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豆腐以及各种豆制食品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饮食最大的贡献了。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擅长将最原始的奶制作成各类奶制品，农耕几千年的中国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想尽办法将黄豆这种农作物的价值挖掘出来。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在成都郊外的新津，我在那里喝到了这些年来最香醇的豆浆，它不像都市里早餐店的豆浆那般轻薄寡淡，口感异常醇厚，带着点黄色的乳白色液体流向口中的速度好像都变慢了。喝完后，我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竟发现有黏稠的感觉。
而这般口感其实只是当地人李萍在制作四川小吃豆花的过程中顺手在煮沸的大锅里舀出来的，只在里面加了一点白砂糖。每天早上，李萍和年逾八旬的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将十四五斤黄豆制作成豆花，因为他们一家在成都绕城高速旁的自家农田边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从父亲传至李萍的手中，已有31年了。而店名里就有他们的拿手绝活——李豆花。
李萍家豆花制作的工艺并无特殊之处，按她的话说，当地很多家庭都会做豆花，只是他们家这些年一直坚持用传统方法手工制作，“这需要耐心”。
豆子选用自家和附近村民们种的当地黄豆，前一天晚上泡在水里，第二天早上，用磨浆机将泡发的豆子加水打碎（最近三五年才开始用磨浆机，因为“量越来越大，搞不过来咯，之前一直用的是石磨”），然后放到柴火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慢慢熬。“不是说烧开就行了，”李萍在这里对我强调说，“要控制火候，慢慢熬到豆子的浓香味出来了才行。”半个小时后，整个屋子里已弥漫着豆子的香味，他们开始将熬好的豆浆舀到纱布中包起来，把它放在一口大锅上方的木架子上，李萍和儿子站在两端用几根小腿粗的竹棒反复按压，这下就得到了过滤后的豆浆。
过滤后的豆浆还不能立刻倒回刚才的大锅中烧开，李萍说，这个过程中最麻烦的一步其实是刷锅。原来就在她和儿子挤压纱布里的豆浆时，李萍的母亲在旁边一直在用竹刷子反复清洗刚才煮豆浆的大锅。“因为刚才煮豆浆的时候温度很高，它肯定会有一点点扒锅，如果刷不干净，到时候煮出来的豆花贴着锅的那面就变坏了，所以必须要把锅刷得非常干净。”刷了十几分钟，终于把黑水彻底刷没了。他们再将滤好的豆浆返回锅中再次烧开，用石膏水点制而成。
那天上午，李萍他们一共做了8斤豆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样做出来的豆花自然豆香味十足，不过李萍让我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豆花蘸料。在四川吃豆花不存在甜咸之争，大家既不放糖也不像北方吃豆腐脑用香菇、黄花菜做卤子，四川人仍然钟爱他们的红油蘸料。
李萍说，她家的蘸料用的是自家种的二荆条辣椒，蘸干后捣成面做成红油，再和同样是自家做的豆瓣和花椒面调在一起，撒上葱花，就成了一份香气四溢的豆花搭档。学当地人用筷子颤颤巍巍地从碗里夹起一块豆花，放到蘸碟里打个滚，然后再颤颤巍巍地夹起来送入口中，果然是麻辣鲜香嫩滑，不配米饭也让我吃掉了一碗。倒不是说她家豆花的味道有多么出神入化，只是入口能清晰察觉到豆花有豆花的香味，蘸料有辣油的香气，这样就足够好吃了。
可能是因为外形洁白如玉，有关豆腐烹饪方法的记载在善于托物言志的中国文人间就极为常见，恐怕甚于其他任何一种食材。比如宋代的林洪就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豆腐的一种做法：“豆腐、葱油煎，用研榧子一二十枚，和酱料同煮。又方：纯以酒煮，俱有益也。”这种看上去类似红烧的做法已十分符合今人的口味。
到了近现代，梁实秋和汪曾祺这样的资深饕客都曾在文章中介绍了许多豆腐的做法，常见的有小葱或香椿拌豆腐、烧豆腐（放不放猪肉均可）、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等等。不过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汪先生，在他们妙笔下涉及的若干豆腐做法中，反而是一种大道至简的做法最令我向往。仅以梁先生在《雅舍谈吃》中的描述为例：“沿街担贩有卖‘老豆腐’者。担子一边是锅灶，煮着一锅豆腐，久煮成蜂窝状，另一边是碗匙佐料如酱油、醋、韭菜末、芝麻酱、辣椒油之类。”梁先生没有描写他吃到这种豆腐时的感受，不过每读至此，我似乎都能想象到那种豆香与酱油的香气、韭菜花的咸鲜调和出来的复合香味充斥口腔，忍不住咽一下口水。
这种在旧社会极为常见却成为富裕生活下难得一见的粗犷吃法，好像特别能让被精致生活浸润太久的城市人有所感。当然，这种越简单的做法对食材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豆腐本身选用的豆子不好，或是点豆腐时没点好，或者搭配的酱油质量不佳，则不仅吃不到食材的香味，反而连被调味料遮掩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了。
在中国，自称“豆腐之乡”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贵州大方、湖北石牌，以及安徽淮南。相比其余几地，淮南的名气相对更大一些，因而被称为“淮南王”的刘安其封地就在淮南寿县，我选择到安徽来探访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豆制品很出名，豆腐宴更是令人期待。不过就像清汤豆腐饺和炸豆腐排不如老豆腐和豆花动人一样，很多豆腐宴上的名菜形式更甚于内容。
事实上，除了淮南，整个安徽地区都是吃豆大省，从南至北几乎每个地方都能说出一两个豆类名吃。但到底该去哪里，安徽画家同时也是美食爱好者的高军向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即九华山脚下的陵阳镇。他说，安徽当地以前有“风流谢家村，富贵陵阳镇”之说，这是因为以前徽商行走各地做生意时，位于山下江边的陵阳镇是一个很重要的落脚点，而这里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两种很有名的食物，即陵阳豆腐干和陵阳一品锅。
因为还保留着不少徽派老建筑，陵阳镇现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聚集的地方。随意打听一下，美食的目标都指向了陵阳老街。老街仍然保留着大部分原貌，石板路和粉壁黛瓦的老房子让人的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走了不多久，就看到了一间门头上写着“老街豆腐店”的小作坊，走近一看，里面正有一对夫妻在忙碌着。只见男主人将一整块刚刚做好的豆腐放到台面上，然后一手拿起一根半圆半方的木棍，一手拿着铁尺，分横竖两个方向将整块豆腐划成一个个小方块，然后把每一小块豆腐放入旁边模具中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整个模具用纱布包起来放到千斤顶下压上。
看着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心想原来豆腐干就是这样做成的。男主人甘卫红见我们对豆腐干很好奇，手里一边忙活着一边和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陵阳镇以前有非常多做豆腐和豆腐干的师傅，30多年前，他跟着一位师傅学会了这门手艺，就在老街上开了一间自己的店，一直干到了现在。现在镇上做豆腐干的人家相比过去少了许多，因为太费工夫。甘卫红说，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从磨豆子开始，一路再到煮豆浆、点豆腐、切块压出豆干，最后再用自己做的黄豆酱煮成酱干子，晾干后5点多就要送上第一批前往县城的货车。
而这种酱香味就是陵阳豆腐干有别于其他地区豆腐干的最主要区别。这里的豆腐干都呈酱红色，薄薄两三毫米一片看上去味道很重，但我尝了后发现其实并不太咸，扎实的口感下酱香味浓郁。若说有什么秘诀，可能就是一直沿用着老手艺，除了磨豆子变成了磨豆机，其余的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连压豆腐用的都是他自己找人切出来的大石头。而上面提到的他用来划分豆腐的“半圆半方”的木棍其实本来是一根四四方方的方形木棍，甘卫红说那根木棍的年龄比我都大，每天都要在豆腐块上滚来滚去，就磨成了半圆半方。
至于味道，甘卫红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黄豆酱都是自己做的，“我们把黄豆煮烂后就放面粉进去拌在一起，然后放在房间里让它发霉，霉过之后再放盐，然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因为这些手艺都是自己的，甘卫红对自己做的酱干子非常自信，他告诉我说，他们做的这种是酱干子，直接吃或者切片炒着吃都可以；但如果是黄山地区那种茶干子，因为里面放了比较多的调味料，只有当零食吃比较好，但是炒菜吃就不好吃，“因为它改变了菜的那种香味”。
那桌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道陵阳一品锅，尤其是其中的豆腐干、干豆角和粉丝。所谓一品锅其实就是猪肉炒香后烹入酱油等调味料，加入豆腐、黄花菜、陵阳豆腐干、山芋粉丝、干豆角、干竹笋、米粉丸子等当地特色食材炖在一锅中，上桌时还要继续加热，一桌人围在一起热热乎乎吃个痛快，颇有些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和东北的酸菜白肉一样，别看里面放了猪肉，但香味的精华大多被那些素的食材都吸走了。这桌菜里用的豆腐干就是甘卫红做的，刚刚还很扎实的酱干子在肉汤里炖过后已软嫩了不少，双重酱香堆叠在一起，嚼起来味道不逊于猪肉。而旁边的干豆角和粉丝等干货在泡开后也很适合在这种炖制的环境中吸收汤汁的香气，我边吃边想，怪不得这里既产豆腐干又出现了这道菜，原来这样的搭配才能实现食材口味的最大化。
《一颗黄豆，中国人把滋味发掘得淋漓尽致》文 | 王梓辉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这两天一条马云低调参会的短视频在自媒体广泛传播。据说参加的是第七届浙商大会，以往这种场合都是绝对主角的他，现在甘当配角，全程坐在台下不发一言，聆听别人演讲，观看别人表演。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https://t.cn/A66swCVH
有人看到的是落寞，但我看到的却是进步和成长。是的，马云在成长，正在形成成熟的“商业人格”。在中国做生意、经商，成熟的商业人格很重要，但是包括2020年10月上海外滩金融演讲前的马云在内，太多的取得一些成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们，却不具备。
所谓成熟的商业人格，就是明白一个商人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安分守己，老实经商，踏实经营，做到言行不跨界、不越界，这样生意才能安全长久。
要明白中国商业的界限在哪里，首先就要吃透“士农工商”这个职业、行业排序。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个说法首先出现在春秋早期，管子时期，但是实际上这种理念在那时也是早就存在。即便从管子时算起，至晚清也有2500年了。
“士”就是官员，也可以说是政治业。注意，这个行业、职业排序意味着，在中国的古代，做官、从政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是政治业，象农业、工业、商业一样。存在独立的政治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有。在中国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文明任何国家发展出独立的政治业，包括现在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包括其他的服务业，都是独立的，唯独政治是不独立的，不存在独立的政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家、官员一定都是兼职的。最典型的是其前总统特朗普，他是总统，但他还是大地产商。从其一生的职业活动看，经商是专业的，做总统则是业余的、兼职的。
美国的“伟大”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如此，做总统是兼职的、业余的，其全职的、专业的职业是大农场主，用现在的话就是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当下的中国，还是古代的中国，做官、从政绝对不允许兼职，绝对不允许业余，必须是全职的、专业的，不仅理念上如此，而且更有制度保障：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业。
现在我们对“不与民争利”这句话理解得太白了，认为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说教，其实其本义是“不与民争业”，不仅是一个制度设计，而且是中国政治业最核心的制度，是宪法、立宪。它的意思是说，一旦选择做官、从政，就禁止从事任何的谋求私利的其他职业、行业，你的收入只能靠国家俸禄，而俸禄则来自人民的纳税。
中国的政治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行业，就是靠这个“不与民争业（利）”，因为它实际上切断了政治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直接联系，使得政治从其他经济行业中脱离出来，实现了独立，成为政治业。
用现在的权力式的语言，独立的政治业在中国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度设计，官员的经济经营权被剥夺了，但同时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权力，就是义理权，或者义理评判权。经济权是私权，义理权是公权。官员的私权被剥夺了，但是被赋予了公权。这种制度设计就保障了政治业是“有公而无私”。
经济业是私业，政治业是义理业，也是公业。
人民的经济经营权则继续保留，注意是继续保留，而非被任何的外在权威所授予，更非被政府和法律授予，是人民所本有、固有。但是，人民却没有被赋予义理权、公权。人民可以继续合法地从事经济经营，合法地谋求私利，但是却不能干涉、干预政府的公权的执行。
为何作为政治业的“士”排在各业之首，原因很简单，因为政治业是义理业，是公业，代表着义理，代表着公，而其他行业都是经济业，都是利益业，都是私业。中国文化重义而轻利，尊公和卑私。
尽管政治业排在第一，但它依然是一个行业，既然是一个行业，也就象其他行业一样，对人民又是开放的，人人皆可选择进入，是经商还是入仕途。当然，作为排名第一的行业，想进入要比其他行业难，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可进入。这个“优”，是从义理、道德层面说的。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国的这种公私兼备、义利兼备，且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制度设计，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最优秀的、最伟大的。
然而遗憾的是，自民国以来，尤其是改开以来，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学者、企业家，被西方的、美国的表面的、暂时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所蛊惑，盲目羡慕其制度，其实，与中国相比，其制度是落后的、畸形的、低级的、卑劣的。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曾经提出，“为钱正名”，而马云们则步其后尘，说“为商人正名”。
“为商人正名”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修正中国自古以来的行业、职业排序，认为“士农工商”排序是错误的、落后的，应该象美国一样，将商排在第一位，“士”应该排在商之后。他们却不知道美国是压根没有义理概念的，压根没有公的概念的。在工业化经济化的现代社会，“农工商”可合并而统称为商。
这是中国现代商人缺失“商业人格”之根源。他们颠倒黑白以美国制度为先进，以中国古代制度为落后，要美国化，要推翻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商排序。 https://t.cn/A66swC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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