和基于此套数的限购、首付款比例、贷款利率、出售房产时的税种税率等。此类过度的限制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既有悖中央政府推动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住房改善合理需求的良苦用心，也不利于房地产业拉动上下左右数十个产业行业的支柱产业作用发挥到位。还有人反映，有些家庭名下虽然持有共有产权证（如依法继承、抵债等）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使用权或取得单独的处分权，却一律按名下一整套予以登记限控，缺乏充分合理性”,李晓林说道。
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在群众反映的诸多意见中，有一个从购房“资审”中暴露出来的典型问题，尤其应引起北京市有关行政部门（主要是规自委和房管系统）的关注并予以化解。例如，在十九年前由朝阳区政府主导的拆迁征地工作至今还暴露出一些遗留问题，不但损害了城市管理信息数据的客观真实性，更给众多当年被拆迁家庭留下了较大的精神困扰和实际的或潜在的权利损害及风险。具体情况是，2003年国贸西侧光华东里拆迁征地，在政府主导下由“北京国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实施，依据是【《拆迁许可证》朝拆字（2003）第045号】。如今国贸地区旧貌已变新颜，但被拆迁居民家庭名下早已不复存在的房产信息却仍旧登记在市区级管理信息系统里，其中大多数当事人如今都年事已高甚至离世已久，群众谑称其名下的房产登记信息为“僵尸信息”，称自己是“网上富翁”。
据初步调研，这是由于拆迁方（国润公司）未按照拆迁协议第七条约定履行其“统一注销”所拆迁房屋产权登记的责任所致。被拆迁居民家庭在无过错和不知情的状态下，除了权利受损之外，更蒙受着在自认为“诚信”的前提下签订的买卖合同出现了因“资审不通过”情景而需要承担违约赔偿定金责任的后果或风险，对于普通居民家庭这绝非小事儿。
完善政府不动产产权登记工作相关问题的三点建议
“目前国家推进房地产税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摸清底数就是重要一环，这种隐性的不实登记信息，对数据真实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既然问题已经出来了，消除宜早不宜迟，当年主导拆迁的政府机关责无旁贷。” 李晓林说，北京市现行的不动产产权登记政策文件于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五年)已届满，现正处于修订待发的政策空窗期，这正是在当前形势下，积思广议、拾遗补漏，本着促进交易的民法原则进行完善修订的难得阶段相遇。为此，李晓林代表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从北京市国贸西侧朝阳区光华东里拆迁案例入手，对既往已发生的此类情况进行一次过筛式排查，凡经查实者，一律由政府部门自行统一注销并将数据报备市统计局和住建委，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摸清房地产市场的真实状况提供可信依据。对拆迁方违约不履行注销申请责任的（原拆迁执行机构变更或撤销的，应责成法定连带责任方代为履行）应启动追责问责程序，并先行无附加条件地为受损且无过错的被拆迁家庭注销登记内容，最大限度减少对人民群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彻底改变罔顾事实、混淆责权、僵硬行政、持谬不纠的“懒政”作风，提升政府机关的社会公信度。
其次，完善拆迁法规，明确责权边界。今后，无论是政府征地、政府主导下的企业征地还是单纯市场化的企业开发征地，一旦拆迁完毕且被拆迁方交出相应不动产产权登记证（或有关材料）的，政府即有责任在合理期限内依规自行或督促拆迁方履行办结注销登记事项，并向各相关方公告或报告，使整个拆迁程序完成法律维度的闭环，不留后遗症。相关职能机关部门不得以“后任不理前任事、不负前任责”为由推诿拖宕。如遇特殊个例（无过错者）因故需要调档或办理相关事项时，政府机关应以最便利原则予以办理，不得借用其他不方便群众的所谓变通比照条规增加办理难度。（参见民法典第212条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第（三）款：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最后，对共有产权人（如因继承分拆等）登记于名下的房产，按照现行规范，实际上是一房多限，具有显而易见的限购扩大化倾向；是否机械笼统地一律按名下一整套房认定，建议在再论证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使之更符合实际、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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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1.地缘的结构性失衡
周王朝发轫于关中，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殷商和亲商诸侯之后，建立起幅员辽阔、多元复杂的全新国家，巨大的版图让新生的周王朝面临了前代无法想象的复杂局面。
从地理上看，西周版图可大致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单元：三门峡以西的关中平原称为西土，三门峡以东是广阔的东国。西土是周的基本盘，公亶父、季历、西伯昌、武王的多代经营整合让周王朝在这里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动员力，共同灭商的历史记忆也促使关中平原内的诸多文化加速融合；而在东国地区，殷商的遗民、面貌迥异的各类土著文化让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周采用了和关中地区不同的分封策略镇抚东国。
从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周公召公开始的“分陕之策”不得不说异常成功，东国诸侯的周化进程迅速，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术和方国间的政治平衡让曾经令殷商走上末路的东国震荡始终可控。向南方的扩展也多次打击淮夷，让强大一时淮夷集团始终分裂。但是在这其中就蕴藏着周王朝的地缘性危机：东方扩张政策+东方分封政策的结果是，在周王朝的扩张中收取实利（土地+人口）的往往是东方诸侯，周天子除了获得一些战利品和诸侯的忠诚之外，关中大本营并不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在西周中期的扩张减速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意识到，周王朝在东国的扩张并无法实质上增强自身的实力，而在这个时期，西周西部边境对于犬戎的防御陡然加大，周王朝必须独自面对越发强悍的敌人，而在西周前期的扩张中毫无收获的西部诸侯则开始和敌人互通款曲，试图两头获利。
对于此时的周王朝来说，补救似乎为时未晚，厉王、宣王两代消灭了南方强大的噩国，试图在噩国旧土上封建南申分化西方强邻申国，并重新将南部建设为天子的基地。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三门峡地区对于西周王朝的重要性，令忠于王室的虢伯在此地建立了新的虢。然而，垂垂老矣的西周终于在一次战略误判中遭受了对戎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太子、申侯和犬戎里应外合，杀死了幽王，令关中沦陷。
而西周脆弱的地缘结构也让关中沦陷之后，周王朝无法再收复家乡，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得不蜗居于成周等待死亡的最终来临。总之，东西分陕的地缘结构让周王朝负担过重，在只能充分控制关中基地的同时，又必须在东西单元都负担天子专征专伐的义务。这样的矛盾导致天子不得不过度汲取关中地区的资源，导致关中的社会矛盾激化。
2.政治和财政的失衡
在成王二次东征获得成功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万邦并立的历史结束，大量古来有之的东方氏族在军事征服和移民潮水的冲击下解体，传统的血缘-地域结合的政治模式被冲涤殆尽。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对广阔领土和参差百姓的统治，同时削弱殷商遗民的反抗力量，以周天子、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统治者采取封地授民的分封策略。新的封国中，不同血缘的属民杂处，自然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纽带的全新政治结构，影响至今的官僚政治拉开序幕。
握文字案牍的殷商贵族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附于西周军事贵族，形成世袭官僚，通过文书系统协助周王朝进行高效统治，促使西周政治体制向成熟国家转型：在史墙盘的铭文中，史墙的高祖可能就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从武王时，史氏氏族就担任周王朝的史馆职事，在周王朝的扩张中，史氏族也不断获利。
可见，西周政治的官僚化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无疑是双赢的。与官僚化这样早熟政治进程同时产生的，是西周政治和财政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商周时期经济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商品市场和货币支付要么极度落后，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同时，虽然原始氏族集团已经解体，但是生产的基本单位——邑依然由血缘家族主导，零散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即便已经出现，也依然不够普遍，赋税这样先进的国家财政政策显然是无法建立的。
而西周的政治体制需要供养空前庞大的统治机构， 和氏族时代相比，这样的统治结构产生了财政需求。没有商品市场，没有零散自耕农，政府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空前的财政需求和落后的财政环境向周王朝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先进的秩禄制度也因此至少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建立起来。西周统治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官僚提供采邑，官僚通过控制采邑获得收入，而周王朝则通过采邑的分配控制官僚。
通过赐予可回收的采邑，周王朝建立起了高效的官僚政治，而这样的财政系统也潜藏着许多危机。
首先，是王朝官僚的腐败。缺乏监督、还保有采邑的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对西周赖以生存的国人基础造成了破坏。牧簋铭文出名地古奥难训，但是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周天子（可能是孝王）对这位叫牧的贵族的册命中，周天子痛陈官僚们的腐败，不遵循贤王的美德（不用先王乍井），暴虐百姓，刑罚泛滥（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以至于天子任命专门管理贵族官僚的司士，可见天子对于腐败的官僚系统已经管理无力。这样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
第二，分封出去的采邑可能很难收回，建立在采邑封赐基础上的王朝财政基础在西周中后期名存实亡。吴虎鼎铭文中，在宣王十八年，宣王重申了厉王时代的一次采邑转封，假设厉王的命令是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颁布，宣王的18年加上共和行政的14年，在至少共计32年时间里这次转封都未能实现。32年就是一代半人，这样长的时间里原本应当属于天子支配的土地都无法正常流转。可见在西周后期天子对于采邑的支配已经逐渐淡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系统在私吞土地之后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性，磨刀霍霍的官僚官族为肢解西周做好了准备。
第三，周王室获取新土地的能力下降。在西周中后期，西周王朝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新扩张的土地往往被赠予王畿外部的诸侯，天子的地盘始终局限于关中地区，原有的王畿被官僚们不断吞食，而天子又没有新的土地补充。在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天子的财富已经捉襟见肘，采邑财政最终彻底破产。厉王试图通过山泽专利获得新的财政来源，这样的努力在“国人暴动”中失败，厉王也被赶出王畿，称为后代万世的笑柄。在席卷关中的犬戎之乱中，官僚大夫们只关注自己的财富和家族，不再团结在周王朝周围，甚至助纣为虐，分食了西周最后的基本盘。
3.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失衡
在西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也在不断掏空周王朝这只巨兽。西周中期，懿王死后并没有遵循西周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继承方式，其弟孝王即天子位，而孝王死后，在诸侯的帮助下，本该继懿王位的太子夷王即位。这次继承危机不禁让人想起动摇商王朝统治根基的中商“九世之乱”，在《史记》中记载的“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无疑在向我们昭示西周中期这次继承风波中地方诸侯对于天子继承的干涉。
在天灾人祸的推动下，西周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在执政第十一年，幽王召集军队征讨西方窝藏废太子宜臼的申国，当他指挥着大军离开宗周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他将无法再回到祖先的宗庙中向烈烈祖先报告自己的胜利，而传奇的西周也将在这次出征后突然暴毙。
1.地缘的结构性失衡
周王朝发轫于关中，在两次东征彻底消灭殷商和亲商诸侯之后，建立起幅员辽阔、多元复杂的全新国家，巨大的版图让新生的周王朝面临了前代无法想象的复杂局面。
从地理上看，西周版图可大致分为两个主要地理单元：三门峡以西的关中平原称为西土，三门峡以东是广阔的东国。西土是周的基本盘，公亶父、季历、西伯昌、武王的多代经营整合让周王朝在这里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动员力，共同灭商的历史记忆也促使关中平原内的诸多文化加速融合；而在东国地区，殷商的遗民、面貌迥异的各类土著文化让这里的局势异常复杂，周采用了和关中地区不同的分封策略镇抚东国。
从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发展来看，由周公召公开始的“分陕之策”不得不说异常成功，东国诸侯的周化进程迅速，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术和方国间的政治平衡让曾经令殷商走上末路的东国震荡始终可控。向南方的扩展也多次打击淮夷，让强大一时淮夷集团始终分裂。但是在这其中就蕴藏着周王朝的地缘性危机：东方扩张政策+东方分封政策的结果是，在周王朝的扩张中收取实利（土地+人口）的往往是东方诸侯，周天子除了获得一些战利品和诸侯的忠诚之外，关中大本营并不能获得多少实际利益。
在西周中期的扩张减速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意识到，周王朝在东国的扩张并无法实质上增强自身的实力，而在这个时期，西周西部边境对于犬戎的防御陡然加大，周王朝必须独自面对越发强悍的敌人，而在西周前期的扩张中毫无收获的西部诸侯则开始和敌人互通款曲，试图两头获利。
对于此时的周王朝来说，补救似乎为时未晚，厉王、宣王两代消灭了南方强大的噩国，试图在噩国旧土上封建南申分化西方强邻申国，并重新将南部建设为天子的基地。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三门峡地区对于西周王朝的重要性，令忠于王室的虢伯在此地建立了新的虢。然而，垂垂老矣的西周终于在一次战略误判中遭受了对戎作战以来最大的失败——太子、申侯和犬戎里应外合，杀死了幽王，令关中沦陷。
而西周脆弱的地缘结构也让关中沦陷之后，周王朝无法再收复家乡，或者建立新的根据地，不得不蜗居于成周等待死亡的最终来临。总之，东西分陕的地缘结构让周王朝负担过重，在只能充分控制关中基地的同时，又必须在东西单元都负担天子专征专伐的义务。这样的矛盾导致天子不得不过度汲取关中地区的资源，导致关中的社会矛盾激化。
2.政治和财政的失衡
在成王二次东征获得成功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万邦并立的历史结束，大量古来有之的东方氏族在军事征服和移民潮水的冲击下解体，传统的血缘-地域结合的政治模式被冲涤殆尽。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对广阔领土和参差百姓的统治，同时削弱殷商遗民的反抗力量，以周天子、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统治者采取封地授民的分封策略。新的封国中，不同血缘的属民杂处，自然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纽带的全新政治结构，影响至今的官僚政治拉开序幕。
握文字案牍的殷商贵族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附于西周军事贵族，形成世袭官僚，通过文书系统协助周王朝进行高效统治，促使西周政治体制向成熟国家转型：在史墙盘的铭文中，史墙的高祖可能就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从武王时，史氏氏族就担任周王朝的史馆职事，在周王朝的扩张中，史氏族也不断获利。
可见，西周政治的官僚化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无疑是双赢的。与官僚化这样早熟政治进程同时产生的，是西周政治和财政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商周时期经济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商品市场和货币支付要么极度落后，要么根本没有出现。同时，虽然原始氏族集团已经解体，但是生产的基本单位——邑依然由血缘家族主导，零散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即便已经出现，也依然不够普遍，赋税这样先进的国家财政政策显然是无法建立的。
而西周的政治体制需要供养空前庞大的统治机构， 和氏族时代相比，这样的统治结构产生了财政需求。没有商品市场，没有零散自耕农，政府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空前的财政需求和落后的财政环境向周王朝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先进的秩禄制度也因此至少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建立起来。西周统治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官僚提供采邑，官僚通过控制采邑获得收入，而周王朝则通过采邑的分配控制官僚。
通过赐予可回收的采邑，周王朝建立起了高效的官僚政治，而这样的财政系统也潜藏着许多危机。
首先，是王朝官僚的腐败。缺乏监督、还保有采邑的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对西周赖以生存的国人基础造成了破坏。牧簋铭文出名地古奥难训，但是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周天子（可能是孝王）对这位叫牧的贵族的册命中，周天子痛陈官僚们的腐败，不遵循贤王的美德（不用先王乍井），暴虐百姓，刑罚泛滥（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以至于天子任命专门管理贵族官僚的司士，可见天子对于腐败的官僚系统已经管理无力。这样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
第二，分封出去的采邑可能很难收回，建立在采邑封赐基础上的王朝财政基础在西周中后期名存实亡。吴虎鼎铭文中，在宣王十八年，宣王重申了厉王时代的一次采邑转封，假设厉王的命令是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颁布，宣王的18年加上共和行政的14年，在至少共计32年时间里这次转封都未能实现。32年就是一代半人，这样长的时间里原本应当属于天子支配的土地都无法正常流转。可见在西周后期天子对于采邑的支配已经逐渐淡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系统在私吞土地之后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性，磨刀霍霍的官僚官族为肢解西周做好了准备。
第三，周王室获取新土地的能力下降。在西周中后期，西周王朝的扩张已经达到极限，新扩张的土地往往被赠予王畿外部的诸侯，天子的地盘始终局限于关中地区，原有的王畿被官僚们不断吞食，而天子又没有新的土地补充。在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天子的财富已经捉襟见肘，采邑财政最终彻底破产。厉王试图通过山泽专利获得新的财政来源，这样的努力在“国人暴动”中失败，厉王也被赶出王畿，称为后代万世的笑柄。在席卷关中的犬戎之乱中，官僚大夫们只关注自己的财富和家族，不再团结在周王朝周围，甚至助纣为虐，分食了西周最后的基本盘。
3.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失衡
在西周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也在不断掏空周王朝这只巨兽。西周中期，懿王死后并没有遵循西周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继承方式，其弟孝王即天子位，而孝王死后，在诸侯的帮助下，本该继懿王位的太子夷王即位。这次继承危机不禁让人想起动摇商王朝统治根基的中商“九世之乱”，在《史记》中记载的“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无疑在向我们昭示西周中期这次继承风波中地方诸侯对于天子继承的干涉。
在天灾人祸的推动下，西周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在执政第十一年，幽王召集军队征讨西方窝藏废太子宜臼的申国，当他指挥着大军离开宗周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他将无法再回到祖先的宗庙中向烈烈祖先报告自己的胜利，而传奇的西周也将在这次出征后突然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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