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迎冬奥 | 北京冬奥会火种灯来源于哪件文物？
举世瞩目的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2年2月4日至20日在首都北京和河北张家口市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冬季奥运会，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南京青奥会后，在中国第三次举办的奥运赛事。
北京冬奥会将从希腊采集的冬奥火种，平安地送达北京。火种灯的创意，来源于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西汉长信宫灯。
古今环保理念碰撞
在漫漫长夜中，一盏盏灯烛，为古人驱走了无边的黑暗。千百年来，千姿百态的灯具装点了无数的高堂美舍，照亮无数人的浪漫梦境。长信宫灯出土于本届冬奥会赛区之一的河北省，是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的一件灯具（图1），整体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灯体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环保理念。西汉时期的环保理念与现代体育文明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让长信宫灯再次惊艳世界。现在，长信宫灯就陈列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内，优雅内敛，熠熠生辉。
便于拆卸和清洗的“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闻名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蕴含的环保智慧。汉代时多以动物油脂作为灯具燃料，燃烧时会产生呛鼻的烟尘和异味。而长信宫灯的结构设计（图2），使得灯烛点燃后产生的灯烟并不会直接散发到宫殿里，而是随着热空气的推动徐徐上升，进入宫灯的宫女袖管，再沿袖管不断进入宫女体内。当灯烟到达宫女体内之后，宫女的跪坐处盛放的清水便可以过滤烟尘，吸收杂质，将烟雾净化后排出，减轻烟尘的污染，也为照明者提供一个清爽的室内环境。工匠将宫女铸造成优雅谦卑的跪坐姿势，既符合当时的社会礼仪、满足贵族的审美需求，也使长信宫灯的底部面积增大，保证了灯具的整体稳定性，增加了清水的储存量，从而能够清理更多的烟尘。青铜器外部鎏金的设计手法，让宫灯外观更加华丽，也为其穿了一层“保护衣”，使得宫灯不易腐坏。
古人在设计长信宫灯时，不仅考虑到了室内空气的清洁问题，也让灯内烟灰的清理更加便利。长信宫灯由头部、身体、袖管、弧形屏板（两个）、灯盘、灯座六个部分（七个部件）组成，每个部分都是经过精心设计、铸造再组合拼装而成，这种结构便于拆卸、清洗。
取材于长信宫灯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也继承和发扬了环保理念，在制作时采用了可再生的铝合金材质，将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融合。
长信：永恒的信念
“长信”指永恒的信念，代表人们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2000多年前的长信宫灯，2000多年后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跨越时空的遥相呼应，是西汉时期的理想信念与现代体育文明的结合，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美好祈愿。
长信宫灯上刻有“长信尚浴”“阳信家”（图3、图4）等铭文共9处65字，记载了灯的重量、容量、所有者等内容。灯座底部刻“长信尚浴”字样，专家由此推测该灯曾收于长信宫内。长信宫是汉代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位于西汉都城长安城内东南隅，在汉代，太后一般居住在长信宫中。长信宫当时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窦漪房），也就是刘胜的祖母。至于该灯为何在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出土，可能是因为窦绾与窦太后有亲缘关系，窦太后将它赐予窦绾，并在窦绾死后随葬入墓。
关于此灯最初的主人，专家们曾根据灯上“阳信家”的铭文推测其原属阳信夷侯刘揭，因其子刘中意参与“吴楚七国之乱”被废黜王位，这件华美的灯具被没收入宫。但1981年陕西茂陵阳信长公主（汉武帝的姐姐）墓出土了十几件刻有“阳信家”铭文的青铜器，这些铜器上的“阳信家”铭文与长信宫灯上的十分相似。由此，现在专家们多认为长信宫灯的最初主人是阳信长公主。可能是阳信长公主将这件灯具献给了窦太后，窦太后又转赠给了窦绾。对于上述长信宫灯的流传经历，专家学者尚有不同见解，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长信宫灯将功能的实用性、结构的科学性和造型的美观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代表了汉代灯具艺术的最高水平，20世纪还多次作为“友好使者”出国展出。2002年，长信宫灯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第一批“限制出境”的国宝器物。
汉代美学形制
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创意来源，长信宫灯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
长信宫灯宫女的发式（图5），是汉代女子的挽髻，类似于今天的盘头，头上戴有头巾，叫巾帼，可以戴在头上，也可以罩住前额，也可以围在发髻两侧垂带。先秦时期，男女都能使用巾帼，到了汉代，巾帼发展为妇女专用。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帼”解释为“妇人首饰”。后来，巾帼就泛指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并逐渐引申为女子的代称。
宫女坐姿神采挺拔，膝盖并紧，臀部坐在脚跟上，脚背贴地，目视前方，这种“危坐”的坐姿，展现了汉代端庄、肃穆、谦恭的礼仪风范。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这个世界是有意或无意地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有机或非有机的躯体而表现着的。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
长信宫灯精细优美的外形，内部中空的设计减轻了青铜器的重量，改变了先秦青铜器的固有形象，使它不再具有沉重、狞厉之感。再加以鎏金、雕塑、纹饰、篆刻的工艺装饰手段，突显出皇室贵族的高贵奢华。
以历史之光 护现代之火
自1968年满城汉墓被发现以来，长信宫灯便受到历史、考古、美术、工艺等各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一枚“长信宫灯”邮票；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0年，国家邮政总局再次发行满城汉墓出土文物“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衔环杯”“蟠龙纹铜壶”一套4枚邮票；2010年，长信宫灯作为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展品展出。随着知名度不断提升，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据火炬设计师李剑叶介绍，北京冬奥会火种灯（图6）借“长信”之义，表达了人们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契合的设计理念。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顶部，与火炬“飞扬”视觉形象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激情。方圆嵌套象征天圆地方，银色金属光泽和晶莹剔透的玻璃形成对比，表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契合。灯体使用了环保材料再生铝合金，首创双层玻璃结构，保证了火种灯在低温、严寒、大风等自然环境下不会熄灭，打造出既有传统中国韵味，又具现代感的火种灯。
在穿越千年岁月后，一盏古灯将古今文明紧紧连接在一起，也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绽放出新的光彩。（作者：姚颖 王晓阳）
举世瞩目的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2年2月4日至20日在首都北京和河北张家口市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冬季奥运会，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南京青奥会后，在中国第三次举办的奥运赛事。
北京冬奥会将从希腊采集的冬奥火种，平安地送达北京。火种灯的创意，来源于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西汉长信宫灯。
古今环保理念碰撞
在漫漫长夜中，一盏盏灯烛，为古人驱走了无边的黑暗。千百年来，千姿百态的灯具装点了无数的高堂美舍，照亮无数人的浪漫梦境。长信宫灯出土于本届冬奥会赛区之一的河北省，是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的一件灯具（图1），整体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灯体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环保理念。西汉时期的环保理念与现代体育文明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让长信宫灯再次惊艳世界。现在，长信宫灯就陈列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厅内，优雅内敛，熠熠生辉。
便于拆卸和清洗的“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闻名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蕴含的环保智慧。汉代时多以动物油脂作为灯具燃料，燃烧时会产生呛鼻的烟尘和异味。而长信宫灯的结构设计（图2），使得灯烛点燃后产生的灯烟并不会直接散发到宫殿里，而是随着热空气的推动徐徐上升，进入宫灯的宫女袖管，再沿袖管不断进入宫女体内。当灯烟到达宫女体内之后，宫女的跪坐处盛放的清水便可以过滤烟尘，吸收杂质，将烟雾净化后排出，减轻烟尘的污染，也为照明者提供一个清爽的室内环境。工匠将宫女铸造成优雅谦卑的跪坐姿势，既符合当时的社会礼仪、满足贵族的审美需求，也使长信宫灯的底部面积增大，保证了灯具的整体稳定性，增加了清水的储存量，从而能够清理更多的烟尘。青铜器外部鎏金的设计手法，让宫灯外观更加华丽，也为其穿了一层“保护衣”，使得宫灯不易腐坏。
古人在设计长信宫灯时，不仅考虑到了室内空气的清洁问题，也让灯内烟灰的清理更加便利。长信宫灯由头部、身体、袖管、弧形屏板（两个）、灯盘、灯座六个部分（七个部件）组成，每个部分都是经过精心设计、铸造再组合拼装而成，这种结构便于拆卸、清洗。
取材于长信宫灯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也继承和发扬了环保理念，在制作时采用了可再生的铝合金材质，将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融合。
长信：永恒的信念
“长信”指永恒的信念，代表人们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2000多年前的长信宫灯，2000多年后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跨越时空的遥相呼应，是西汉时期的理想信念与现代体育文明的结合，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美好祈愿。
长信宫灯上刻有“长信尚浴”“阳信家”（图3、图4）等铭文共9处65字，记载了灯的重量、容量、所有者等内容。灯座底部刻“长信尚浴”字样，专家由此推测该灯曾收于长信宫内。长信宫是汉代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物，位于西汉都城长安城内东南隅，在汉代，太后一般居住在长信宫中。长信宫当时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窦漪房），也就是刘胜的祖母。至于该灯为何在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出土，可能是因为窦绾与窦太后有亲缘关系，窦太后将它赐予窦绾，并在窦绾死后随葬入墓。
关于此灯最初的主人，专家们曾根据灯上“阳信家”的铭文推测其原属阳信夷侯刘揭，因其子刘中意参与“吴楚七国之乱”被废黜王位，这件华美的灯具被没收入宫。但1981年陕西茂陵阳信长公主（汉武帝的姐姐）墓出土了十几件刻有“阳信家”铭文的青铜器，这些铜器上的“阳信家”铭文与长信宫灯上的十分相似。由此，现在专家们多认为长信宫灯的最初主人是阳信长公主。可能是阳信长公主将这件灯具献给了窦太后，窦太后又转赠给了窦绾。对于上述长信宫灯的流传经历，专家学者尚有不同见解，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长信宫灯将功能的实用性、结构的科学性和造型的美观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代表了汉代灯具艺术的最高水平，20世纪还多次作为“友好使者”出国展出。2002年，长信宫灯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第一批“限制出境”的国宝器物。
汉代美学形制
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创意来源，长信宫灯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
长信宫灯宫女的发式（图5），是汉代女子的挽髻，类似于今天的盘头，头上戴有头巾，叫巾帼，可以戴在头上，也可以罩住前额，也可以围在发髻两侧垂带。先秦时期，男女都能使用巾帼，到了汉代，巾帼发展为妇女专用。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帼”解释为“妇人首饰”。后来，巾帼就泛指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并逐渐引申为女子的代称。
宫女坐姿神采挺拔，膝盖并紧，臀部坐在脚跟上，脚背贴地，目视前方，这种“危坐”的坐姿，展现了汉代端庄、肃穆、谦恭的礼仪风范。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这个世界是有意或无意地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有机或非有机的躯体而表现着的。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
长信宫灯精细优美的外形，内部中空的设计减轻了青铜器的重量，改变了先秦青铜器的固有形象，使它不再具有沉重、狞厉之感。再加以鎏金、雕塑、纹饰、篆刻的工艺装饰手段，突显出皇室贵族的高贵奢华。
以历史之光 护现代之火
自1968年满城汉墓被发现以来，长信宫灯便受到历史、考古、美术、工艺等各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19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一枚“长信宫灯”邮票；1993年长信宫灯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2000年，国家邮政总局再次发行满城汉墓出土文物“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衔环杯”“蟠龙纹铜壶”一套4枚邮票；2010年，长信宫灯作为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展品展出。随着知名度不断提升，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据火炬设计师李剑叶介绍，北京冬奥会火种灯（图6）借“长信”之义，表达了人们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相契合的设计理念。飞舞的红色丝带环绕在火种灯顶部，与火炬“飞扬”视觉形象统一，象征着拼搏的奥运激情。方圆嵌套象征天圆地方，银色金属光泽和晶莹剔透的玻璃形成对比，表达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完美契合。灯体使用了环保材料再生铝合金，首创双层玻璃结构，保证了火种灯在低温、严寒、大风等自然环境下不会熄灭，打造出既有传统中国韵味，又具现代感的火种灯。
在穿越千年岁月后，一盏古灯将古今文明紧紧连接在一起，也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绽放出新的光彩。（作者：姚颖 王晓阳）
（转）中国及朝鲜的器物，除了自古以来流传在日本的以外，全是明治以后进来的。其中，可能有小部分是人们到当地出差或旅游时带回的，但是绝大部分，特别是所谓的名品，都是作为行家的各位前辈及同辈同行到处搜求而带回来的。我也是一样，从大正中期直到二战结束以前，一直去北京买货。途中，每次都在京城（首尔）停留，顺便购买朝鲜的古董。时至今日，进货的渠道已被切断，只有货底子在国内周转，有的还被卖到海外，东西越来越少。所以说，现在还能看到的东西，越发值得珍视。1
——广田不孤斋 《古董正反面》（昭和三十二年，1957）
据小山富士夫（1900-1975）晚年的回忆，从明治、大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由于“鉴赏陶器”风潮的兴起，活跃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古董商直接将日本造就成为中国古陶瓷的收藏大国。其中，山中定次郎（1866-1936）、茧山松太郎（1882-1935）（图 3）、浅野梅吉（1877-1960）、广田松繁（1897-1973，号：不孤斋）（图 4）、川合定治郎（1887-1969）等都是知名人物2。然而，提到在此领域最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依然活跃于业界的百年老店的话，当属茧山龙泉堂与壶中居。所幸的是，壶中居创业者广田不孤斋（1897-1973）及龙泉堂二代社长茧山顺吉（1913-1999）都在晚年笔耕不辍，公开出版或印制发行了多部作品，留下了可贵的文字资料，皆可作为传记加以阅读。
20世纪初，茧山松太郎（1882-1935）创业于北京，由于买到宋代龙泉鬲式炉而得到第一桶金，之后不断扩大经营，逐渐成为二战后经营“鉴赏陶瓷”的业界翘楚。1976 年出版的《龙泉集芳》由其子茧山顺吉编辑，收录了龙泉堂开店 70 年间经手的 2000 余件中国陶瓷。正如前言所述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伦敦为中心而新兴起来的鉴赏研究中国古陶瓷的风气传至日本，东京的横河民辅、尾崎洵盛、细川护立、奥田诚一以及京都的守屋孝藏诸氏积极呼应，蔚然成风。家父松太郎从中国买货坐船回到神户，刚刚通关，就有顾客等候在岸，争相求购。”3
《龙泉集芳》所收始自史前彩陶，止于清代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几乎无出其右者。时至今日，此图录作为重要的传承著录广为引用，如本图录中的宣德青花牵牛花纹双耳方瓶（图 6）及万历青花缠枝莲纹甘露瓶（图 7）都是龙泉堂经手之明代官窑名品，流传有序，甚为珍罕。
出版于 1991 年的《感谢》是茧山顺吉晚年的回忆录，主要回忆了父亲松太郎和山中定次郎的足迹，称两位为自己一生中最为尊敬的人4。松太郎在 1935 年去世后，顺吉与其母首次赴中国收货，此书披露了当年古玩商铺各位掌柜欢迎他们来访时的珍贵合影（图 8），彬记的岳彬等人皆有出席。另外，书中还收录了两封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信函（图 9-10），分别是召集看货及通知入札结果的内容，非常珍贵，是了解当时内务府在举办古玩拍卖相关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敬启者，此次招商承购库存瓷玉古铜物件，应交保证金，业经截止，定于一月十七日看视物件。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八时持具前发规则及物类单并字号名片至神武门外。本府派有官役带领进内，以便按章看视，逾时不候。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敬启者，本府此次出售瓷玉古铜，业经各商号封价投递本府。现定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布。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准早九时，持具前发保证金收据及物类单，赴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听候宣布。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以上两封信函是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将看货及听取入札结果的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叙述得非常清楚。同书另有一份名为“清室拍卖陈设”的清单，罗列了器物的编号及名称，应该即上文所述的“物类单”。从内容来看，明清瓷器居多，最贵的一件是“朱砂釉葫芦瓶”，茧山松太郎在其下端以小字注明“赤玉金襴手大瓢”，似为当时日本市场最为追捧的明代嘉靖红地金彩的所谓“金襴手”一类器物。与之相对，单子上的“乾隆白地五彩瓷双耳百鹿尊二件”的落札价格极为低廉，相对于葫芦瓶的 1750 银圆，仅得 50 银圆，推测下来很可能是清末写乾隆款甚为粗糙的一类东西。关于清末民国内务府拍卖古董的信息，在近年出版的《清代官窑瓷器史》及相关研究中亦有论及，可资参考5。
中国古陶瓷有丰富多彩的种类，其中的最高峰还是从北宋到南宋所烧造的官窑青瓷，从古至今，世人公认。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系列作品堪称世界第一。6
——坂本五郎 《一声千两》（平成九年，1998）
晚于龙泉堂及壶中居而创业的不言堂也是经营中国古陶瓷的名店，不言堂主人坂本五郎（1923-2016）（图 11）对宋代青瓷情有独钟，经手并收藏了诸多名品，包括近年在艺术市场上创出高价的宋代官窑“玉津园”刻款纸槌瓶（图 12）。本图录所收的官窑六方花盆（图 13）也是他收藏过的重器之一，釉色古雅，开片深邃，系南宋修内司官窑中的难得佳作。更早时期，此器源自英国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1890-1976)旧藏，曾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宋元的美术”中展览。
https://t.cn/A6xuAjTQ
——广田不孤斋 《古董正反面》（昭和三十二年，1957）
据小山富士夫（1900-1975）晚年的回忆，从明治、大正到二战结束的近一个世纪，由于“鉴赏陶器”风潮的兴起，活跃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古董商直接将日本造就成为中国古陶瓷的收藏大国。其中，山中定次郎（1866-1936）、茧山松太郎（1882-1935）（图 3）、浅野梅吉（1877-1960）、广田松繁（1897-1973，号：不孤斋）（图 4）、川合定治郎（1887-1969）等都是知名人物2。然而，提到在此领域最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依然活跃于业界的百年老店的话，当属茧山龙泉堂与壶中居。所幸的是，壶中居创业者广田不孤斋（1897-1973）及龙泉堂二代社长茧山顺吉（1913-1999）都在晚年笔耕不辍，公开出版或印制发行了多部作品，留下了可贵的文字资料，皆可作为传记加以阅读。
20世纪初，茧山松太郎（1882-1935）创业于北京，由于买到宋代龙泉鬲式炉而得到第一桶金，之后不断扩大经营，逐渐成为二战后经营“鉴赏陶瓷”的业界翘楚。1976 年出版的《龙泉集芳》由其子茧山顺吉编辑，收录了龙泉堂开店 70 年间经手的 2000 余件中国陶瓷。正如前言所述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伦敦为中心而新兴起来的鉴赏研究中国古陶瓷的风气传至日本，东京的横河民辅、尾崎洵盛、细川护立、奥田诚一以及京都的守屋孝藏诸氏积极呼应，蔚然成风。家父松太郎从中国买货坐船回到神户，刚刚通关，就有顾客等候在岸，争相求购。”3
《龙泉集芳》所收始自史前彩陶，止于清代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几乎无出其右者。时至今日，此图录作为重要的传承著录广为引用，如本图录中的宣德青花牵牛花纹双耳方瓶（图 6）及万历青花缠枝莲纹甘露瓶（图 7）都是龙泉堂经手之明代官窑名品，流传有序，甚为珍罕。
出版于 1991 年的《感谢》是茧山顺吉晚年的回忆录，主要回忆了父亲松太郎和山中定次郎的足迹，称两位为自己一生中最为尊敬的人4。松太郎在 1935 年去世后，顺吉与其母首次赴中国收货，此书披露了当年古玩商铺各位掌柜欢迎他们来访时的珍贵合影（图 8），彬记的岳彬等人皆有出席。另外，书中还收录了两封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信函（图 9-10），分别是召集看货及通知入札结果的内容，非常珍贵，是了解当时内务府在举办古玩拍卖相关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敬启者，此次招商承购库存瓷玉古铜物件，应交保证金，业经截止，定于一月十七日看视物件。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八时持具前发规则及物类单并字号名片至神武门外。本府派有官役带领进内，以便按章看视，逾时不候。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敬启者，本府此次出售瓷玉古铜，业经各商号封价投递本府。现定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布。用特函达贵号。希于是日准早九时，持具前发保证金收据及物类单，赴景山西门内务府筹备处听候宣布。幸勿自误可也。此致。龙泉堂。内务府启。
以上两封信函是内务府发给龙泉堂的，将看货及听取入札结果的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叙述得非常清楚。同书另有一份名为“清室拍卖陈设”的清单，罗列了器物的编号及名称，应该即上文所述的“物类单”。从内容来看，明清瓷器居多，最贵的一件是“朱砂釉葫芦瓶”，茧山松太郎在其下端以小字注明“赤玉金襴手大瓢”，似为当时日本市场最为追捧的明代嘉靖红地金彩的所谓“金襴手”一类器物。与之相对，单子上的“乾隆白地五彩瓷双耳百鹿尊二件”的落札价格极为低廉，相对于葫芦瓶的 1750 银圆，仅得 50 银圆，推测下来很可能是清末写乾隆款甚为粗糙的一类东西。关于清末民国内务府拍卖古董的信息，在近年出版的《清代官窑瓷器史》及相关研究中亦有论及，可资参考5。
中国古陶瓷有丰富多彩的种类，其中的最高峰还是从北宋到南宋所烧造的官窑青瓷，从古至今，世人公认。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系列作品堪称世界第一。6
——坂本五郎 《一声千两》（平成九年，1998）
晚于龙泉堂及壶中居而创业的不言堂也是经营中国古陶瓷的名店，不言堂主人坂本五郎（1923-2016）（图 11）对宋代青瓷情有独钟，经手并收藏了诸多名品，包括近年在艺术市场上创出高价的宋代官窑“玉津园”刻款纸槌瓶（图 12）。本图录所收的官窑六方花盆（图 13）也是他收藏过的重器之一，釉色古雅，开片深邃，系南宋修内司官窑中的难得佳作。更早时期，此器源自英国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1890-1976)旧藏，曾在大阪市立美术馆“宋元的美术”中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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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四大书”编纂出版与流传》，张围东著
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0月一版
本书乃是论文体，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另五章分别讲述宋代政府图书编纂概貌以及宋代四大书的编纂、版本、递传，以及相应的学术价值，第六章则为结论。
作者在《绪论》中先讲述类书的起源，认为编于三国魏的《皇览》为类书鼻祖，之后历代皇朝都有编纂，到清代时类书的数量已超过了700种，但因四厄，存于今者不过500种，然而仅宋代一朝，就编有类书73种，其中宋太宗朝在16年内相继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这四部类书卷帙浩繁，故被世人称为“宋代四大书”。
就内容而言，这四部书各有侧重，《太平御览》属于百科知识类的综合性类书，《册府元龟》属于专科性类书，《文苑英华》为文章总集，《太平广记》则是小说类编。“四种书的取材不仅不重复，而且叙事翔实，有为他书所不及，乐为后世辑佚者所喜用。”
作者在这部专著中系统地讲述了四部大书每一部的编纂经过、编纂者生平履历以及每部类书的基本部类，同时也谈到了每一书的版本状况。比如谈到《太平御览》时，作者给出的总评是：“在现存古类书中，是保存五代文献、古籍最多的一部。”并且该书引书比较完整，多整篇整段文字，因此学者可借该书窥得一些原始文献。
比如讲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氾胜之书》，原书已佚，后世靠《太平御览》中的引用，方了解到两千余年前关于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再比如张衡创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原书也已亡佚，幸赖《太平御览》所载，方让后世得知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相关仪器。另外《太平御览》还保存了大量的古地理书，清代辑佚家王谟在辑《汉唐地理书钞》时，引用了大量《太平御览》中的所载，其称：“《太平御览书目》一千六百九十种，内地理书约三百种，较诸类书尤为赅博。”为此四库馆臣在该书《提要》中点出了其中之缘故：“宋初，去古未远，即所采类书，亦皆具有渊源，与后来饾钉者回别，故虽蠹蚀断烂之余，尚可据为出典。”
尽管如此，但张围东点出《太平御览》所引的那些著作，并非在宋初时原书都存在，有些也是沿袭了以前的类书。明胡应麟认为，该书记载的晋、宋以前事得之《修文展御览》，齐、梁以后得之《文思博要》。《太平御览》在引用前代类书时未加细校，因此所引之书有重复错落和讹谬之处。
对于《太平广记》的成书过程，据《玉海》引《会要》载：“先是，帝阅类书，书目纷杂，遂诏修此书。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对于该书所本，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平太兴国二年，诏学士李昉、扈蒙等修《御览》，又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撰集，明年书成，名《太平广记》。”关于《太平广记》一书的内容特色，张围东总结出三点：一鲜明的宗教文化色彩，此节中谈到了《广记》一书的类目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同时称该书佛、道两项的宗教故事占比例最大，所以他称《广记》是“我们第一部小说总集。”张先生总结出的第二点则是《广记》 有深厚的人本文化知识气息，三则暗含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生命灵异等级意识。
对于此书的版本，张围东在本书内列举出九种，排在最前面的是明活字本。当年黄永年先生偶然从旧书店看到过一部，店主认为是残本，然他细点之后发觉其实是全本，于是付钱后抱着该书飞奔而回，为此他还给自己的书斋起了个堂号“心太平庵”。经过黄先生的考证，他发现明隆庆间闽人饶氏等铜活字本的《太平御览》实与《太平广记》是同一套铜活字，后世版本学家一向只是称《太平广记》是活字本，黄先生乃是第一个点出其为铜活字者。他一直遗憾于未能买到铜活字的《太平御览》，否则就可以将堂号改为“双太平庵”了。
本书中以同样的体例讲述了另外几部类书的状况，故而翻阅这部书即可完全搞清楚四大类书的来龙去脉，同时了解到人们对该书的各种猜测。其实后世猜测最多者，乃是宋初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编纂这些类书，比如《隐居通义》中说：“迟以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
这种说法颇类坊间喜闻乐道的阴谋论，张围东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翻阅此书即可明了。
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0月一版
本书乃是论文体，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另五章分别讲述宋代政府图书编纂概貌以及宋代四大书的编纂、版本、递传，以及相应的学术价值，第六章则为结论。
作者在《绪论》中先讲述类书的起源，认为编于三国魏的《皇览》为类书鼻祖，之后历代皇朝都有编纂，到清代时类书的数量已超过了700种，但因四厄，存于今者不过500种，然而仅宋代一朝，就编有类书73种，其中宋太宗朝在16年内相继编成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这四部类书卷帙浩繁，故被世人称为“宋代四大书”。
就内容而言，这四部书各有侧重，《太平御览》属于百科知识类的综合性类书，《册府元龟》属于专科性类书，《文苑英华》为文章总集，《太平广记》则是小说类编。“四种书的取材不仅不重复，而且叙事翔实，有为他书所不及，乐为后世辑佚者所喜用。”
作者在这部专著中系统地讲述了四部大书每一部的编纂经过、编纂者生平履历以及每部类书的基本部类，同时也谈到了每一书的版本状况。比如谈到《太平御览》时，作者给出的总评是：“在现存古类书中，是保存五代文献、古籍最多的一部。”并且该书引书比较完整，多整篇整段文字，因此学者可借该书窥得一些原始文献。
比如讲述农业技术的《范子计然》《氾胜之书》，原书已佚，后世靠《太平御览》中的引用，方了解到两千余年前关于农业生产的一些知识。再比如张衡创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原书也已亡佚，幸赖《太平御览》所载，方让后世得知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相关仪器。另外《太平御览》还保存了大量的古地理书，清代辑佚家王谟在辑《汉唐地理书钞》时，引用了大量《太平御览》中的所载，其称：“《太平御览书目》一千六百九十种，内地理书约三百种，较诸类书尤为赅博。”为此四库馆臣在该书《提要》中点出了其中之缘故：“宋初，去古未远，即所采类书，亦皆具有渊源，与后来饾钉者回别，故虽蠹蚀断烂之余，尚可据为出典。”
尽管如此，但张围东点出《太平御览》所引的那些著作，并非在宋初时原书都存在，有些也是沿袭了以前的类书。明胡应麟认为，该书记载的晋、宋以前事得之《修文展御览》，齐、梁以后得之《文思博要》。《太平御览》在引用前代类书时未加细校，因此所引之书有重复错落和讹谬之处。
对于《太平广记》的成书过程，据《玉海》引《会要》载：“先是，帝阅类书，书目纷杂，遂诏修此书。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对于该书所本，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平太兴国二年，诏学士李昉、扈蒙等修《御览》，又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撰集，明年书成，名《太平广记》。”关于《太平广记》一书的内容特色，张围东总结出三点：一鲜明的宗教文化色彩，此节中谈到了《广记》一书的类目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同时称该书佛、道两项的宗教故事占比例最大，所以他称《广记》是“我们第一部小说总集。”张先生总结出的第二点则是《广记》 有深厚的人本文化知识气息，三则暗含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生命灵异等级意识。
对于此书的版本，张围东在本书内列举出九种，排在最前面的是明活字本。当年黄永年先生偶然从旧书店看到过一部，店主认为是残本，然他细点之后发觉其实是全本，于是付钱后抱着该书飞奔而回，为此他还给自己的书斋起了个堂号“心太平庵”。经过黄先生的考证，他发现明隆庆间闽人饶氏等铜活字本的《太平御览》实与《太平广记》是同一套铜活字，后世版本学家一向只是称《太平广记》是活字本，黄先生乃是第一个点出其为铜活字者。他一直遗憾于未能买到铜活字的《太平御览》，否则就可以将堂号改为“双太平庵”了。
本书中以同样的体例讲述了另外几部类书的状况，故而翻阅这部书即可完全搞清楚四大类书的来龙去脉，同时了解到人们对该书的各种猜测。其实后世猜测最多者，乃是宋初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编纂这些类书，比如《隐居通义》中说：“迟以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
这种说法颇类坊间喜闻乐道的阴谋论，张围东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翻阅此书即可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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