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八字论十神有“偏”亦有“正”，所谓“正”者为官也，毛爷爷告诉我们人间正道是沧桑，然而正道又是极其坎坷的，因为守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顺“偏”却是那么的容易。顺着心性放飞自我，吃喝玩乐必定人人都欢喜，然而正者逆数也，无论是正心、正身、正气、正义都是很难的，什么是“正”呢？正就是立起来的一个标杆，不偏不倚才为正，不管是不及还是过及都会偏离，就好比射箭一定要射中靶心，端水就一定要端平一样，这都是“正”的难点所在。十神中有这么几种“偏”星，分别是偏官、偏印、偏财、伤官、劫财。拿偏财来举例说明，所谓偏财也就是取财之道是为偏道，这是相对于正财而言的，因为正财是指正道取财、稳定取财、规律性取材等等模式，就像是稳定的溪水一样，不急不缓而持续稳定，所以称之为正财。而偏财则不然，对于日主强旺者来说就是爆发之财，对于日主相对较弱者则是偏道得来之财。比如身旺者的偏财爆发，是指一个巨大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正财收入数倍不止，如果反过来看身弱之偏财，就更像是一时之喜而并不稳定，不稳定的偏财就不如正财。这种财运的大小与担财之道，亦或是取财的性质差异，就涉及到了我们常说的中庸之道。
很多人对中庸之道的理解方向是不对的，我认为中庸之道并不是折中之道，更不是一分为二和取中为用的思想，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理解的中庸之道，可以用命理学中“十二长生”理论的“临官”来表示，大家应该都了解“临官”这个术语，向前迈一步就是“帝旺”的饱和状态，因此“临官”就不会像“帝旺”那么张扬。用“临官”的状态来形容中庸之道再合适不过了，那什么又是“临官”之道呢？也就是一种故意避免达到顶峰，是自己高处不胜寒的一种境界。很多人都把中庸理解成了折中，理解成应该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理解成了悠哉游哉或者半忙半闲，理解成了“和稀泥”的状态，其实这是庸俗地理解了古人的智慧。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半懒半勤就是不思进取的行为表现，而绝不是古人要告诉我们的中庸之道，从古到今就没有不思进取而成功者，天道酬勤才是不变的真理。我理解的中庸之道是这样的，是指你达到了成功的标准之后，就赶快把自己的思想调整回到成功之前的状态，不要使自己水满则溢、器满则倾，更不要让自己处于物极必反之地，长此以往所有的骄傲都会是你失败的模板。
一件事情成功与否的核心，就是所谓的恰到好处，刚刚处于“临官”状态为最佳，如未到“临官”属于不足，若已过“临官”则是帝旺羊刃之过犹不及，这就是中庸之道。比如在一个八字中，需要制服五行木的力量，大家都知道需要用五行金之力，这是不变的道理。可是在实际运用之中，就需要先分清这个五行木是甲木还是乙木，如果是乙木的话就可以比作衣服，那么就要使用可以比作“缝衣针”的辛金。而如果目标是参天的甲木，想要成才首先要做的就是砍伐，那就得使用可以比作刀斧的庚金，这时如果用辛金的话，也只能留下“我到此一游”罢了。在我们选定了庚金还是辛金之后，再去看庚金或者辛金各自的状态，也就是各自所处位置的旺与衰，才能知道你想要使用的庚金或者辛金，是否是“得力”而有用。比如要使用辛金，而辛金落到地支亥水之上，辛亥干支是自坐败地，这样的贪图享乐、沉溺情爱之间的状态，又怎么能出力去工作呢？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还要结合大运综合观察，如果当前和之后的大运分别是戌、酉、申运，那说明只是当下辛金不成器，慢慢的会强大起来，甚至于一路亨通。这是因为辛金正在向临官、帝旺之地行进，尤其是中途就是中庸的“临官”之地。
而假若要使用的是天干庚金，而庚金恰好处于地支申的“临官”之地，就说明此时用起来得心应手、得力舒心，就因为庚金刚好处于旺而不烈的“临官”之地，恰好处于中庸之道上。但是如果大运顺行申、酉、戌的话，那庚金就会一步一步越来越旺烈，会超出中庸之道的界限，最终变得难以使用。老话说“本有禄堂，再行禄堂，事业败亡”，就是因为超过了极限值，事物的物极必反是一条定理，不会因为谁而改变。此时的庚金去砍伐甲木，当作是劈柴烧火尚可，还想要成为栋梁就难了。写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一切事物的使用都是以恰到好处为准，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会难以成功，就算是成功了也会有一定的瑕疵。因此每一种五行或者是每一个天干，它们在运转流通的时候，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临官”之美，这是一种每个人都向往的成功之路，这也是一条中庸之道。已经过去的我们就不提了，可“临官”尚未至的以及恰好处于“临官”之地的，是否要把握好你的中庸之道呢？
很多人对中庸之道的理解方向是不对的，我认为中庸之道并不是折中之道，更不是一分为二和取中为用的思想，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理解的中庸之道，可以用命理学中“十二长生”理论的“临官”来表示，大家应该都了解“临官”这个术语，向前迈一步就是“帝旺”的饱和状态，因此“临官”就不会像“帝旺”那么张扬。用“临官”的状态来形容中庸之道再合适不过了，那什么又是“临官”之道呢？也就是一种故意避免达到顶峰，是自己高处不胜寒的一种境界。很多人都把中庸理解成了折中，理解成应该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理解成了悠哉游哉或者半忙半闲，理解成了“和稀泥”的状态，其实这是庸俗地理解了古人的智慧。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半懒半勤就是不思进取的行为表现，而绝不是古人要告诉我们的中庸之道，从古到今就没有不思进取而成功者，天道酬勤才是不变的真理。我理解的中庸之道是这样的，是指你达到了成功的标准之后，就赶快把自己的思想调整回到成功之前的状态，不要使自己水满则溢、器满则倾，更不要让自己处于物极必反之地，长此以往所有的骄傲都会是你失败的模板。
一件事情成功与否的核心，就是所谓的恰到好处，刚刚处于“临官”状态为最佳，如未到“临官”属于不足，若已过“临官”则是帝旺羊刃之过犹不及，这就是中庸之道。比如在一个八字中，需要制服五行木的力量，大家都知道需要用五行金之力，这是不变的道理。可是在实际运用之中，就需要先分清这个五行木是甲木还是乙木，如果是乙木的话就可以比作衣服，那么就要使用可以比作“缝衣针”的辛金。而如果目标是参天的甲木，想要成才首先要做的就是砍伐，那就得使用可以比作刀斧的庚金，这时如果用辛金的话，也只能留下“我到此一游”罢了。在我们选定了庚金还是辛金之后，再去看庚金或者辛金各自的状态，也就是各自所处位置的旺与衰，才能知道你想要使用的庚金或者辛金，是否是“得力”而有用。比如要使用辛金，而辛金落到地支亥水之上，辛亥干支是自坐败地，这样的贪图享乐、沉溺情爱之间的状态，又怎么能出力去工作呢？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还要结合大运综合观察，如果当前和之后的大运分别是戌、酉、申运，那说明只是当下辛金不成器，慢慢的会强大起来，甚至于一路亨通。这是因为辛金正在向临官、帝旺之地行进，尤其是中途就是中庸的“临官”之地。
而假若要使用的是天干庚金，而庚金恰好处于地支申的“临官”之地，就说明此时用起来得心应手、得力舒心，就因为庚金刚好处于旺而不烈的“临官”之地，恰好处于中庸之道上。但是如果大运顺行申、酉、戌的话，那庚金就会一步一步越来越旺烈，会超出中庸之道的界限，最终变得难以使用。老话说“本有禄堂，再行禄堂，事业败亡”，就是因为超过了极限值，事物的物极必反是一条定理，不会因为谁而改变。此时的庚金去砍伐甲木，当作是劈柴烧火尚可，还想要成为栋梁就难了。写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一切事物的使用都是以恰到好处为准，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会难以成功，就算是成功了也会有一定的瑕疵。因此每一种五行或者是每一个天干，它们在运转流通的时候，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临官”之美，这是一种每个人都向往的成功之路，这也是一条中庸之道。已经过去的我们就不提了，可“临官”尚未至的以及恰好处于“临官”之地的，是否要把握好你的中庸之道呢？
一丝不挂、
想入非非竟源于佛教！
人人都会说，
真正含义却很少人知道
赵朴初先生说 ：
不了解佛教文化，
就不了解中国文化，
可以说没有佛教文化加入中国，
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中国语言文化。
佛教文化在中国流传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但提起佛教文化，
许多人觉得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彼岸世界，
与现实人生了不相关。
但其实，
我们的生活中，
每时每刻都与佛教不可分离，
简直如空气一般。
我国璀璨夺目的成语之中，
与佛教相关的条目也是数不胜数。
下面带您盘点一些跟佛教有关的成语！
文 / 赵朴初
头头是道
“ 头头是道 ”
原是禅语，
指得是开悟以后的境界 ：
心境融合，
内外打成一片，
乃至吃饭穿衣、
挑水打柴、
一举一动，
开口闭口，
无一事不与
“ 妙道 ”
冥合，
所谓
“ 头头皆是道，
法法本圆成
（《 续传灯录 》）”。
古代诗人常用
“ 头头是道 ”来形容
通灵入妙的
化境、
禅趣。
宋代严羽在
《 沧浪诗话 》中指出，
学诗有
“ 三节 ”
功夫，
“ 及其透彻，
则七纵八横，
信手拈来，
头头是道。”
宋代胡仔在
《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中
称誉杜甫
《 红樱桃 》诗谓
“ 此诗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
头头是道者。”
头头是道，
后亦用来形容语言、
举动左右逢源，
无一不合规矩。
恍然大悟
《 观无量寿经 》 ：
“ 心生欢喜，
叹未曾有，
廓然大悟，
得无生忍。”
《 景德传灯录·慧能大师 》 ：
“ 单蒙指教，
豁然大悟。”
后作
“ 恍然大悟 ”，
形容一下子完全明白了。
《 红楼梦 》第九五回 ：
“ 王夫人也进屋里来了，
见他这样，
便道 ：
这不用说了。
他那玉原是胎里带来的一种古怪东西，
自然他有道理。
想来这个必是人见了帖儿照样做的。
大家此时恍然大悟。”
《 儿女英雄传 》第十六回 ：
“ 安老爷这才把此番公子南来 ……
因此辞官亲身寻访的话，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邓九公这才恍然大悟。”
森罗万象
即纷然罗列在眼前的一切事物，
指天地万物。
如鲁迅
《 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 ：
“ 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中，
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事，
或者简直不算事。”
森罗万象一词出于三国时译出的
《 法句经 》 ：
“ 森罗及万象，
一法之所印。”
这两句经偈怎么理解呢？
原来，
森罗万象是
“ 色 ”，
即一切物质现象，
而物质现象是刹那生灭、
虚幻不实的。
马祖道一禅师指出 ：
“ 森罗万象，
一法之所印。
凡所见色，
皆是见心；
心不自心，
因色故有。”
（《 五灯会元 》卷三 ）
所谓
“ 一法 ”，
即指能现森罗万象的
“ 一心 ”而言。
佛教主张
“ 三界唯心 ”，
反对
“ 心外取法 ”。
“ 森罗万象 ”也作
“ 万象森罗 ”。
如南朝梁陶弘景
《 茅山长沙馆碑 》 ：
“ 万象森罗，
不离两仪所育。”
千差万别
“ 差别 ” 与
“ 平等 ” 相对，
本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范畴。
后禅宗将
“ 差别 ”衍为
“ 千差万别 ”，
谓天地间的万物品类繁多，
区别很大。
如 《 景德传灯录·文遂 》 ：
“ 僧问 ：
如何是无异底事？
师曰 ：
千差万别。
“ 意谓
“ 千差万别 ”与
“ 平等无异 ”
是同一本体，
“ 差别 ”即
“ 平等 ”。
庄子也说过 ：
“ 以不平平之，
其平也不平。”
也写作
“ 万别千差 ”。
如《 五灯会元 ：宝峰文禅师法嗣 》 ：
“ 四天之下，
万别千差。
一时明了，
便能握金刚王宝剑，
七纵八横，
受用自在，
岂不快哉！”
俗语中多用之。
如朱自清
《“ 海阔天空 ”与
“ 古今中外 ”》 ：
“ 而身心所从来，
又有遗传、
时代、
周围、
教育等等，
尤其五花八门，
千差万别。”
泥牛入海
泥牛，
即泥土所作之牛，
俗称
“ 春牛 ”。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
立春前一日，
官府用泥土做的春牛置于府前，
至立春日绝早，
用红绿鞭击之以迎春，
并预示春耕之早晚。
如唐卢肇在谪连州时书
《 春牛榜子书 》说 ：
“ 不得职田饥欲死，
儿侬何用春牛！”
宋刘蒙叟有诗句云 ：
“ 村妇祈蚕分面茧，
老农占岁说泥牛。”
这是以迎春牛乞丰年的一种风俗。
但泥牛入海一词，
乃源于
《 景德传灯录 》卷八 ：
“ 洞山（ 良介 ）又问 ：
‘ 和尚见个什么道理便住此山？’
师云 ：
‘ 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
直至如今无消息。’”
《 五灯会元·元日禅师 》说 ：
“ 三脚驴儿跳上天，
泥牛入海无消息。”
后来用泥牛入海一词比喻一去不返，
杳无音信。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七回 ：
“ 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
等了好久，
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
永无消息。”
随机应变
“ 随机 ”
一词最早见于佛典，
如“ 随机说法利众生 ”
（《 金光明最胜王经 》卷二 ）；
“ 适化无方，
随机隐显 ”
（《 戒疏 》卷一上 ）等。
“ 机 ”
皆指众生根机、
根器、
根性而言，
以众生根机各别，
必须随其根机，
为彼说法，
方能领解，
各得其益。
后多泛指随着时机或情况的变化，
灵活应付。
如茅盾
《 腐蚀 》 ：
“ 大有视我为
‘ 同道 ’，
属于他们一伙似的。
我当然随机应变，
不但夸大了我与舜英的关系，
而且暗示着我也参与密勿的。”
一知半解
教外别传的禅宗主张超越经验的直接体认，
谓之
“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
禅宗反对一味地依文解义，
反对执著于琐碎的
“ 知解 ”，
斥为
“ 一知二解 ”。
如唐灵祐
《 沩山警策 》说 ：
“ 若向外得一知二解，
将为禅道，
且没交涉，
名运粪入，
不名运粪出。”
粪，
比喻那些虚妄的
“ 知解 ”。
后人用
“ 一知半解 ”
谓所知甚少而理解肤浅。
宋严羽说诗，
好用禅语，
其《 沧浪诗话·诗辨 》谓 ：
“ 悟有浅深。
有分限之悟，
有透彻之悟，
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鲁迅在谈到学外语时，
也用了这个词。
他指出 ：
“ 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
且非一知半解，
所需的时间和力气，
我觉得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
一丝不挂
“ 一丝不挂 ”之
“ 丝 ”有两解。
一解为一绺衣饰。
如《 无灯会元 》卷十二 ：
“ 诸上座终日着衣吃饭，
未曾咬着一粒米，
未曾挂着一绺丝。”
另一解为一根钓丝。
如《 五灯会元 》卷十四 ：
“ 僧问 ：
‘ 一丝不着时如何？’
师日 ：
‘ 合同船子并头行。’ ”
意思是说，
“一丝不着”
便达到了船子和尚超脱的境界。
船子和尚有诗偈云 ：
“ 金鳞不遇空劳力，
收取丝纶归去来 ......
钓竿折尽重栽竹，
不计功程便得休。”
可见
“ 一丝不挂 ”
本是禅语，
譬喻超然洒脱，
绝无患得患失的念头，
丝毫不受尘俗牵挂，
是很高的修持境界。
后世把这个词用以泛指毫无牵挂，
如《 警世通言 ---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中说 ：
“ 把世情荣枯得丧看作行云流水，
一丝不挂。”
也有的干脆直指赤身裸体。
如《 夷坚丁志-李氏红蛇 》中有
“ 披发裸体；
一丝不挂 ”的句子。
想入非非
俗称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为
“ 想入非非 ”。
如端木蕻良
《 曹雪芹 》十九 ：
“ 霑儿就爱想入非非，
不理他也就没事了。”
此语出于佛经中的
“ 非想非非想天 ” 或
“ 非想非非想处 ”。
三界中以无色界为最高，
无色界四天中以
“ 非想非非想天 ”
为最高，
又名 “ 有顶天 ”。
《 楞严经 》说 ：
“ 如存不存，
若尽非尽，
如是一类，
名非想非非想处。”
另据《 俱舍颂疏·世间品三 》说，
此天据诸天之首，
其中众生定力深湛，
已经没有下地的
“ 粗想 ”，
但也并非暗昧无想，
而是还有
“ 细想 ”，
故称
“ 非想非非想天 ”。
文章来源 ：
《 俗语佛源 》
想入非非竟源于佛教！
人人都会说，
真正含义却很少人知道
赵朴初先生说 ：
不了解佛教文化，
就不了解中国文化，
可以说没有佛教文化加入中国，
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中国语言文化。
佛教文化在中国流传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但提起佛教文化，
许多人觉得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彼岸世界，
与现实人生了不相关。
但其实，
我们的生活中，
每时每刻都与佛教不可分离，
简直如空气一般。
我国璀璨夺目的成语之中，
与佛教相关的条目也是数不胜数。
下面带您盘点一些跟佛教有关的成语！
文 / 赵朴初
头头是道
“ 头头是道 ”
原是禅语，
指得是开悟以后的境界 ：
心境融合，
内外打成一片，
乃至吃饭穿衣、
挑水打柴、
一举一动，
开口闭口，
无一事不与
“ 妙道 ”
冥合，
所谓
“ 头头皆是道，
法法本圆成
（《 续传灯录 》）”。
古代诗人常用
“ 头头是道 ”来形容
通灵入妙的
化境、
禅趣。
宋代严羽在
《 沧浪诗话 》中指出，
学诗有
“ 三节 ”
功夫，
“ 及其透彻，
则七纵八横，
信手拈来，
头头是道。”
宋代胡仔在
《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中
称誉杜甫
《 红樱桃 》诗谓
“ 此诗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
头头是道者。”
头头是道，
后亦用来形容语言、
举动左右逢源，
无一不合规矩。
恍然大悟
《 观无量寿经 》 ：
“ 心生欢喜，
叹未曾有，
廓然大悟，
得无生忍。”
《 景德传灯录·慧能大师 》 ：
“ 单蒙指教，
豁然大悟。”
后作
“ 恍然大悟 ”，
形容一下子完全明白了。
《 红楼梦 》第九五回 ：
“ 王夫人也进屋里来了，
见他这样，
便道 ：
这不用说了。
他那玉原是胎里带来的一种古怪东西，
自然他有道理。
想来这个必是人见了帖儿照样做的。
大家此时恍然大悟。”
《 儿女英雄传 》第十六回 ：
“ 安老爷这才把此番公子南来 ……
因此辞官亲身寻访的话，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邓九公这才恍然大悟。”
森罗万象
即纷然罗列在眼前的一切事物，
指天地万物。
如鲁迅
《 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 ：
“ 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中，
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事，
或者简直不算事。”
森罗万象一词出于三国时译出的
《 法句经 》 ：
“ 森罗及万象，
一法之所印。”
这两句经偈怎么理解呢？
原来，
森罗万象是
“ 色 ”，
即一切物质现象，
而物质现象是刹那生灭、
虚幻不实的。
马祖道一禅师指出 ：
“ 森罗万象，
一法之所印。
凡所见色，
皆是见心；
心不自心，
因色故有。”
（《 五灯会元 》卷三 ）
所谓
“ 一法 ”，
即指能现森罗万象的
“ 一心 ”而言。
佛教主张
“ 三界唯心 ”，
反对
“ 心外取法 ”。
“ 森罗万象 ”也作
“ 万象森罗 ”。
如南朝梁陶弘景
《 茅山长沙馆碑 》 ：
“ 万象森罗，
不离两仪所育。”
千差万别
“ 差别 ” 与
“ 平等 ” 相对，
本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范畴。
后禅宗将
“ 差别 ”衍为
“ 千差万别 ”，
谓天地间的万物品类繁多，
区别很大。
如 《 景德传灯录·文遂 》 ：
“ 僧问 ：
如何是无异底事？
师曰 ：
千差万别。
“ 意谓
“ 千差万别 ”与
“ 平等无异 ”
是同一本体，
“ 差别 ”即
“ 平等 ”。
庄子也说过 ：
“ 以不平平之，
其平也不平。”
也写作
“ 万别千差 ”。
如《 五灯会元 ：宝峰文禅师法嗣 》 ：
“ 四天之下，
万别千差。
一时明了，
便能握金刚王宝剑，
七纵八横，
受用自在，
岂不快哉！”
俗语中多用之。
如朱自清
《“ 海阔天空 ”与
“ 古今中外 ”》 ：
“ 而身心所从来，
又有遗传、
时代、
周围、
教育等等，
尤其五花八门，
千差万别。”
泥牛入海
泥牛，
即泥土所作之牛，
俗称
“ 春牛 ”。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
立春前一日，
官府用泥土做的春牛置于府前，
至立春日绝早，
用红绿鞭击之以迎春，
并预示春耕之早晚。
如唐卢肇在谪连州时书
《 春牛榜子书 》说 ：
“ 不得职田饥欲死，
儿侬何用春牛！”
宋刘蒙叟有诗句云 ：
“ 村妇祈蚕分面茧，
老农占岁说泥牛。”
这是以迎春牛乞丰年的一种风俗。
但泥牛入海一词，
乃源于
《 景德传灯录 》卷八 ：
“ 洞山（ 良介 ）又问 ：
‘ 和尚见个什么道理便住此山？’
师云 ：
‘ 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
直至如今无消息。’”
《 五灯会元·元日禅师 》说 ：
“ 三脚驴儿跳上天，
泥牛入海无消息。”
后来用泥牛入海一词比喻一去不返，
杳无音信。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七回 ：
“ 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
等了好久，
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
永无消息。”
随机应变
“ 随机 ”
一词最早见于佛典，
如“ 随机说法利众生 ”
（《 金光明最胜王经 》卷二 ）；
“ 适化无方，
随机隐显 ”
（《 戒疏 》卷一上 ）等。
“ 机 ”
皆指众生根机、
根器、
根性而言，
以众生根机各别，
必须随其根机，
为彼说法，
方能领解，
各得其益。
后多泛指随着时机或情况的变化，
灵活应付。
如茅盾
《 腐蚀 》 ：
“ 大有视我为
‘ 同道 ’，
属于他们一伙似的。
我当然随机应变，
不但夸大了我与舜英的关系，
而且暗示着我也参与密勿的。”
一知半解
教外别传的禅宗主张超越经验的直接体认，
谓之
“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
禅宗反对一味地依文解义，
反对执著于琐碎的
“ 知解 ”，
斥为
“ 一知二解 ”。
如唐灵祐
《 沩山警策 》说 ：
“ 若向外得一知二解，
将为禅道，
且没交涉，
名运粪入，
不名运粪出。”
粪，
比喻那些虚妄的
“ 知解 ”。
后人用
“ 一知半解 ”
谓所知甚少而理解肤浅。
宋严羽说诗，
好用禅语，
其《 沧浪诗话·诗辨 》谓 ：
“ 悟有浅深。
有分限之悟，
有透彻之悟，
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鲁迅在谈到学外语时，
也用了这个词。
他指出 ：
“ 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
且非一知半解，
所需的时间和力气，
我觉得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
一丝不挂
“ 一丝不挂 ”之
“ 丝 ”有两解。
一解为一绺衣饰。
如《 无灯会元 》卷十二 ：
“ 诸上座终日着衣吃饭，
未曾咬着一粒米，
未曾挂着一绺丝。”
另一解为一根钓丝。
如《 五灯会元 》卷十四 ：
“ 僧问 ：
‘ 一丝不着时如何？’
师日 ：
‘ 合同船子并头行。’ ”
意思是说，
“一丝不着”
便达到了船子和尚超脱的境界。
船子和尚有诗偈云 ：
“ 金鳞不遇空劳力，
收取丝纶归去来 ......
钓竿折尽重栽竹，
不计功程便得休。”
可见
“ 一丝不挂 ”
本是禅语，
譬喻超然洒脱，
绝无患得患失的念头，
丝毫不受尘俗牵挂，
是很高的修持境界。
后世把这个词用以泛指毫无牵挂，
如《 警世通言 ---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中说 ：
“ 把世情荣枯得丧看作行云流水，
一丝不挂。”
也有的干脆直指赤身裸体。
如《 夷坚丁志-李氏红蛇 》中有
“ 披发裸体；
一丝不挂 ”的句子。
想入非非
俗称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为
“ 想入非非 ”。
如端木蕻良
《 曹雪芹 》十九 ：
“ 霑儿就爱想入非非，
不理他也就没事了。”
此语出于佛经中的
“ 非想非非想天 ” 或
“ 非想非非想处 ”。
三界中以无色界为最高，
无色界四天中以
“ 非想非非想天 ”
为最高，
又名 “ 有顶天 ”。
《 楞严经 》说 ：
“ 如存不存，
若尽非尽，
如是一类，
名非想非非想处。”
另据《 俱舍颂疏·世间品三 》说，
此天据诸天之首，
其中众生定力深湛，
已经没有下地的
“ 粗想 ”，
但也并非暗昧无想，
而是还有
“ 细想 ”，
故称
“ 非想非非想天 ”。
文章来源 ：
《 俗语佛源 》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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