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资讯#】#汽车#公司：卖车之外的生意更好做？
汽车行业处在一个由科技主导的根本性变革浪潮之中。
如果你登陆领英，在招聘一栏搜索“自动驾驶和电动车”。你会发现，在前几个搜索结果里，既有汽车公司也有科技企业，如英伟达、沃尔沃、高通、西门子、奥迪、博世等。
未来几年，汽车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从娱乐方式到支付手段，科技几乎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专家称，下一个十年，汽车行业的最大变革之一CASE变革（connected互联，autonomous自动化，shared共享，electric电动化）将最具代表性。
“CASE的发展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在全球范围内，这一趋势已经存在。它从特斯拉电动车开始，车联网技术则来自通用。”名爵汽车印度公司总裁兼总经理拉吉夫·查巴（Rajeev Chaba）说。
科技和汽车公司之间也在频频联动。
2016年，通用在以10亿美元收购了自动驾驶技术初创公司Cruise Automation，并宣布将与Lyft合作，测试自动驾驶出租车。
2022年3月，索尼宣布与本田汽车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开发电动汽车，预计在2025年前上路。而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在2021年3月宣布进入智能电动车业务。
塔塔汽车是印度电动汽车的市场领导者，它使用微软Azure智能云为联网汽车提供先进的导航、预测性维护、远程监控功能和AI创新。
“简而言之，在今天的汽车市场上，汽车公司不再仅仅是机械零件的组装商，它们也是车轮上计算机的研发商。下一代汽车生态系统将包括OEM、软件和服务供应商、系统集成商、设备制造商、线上参与者以及最重要的电信运营商。”爱立信印度区总经理兼东南亚、大洋洲和印度网络主管尼廷·班萨尔（Nitin Bansal）说。
爱立信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25年，全球车联网市场预计将达到1660亿美元。
班萨尔补充说：“建立车联网势头的最基本因素是快速的互联网连接，而5G将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爱立信与奥迪和传感器制造商SICK合作，用超高速5G连接一家德国工厂，这样自动导引车（AGV）就可以在工作区安全、无线地移动，与工人完美协作。它还与沃尔沃合作，进行了一项利用5G连接的试验，以确保地图不断得到最新的实时信息，用于未来的自动驾驶操作。
“技术将是下一代汽车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它也将影响汽车价值的转变。”班萨尔说。
汽车重新布线
今天，一辆普通的汽车是90%的硬件和10%的软件。根据行业报告，在未来，硬件的份额将减少到40%，剩下的将由软件（40%）和内容（20%）来分配。
汽车专家认为，合作将是关键，因为汽车制造商如果继续单打独斗，在目前的颠覆性情况下很难生存下去。
科技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高级主任分析师佩德罗·帕切科（Pedro Pacheco）认为，没有技术思维的汽车公司可能会面临消亡。互联汽车和软件将在2030年成为汽车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从盈利的角度来看，做不到这一点的公司面临很大的风险。
为了给未来提供保障，汽车公司已经开始雇用有技术背景的人。以名爵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的技术人才招聘比例上升明显。
但帕切科认为，只雇用科技人才远远不够。并不是拥有了大量的软件工程师就能成为一家科技公司，而是应该像科技公司一样去思考。这是传统汽车制造商一直无法做到的，因为它们在数字方面并不成熟。
因此，汽车公司和科技企业看到了合作带来的潜力和新的商业机会。
恩智浦印度公司副总裁兼印度总经理桑杰·古普塔（Sanjay Gupta）说：“像自然语言处理、增强现实、5G多屏幕环境以及边缘计算等技术必将颠覆这个行业，因此汽车制造商及其合作伙伴可以发明新的商业模式。”
在这家荷兰半导体公司的助力下，电动车系统的开发加快了。现在该公司正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在汽车领域，它与宝马、福特、塔塔等汽车制造商合作。
古普塔说，这种合作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电动车的利润率预计将低于汽油动力汽车。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寻找新的利润来源。
科技公司进军汽车领域对该行业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芯片处理能力的提高，各种复杂、可配置的创新层出不穷，未来也将被跟进。因此，合作是发展的唯一选择。
专家们说，出行即服务的崛起形成了另一股基本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自有车辆向按需出行解决方案的转变已成为一大趋势。
“汽车即服务”是未来的趋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汽车本身开始开发更多服务。显而易见的是，几年后，追捧智能手机的这一代将是我们的主要买家。对他们来说，汽车是继电视、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之后的第四屏幕。人们希望在这些屏幕上获得无缝体验。”名爵的查巴说。
爱立信的班萨尔认为，CASE将推动全球无线数据网络的转型，使许多人没有必要拥有一辆汽车。
互联将在汽车行业变革中占据中心位置。随着5G、人工智能、数据、云等先进技术的发展，CASE将重塑汽车行业，发展到单个汽车品牌的重要性将远远低于开发周围的软件和服务模式。
科技公司表示，除了高度自动驾驶之外，CASE还将有更多用途，包括工业4.0实现的汽车制造、车辆诊断和个性化、OTA更新、车联网和订阅管理、汽车数据货币化等等。
班萨尔说：“车内技术逐渐转向技术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的民主化基础合作。”
据审计和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称，汽车行业与技术、媒体和电信行业的融合将产生广泛的影响。汽车公司需要重新思考从工厂车间到后台的整套运作模式。
卖车之外
虽然像小米这样的科技公司已经宣布了进入电动车领域的计划，但规模化生产的难度很大。专家指出，许多人期望科技公司在未来几年主导汽车行业的格局，但并不是每个科技品牌都会变成特斯拉。
作为一个技术背景的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完美地总结了特斯拉汽车的生产困境：“制造一辆原型车很容易，也很有趣。然而以可承受的价格进行批量生产，并提供合格的产品，这是痛苦的。我们的生产过程如在地狱里走了一遭。没有什么比大规模生产更难的了。”
向电动车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将在未来的出行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对于电动汽车来说，技术在各个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性能还是体验，技术做得不好会让一个品牌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艰难。
“今天，汽车公司正面临着来自初创公司和科技企业的竞争。”爱立信的班萨尔说，“一些更小、更灵活的企业正在通过新的商业模式、敏捷的流程和对客户的高度关注成功抢占运输业务。因此，汽车制造商必须建立一个伙伴关系生态系统，用数字技术完成自我重塑。”
他补充说：“现在是它重新定位自己的时候了，以便扩大到传统汽车销售之外。”
据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CyberMedia Research称，“以CASE为主导的未来需要汽车公司和技术巨头在它们传统优势基础上发展。”
传统的汽车公司擅长于硬件能力和以硬件为中心的创新。另一方面，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带来了尖端的技术，特别是在计算、互联和计算机视觉等领域。
CyberMedia Research的行业情报组负责人普拉布·拉姆（Prabhu Ram）说，传统汽车公司以及科技巨头在CASE变革中的成功，将无一例外地与它们建立自然协同方面的成功程度有关。
专家们认为，科技巨头将着眼于汽车不同技术层面吸引消费者的差异化和价值的持久性。
拉姆说：“当人们看到汽车制造的整体复杂性，以及高资本密集度和低利润率时，科技公司接受全面汽车制造的欲望就会降低。”
帕切科认为：“按照汽车行业的传统，技术都是从汽车的高端领域开始，然后逐级向低端领域发展，但这一次不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新的创收模式方面的颠覆性创新，以及新服务和功能的多样性。”
他说：“这将在2030年之前改变这个行业。车联网行业将需要克服诸多挑战，包括互联成本、网络安全和监管准则。”
班萨尔说：“这些汽车将产生大量的数据，汽车制造商需要评估这些数据集，使它们的产品更强大，效率更高。与此同时，网络安全也需要重点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联网，管理互联和订阅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资源。OEM及其合作伙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汽车公司必须制定出能够为它们提供足够支持、运营监控和绩效管理的商业计划。除此以外，该行业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以制定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班萨尔说。
如今，苹果和谷歌等科技巨头都即将成为汽车制造商，这两个行业该如何界定？
“坦率地说，没有人知道答案。汽车行业在规模化生产 、削减成本、管理库存等方面可以向世界提供很多东西。现在，科技公司在软件方面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但两者的界限正在模糊。”查巴说。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汽车行业处在一个由科技主导的根本性变革浪潮之中。
如果你登陆领英，在招聘一栏搜索“自动驾驶和电动车”。你会发现，在前几个搜索结果里，既有汽车公司也有科技企业，如英伟达、沃尔沃、高通、西门子、奥迪、博世等。
未来几年，汽车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从娱乐方式到支付手段，科技几乎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专家称，下一个十年，汽车行业的最大变革之一CASE变革（connected互联，autonomous自动化，shared共享，electric电动化）将最具代表性。
“CASE的发展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在全球范围内，这一趋势已经存在。它从特斯拉电动车开始，车联网技术则来自通用。”名爵汽车印度公司总裁兼总经理拉吉夫·查巴（Rajeev Chaba）说。
科技和汽车公司之间也在频频联动。
2016年，通用在以10亿美元收购了自动驾驶技术初创公司Cruise Automation，并宣布将与Lyft合作，测试自动驾驶出租车。
2022年3月，索尼宣布与本田汽车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开发电动汽车，预计在2025年前上路。而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在2021年3月宣布进入智能电动车业务。
塔塔汽车是印度电动汽车的市场领导者，它使用微软Azure智能云为联网汽车提供先进的导航、预测性维护、远程监控功能和AI创新。
“简而言之，在今天的汽车市场上，汽车公司不再仅仅是机械零件的组装商，它们也是车轮上计算机的研发商。下一代汽车生态系统将包括OEM、软件和服务供应商、系统集成商、设备制造商、线上参与者以及最重要的电信运营商。”爱立信印度区总经理兼东南亚、大洋洲和印度网络主管尼廷·班萨尔（Nitin Bansal）说。
爱立信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25年，全球车联网市场预计将达到1660亿美元。
班萨尔补充说：“建立车联网势头的最基本因素是快速的互联网连接，而5G将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爱立信与奥迪和传感器制造商SICK合作，用超高速5G连接一家德国工厂，这样自动导引车（AGV）就可以在工作区安全、无线地移动，与工人完美协作。它还与沃尔沃合作，进行了一项利用5G连接的试验，以确保地图不断得到最新的实时信息，用于未来的自动驾驶操作。
“技术将是下一代汽车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它也将影响汽车价值的转变。”班萨尔说。
汽车重新布线
今天，一辆普通的汽车是90%的硬件和10%的软件。根据行业报告，在未来，硬件的份额将减少到40%，剩下的将由软件（40%）和内容（20%）来分配。
汽车专家认为，合作将是关键，因为汽车制造商如果继续单打独斗，在目前的颠覆性情况下很难生存下去。
科技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高级主任分析师佩德罗·帕切科（Pedro Pacheco）认为，没有技术思维的汽车公司可能会面临消亡。互联汽车和软件将在2030年成为汽车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从盈利的角度来看，做不到这一点的公司面临很大的风险。
为了给未来提供保障，汽车公司已经开始雇用有技术背景的人。以名爵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的技术人才招聘比例上升明显。
但帕切科认为，只雇用科技人才远远不够。并不是拥有了大量的软件工程师就能成为一家科技公司，而是应该像科技公司一样去思考。这是传统汽车制造商一直无法做到的，因为它们在数字方面并不成熟。
因此，汽车公司和科技企业看到了合作带来的潜力和新的商业机会。
恩智浦印度公司副总裁兼印度总经理桑杰·古普塔（Sanjay Gupta）说：“像自然语言处理、增强现实、5G多屏幕环境以及边缘计算等技术必将颠覆这个行业，因此汽车制造商及其合作伙伴可以发明新的商业模式。”
在这家荷兰半导体公司的助力下，电动车系统的开发加快了。现在该公司正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在汽车领域，它与宝马、福特、塔塔等汽车制造商合作。
古普塔说，这种合作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电动车的利润率预计将低于汽油动力汽车。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寻找新的利润来源。
科技公司进军汽车领域对该行业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芯片处理能力的提高，各种复杂、可配置的创新层出不穷，未来也将被跟进。因此，合作是发展的唯一选择。
专家们说，出行即服务的崛起形成了另一股基本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自有车辆向按需出行解决方案的转变已成为一大趋势。
“汽车即服务”是未来的趋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汽车本身开始开发更多服务。显而易见的是，几年后，追捧智能手机的这一代将是我们的主要买家。对他们来说，汽车是继电视、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之后的第四屏幕。人们希望在这些屏幕上获得无缝体验。”名爵的查巴说。
爱立信的班萨尔认为，CASE将推动全球无线数据网络的转型，使许多人没有必要拥有一辆汽车。
互联将在汽车行业变革中占据中心位置。随着5G、人工智能、数据、云等先进技术的发展，CASE将重塑汽车行业，发展到单个汽车品牌的重要性将远远低于开发周围的软件和服务模式。
科技公司表示，除了高度自动驾驶之外，CASE还将有更多用途，包括工业4.0实现的汽车制造、车辆诊断和个性化、OTA更新、车联网和订阅管理、汽车数据货币化等等。
班萨尔说：“车内技术逐渐转向技术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的民主化基础合作。”
据审计和咨询公司普华永道称，汽车行业与技术、媒体和电信行业的融合将产生广泛的影响。汽车公司需要重新思考从工厂车间到后台的整套运作模式。
卖车之外
虽然像小米这样的科技公司已经宣布了进入电动车领域的计划，但规模化生产的难度很大。专家指出，许多人期望科技公司在未来几年主导汽车行业的格局，但并不是每个科技品牌都会变成特斯拉。
作为一个技术背景的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完美地总结了特斯拉汽车的生产困境：“制造一辆原型车很容易，也很有趣。然而以可承受的价格进行批量生产，并提供合格的产品，这是痛苦的。我们的生产过程如在地狱里走了一遭。没有什么比大规模生产更难的了。”
向电动车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将在未来的出行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对于电动汽车来说，技术在各个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性能还是体验，技术做得不好会让一个品牌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艰难。
“今天，汽车公司正面临着来自初创公司和科技企业的竞争。”爱立信的班萨尔说，“一些更小、更灵活的企业正在通过新的商业模式、敏捷的流程和对客户的高度关注成功抢占运输业务。因此，汽车制造商必须建立一个伙伴关系生态系统，用数字技术完成自我重塑。”
他补充说：“现在是它重新定位自己的时候了，以便扩大到传统汽车销售之外。”
据市场研究和咨询公司CyberMedia Research称，“以CASE为主导的未来需要汽车公司和技术巨头在它们传统优势基础上发展。”
传统的汽车公司擅长于硬件能力和以硬件为中心的创新。另一方面，科技巨头和初创企业带来了尖端的技术，特别是在计算、互联和计算机视觉等领域。
CyberMedia Research的行业情报组负责人普拉布·拉姆（Prabhu Ram）说，传统汽车公司以及科技巨头在CASE变革中的成功，将无一例外地与它们建立自然协同方面的成功程度有关。
专家们认为，科技巨头将着眼于汽车不同技术层面吸引消费者的差异化和价值的持久性。
拉姆说：“当人们看到汽车制造的整体复杂性，以及高资本密集度和低利润率时，科技公司接受全面汽车制造的欲望就会降低。”
帕切科认为：“按照汽车行业的传统，技术都是从汽车的高端领域开始，然后逐级向低端领域发展，但这一次不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新的创收模式方面的颠覆性创新，以及新服务和功能的多样性。”
他说：“这将在2030年之前改变这个行业。车联网行业将需要克服诸多挑战，包括互联成本、网络安全和监管准则。”
班萨尔说：“这些汽车将产生大量的数据，汽车制造商需要评估这些数据集，使它们的产品更强大，效率更高。与此同时，网络安全也需要重点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联网，管理互联和订阅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资源。OEM及其合作伙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汽车公司必须制定出能够为它们提供足够支持、运营监控和绩效管理的商业计划。除此以外，该行业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以制定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班萨尔说。
如今，苹果和谷歌等科技巨头都即将成为汽车制造商，这两个行业该如何界定？
“坦率地说，没有人知道答案。汽车行业在规模化生产 、削减成本、管理库存等方面可以向世界提供很多东西。现在，科技公司在软件方面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但两者的界限正在模糊。”查巴说。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连续两年，中利集团（002309.SZ）年报被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非标意见。
4月26日晚间，中利集团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称在年报审计期间，通过自查发现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关联方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利控股”）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和或有事项披露不及时情况，而公司年报也因此遭“非标”。
根据披露信息，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向供应商借款等名义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87913万元，截至公告日，上述占用余额为87690万元。控股股东关联方如何以其名义借款？4月27日，《华夏时报》记者就该事项致函、致电中利集团，接听记者电话的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记者问题其并不清楚，会将采访事宜告知公司高层，但截至发稿并未收到中利集团回复。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此次爆出的资金占用，其主要用于归还上年度资金占用。去年年报披露期间，因发现中利控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4.3亿元等事项，2020年年报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超8亿元
4月26日晚间，中利集团2021年年度报告出炉，随之而来的还有被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究其原因是年报审计期间，自查发现的控股股东关联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有事项披露不及时事项。
公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87913.3493万元。据了解，中利控股是上市公司中利集团控股股东、董事长王柏兴先生所控制的企业。
公司介绍，中利集团因光伏业务扩产向设备供应商采购设备，并支付了预付款（由于当时市场光伏制造设备比较紧缺、需支付预付款才能取到订购权），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中利控股在筹资归还上年度对上市公司的占用资金时，其中部分款项是以中利控股名义向设备供应商提出的借款（深圳市A公司47000万元；苏州B公司17592万元；宁夏C公司9408万元）；公司对贵州D公司存在光伏电站工程款应收款余额，中利控股在筹资归还上年度对上市公司的占用资金时，其中部分款项是以中利控股名义向贵州D公司借款9000万元；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供应链融资形成对公司资金占用（西宁E公司4693.3493万元）；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商票融资形成对公司资金占用（宁波F公司220万元）。综上，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事项累计形成控股股东关联方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87913.3493万元。
截至4月26日，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87690万元，已归还223.3493万元。从公司说明情况来看，中利控股有83000万元占用资金均是以中利控股名义向与上市公司有往来余额的业务单位借款形成的。
公告信息显示，中利集团与关联方发生多笔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并未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也未按要求对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那么中利控股如何以公司名义借款？同样也是中利控股法人代表及董事长的王柏兴在借款中又担任什么角色？《华夏时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致函、致电中利集团，上述工作人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具体情况他并不清楚，并表示可以将相关问题转给高层，但截至发稿，公司并未作出回答。
一半占用资金还了上年占用的“债”
事实上，控股股东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非首次发生，而本次发生资金占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归还上年度资金占用，但显然“拆西墙补东墙”的做法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去年4月，中利集团披露在2020年度审计期间，经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2020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43449.98万元。但截至2020年年报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对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4个多亿的占用资金，中利控股在2021年又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方式来归还，那么2021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又将如何归还？
对于2021年资金占用事项，公司称已及时与控股股东关联企业核实与沟通，关联企业制定了尽全力争取在未来两年内归还占用资金的还款计划。还款计划为：2022年底之前归还1亿元；2023年实控人将采用其控制企业（包括实控人承接EPC项目业务）的经营所得、处置资产等方式用于归还，力争归还4亿元；占用余额在2024年底之前归还完成。
值得关注的是，公司控股股东王柏兴或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赔偿。公开披露显示，王柏兴在资产重组时曾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作出承诺，其中资金占用方面王柏兴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占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若违背上述承诺，将以占用资金金额的20%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而该承诺仍在履行期间。
显然还款计划及整改措施中并未涉及相关违约金事项，不仅如此，双方也并未提及利息计算，另外中利控股是否具备还款能力公司也并未说明。
或已触及风险警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事项已引发上交所关注。4月27日，上交所向中利集团发送关注函件，并质疑公司已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上海沪紫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鹏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利集团或已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 9.8.1条：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上交所要求公司控股股东补充披露偿还占用资金的详细计划、资金来源、保障措施及可行性，并请结合偿还进展详细说明公司是否已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同时要求中利集团对于资金占用的发生过程等进行具体说明，并要求公司再次核查截至目前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等。
2021年中利集团业绩并不理想，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5.58亿元，同比增加16.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38.66亿元，同比下降32.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后的净亏损25.1亿元，同比上升7.67%。
对于亏损原因，中利集团称：“一是受专网业务爆雷影响，涉及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融资担保、长期股权投资损失等计提23.52亿元；二是因原材料及海运费暴涨，产能释放不充分，经营性亏损10.26亿元；三是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4.95亿元。”
4月26日晚间，中利集团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称在年报审计期间，通过自查发现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关联方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利控股”）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和或有事项披露不及时情况，而公司年报也因此遭“非标”。
根据披露信息，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向供应商借款等名义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87913万元，截至公告日，上述占用余额为87690万元。控股股东关联方如何以其名义借款？4月27日，《华夏时报》记者就该事项致函、致电中利集团，接听记者电话的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记者问题其并不清楚，会将采访事宜告知公司高层，但截至发稿并未收到中利集团回复。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此次爆出的资金占用，其主要用于归还上年度资金占用。去年年报披露期间，因发现中利控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4.3亿元等事项，2020年年报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超8亿元
4月26日晚间，中利集团2021年年度报告出炉，随之而来的还有被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非标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究其原因是年报审计期间，自查发现的控股股东关联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有事项披露不及时事项。
公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江苏中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87913.3493万元。据了解，中利控股是上市公司中利集团控股股东、董事长王柏兴先生所控制的企业。
公司介绍，中利集团因光伏业务扩产向设备供应商采购设备，并支付了预付款（由于当时市场光伏制造设备比较紧缺、需支付预付款才能取到订购权），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中利控股在筹资归还上年度对上市公司的占用资金时，其中部分款项是以中利控股名义向设备供应商提出的借款（深圳市A公司47000万元；苏州B公司17592万元；宁夏C公司9408万元）；公司对贵州D公司存在光伏电站工程款应收款余额，中利控股在筹资归还上年度对上市公司的占用资金时，其中部分款项是以中利控股名义向贵州D公司借款9000万元；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供应链融资形成对公司资金占用（西宁E公司4693.3493万元）；控股股东关联方通过商票融资形成对公司资金占用（宁波F公司220万元）。综上，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事项累计形成控股股东关联方累计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87913.3493万元。
截至4月26日，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87690万元，已归还223.3493万元。从公司说明情况来看，中利控股有83000万元占用资金均是以中利控股名义向与上市公司有往来余额的业务单位借款形成的。
公告信息显示，中利集团与关联方发生多笔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并未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也未按要求对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那么中利控股如何以公司名义借款？同样也是中利控股法人代表及董事长的王柏兴在借款中又担任什么角色？《华夏时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致函、致电中利集团，上述工作人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具体情况他并不清楚，并表示可以将相关问题转给高层，但截至发稿，公司并未作出回答。
一半占用资金还了上年占用的“债”
事实上，控股股东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非首次发生，而本次发生资金占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归还上年度资金占用，但显然“拆西墙补东墙”的做法并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去年4月，中利集团披露在2020年度审计期间，经自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2020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43449.98万元。但截至2020年年报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对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4个多亿的占用资金，中利控股在2021年又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方式来归还，那么2021年发生的资金占用又将如何归还？
对于2021年资金占用事项，公司称已及时与控股股东关联企业核实与沟通，关联企业制定了尽全力争取在未来两年内归还占用资金的还款计划。还款计划为：2022年底之前归还1亿元；2023年实控人将采用其控制企业（包括实控人承接EPC项目业务）的经营所得、处置资产等方式用于归还，力争归还4亿元；占用余额在2024年底之前归还完成。
值得关注的是，公司控股股东王柏兴或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赔偿。公开披露显示，王柏兴在资产重组时曾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作出承诺，其中资金占用方面王柏兴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占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若违背上述承诺，将以占用资金金额的20%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而该承诺仍在履行期间。
显然还款计划及整改措施中并未涉及相关违约金事项，不仅如此，双方也并未提及利息计算，另外中利控股是否具备还款能力公司也并未说明。
或已触及风险警示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事项已引发上交所关注。4月27日，上交所向中利集团发送关注函件，并质疑公司已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上海沪紫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鹏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利集团或已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 9.8.1条：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上交所要求公司控股股东补充披露偿还占用资金的详细计划、资金来源、保障措施及可行性，并请结合偿还进展详细说明公司是否已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同时要求中利集团对于资金占用的发生过程等进行具体说明，并要求公司再次核查截至目前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等。
2021年中利集团业绩并不理想，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5.58亿元，同比增加16.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38.66亿元，同比下降32.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后的净亏损25.1亿元，同比上升7.67%。
对于亏损原因，中利集团称：“一是受专网业务爆雷影响，涉及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融资担保、长期股权投资损失等计提23.52亿元；二是因原材料及海运费暴涨，产能释放不充分，经营性亏损10.26亿元；三是本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4.95亿元。”
【我市鹦鹉养殖业重获生机】“两高”发布司法解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一般不属于犯罪
我市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观赏鹦鹉繁育基地，但近年来频受“鹦鹉案”波及，养殖户经济损失惨重，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其中“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一般不属于犯罪”的规定，让我市的养殖户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更将为商丘的鹦鹉养殖业带来新的春天。
曾 经
养殖户频涉 “非法交易”案 养殖业陷入低谷
我市的鹦鹉人工养殖可以说是全国鹦鹉养殖业的“大哥大”。据2021年年初统计，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鹦鹉养殖户近千户，存栏量在100万只以上，全国70%以上的小型观赏鹦鹉来自我市，形成了从养殖到销售，从笼具、饲料到防疫等完整的产业链。
然而，近年来一些养殖户频频遭遇“非法交易”案件，让养殖户们吃了“当头一棒”。资料显示，2020年9月16日，江苏徐州警方在徐州汽车总站查获44只费氏牡丹鹦鹉，很快，收购人刘某及其上家田某被警方抓获。据田某交代，44只费氏牡丹鹦鹉中有30只来源于河南商丘的养殖户王某。2020年10月11日，王某被警方控制，她人工驯养、繁殖的147只费氏牡丹鹦鹉也被警方扣押。
因费氏牡丹鹦鹉在我国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王某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20年10月13日，被徐州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让王某纳闷的是，像这种费氏牡丹鹦鹉，在商丘当地比比皆是，而且在商丘市场上，全部都是这种鸟，“自己在家养殖的鸟儿出售，咋就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
“商丘有养殖户在徐州被拘留”，这一消息像是一颗惊雷在商丘鹦鹉养殖户中炸开。于是，受其影响，商丘的费氏牡丹鹦鹉交易几乎中断。更令养殖户犯愁的是，这种鹦鹉不但不敢再养，而且不敢放飞，因为放飞也一样违法。
2022年4月19日，记者联系了曾经被徐州警方刑拘的养殖户王某，她说：“虽然没有获刑，但是感觉特别委屈，因为养殖出售鹦鹉而被拘留，简直感觉像是梦魇一样不堪回首。不养了，说啥也不养了。”据了解，王某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养殖鹦鹉，而且家庭也因此遭遇变故，可谓损失惨重。
至2020年年底，我市先后有数十户鹦鹉养殖户涉嫌非法出售野生动物而被追责。仍在坚持的养殖户们为节省成本，减少饲料投入，加之冬季低温，大量鹦鹉死亡，一些养殖户面临返贫风险。
商丘市林业发展中心野生动植物救护科的技术人员王玉娟告诉记者，前两年，外地公安部门多次以非法销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为由，对商丘鹦鹉养殖户进行拘留，导致当地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中断，养殖户销售链条断裂，大量鹦鹉积压在养殖户家中。鹦鹉的市场价格也由原来的每对90元，跌至每对10元左右。一时间，我市的鹦鹉养殖业跌入谷底，进入寒冬。
新 规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作为宠物买卖 一般不属于犯罪
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其中的相关内容，最高法研究室、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相关负责人作了进一步解释。
记者梳理发现，该《解释》中称，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研水平提高，不少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得到突破，一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完全不依赖野外资源的人工繁育种群。在刑事追究上，不宜将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案件与涉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案件同等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专门举例说，费氏牡丹鹦鹉原生地为非洲热带丛林，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80年代，费氏牡丹鹦鹉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人工繁育的历史，技术十分成熟。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特别慎重，要重在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加以解决。
鹦鹉品种很多，养殖的鹦鹉中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在《解释》施行后，养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我市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德申、刘释然分析《解释》后认为，养殖鹦鹉不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如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养殖的鹦鹉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应当依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法律施行后，无论是否知道法律的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应当遵守。只有严格遵守法律，鹦鹉养殖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鹦鹉养殖业才能健康发展。
现 状
政策支持 我市鹦鹉养殖业 有望“重振雄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新规出台，无疑让商丘的鹦鹉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给我市的鹦鹉养殖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这个消息太好了，相信我们商丘的每一家养殖户得知这个消息都会很振奋。近几年的‘非法出售鹦鹉案’和疫情对我们养殖户的负面影响很大，这算是一个安慰了！”今年4月20日，宁陵县柳河镇成楼村鹦鹉养殖户成伟峰闻听新规后激动不已。
虞城的鹦鹉养殖户杨富强对未来的养殖业更是信心满满，他是虞城县强仔鹦鹉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拥有高档鹦鹉的规范化养殖基地，养殖的鹦鹉品种全、品相好。目前，他带领的专业养殖合作社存栏“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3000多只。“现在养殖户的热情空前高涨，原来在我们养殖合作社打工的农家妇女，现在都在跃跃欲试。鹦鹉养殖技术简单，而且养殖不扰民，鸟粪不污染环境，是低收入家庭养殖业的理想选择。现在政策允许了，鹦鹉养殖业很快会恢复元气，迎来快速发展。”杨富强自豪地说。谈及目前的鹦鹉价格，他告诉记者，以前低谷时，鹦鹉的价格仅为每只8元，如今，他养殖的“小太阳鹦鹉”每只近300元，可谓天壤之别。
宁陵县养殖户成建伟说：“前两年养殖鹦鹉赔了几万元，价格一再走低，一对不足10元钱。现在一对70元左右，以后可以安心养鹦鹉，不再担惊受怕了。”
杨富强说，目前出售鹦鹉主要是靠快递送达，因为是活体运输，普通快递不但速度跟不上，而且会造成鹦鹉死亡。可喜的是，商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野生动物保护科已经牵头，联手市林业、农业、畜牧等部门，为养殖户办理动物的检疫手续，相信很短时间内，鹦鹉就可以“乘坐”顺丰快递，不但提高了快递速度，也提高了鹦鹉的保活率。这样，商丘的鹦鹉按照规定，养殖户们只要办理养殖证，同时给销售的鹦鹉加上专用标识，就可以正常养殖销售，“飞”往全国各地。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费氏牡丹鹦鹉
图二：宁陵县柳河镇的鹦鹉养殖户正在给鹦鹉投食
我市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观赏鹦鹉繁育基地，但近年来频受“鹦鹉案”波及，养殖户经济损失惨重，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其中“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作为宠物买卖一般不属于犯罪”的规定，让我市的养殖户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更将为商丘的鹦鹉养殖业带来新的春天。
曾 经
养殖户频涉 “非法交易”案 养殖业陷入低谷
我市的鹦鹉人工养殖可以说是全国鹦鹉养殖业的“大哥大”。据2021年年初统计，全市具有一定规模的鹦鹉养殖户近千户，存栏量在100万只以上，全国70%以上的小型观赏鹦鹉来自我市，形成了从养殖到销售，从笼具、饲料到防疫等完整的产业链。
然而，近年来一些养殖户频频遭遇“非法交易”案件，让养殖户们吃了“当头一棒”。资料显示，2020年9月16日，江苏徐州警方在徐州汽车总站查获44只费氏牡丹鹦鹉，很快，收购人刘某及其上家田某被警方抓获。据田某交代，44只费氏牡丹鹦鹉中有30只来源于河南商丘的养殖户王某。2020年10月11日，王某被警方控制，她人工驯养、繁殖的147只费氏牡丹鹦鹉也被警方扣押。
因费氏牡丹鹦鹉在我国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王某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20年10月13日，被徐州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让王某纳闷的是，像这种费氏牡丹鹦鹉，在商丘当地比比皆是，而且在商丘市场上，全部都是这种鸟，“自己在家养殖的鸟儿出售，咋就成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
“商丘有养殖户在徐州被拘留”，这一消息像是一颗惊雷在商丘鹦鹉养殖户中炸开。于是，受其影响，商丘的费氏牡丹鹦鹉交易几乎中断。更令养殖户犯愁的是，这种鹦鹉不但不敢再养，而且不敢放飞，因为放飞也一样违法。
2022年4月19日，记者联系了曾经被徐州警方刑拘的养殖户王某，她说：“虽然没有获刑，但是感觉特别委屈，因为养殖出售鹦鹉而被拘留，简直感觉像是梦魇一样不堪回首。不养了，说啥也不养了。”据了解，王某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养殖鹦鹉，而且家庭也因此遭遇变故，可谓损失惨重。
至2020年年底，我市先后有数十户鹦鹉养殖户涉嫌非法出售野生动物而被追责。仍在坚持的养殖户们为节省成本，减少饲料投入，加之冬季低温，大量鹦鹉死亡，一些养殖户面临返贫风险。
商丘市林业发展中心野生动植物救护科的技术人员王玉娟告诉记者，前两年，外地公安部门多次以非法销售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为由，对商丘鹦鹉养殖户进行拘留，导致当地费氏牡丹鹦鹉市场交易中断，养殖户销售链条断裂，大量鹦鹉积压在养殖户家中。鹦鹉的市场价格也由原来的每对90元，跌至每对10元左右。一时间，我市的鹦鹉养殖业跌入谷底，进入寒冬。
新 规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作为宠物买卖 一般不属于犯罪
今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其中的相关内容，最高法研究室、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的相关负责人作了进一步解释。
记者梳理发现，该《解释》中称，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研水平提高，不少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得到突破，一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完全不依赖野外资源的人工繁育种群。在刑事追究上，不宜将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案件与涉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野生动物的案件同等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专门举例说，费氏牡丹鹦鹉原生地为非洲热带丛林，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被核准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80年代，费氏牡丹鹦鹉引入我国，已有30多年人工繁育的历史，技术十分成熟。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追究刑事责任应当特别慎重，要重在通过完善相关行政管理加以解决。
鹦鹉品种很多，养殖的鹦鹉中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在《解释》施行后，养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但是并不等于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
我市京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德申、刘释然分析《解释》后认为，养殖鹦鹉不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如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但国务院对批准机关另有规定的除外。”养殖的鹦鹉如果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鹦鹉，应当依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法律施行后，无论是否知道法律的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应当遵守。只有严格遵守法律，鹦鹉养殖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鹦鹉养殖业才能健康发展。
现 状
政策支持 我市鹦鹉养殖业 有望“重振雄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新规出台，无疑让商丘的鹦鹉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给我市的鹦鹉养殖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这个消息太好了，相信我们商丘的每一家养殖户得知这个消息都会很振奋。近几年的‘非法出售鹦鹉案’和疫情对我们养殖户的负面影响很大，这算是一个安慰了！”今年4月20日，宁陵县柳河镇成楼村鹦鹉养殖户成伟峰闻听新规后激动不已。
虞城的鹦鹉养殖户杨富强对未来的养殖业更是信心满满，他是虞城县强仔鹦鹉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拥有高档鹦鹉的规范化养殖基地，养殖的鹦鹉品种全、品相好。目前，他带领的专业养殖合作社存栏“小太阳鹦鹉”“和尚鹦鹉”3000多只。“现在养殖户的热情空前高涨，原来在我们养殖合作社打工的农家妇女，现在都在跃跃欲试。鹦鹉养殖技术简单，而且养殖不扰民，鸟粪不污染环境，是低收入家庭养殖业的理想选择。现在政策允许了，鹦鹉养殖业很快会恢复元气，迎来快速发展。”杨富强自豪地说。谈及目前的鹦鹉价格，他告诉记者，以前低谷时，鹦鹉的价格仅为每只8元，如今，他养殖的“小太阳鹦鹉”每只近300元，可谓天壤之别。
宁陵县养殖户成建伟说：“前两年养殖鹦鹉赔了几万元，价格一再走低，一对不足10元钱。现在一对70元左右，以后可以安心养鹦鹉，不再担惊受怕了。”
杨富强说，目前出售鹦鹉主要是靠快递送达，因为是活体运输，普通快递不但速度跟不上，而且会造成鹦鹉死亡。可喜的是，商丘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野生动物保护科已经牵头，联手市林业、农业、畜牧等部门，为养殖户办理动物的检疫手续，相信很短时间内，鹦鹉就可以“乘坐”顺丰快递，不但提高了快递速度，也提高了鹦鹉的保活率。这样，商丘的鹦鹉按照规定，养殖户们只要办理养殖证，同时给销售的鹦鹉加上专用标识，就可以正常养殖销售，“飞”往全国各地。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图一：费氏牡丹鹦鹉
图二：宁陵县柳河镇的鹦鹉养殖户正在给鹦鹉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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