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全国两会聚焦# 【用空气卖钱，一共分几步？】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世界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
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什么？“排碳大户”如何转型？我们能为“双碳”做什么？在第三季《两会夜话》第二期节目中，栏目主理人、人民网总编辑罗华，人民网主持人郑嘉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来到现场，并连线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等，聚焦“双碳”展开讨论。
年轻人拥抱低碳消费，“双碳”目标引领绿色新风尚
绿色出行、自备餐具、无纸化办公……在节目开场环节，两位青年用一场生动幽默的默剧演绎了当下年轻人对低碳生活方式的推崇。
“叫外卖，我都不要一次性餐具。”“节水、节电这块我会非常注重。”“会用可循环利用的购物袋。”“出行以地铁为主。”……在节目开头播放的街采短片中，亦有不少年轻人分享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低碳实践。
罗华指出，低碳绿色生活成为当下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积极的现象。
通过连线参与本期节目的大学生观察团成员复旦大学学生高晨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被放置到回收点的快递包装盒，真的被循环利用了吗？
节目通过一则短片还原了快递盒循环利用背后的全流程。据京东物流“青流计划”项目负责人段艳健介绍，该计划发起于2017年，截至目前，已减少使用一次性泡沫箱、纸箱等超2亿个；每年减少一次性纸张和塑料上百万吨。
常纪文观察到，绿色低碳的理念已融入各个行业，其中物流行业成效较为突出。结合我国每年快递盒使用量来看，这些资源的回收再用也发挥了不小的减碳作用。
碳交易带来真金白银，创新制度激发转型新动能
日常生活中点滴的减碳行动，不仅能带来更好的环境，有时也能收获真金白银的实惠。节目中，“0000001”号碳票领取者，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讲述了“空气也能卖钱”的故事。
据介绍，常口村的3197亩生态公益林，经第三方评估测算，计算出碳减排量，再以“票”的形式发给林木所有权人，有碳排放需求的企业可以购买碳票，从而为林木所有权人增收。“去年碳票拿到手，就为村集体收入增加了14万元！”
“这正应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罗华说。
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不仅让“空气”有了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激励我们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新能源、CCUS等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据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胜利油田分公司代表牛栓文介绍，即将投产的国内最大的百万吨级全产业链 CCUS 示范工程，预计每年产油3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下一步，经济发展要与化石能源逐步脱钩，这是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摆脱资源束缚。”罗华说。
冬奥会窥见绿色未来，先立后破稳绘千里山水图
实现碳中和是什么样？前不久闭幕的北京冬奥会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窗口。作为首次实现碳中和的奥运赛事，北京冬奥会100%使用“绿电”。
冬奥会志愿者、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吴馥梅用“绿意盎然”来形容她在冬奥会上的所见所闻，“无论是制冰技术、电能供应，还是交通运行，无不向世界呈现了一场可持续且足够精彩的冬奥会。”这其中，“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更是展现出中国人的浪漫。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北京超高压公司特高压交直流运检中心副主任李振动讲述了“绿电”的实现过程。
据介绍，该公司在张家口地区建设了两个送端换流站，将具有随机性、波动性的风能、太阳能变成整齐划一的能量，通过世界上首条架空输电线路将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受端延庆换流站，为冬奥场馆提供了100%的绿电。在后冬奥时代，该工程每年可向北京输送141亿千瓦时的“绿电”，大约相当于北京市全年社会用电量的十分之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为稳步推进碳达峰划定了时间表、制定了路线图。
“‘十四五’要控制用能需求的增量；‘十五五’就要慢慢实现下降。”常纪文表示，行动方案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安排了分段目标，但这个节奏不是整齐划一的，不是“齐步走”，也不是“一刀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通过连线参与了节目。他表示，碳达峰碳中和涉及面广、影响深刻，长期来看，不仅牵涉能源结构的变革，还涉及工业结构变革。“这是一场持久战，不能操之过急。”
他认为，应坚持技术先行，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安排相关领域重点攻关，积极促进科研成果在行业中的应用。他建议，应选择典型区域优先进行“双碳”综合示范，因地制宜地制定技术路线、产业结构，循序渐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罗华表示，面对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目标上要坚定不移，策略上要稳中求进。技术、制度、市场、社会等因素更需协同共奏。
“我们期待，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将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照进现实，绘就千里江山染青绿、万里碧空皆如洗的美好画卷！”
来源 | 人民网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世界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
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是什么？“排碳大户”如何转型？我们能为“双碳”做什么？在第三季《两会夜话》第二期节目中，栏目主理人、人民网总编辑罗华，人民网主持人郑嘉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来到现场，并连线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等，聚焦“双碳”展开讨论。
年轻人拥抱低碳消费，“双碳”目标引领绿色新风尚
绿色出行、自备餐具、无纸化办公……在节目开场环节，两位青年用一场生动幽默的默剧演绎了当下年轻人对低碳生活方式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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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华指出，低碳绿色生活成为当下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积极的现象。
通过连线参与本期节目的大学生观察团成员复旦大学学生高晨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被放置到回收点的快递包装盒，真的被循环利用了吗？
节目通过一则短片还原了快递盒循环利用背后的全流程。据京东物流“青流计划”项目负责人段艳健介绍，该计划发起于2017年，截至目前，已减少使用一次性泡沫箱、纸箱等超2亿个；每年减少一次性纸张和塑料上百万吨。
常纪文观察到，绿色低碳的理念已融入各个行业，其中物流行业成效较为突出。结合我国每年快递盒使用量来看，这些资源的回收再用也发挥了不小的减碳作用。
碳交易带来真金白银，创新制度激发转型新动能
日常生活中点滴的减碳行动，不仅能带来更好的环境，有时也能收获真金白银的实惠。节目中，“0000001”号碳票领取者，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常口联村党委书记张林顺，讲述了“空气也能卖钱”的故事。
据介绍，常口村的3197亩生态公益林，经第三方评估测算，计算出碳减排量，再以“票”的形式发给林木所有权人，有碳排放需求的企业可以购买碳票，从而为林木所有权人增收。“去年碳票拿到手，就为村集体收入增加了14万元！”
“这正应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罗华说。
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不仅让“空气”有了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激励我们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新能源、CCUS等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据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胜利油田分公司代表牛栓文介绍，即将投产的国内最大的百万吨级全产业链 CCUS 示范工程，预计每年产油3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下一步，经济发展要与化石能源逐步脱钩，这是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摆脱资源束缚。”罗华说。
冬奥会窥见绿色未来，先立后破稳绘千里山水图
实现碳中和是什么样？前不久闭幕的北京冬奥会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窗口。作为首次实现碳中和的奥运赛事，北京冬奥会100%使用“绿电”。
冬奥会志愿者、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吴馥梅用“绿意盎然”来形容她在冬奥会上的所见所闻，“无论是制冰技术、电能供应，还是交通运行，无不向世界呈现了一场可持续且足够精彩的冬奥会。”这其中，“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更是展现出中国人的浪漫。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北京超高压公司特高压交直流运检中心副主任李振动讲述了“绿电”的实现过程。
据介绍，该公司在张家口地区建设了两个送端换流站，将具有随机性、波动性的风能、太阳能变成整齐划一的能量，通过世界上首条架空输电线路将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受端延庆换流站，为冬奥场馆提供了100%的绿电。在后冬奥时代，该工程每年可向北京输送141亿千瓦时的“绿电”，大约相当于北京市全年社会用电量的十分之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为稳步推进碳达峰划定了时间表、制定了路线图。
“‘十四五’要控制用能需求的增量；‘十五五’就要慢慢实现下降。”常纪文表示，行动方案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安排了分段目标，但这个节奏不是整齐划一的，不是“齐步走”，也不是“一刀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通过连线参与了节目。他表示，碳达峰碳中和涉及面广、影响深刻，长期来看，不仅牵涉能源结构的变革，还涉及工业结构变革。“这是一场持久战，不能操之过急。”
他认为，应坚持技术先行，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安排相关领域重点攻关，积极促进科研成果在行业中的应用。他建议，应选择典型区域优先进行“双碳”综合示范，因地制宜地制定技术路线、产业结构，循序渐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罗华表示，面对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目标上要坚定不移，策略上要稳中求进。技术、制度、市场、社会等因素更需协同共奏。
“我们期待，先立后破、通盘谋划，将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照进现实，绘就千里江山染青绿、万里碧空皆如洗的美好画卷！”
来源 | 人民网
#摩羯座到底有多浪漫#
刘宇宁典型摩羯男
他的浪漫体现在跟粉丝双箭头的爱
有一种冷叫“刘宇宁觉得你冷”。
他会提醒你天冷了。记得穿秋裤。
有一种饿叫“刘宇宁觉得你饿”
他会给粉丝一趟一趟买吃的
甚至会请粉丝吃饭
没事就线上直播和粉丝见面
会突然问一句“想没想我”
会在直播时和粉丝怼几句
他把浪漫融进了相处的点滴里
这是独属于我们的浪漫
刘宇宁典型摩羯男
他的浪漫体现在跟粉丝双箭头的爱
有一种冷叫“刘宇宁觉得你冷”。
他会提醒你天冷了。记得穿秋裤。
有一种饿叫“刘宇宁觉得你饿”
他会给粉丝一趟一趟买吃的
甚至会请粉丝吃饭
没事就线上直播和粉丝见面
会突然问一句“想没想我”
会在直播时和粉丝怼几句
他把浪漫融进了相处的点滴里
这是独属于我们的浪漫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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