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子罕》9.12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病：疾甚曰病。
▲使门人为臣：让门人为孔子做家臣负责治丧。臣，指家臣。门人，即孔子门人。李炳南：“大夫有家臣，治丧时，行臣礼。”朱子：“夫子时已去位，无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其意实尊圣人，而未知所以尊也。”郑康成：“大夫退，葬以士礼；致仕，以大夫礼葬。”
▲病间：病少差。皇侃曰：“少差曰间，谓少差为间者，若病不差，则病病相续无间断也；若少差，则病势断绝有间隙也。”病情减轻。间(jiàn)，空隙，引申为有时间距离，再引申为疾病稍愈。朱子做“病闲”，少差也。
▲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孔子病重时不知，病差了才知，于是责子路行诈。孔安国：“少差曰间。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皇侃曰：“夫立臣事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诈，伪也，欺也。考士丧礼，虽有夏祝、商祝、御者、彻者、摈者、奠者之属，皆暂时司其事者，谓之有司，本不为臣，今用大夫礼，是伪有臣也。
▲无臣而为有臣：孔子已经不是大夫，不当有家臣。朱子：“病时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当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为有臣，则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归，其责子路深矣。”
▲无宁：宁可。
▲二三子：你们，指孔门弟子。钱穆：“孔子谓我与其有家臣治丧，岂不更愿由门弟子治此丧事？”
▲大葬：君臣礼葬，此处指大夫之礼。《正义》：“大夫称君者，对臣言之。”钱穆：“在大夫与庶人之间有士，礼之及于士，其事皆由孔门设教始。今孔子若病而卒，在当时实亦无礼可循，无丧可治。子路心尊孔子，谓不宜临丧无礼，乃欲以大夫礼治孔子之丧，而不知其不可。”陈士元根据《周礼》认为：“盖自卿大夫以上，谓之大丧，则其葬亦谓之大葬。”
▲死于道路：指弃于道路而不葬。孔子自信不会“死于道路”。
■现代翻译：孔子病得很重，子路让门人充当夫子的家臣来预备丧事。后来孔子的病情缓和了，说：“好长时间了，由用这种诈伪的方法啊！我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我这是欺骗谁呢？难道要欺骗上天吗？而且我与其死在家臣的手里，不是还不如死在你们的手里吗？况且我即便不能用大夫礼葬，难道我就死在道路上没人埋葬吗？”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苞氏曰：疾甚曰病也。郑玄曰：孔子尝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礼也。孔安国曰：病小差曰间也。言子路久有是心，非唯今日也。马融曰：无宁，宁也；二三子，门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宁死弟子手乎也！孔安国曰：君臣礼葬也。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忧弃於道路乎？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孔子病甚也。子路以孔子圣人，宜为人君，且尝为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终亡，故使弟子行臣礼也。（故江熙曰：“子路以圣人君道足，宜有臣，犹祷上下神祇也。”）当孔子病困时，不觉子路为立臣，至于少差，乃觉而叹子路行诈也。言子路有此行诈之心，非复一日。我实无臣，今汝诈立之，持此诈欲欺谁乎？天下人皆知我无臣，则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远欲欺天。设使与我死于臣手，则我宁死弟子手也。（臣礼就养有方，有方则隔；弟子无方，无方则亲也。）若纵不得君臣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岂复被弃掷于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以孔子尝为鲁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礼，以夫子为大夫君也。当其疾甚时，子路以门人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责之，言子路久有是诈欺之心，非今日也。我既去大夫，是无臣也。女使门人为臣，是无臣而为有臣。如此行诈，人盖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谁欺。既人不可欺，乃欲远欺天乎？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宁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就使我纵不得以君臣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忧弃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夫子之死，门人欲葬以三代之礼，而君子不以为非礼。门人欲厚葬之者，义也；孔子不敢厚葬之，礼也。夫诈则不诚，欺则不忠，不诚则无以行己，不忠则无以事天。故于己言诈，于天言忠。
●宋朱熹《论语集注》：夫子时已去位，无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其意实尊圣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时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当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为有臣，则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归，其责子路深矣。范氏曰：“曾子将死，起而易箦（zé，竹编床席。）。曰：‘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是以陷于行诈，罪至欺天。君子之于言动，虽微不可不谨。夫子深惩子路，所以警学者也。”杨氏曰：“非知至而意诚，则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无事，往往自陷于行诈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谓乎？”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子路，孔门之高弟而所见，若是之偏者，盖意有毫厘之差则流于欺诈而不自觉耳。故君子战兢自持，而每惧其或偏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郑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礼，致仕，以大夫礼葬。”夫子去鲁是退，当以士礼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礼，故夫子责之。宋氏翔凤郑注辑本云：“按此为孔子未反鲁事，故有‘死于道路’之语。盖孔子自知必反鲁也。”此当是鲁以币召孔子，孔子将反鲁，适于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谓鲁复用己，以大夫礼葬也。夫子言己虽未必复见用，以礼大葬，亦当得归鲁，不至死于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丧斯文，必将命以制作以教万世，故决不死于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为过计也。有臣死于臣手，礼也。夫子愿死于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亲也。
●南怀瑾《论语别裁》：这是说孔子的修养。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他没有过分责备子路，反而是“引咎自责”的态度，觉得自己没有把子路教育好。
★此句是见圣人守礼以正也。儒家对于葬礼十分重视，尤其重视葬礼的等级规定。子路的做法违反了礼制，是一种严重的僭越。这对于把礼制看得比命还重的孔子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如果真的按此，那只能让他蒙羞，故而，孔子才会对子路发出指责，并自责“吾谁欺？欺天乎？”刘宗周曰：“圣人致谨于死生之际，将些小错失看作天来大，又将门人罪过担在自家，何等严切，无非自策自厉也。贤人之学只是择善不精，才动便有过当处。”由前言之，见家臣之不当有；由后言之，见家臣之不必有。遵守礼制，庶乎理顺心安，而无逾越之失也。钱穆曰：“读此章者，当悟孔子当时言礼之真实分际所在，又当知孔子言礼，与其言仁言道所分别处。至于孔子之可尊，其所以为百世之圣者，在其创师道，不在其曾为大夫。” https://t.cn/RxRVHIh
▲病：疾甚曰病。
▲使门人为臣：让门人为孔子做家臣负责治丧。臣，指家臣。门人，即孔子门人。李炳南：“大夫有家臣，治丧时，行臣礼。”朱子：“夫子时已去位，无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其意实尊圣人，而未知所以尊也。”郑康成：“大夫退，葬以士礼；致仕，以大夫礼葬。”
▲病间：病少差。皇侃曰：“少差曰间，谓少差为间者，若病不差，则病病相续无间断也；若少差，则病势断绝有间隙也。”病情减轻。间(jiàn)，空隙，引申为有时间距离，再引申为疾病稍愈。朱子做“病闲”，少差也。
▲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孔子病重时不知，病差了才知，于是责子路行诈。孔安国：“少差曰间。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皇侃曰：“夫立臣事大，非卒可定。汝今立之，是知有其心已久故也。”诈，伪也，欺也。考士丧礼，虽有夏祝、商祝、御者、彻者、摈者、奠者之属，皆暂时司其事者，谓之有司，本不为臣，今用大夫礼，是伪有臣也。
▲无臣而为有臣：孔子已经不是大夫，不当有家臣。朱子：“病时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当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为有臣，则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归，其责子路深矣。”
▲无宁：宁可。
▲二三子：你们，指孔门弟子。钱穆：“孔子谓我与其有家臣治丧，岂不更愿由门弟子治此丧事？”
▲大葬：君臣礼葬，此处指大夫之礼。《正义》：“大夫称君者，对臣言之。”钱穆：“在大夫与庶人之间有士，礼之及于士，其事皆由孔门设教始。今孔子若病而卒，在当时实亦无礼可循，无丧可治。子路心尊孔子，谓不宜临丧无礼，乃欲以大夫礼治孔子之丧，而不知其不可。”陈士元根据《周礼》认为：“盖自卿大夫以上，谓之大丧，则其葬亦谓之大葬。”
▲死于道路：指弃于道路而不葬。孔子自信不会“死于道路”。
■现代翻译：孔子病得很重，子路让门人充当夫子的家臣来预备丧事。后来孔子的病情缓和了，说：“好长时间了，由用这种诈伪的方法啊！我没有家臣，却装作有家臣。我这是欺骗谁呢？难道要欺骗上天吗？而且我与其死在家臣的手里，不是还不如死在你们的手里吗？况且我即便不能用大夫礼葬，难道我就死在道路上没人埋葬吗？”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苞氏曰：疾甚曰病也。郑玄曰：孔子尝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礼也。孔安国曰：病小差曰间也。言子路久有是心，非唯今日也。马融曰：无宁，宁也；二三子，门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宁死弟子手乎也！孔安国曰：君臣礼葬也。马融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忧弃於道路乎？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孔子病甚也。子路以孔子圣人，宜为人君，且尝为大夫，大夫亦有家臣，今疾病，恐忽终亡，故使弟子行臣礼也。（故江熙曰：“子路以圣人君道足，宜有臣，犹祷上下神祇也。”）当孔子病困时，不觉子路为立臣，至于少差，乃觉而叹子路行诈也。言子路有此行诈之心，非复一日。我实无臣，今汝诈立之，持此诈欲欺谁乎？天下人皆知我无臣，则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远欲欺天。设使与我死于臣手，则我宁死弟子手也。（臣礼就养有方，有方则隔；弟子无方，无方则亲也。）若纵不得君臣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岂复被弃掷于道路乎？言亦必得葬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以孔子尝为鲁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礼，以夫子为大夫君也。当其疾甚时，子路以门人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责之，言子路久有是诈欺之心，非今日也。我既去大夫，是无臣也。女使门人为臣，是无臣而为有臣。如此行诈，人盖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谁欺。既人不可欺，乃欲远欺天乎？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宁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就使我纵不得以君臣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忧弃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夫子之死，门人欲葬以三代之礼，而君子不以为非礼。门人欲厚葬之者，义也；孔子不敢厚葬之，礼也。夫诈则不诚，欺则不忠，不诚则无以行己，不忠则无以事天。故于己言诈，于天言忠。
●宋朱熹《论语集注》：夫子时已去位，无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其意实尊圣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时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当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为有臣，则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归，其责子路深矣。范氏曰：“曾子将死，起而易箦（zé，竹编床席。）。曰：‘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无臣之不可为有臣，是以陷于行诈，罪至欺天。君子之于言动，虽微不可不谨。夫子深惩子路，所以警学者也。”杨氏曰：“非知至而意诚，则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无事，往往自陷于行诈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谓乎？”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子路，孔门之高弟而所见，若是之偏者，盖意有毫厘之差则流于欺诈而不自觉耳。故君子战兢自持，而每惧其或偏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郑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礼，致仕，以大夫礼葬。”夫子去鲁是退，当以士礼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礼，故夫子责之。宋氏翔凤郑注辑本云：“按此为孔子未反鲁事，故有‘死于道路’之语。盖孔子自知必反鲁也。”此当是鲁以币召孔子，孔子将反鲁，适于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谓鲁复用己，以大夫礼葬也。夫子言己虽未必复见用，以礼大葬，亦当得归鲁，不至死于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丧斯文，必将命以制作以教万世，故决不死于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为过计也。有臣死于臣手，礼也。夫子愿死于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亲也。
●南怀瑾《论语别裁》：这是说孔子的修养。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他没有过分责备子路，反而是“引咎自责”的态度，觉得自己没有把子路教育好。
★此句是见圣人守礼以正也。儒家对于葬礼十分重视，尤其重视葬礼的等级规定。子路的做法违反了礼制，是一种严重的僭越。这对于把礼制看得比命还重的孔子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如果真的按此，那只能让他蒙羞，故而，孔子才会对子路发出指责，并自责“吾谁欺？欺天乎？”刘宗周曰：“圣人致谨于死生之际，将些小错失看作天来大，又将门人罪过担在自家，何等严切，无非自策自厉也。贤人之学只是择善不精，才动便有过当处。”由前言之，见家臣之不当有；由后言之，见家臣之不必有。遵守礼制，庶乎理顺心安，而无逾越之失也。钱穆曰：“读此章者，当悟孔子当时言礼之真实分际所在，又当知孔子言礼，与其言仁言道所分别处。至于孔子之可尊，其所以为百世之圣者，在其创师道，不在其曾为大夫。” https://t.cn/RxRVHIh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世 间 孝』与『出 世 孝』
༆ <“富养”父母，是你最大的福报>
古人云：百善孝当先。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双全，福气连绵。
富养父母，就是此生最大的福报。
[图片]
1- <以感恩心回报父母>
中国人最讲伦常道德。
孔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古人认为，人首先要对父母孝，
然后才能对国家忠，才能对兄弟悌，
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子女爱。
近来人们常说：富养孩子、善待自己。
须知，富养父母，才是善待家人的基础。
所谓富养，
不仅要为父母提供舒适的物质生活。
比物质更重要的，是怀抱一颗感恩的心。
回报父母的恩情，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安宁、顺遂。
曾国藩的祖父，晚年得了瘘病。
老人动作不灵便，又说不出话来，
如果要什么东西，只能用眼睛示意。
老人因病每晚小便六七次，曾氏子孙
昼夜轮流侍奉在旁，不曾有一夜安睡。
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曾国藩家却恰恰相反，子辈、孙辈都以
侍奉老人为荣，丝毫不嫌弃老人身上有异味。
这是因为，在曾氏的家风里，
报达父母的生恩养恩,是为人子女最大的福分。
曾国藩还教育子女，不仅在家时要敬老爱幼，
出嫁后也要尊敬公婆。由于养成了孝顺尊长的
好家风，曾氏一族在邻里间赢得了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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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恭敬心孝顺老人>
《礼记》中说：
“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
说的是古代儿女侍奉父母的礼节。
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设法使父母清凉；
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
然而，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
子夏问孝，子日色难。
所谓色难，是说孝顺之所以难，
就是难在永远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心意。
曾国藩的父亲对儿子要求严格，
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呵斥。
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
他却痛责儿子，整日责备训斥。
每当此时，曾国藩就屏气凝神、静心领受，
面色始终和悦如初。
曾国藩侍奉父母，以得父母欢心为本。
因此阖家上下气氛融洽，养成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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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慈悲心侍奉双亲>
明朝有个青年叫杨黼。
此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长大成人，有感人生无常，于是立志学佛。
他辞别母亲，去寺里求见一位禅师。
禅师问他：“你来做什么？”
杨黼答：“来求佛。”
禅师说：“想求佛并不难。
你往回走，夜晚到家时，
有个披衾倒屣为你开门的人，那便是佛。”
杨黼将信将疑，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上风雨交加，一直走到家门口，
也没有碰到禅师说的佛。
他懊丧地敲响了家门。
家中，母亲早已等候儿子许久。
听见敲门声喜出望外，赶忙从床上爬起。
来不及披好衣服，趿拉着鞋子，
就出来给儿子开门。
看到眼前的母亲，杨黼终于明白了禅师的话。
他眼含热泪，跪拜在母亲的膝下。
常言道：堂上二老是活佛，何须灵山朝世尊。
人凡是孝顺父母的，一定做人有规矩、办事
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
父母也因此更爱他，这才是最大的福报。
富养父母，就是你最大的福报。
愿天下所有父母健康长寿，幸福绵长！
4-【黄檗禅师出家的感人故事】
黄檗希运禅师，福建人，在江西出家，受法于百丈怀海禅师，但也在安徽南泉普愿禅师处得到印证。黄檗禅师出家后，认为“必须放弃恩情，达到无为时，方才是真实的报恩”，因此过了三十年禅者的生活，从未回过俗家探望亲人，但他内心深处却非常记挂年迈的母亲……
母亲也思念出家的儿子，可是儿子毫无音讯，她每天从早到晚哀伤地哭泣着，把眼睛都哭得失明。由于想念儿子的缘故，母亲就在路旁设个司茶亭，不但亲自招待过往的云水僧人，并且亲自迎到家中供养，并为他们洗脚，以示对佛法僧三宝的恭敬，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黄檗禅师左脚上有颗大痣，她眼睛虽瞎了，但希望凭万分之一的洗脚机遇，或可认出谁是他的儿子。
黄檗禅师模仿善财童子到处参访善知识，三十年参禅行脚，足迹遍天下，就是不曾回到故乡。五十岁时，他在一次参访的旅途中，不自觉地往故乡的方向走去……
三十年的光阴，孩子的声音变了，母亲不再听得出来;母亲的容颜变了，额上布满了沟沟壑壑。黄檗禅师望着近在咫尺满头白发的母亲，几乎不忍再看。老妇人低头替黄檗禅师洗脚，耳里听黄檗讲道，手上毫不怠慢，一下一下沾水摸索，细心地把黄檗禅师的脚洗得干干净净。当母亲为黄檗禅师洗好了右脚，让他把左脚换过来的时候，黄檗禅师赶紧把左脚藏起来，说：“阿弥陀佛!贫僧左脚带伤，碰不得水，施主好意，贫僧心领了。”
老妇人愣了一下，没说什么，摸索着端起水盆，正要起身去倒，像是想起了什么，望空怔视了一会儿，摇摇头，蹒跚着出去了。
黄檗禅师望着一跛一拐走进来的老妇人，
心一紧，依旧放平了声音说：
“善女人!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人子出家，
不是舍弃父母，而是对父母真正的孝爱，
因为要与父母永生相守……”
“佛陀出家，离开了父母，并不是舍弃父母。因为人子尽孝，孝有大小：衣食奉养是小孝;
光宗耀祖不过中孝;而超拔父母永生，乃是大孝……”黄檗禅师娓娓地向母亲讲述着。
黄檗禅师走后，邻居们忍不住将这个事实告诉他的母亲，说：“那个向你讲佛祖出家故事的人，就是你经常盼望的儿子。”母亲听后几近疯狂似叫道：“难怪声音像我儿!”说着就拼命的追出去，一直追到大河边。
不巧，这时黄檗禅师已经上船，而且船也开动了，母亲情急地跳到河里，不幸淹死了。
黄檗禅师站在船上看到母亲失足落水溺死的情形，不禁悲从心起，即刻乘船返回，把母亲的尸体背上河岸，亲自捡木头，堆有一人高，然后把母亲的尸体放在木堆上。
此时，全村庄的人都围过来，对黄檗禅师的举动疑惑不解。黄檗禅师沉重而庄严的举火点燃木堆，火焰顿时腾空燃起，他站立在旁边，双手合十，仰对虚空，高声唱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言!”
话音刚落，在熊熊的火焰当中，顿时显出一位天女，端庄秀丽，随着火焰之光徐徐上升，天女临别之前向黄檗禅师开口道：“孩儿啊!很感激你超度母亲升天，你为了成就道业，为了众生，割舍母子亲情，母亲现在才恍然彻悟，承蒙孩儿的慈悲超度，母亲今可升天受乐，就此禀白，后会有期!”天女说完，冉冉升天，不久没于虚空。
黄檗禅师随即说偈曰：
“我母多年迷自心，如今华开菩提林，
当来三会若相值，归命大悲观世音。”
围观的村民看到这情况，
都目瞪口呆，赞叹不已。......
༆ <“富养”父母，是你最大的福报>
古人云：百善孝当先。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双全，福气连绵。
富养父母，就是此生最大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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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感恩心回报父母>
中国人最讲伦常道德。
孔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古人认为，人首先要对父母孝，
然后才能对国家忠，才能对兄弟悌，
才能对朋友信，才能对子女爱。
近来人们常说：富养孩子、善待自己。
须知，富养父母，才是善待家人的基础。
所谓富养，
不仅要为父母提供舒适的物质生活。
比物质更重要的，是怀抱一颗感恩的心。
回报父母的恩情，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安宁、顺遂。
曾国藩的祖父，晚年得了瘘病。
老人动作不灵便，又说不出话来，
如果要什么东西，只能用眼睛示意。
老人因病每晚小便六七次，曾氏子孙
昼夜轮流侍奉在旁，不曾有一夜安睡。
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曾国藩家却恰恰相反，子辈、孙辈都以
侍奉老人为荣，丝毫不嫌弃老人身上有异味。
这是因为，在曾氏的家风里，
报达父母的生恩养恩,是为人子女最大的福分。
曾国藩还教育子女，不仅在家时要敬老爱幼，
出嫁后也要尊敬公婆。由于养成了孝顺尊长的
好家风，曾氏一族在邻里间赢得了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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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恭敬心孝顺老人>
《礼记》中说：
“凡为人之子，冬温而夏清，昏定晨省。”
说的是古代儿女侍奉父母的礼节。
冬天设法使父母暖和，夏天设法使父母清凉；
晚上为父母整理床铺，早上向父母问安。
然而，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
子夏问孝，子日色难。
所谓色难，是说孝顺之所以难，
就是难在永远和颜悦色，承顺父母的心意。
曾国藩的父亲对儿子要求严格，
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呵斥。
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
他却痛责儿子，整日责备训斥。
每当此时，曾国藩就屏气凝神、静心领受，
面色始终和悦如初。
曾国藩侍奉父母，以得父母欢心为本。
因此阖家上下气氛融洽，养成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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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慈悲心侍奉双亲>
明朝有个青年叫杨黼。
此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长大成人，有感人生无常，于是立志学佛。
他辞别母亲，去寺里求见一位禅师。
禅师问他：“你来做什么？”
杨黼答：“来求佛。”
禅师说：“想求佛并不难。
你往回走，夜晚到家时，
有个披衾倒屣为你开门的人，那便是佛。”
杨黼将信将疑，踏上了回家的路。
一路上风雨交加，一直走到家门口，
也没有碰到禅师说的佛。
他懊丧地敲响了家门。
家中，母亲早已等候儿子许久。
听见敲门声喜出望外，赶忙从床上爬起。
来不及披好衣服，趿拉着鞋子，
就出来给儿子开门。
看到眼前的母亲，杨黼终于明白了禅师的话。
他眼含热泪，跪拜在母亲的膝下。
常言道：堂上二老是活佛，何须灵山朝世尊。
人凡是孝顺父母的，一定做人有规矩、办事
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
父母也因此更爱他，这才是最大的福报。
富养父母，就是你最大的福报。
愿天下所有父母健康长寿，幸福绵长！
4-【黄檗禅师出家的感人故事】
黄檗希运禅师，福建人，在江西出家，受法于百丈怀海禅师，但也在安徽南泉普愿禅师处得到印证。黄檗禅师出家后，认为“必须放弃恩情，达到无为时，方才是真实的报恩”，因此过了三十年禅者的生活，从未回过俗家探望亲人，但他内心深处却非常记挂年迈的母亲……
母亲也思念出家的儿子，可是儿子毫无音讯，她每天从早到晚哀伤地哭泣着，把眼睛都哭得失明。由于想念儿子的缘故，母亲就在路旁设个司茶亭，不但亲自招待过往的云水僧人，并且亲自迎到家中供养，并为他们洗脚，以示对佛法僧三宝的恭敬，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黄檗禅师左脚上有颗大痣，她眼睛虽瞎了，但希望凭万分之一的洗脚机遇，或可认出谁是他的儿子。
黄檗禅师模仿善财童子到处参访善知识，三十年参禅行脚，足迹遍天下，就是不曾回到故乡。五十岁时，他在一次参访的旅途中，不自觉地往故乡的方向走去……
三十年的光阴，孩子的声音变了，母亲不再听得出来;母亲的容颜变了，额上布满了沟沟壑壑。黄檗禅师望着近在咫尺满头白发的母亲，几乎不忍再看。老妇人低头替黄檗禅师洗脚，耳里听黄檗讲道，手上毫不怠慢，一下一下沾水摸索，细心地把黄檗禅师的脚洗得干干净净。当母亲为黄檗禅师洗好了右脚，让他把左脚换过来的时候，黄檗禅师赶紧把左脚藏起来，说：“阿弥陀佛!贫僧左脚带伤，碰不得水，施主好意，贫僧心领了。”
老妇人愣了一下，没说什么，摸索着端起水盆，正要起身去倒，像是想起了什么，望空怔视了一会儿，摇摇头，蹒跚着出去了。
黄檗禅师望着一跛一拐走进来的老妇人，
心一紧，依旧放平了声音说：
“善女人!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人子出家，
不是舍弃父母，而是对父母真正的孝爱，
因为要与父母永生相守……”
“佛陀出家，离开了父母，并不是舍弃父母。因为人子尽孝，孝有大小：衣食奉养是小孝;
光宗耀祖不过中孝;而超拔父母永生，乃是大孝……”黄檗禅师娓娓地向母亲讲述着。
黄檗禅师走后，邻居们忍不住将这个事实告诉他的母亲，说：“那个向你讲佛祖出家故事的人，就是你经常盼望的儿子。”母亲听后几近疯狂似叫道：“难怪声音像我儿!”说着就拼命的追出去，一直追到大河边。
不巧，这时黄檗禅师已经上船，而且船也开动了，母亲情急地跳到河里，不幸淹死了。
黄檗禅师站在船上看到母亲失足落水溺死的情形，不禁悲从心起，即刻乘船返回，把母亲的尸体背上河岸，亲自捡木头，堆有一人高，然后把母亲的尸体放在木堆上。
此时，全村庄的人都围过来，对黄檗禅师的举动疑惑不解。黄檗禅师沉重而庄严的举火点燃木堆，火焰顿时腾空燃起，他站立在旁边，双手合十，仰对虚空，高声唱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言!”
话音刚落，在熊熊的火焰当中，顿时显出一位天女，端庄秀丽，随着火焰之光徐徐上升，天女临别之前向黄檗禅师开口道：“孩儿啊!很感激你超度母亲升天，你为了成就道业，为了众生，割舍母子亲情，母亲现在才恍然彻悟，承蒙孩儿的慈悲超度，母亲今可升天受乐，就此禀白，后会有期!”天女说完，冉冉升天，不久没于虚空。
黄檗禅师随即说偈曰：
“我母多年迷自心，如今华开菩提林，
当来三会若相值，归命大悲观世音。”
围观的村民看到这情况，
都目瞪口呆，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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