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听真话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
博读 2022-05-04 07:00


《史记》里有这样一句话：“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意思是：听一千个人说恭维话，不如听一个人说真话有价值。就好比一千张羊皮抵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珍贵。
但是无论古今，爱听好听话的人比比皆是，而听得进去真话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真话往往没那么动听。甚至，还是刺耳的。
一个人敢于说真话，也愿意听真话，才是真正有远见、能干大事的人。
可以说：一个人听真话的态度，往往能决定他人生的高度。
乐于接受批评，才能变得更优秀
著名编剧李碧华说：
“真话最不好听，真相最不好看。”
真话之所以不好听，就是因为它说出了真相的“丑陋”。
如果一个人总是听不进刺耳的真话，就说明他身上有缺点却不愿面对。这种虚荣爱面子的人是很难进步的。
一个人唯有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最终成就自我。
国画大师徐悲鸿就是一个乐于听真话的人。在他的一次画展上，众人都对他的画赞不绝口，可是一位老人却毫不客气地说他的《写东坡春江水暖诗意》这幅画里的鸭子画错了。
徐悲鸿听了连忙走上前去，诚恳地向老人请教。
老人说，看徐悲鸿画的麻鸭羽毛颜色应该是雌鸭，可尾巴却长而卷曲，这是错误之处。
然后老人又详细地跟徐悲鸿讲解：“我是一个老农，在乡下见的麻鸭多了。雄麻鸭羽毛鲜艳，有的尾巴卷曲；雌麻鸭毛为麻褐色，尾巴是很短的。”
徐悲鸿听了非常认同，连忙向指正自己的老农表示真诚的谢意。
正是因为徐悲鸿虚怀若谷，乐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批评，他的画技才会越来越精湛，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可见，越是厉害的人，越能够放低身段，向人请教。越是肤浅的人，越是虚荣好面子、耻于纳谏。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听不进刺耳忠言的毛病。总觉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侮辱。甚至还会为了所谓的“面子”跟人家争执起来。这种做法是很愚蠢的。
拒绝别人正确的批评，其实就是刻意回避自己的不足。长此下去，就会积累一一身毛病。一身毛病的人，自然不会受众人喜欢、得贵人赏识。还谈什么干大事呢？
唯有乐于让人指正，又懂得反省和改过，才能变得更优秀，也会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肯听刺耳谏言，才能守得住成就
北宋大理学家周敦颐说过：
“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
意思是：自己有过错，却听不进去别人的规劝，就好比是有病却排斥医生，到死都不能醒悟。
历史上虢国的国君便是这种“讳疾忌医”的蠢人，直到走投无路时仍听不进真话。
他由于总喜欢听一些佞臣阿谀奉承的话，而成为亡国之君。
在匆忙逃跑的途中，虢君又渴又饿，车夫连忙给他递上来一些干粮和酒水。
虢君好奇地问车夫："我们匆忙出逃，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车夫说这些是他事先准备好的。
虢君诧异地说："你怎么会想到提前准备呢？"车夫回答道："为了您逃亡在外时，给您充饥解渴呀！"
虢君更惊讶了："难道你早就知道我会有出逃的一天？"
车夫老实回答到："是的。"
虢君气愤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车夫说："因为您喜欢听奉承话，不喜欢听真话。我怕我的劝谏会惹怒您导致自己小命不保，所以不敢说。"
虢君一听恼羞成怒。车夫看他变了脸，连忙改口，变为恭维之词。
虢君听了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
故事中的虢君真是可笑又可悲！由于爱听好听话而导致亡国。可他在逃亡之时，依旧执迷不悟，不愿接受车夫的批评。这样的人，守不住自己的江山社稷也是必然。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虢君的领导不在少数，听不进忠恳的意见，只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
谁若是在他面前讲真话，指出他的错误，他就会生气地训斥，甚至施行打击报复。于是，就没人敢在他面前讲真话了。
与此同时，一些拍马溜须之徒则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所以，他就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犯事落马时，才醒悟当初若听得进下属的刺耳忠言，也不至于落此下场。
由此可见，一个人纵有丰厚的基业、崇高的地位，若听不得真话，最终也难以守住曾经的成就。
乐让别人纠错，才能保长久安乐
哲学家培根说过：
“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的确，听得了真话，不仅能让人免走错路，甚至还有避凶趋吉的效果。
张咏是宋朝的一位诗人，曾在湘东做太守。闲暇时，他喜欢在家吟诗作对。
有一次他兴致大发，随手写下两句"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的诗句，然后随手放在桌子上。
等他再次回到书桌前，却发现前来他家拜访的溧阳知县萧楚才，把他诗中的"恨"字改为了"幸"字。
张咏见自己妙手偶得的佳句被人改了，自然不悦，就责问萧楚才为何随便改他的诗。
萧楚才解释道："当今小人当道、奸佞横行，大人位高权重，已成众矢之的，你居然说恨太平，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
张咏听后瞬间明白自己错怪了萧楚才，连忙向萧楚才表示感谢，从此二人成为了知已。
由此可见，只有乐于接受益友的诤言、劝告，人生路上才能少走弯路，长保安乐。相反，那种只喜欢听溢美之词、听到批评就急得跳脚的人，只会让诤友远离。
就算有朋友，也都是来坑他的损友。由于他沉醉于损友的吹捧奉承之中，所以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终也会毁在损友手里。
《论语》里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人们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是面对逆耳忠言时，却很少人能做到开心地接受。因为爱听好听话，是人之天性，也是人之弱点。
而那些能够干大事的人，却能够克服这个弱点。他们不仅能虚心接受别人的刺耳忠言，还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并及时改过。所以才会成为德才兼备的人物，创造出了人生的辉煌。
渴望成功的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人听真话的态度，往往会决定他人生的高度。
愿你在真话中成长，在纳谏中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跨向更高的阶层！
博读 2022-05-04 07:00


《史记》里有这样一句话：“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意思是：听一千个人说恭维话，不如听一个人说真话有价值。就好比一千张羊皮抵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珍贵。
但是无论古今，爱听好听话的人比比皆是，而听得进去真话的人却寥寥无几。因为，真话往往没那么动听。甚至，还是刺耳的。
一个人敢于说真话，也愿意听真话，才是真正有远见、能干大事的人。
可以说：一个人听真话的态度，往往能决定他人生的高度。
乐于接受批评，才能变得更优秀
著名编剧李碧华说：
“真话最不好听，真相最不好看。”
真话之所以不好听，就是因为它说出了真相的“丑陋”。
如果一个人总是听不进刺耳的真话，就说明他身上有缺点却不愿面对。这种虚荣爱面子的人是很难进步的。
一个人唯有乐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最终成就自我。
国画大师徐悲鸿就是一个乐于听真话的人。在他的一次画展上，众人都对他的画赞不绝口，可是一位老人却毫不客气地说他的《写东坡春江水暖诗意》这幅画里的鸭子画错了。
徐悲鸿听了连忙走上前去，诚恳地向老人请教。
老人说，看徐悲鸿画的麻鸭羽毛颜色应该是雌鸭，可尾巴却长而卷曲，这是错误之处。
然后老人又详细地跟徐悲鸿讲解：“我是一个老农，在乡下见的麻鸭多了。雄麻鸭羽毛鲜艳，有的尾巴卷曲；雌麻鸭毛为麻褐色，尾巴是很短的。”
徐悲鸿听了非常认同，连忙向指正自己的老农表示真诚的谢意。
正是因为徐悲鸿虚怀若谷，乐于听取别人正确的批评，他的画技才会越来越精湛，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可见，越是厉害的人，越能够放低身段，向人请教。越是肤浅的人，越是虚荣好面子、耻于纳谏。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听不进刺耳忠言的毛病。总觉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侮辱。甚至还会为了所谓的“面子”跟人家争执起来。这种做法是很愚蠢的。
拒绝别人正确的批评，其实就是刻意回避自己的不足。长此下去，就会积累一一身毛病。一身毛病的人，自然不会受众人喜欢、得贵人赏识。还谈什么干大事呢？
唯有乐于让人指正，又懂得反省和改过，才能变得更优秀，也会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肯听刺耳谏言，才能守得住成就
北宋大理学家周敦颐说过：
“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
意思是：自己有过错，却听不进去别人的规劝，就好比是有病却排斥医生，到死都不能醒悟。
历史上虢国的国君便是这种“讳疾忌医”的蠢人，直到走投无路时仍听不进真话。
他由于总喜欢听一些佞臣阿谀奉承的话，而成为亡国之君。
在匆忙逃跑的途中，虢君又渴又饿，车夫连忙给他递上来一些干粮和酒水。
虢君好奇地问车夫："我们匆忙出逃，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车夫说这些是他事先准备好的。
虢君诧异地说："你怎么会想到提前准备呢？"车夫回答道："为了您逃亡在外时，给您充饥解渴呀！"
虢君更惊讶了："难道你早就知道我会有出逃的一天？"
车夫老实回答到："是的。"
虢君气愤地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车夫说："因为您喜欢听奉承话，不喜欢听真话。我怕我的劝谏会惹怒您导致自己小命不保，所以不敢说。"
虢君一听恼羞成怒。车夫看他变了脸，连忙改口，变为恭维之词。
虢君听了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
故事中的虢君真是可笑又可悲！由于爱听好听话而导致亡国。可他在逃亡之时，依旧执迷不悟，不愿接受车夫的批评。这样的人，守不住自己的江山社稷也是必然。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虢君的领导不在少数，听不进忠恳的意见，只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
谁若是在他面前讲真话，指出他的错误，他就会生气地训斥，甚至施行打击报复。于是，就没人敢在他面前讲真话了。
与此同时，一些拍马溜须之徒则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所以，他就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犯事落马时，才醒悟当初若听得进下属的刺耳忠言，也不至于落此下场。
由此可见，一个人纵有丰厚的基业、崇高的地位，若听不得真话，最终也难以守住曾经的成就。
乐让别人纠错，才能保长久安乐
哲学家培根说过：
“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的确，听得了真话，不仅能让人免走错路，甚至还有避凶趋吉的效果。
张咏是宋朝的一位诗人，曾在湘东做太守。闲暇时，他喜欢在家吟诗作对。
有一次他兴致大发，随手写下两句"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的诗句，然后随手放在桌子上。
等他再次回到书桌前，却发现前来他家拜访的溧阳知县萧楚才，把他诗中的"恨"字改为了"幸"字。
张咏见自己妙手偶得的佳句被人改了，自然不悦，就责问萧楚才为何随便改他的诗。
萧楚才解释道："当今小人当道、奸佞横行，大人位高权重，已成众矢之的，你居然说恨太平，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
张咏听后瞬间明白自己错怪了萧楚才，连忙向萧楚才表示感谢，从此二人成为了知已。
由此可见，只有乐于接受益友的诤言、劝告，人生路上才能少走弯路，长保安乐。相反，那种只喜欢听溢美之词、听到批评就急得跳脚的人，只会让诤友远离。
就算有朋友，也都是来坑他的损友。由于他沉醉于损友的吹捧奉承之中，所以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终也会毁在损友手里。
《论语》里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人们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是面对逆耳忠言时，却很少人能做到开心地接受。因为爱听好听话，是人之天性，也是人之弱点。
而那些能够干大事的人，却能够克服这个弱点。他们不仅能虚心接受别人的刺耳忠言，还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并及时改过。所以才会成为德才兼备的人物，创造出了人生的辉煌。
渴望成功的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人听真话的态度，往往会决定他人生的高度。
愿你在真话中成长，在纳谏中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跨向更高的阶层！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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