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美的遇见，是我刚好路过，你刚好盛放。看一场繁花盛开，寄岁月一抹浪漫的时光。
最美人间四月天，又是一季蔷薇花开时，看她盛开满院香。末春，蔷薇绽放，花光灿烂，迎风摇曳，微笑着铺满枝丫；一簇簇娇艳欲滴，一串紧挨着一串，一朵紧贴着一朵，让人目不暇接，引人驻足，争先恐后的向世人展露着她们激情昂扬的蓬勃姿态，更是映照点缀了思南检察院独有的色彩。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收到了吗，从窗外院墙扑面而来的蔷薇花情有独钟的告白，一阵阵摄人心魂的清香弥漫在我们严谨又充实的工作日；你听到了吗，密密匝匝盛开的蔷薇花还对你发出盛情邀请，柔软的枝蔓绕上围墙，花团锦簇，春色满园，更是招蜂引蝶一齐来到院里做客，嗡嗡嘤嘤浅唱出一首又一首和谐的歌曲，似乎在歌颂着一个个精彩美丽的平安思南故事，如此陶醉在其中，更是在全院燃起奋发图强的激情，释放鼓足争先的昂扬斗志，营造一种活力满满、温馨融洽的浓厚氛围。你看到了吗，她们不时还与春风相约、嬉闹结伴，活像一个个小精灵在枝叶上翩翩起舞，花繁叶茂的铺满整个外墙，静默地为检察院干警敬奉着那一份优雅脱俗的寂静，淡雅与幽香，无声无息的生长着，演绎着属于它们的浪漫与清幽，恬淡而低调，洒脱而淡然。
“映日蔷薇犹带刺，琼英足傲九秋霜”。环绕在院里的满架蔷薇，原以为娇弱的她经受不起风雨春雷的摧残，没曾想狂风暴雨后更是彰显“重自强”的勇毅与坚韧，重吐新芽、恣意绽放，连同带刺的枝丫依旧傲立环绕在院墙外延，时刻不忘守护着我们检察院这一大家庭，更是摇曳出咱们检察干警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火热情怀。
荼蘼不争春，开在时光里的蔷薇花，淡然随性，不曾与谁语，静默中却已倾城。于我们检察干警来说，在接触到的具体案例、卷宗诉讼书里，那一篇篇冰冷的文字、客观冷静的陈述，更是让我们时刻感受着人间的冷暖阴晴，或辛酸、或无奈、或苦楚、亦或讳莫如深。而面对这一切，我们更是要时刻做到政治思想警醒，法治检察自觉，就如这满院蔷薇一样，纵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仍要繁华似锦，心若向阳，微笑向暖，年华未央。
花开，热爱的事情就要奋力去追逐。尔后，我们更要保持立身公正、坚守底线的优良品质，紧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要，依法能动履职，努力做好更多温暖人心的检察实事。时刻把无言奉献、敬业乐业作为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不忘初心，在执法办案中理性又充满温情。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以“守正崇法、博学务实、厚德明理、兴思为民”的思南检察精神为引领，注重文化传承，培育、树立务实的立检宗旨，坚持为民初心，弘扬清正风气，热衷检察事业，热心检察服务，时刻展现新时代思南检察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晚风沦陷于赤诚的爱”，而我，迷恋于风姿摇曳的你。人间温柔亦浪漫，纵览这与世无争又烂漫多姿的蔷薇，落落大方，养眼悦心，让我完全醉美热爱于思南检察院。于此，我们更要乘着新国发2号文件的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抢抓政策机遇，以梦为马，加快“四大检察”步伐，奋力在新征程上为建设乌江中下游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书写更多精彩的检察故事。
最美人间四月天，又是一季蔷薇花开时，看她盛开满院香。末春，蔷薇绽放，花光灿烂，迎风摇曳，微笑着铺满枝丫；一簇簇娇艳欲滴，一串紧挨着一串，一朵紧贴着一朵，让人目不暇接，引人驻足，争先恐后的向世人展露着她们激情昂扬的蓬勃姿态，更是映照点缀了思南检察院独有的色彩。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收到了吗，从窗外院墙扑面而来的蔷薇花情有独钟的告白，一阵阵摄人心魂的清香弥漫在我们严谨又充实的工作日；你听到了吗，密密匝匝盛开的蔷薇花还对你发出盛情邀请，柔软的枝蔓绕上围墙，花团锦簇，春色满园，更是招蜂引蝶一齐来到院里做客，嗡嗡嘤嘤浅唱出一首又一首和谐的歌曲，似乎在歌颂着一个个精彩美丽的平安思南故事，如此陶醉在其中，更是在全院燃起奋发图强的激情，释放鼓足争先的昂扬斗志，营造一种活力满满、温馨融洽的浓厚氛围。你看到了吗，她们不时还与春风相约、嬉闹结伴，活像一个个小精灵在枝叶上翩翩起舞，花繁叶茂的铺满整个外墙，静默地为检察院干警敬奉着那一份优雅脱俗的寂静，淡雅与幽香，无声无息的生长着，演绎着属于它们的浪漫与清幽，恬淡而低调，洒脱而淡然。
“映日蔷薇犹带刺，琼英足傲九秋霜”。环绕在院里的满架蔷薇，原以为娇弱的她经受不起风雨春雷的摧残，没曾想狂风暴雨后更是彰显“重自强”的勇毅与坚韧，重吐新芽、恣意绽放，连同带刺的枝丫依旧傲立环绕在院墙外延，时刻不忘守护着我们检察院这一大家庭，更是摇曳出咱们检察干警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火热情怀。
荼蘼不争春，开在时光里的蔷薇花，淡然随性，不曾与谁语，静默中却已倾城。于我们检察干警来说，在接触到的具体案例、卷宗诉讼书里，那一篇篇冰冷的文字、客观冷静的陈述，更是让我们时刻感受着人间的冷暖阴晴，或辛酸、或无奈、或苦楚、亦或讳莫如深。而面对这一切，我们更是要时刻做到政治思想警醒，法治检察自觉，就如这满院蔷薇一样，纵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仍要繁华似锦，心若向阳，微笑向暖，年华未央。
花开，热爱的事情就要奋力去追逐。尔后，我们更要保持立身公正、坚守底线的优良品质，紧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要，依法能动履职，努力做好更多温暖人心的检察实事。时刻把无言奉献、敬业乐业作为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不忘初心，在执法办案中理性又充满温情。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以“守正崇法、博学务实、厚德明理、兴思为民”的思南检察精神为引领，注重文化传承，培育、树立务实的立检宗旨，坚持为民初心，弘扬清正风气，热衷检察事业，热心检察服务，时刻展现新时代思南检察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晚风沦陷于赤诚的爱”，而我，迷恋于风姿摇曳的你。人间温柔亦浪漫，纵览这与世无争又烂漫多姿的蔷薇，落落大方，养眼悦心，让我完全醉美热爱于思南检察院。于此，我们更要乘着新国发2号文件的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抢抓政策机遇，以梦为马，加快“四大检察”步伐，奋力在新征程上为建设乌江中下游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书写更多精彩的检察故事。
#基层动态# 示范创建•办实事 | 河间法院：婚约彩礼当庭退还，法官调解好聚好散
近日，河间市人民法院景和法庭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被告当庭退还原告大部分彩礼，原告也自愿放弃部分诉讼请求，双方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25岁的梁某与的王某经媒人介绍相识，经过短暂相处后准备走进婚姻殿堂，同年4月，双方决定订婚，梁某通过媒人先给付王某订婚彩礼14万元，在结婚前，梁某又给付了王某结婚彩礼18万元。但之后，双方因某些事情出现意见分歧，随着矛盾逐渐加深，没有及时解决，导致双方感情越来越淡，以致无法继续交往，更无结婚可能，最终双方决定分手。分手后，梁某便要求王某归还其给付的彩礼，但王某却认为对方有错在先，不同意全部退还。
受理案件后，主审法官分别做原、被告工作，特别是做被告方工作，向其详细讲解有关婚约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定，并劝导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特别是河间市作为全国的婚俗改革试验区，“零彩礼”“低彩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高额彩礼本身就不值得推崇，若还要因为彩礼的返还问题闹得双方不欢而散，实属得不偿失。经过法官的不懈努力，被告同意大部分返还原告彩礼，原告也自愿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自愿返还原告彩礼，并当庭给付，双方签署了调解书，本案顺利结案。
自《民法典》生效以来，河间法院受理了多件涉婚约财产纠纷类案件，河间法院的民事法官在审理该类案件的过程中，主动作为，开展释法明理工作，并积极倡导当事人参与河间市婚俗改革，通过普法的形式引导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大力弘扬“崇节俭、强责任”的婚俗新风，在帮助青年男女妥善处理此类纠纷的同时，传递了正能量的婚恋观，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近日，河间市人民法院景和法庭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被告当庭退还原告大部分彩礼，原告也自愿放弃部分诉讼请求，双方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25岁的梁某与的王某经媒人介绍相识，经过短暂相处后准备走进婚姻殿堂，同年4月，双方决定订婚，梁某通过媒人先给付王某订婚彩礼14万元，在结婚前，梁某又给付了王某结婚彩礼18万元。但之后，双方因某些事情出现意见分歧，随着矛盾逐渐加深，没有及时解决，导致双方感情越来越淡，以致无法继续交往，更无结婚可能，最终双方决定分手。分手后，梁某便要求王某归还其给付的彩礼，但王某却认为对方有错在先，不同意全部退还。
受理案件后，主审法官分别做原、被告工作，特别是做被告方工作，向其详细讲解有关婚约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定，并劝导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特别是河间市作为全国的婚俗改革试验区，“零彩礼”“低彩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高额彩礼本身就不值得推崇，若还要因为彩礼的返还问题闹得双方不欢而散，实属得不偿失。经过法官的不懈努力，被告同意大部分返还原告彩礼，原告也自愿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自愿返还原告彩礼，并当庭给付，双方签署了调解书，本案顺利结案。
自《民法典》生效以来，河间法院受理了多件涉婚约财产纠纷类案件，河间法院的民事法官在审理该类案件的过程中，主动作为，开展释法明理工作，并积极倡导当事人参与河间市婚俗改革，通过普法的形式引导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大力弘扬“崇节俭、强责任”的婚俗新风，在帮助青年男女妥善处理此类纠纷的同时，传递了正能量的婚恋观，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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