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世遗大会看福州#【世遗大会与会嘉宾参访镇海楼】#2021年世界遗产大会#“世遗时间”进入第四天，与会嘉宾们在参会之余，继续探访福州各地自然文化遗产，触摸闽都文脉。18日，屏山之巅的镇海楼迎来了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嘉宾。位于镇海楼负一层的福州历史文化名城展示馆展示了福州2200多年的建城史，从“闽在海中”“闽越都城”一直讲述到“当代辉煌”，嘉宾们一路走，一路拍，不时向讲解员提问。https://t.cn/A6fQPCoW
#讲个鬼故事再睡觉##中国作家##今古传奇##晚安故事##古剑奇谭##讲个故事再睡觉##我怎么写起小说了#江西庐山，亦名“匡庐”。相传往古殷周之际，有匡氏七兄弟结庐于此参修仙道，周定王征之不应，遣使入山括访，至其隐所，空无一人，唯见草庐，邦人遂呼此山为匡山，又称庐山。
庐山仙踪，自先秦彭祖钓鲤、老子悟道、匡氏长生以降，历历不绝。至唐世，李白五上庐山访道，吕洞宾山中遇火龙真人传授天遁剑法，从此剑不离手，炼成剑仙。有唐一代，五老峰下，白鹤观前，羽士云集，龙虎咏真，登庐山学道，蔚为风潮。
话说唐德宗时期，庐山某个深谷，潜居着一位道者，名叫茅安道。世传此人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道行深不可测。不过他课徒极严，虽从学者数百人，蒙授真传者寥寥无几。其中有两个弟子，天资颖悟，根骨不俗，侍奉精诚，因得传隐形洞视之术。过了几年，这两个弟子向茅安道请辞，说家中父母年迈，希望师尊恩准，许他们下山回家赡养父母。茅安道说道：“世上原无不孝的神仙，尔等既有此志，我自无不允之理。只是你二人未来魔劫尚多，下山之后，需安分守己，勿恃吾术，矜炫夸耀，为非作歹。若不遵此训，我自有办法令尔等之术临事不灵。”两弟子躬身受教，拜别师父下山去了。
二人下得山来，只觉海阔天空：我等既身负奇术，江湖四海，何处不可遨游？于是决定暂不回家。当时传世名画《五牛图》的作者、晋国公韩滉在任镇海节度使，开府润州。唐朝的雄藩府帅，有的极其迷信神仙方术，比如晚唐的高骈；有的则对此极端厌恶，比如韩滉。韩滉之深恶术士，天下闻名，凡遇此辈，动辄驱逐诛戮。二人素闻韩滉的行径，商议着去给他来个下马威，一方面替天下同道出一口恶气，一方面籍此扬名。
主意打定，买舟北上，到了润州，拿着名刺径直找上韩滉官邸，要求谒见。二人先已商议好，假如韩滉好生款待，那倒罢了；设或他意图不良，二人便大骂一通，以隐身术逃走，谅他府里也没人阻的住。
门子接了名刺进去通报，少顷回转，引二人入府。二人有恃无恐，大摇大摆地直抵前厅。韩滉听说来求见的是两个术士，那张脸早就阴了下来，及见这两个小子摄衣登阶，放肆无礼的模样，登时气往上冲，连基本的客套也懒得摆了，指挥侍卫立即驱逐出去。二人站在门首笑道：“早就听说君侯气量窄狭，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此言一出，阶下侍卫齐声叱骂，韩滉更是怒不可遏，大喝道：“把这两个狂徒与我拿下！”二人大笑道：“再见！”念动法诀要跑，不料术法却不灵了。二人大惊之际，早被如狼似虎的侍卫按倒，五花大绑，掷在当厅。韩滉看着面若死灰的两人冷笑道：“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妖人，敢到我面前卖弄。”吩咐刽子手伺候，拉下去砍了。
二人大骇，忙道：“我们也是好人家的子弟，都是被我们的师父鼓惑，误入邪道的，冒犯君侯，实非本心，求君侯明鉴开恩！”韩滉寻思：“这两个小子如此脓包，若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怎敢闯进我府上造次？看来此言不假。”又寻思：“斩草需除根。”因道：“说出你师父的姓名下落，我或许饶你等不死。”二人刚要说时，只听得一声清吟，朗然传入道：“庐山茅安道，求见君侯。”厅上众人一时愕然，不知这人在何处发声，两名弟子不禁喜上眉梢，大呼“师父”。韩滉暗道：“原来是此子的师父到了。我前脚刚要杀人，此人后脚便至，分明是一直躲在近处，否则怎会来得如此之巧？哼，果然有阴谋。”吩咐侍卫将二人拖到屏风之后。这时门子来报，说门外有道者求见。韩滉冷道：“来的正好，带他进来。”但见一个身形修长的道人，庞眉美髯，姿状高古，昂然而入，韩滉被他的风采所慑，不觉起身离席，延请入座。
茅安道施礼坐下，说道：“劣徒愚騃，冒犯君侯，死不足惜。此子下山之前，贫道曾严加嘱咐，安分守己，不得生事。不意甫一下山，便行此悖逆，违我门规，连累贫道脸上无光。请君侯准允，使贫道当面将劣徒革出门墙，维系门户清誉，届时君侯刑之诛之，听凭发落。”听得这话，两个弟子骇然失色，无奈被侍卫掩着嘴巴，不能发声哀求。韩滉大奇：“原来这道士前来不是为了救护徒弟，而是为了撇清干系。”但他毕竟不能尽信，兀自迟疑，茅安道又道：“劣徒性命此刻悬于君侯指掌，君侯还怕他们飞了不成？”韩滉心道：“纵使你另有图谋，我倒不信，你能有本事在我这防卫森严的府中把人救走。”转头喝道：“带出来！”侍卫应声拖出捆得如同粽子似的二人，各持兵刃散开，围住师徒三人。茅安道视若无睹，向韩府的侍从道：“劳驾，请给我一杯水。”那侍从偷眼看向韩滉，等他指示。韩滉却听说过术法之中，有“水遁”一门，虽未尝得睹，但可想而知，其术必藉由水来发动。这道士突然索水，谁也不知打得什么算盘，因不理茅安道的要求，催促道：“道长有什么话要说，这便请罢。”茅安道洒然一笑，伸手凌空一抓，“呼”的一声，客厅一侧书案上的一方砚台，有如乳燕归巢，平平飞入他的手上。众人目瞪口呆，只见茅安道仰颈喝下砚贮之水，一口喷向两名弟子，那二人“梭”地变作两只黑鼠，缧绁委地，满庭乱走。茅安道不待众人反应，张开双臂，一跃而起，忽而化为巨鹰，每爪各抓一鼠，冲天飞去。韩滉呆望云端，眼睁睁看那一点鸢迹没入青冥，惊骇良久，终究无如之何。程子君
庐山仙踪，自先秦彭祖钓鲤、老子悟道、匡氏长生以降，历历不绝。至唐世，李白五上庐山访道，吕洞宾山中遇火龙真人传授天遁剑法，从此剑不离手，炼成剑仙。有唐一代，五老峰下，白鹤观前，羽士云集，龙虎咏真，登庐山学道，蔚为风潮。
话说唐德宗时期，庐山某个深谷，潜居着一位道者，名叫茅安道。世传此人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道行深不可测。不过他课徒极严，虽从学者数百人，蒙授真传者寥寥无几。其中有两个弟子，天资颖悟，根骨不俗，侍奉精诚，因得传隐形洞视之术。过了几年，这两个弟子向茅安道请辞，说家中父母年迈，希望师尊恩准，许他们下山回家赡养父母。茅安道说道：“世上原无不孝的神仙，尔等既有此志，我自无不允之理。只是你二人未来魔劫尚多，下山之后，需安分守己，勿恃吾术，矜炫夸耀，为非作歹。若不遵此训，我自有办法令尔等之术临事不灵。”两弟子躬身受教，拜别师父下山去了。
二人下得山来，只觉海阔天空：我等既身负奇术，江湖四海，何处不可遨游？于是决定暂不回家。当时传世名画《五牛图》的作者、晋国公韩滉在任镇海节度使，开府润州。唐朝的雄藩府帅，有的极其迷信神仙方术，比如晚唐的高骈；有的则对此极端厌恶，比如韩滉。韩滉之深恶术士，天下闻名，凡遇此辈，动辄驱逐诛戮。二人素闻韩滉的行径，商议着去给他来个下马威，一方面替天下同道出一口恶气，一方面籍此扬名。
主意打定，买舟北上，到了润州，拿着名刺径直找上韩滉官邸，要求谒见。二人先已商议好，假如韩滉好生款待，那倒罢了；设或他意图不良，二人便大骂一通，以隐身术逃走，谅他府里也没人阻的住。
门子接了名刺进去通报，少顷回转，引二人入府。二人有恃无恐，大摇大摆地直抵前厅。韩滉听说来求见的是两个术士，那张脸早就阴了下来，及见这两个小子摄衣登阶，放肆无礼的模样，登时气往上冲，连基本的客套也懒得摆了，指挥侍卫立即驱逐出去。二人站在门首笑道：“早就听说君侯气量窄狭，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此言一出，阶下侍卫齐声叱骂，韩滉更是怒不可遏，大喝道：“把这两个狂徒与我拿下！”二人大笑道：“再见！”念动法诀要跑，不料术法却不灵了。二人大惊之际，早被如狼似虎的侍卫按倒，五花大绑，掷在当厅。韩滉看着面若死灰的两人冷笑道：“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妖人，敢到我面前卖弄。”吩咐刽子手伺候，拉下去砍了。
二人大骇，忙道：“我们也是好人家的子弟，都是被我们的师父鼓惑，误入邪道的，冒犯君侯，实非本心，求君侯明鉴开恩！”韩滉寻思：“这两个小子如此脓包，若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怎敢闯进我府上造次？看来此言不假。”又寻思：“斩草需除根。”因道：“说出你师父的姓名下落，我或许饶你等不死。”二人刚要说时，只听得一声清吟，朗然传入道：“庐山茅安道，求见君侯。”厅上众人一时愕然，不知这人在何处发声，两名弟子不禁喜上眉梢，大呼“师父”。韩滉暗道：“原来是此子的师父到了。我前脚刚要杀人，此人后脚便至，分明是一直躲在近处，否则怎会来得如此之巧？哼，果然有阴谋。”吩咐侍卫将二人拖到屏风之后。这时门子来报，说门外有道者求见。韩滉冷道：“来的正好，带他进来。”但见一个身形修长的道人，庞眉美髯，姿状高古，昂然而入，韩滉被他的风采所慑，不觉起身离席，延请入座。
茅安道施礼坐下，说道：“劣徒愚騃，冒犯君侯，死不足惜。此子下山之前，贫道曾严加嘱咐，安分守己，不得生事。不意甫一下山，便行此悖逆，违我门规，连累贫道脸上无光。请君侯准允，使贫道当面将劣徒革出门墙，维系门户清誉，届时君侯刑之诛之，听凭发落。”听得这话，两个弟子骇然失色，无奈被侍卫掩着嘴巴，不能发声哀求。韩滉大奇：“原来这道士前来不是为了救护徒弟，而是为了撇清干系。”但他毕竟不能尽信，兀自迟疑，茅安道又道：“劣徒性命此刻悬于君侯指掌，君侯还怕他们飞了不成？”韩滉心道：“纵使你另有图谋，我倒不信，你能有本事在我这防卫森严的府中把人救走。”转头喝道：“带出来！”侍卫应声拖出捆得如同粽子似的二人，各持兵刃散开，围住师徒三人。茅安道视若无睹，向韩府的侍从道：“劳驾，请给我一杯水。”那侍从偷眼看向韩滉，等他指示。韩滉却听说过术法之中，有“水遁”一门，虽未尝得睹，但可想而知，其术必藉由水来发动。这道士突然索水，谁也不知打得什么算盘，因不理茅安道的要求，催促道：“道长有什么话要说，这便请罢。”茅安道洒然一笑，伸手凌空一抓，“呼”的一声，客厅一侧书案上的一方砚台，有如乳燕归巢，平平飞入他的手上。众人目瞪口呆，只见茅安道仰颈喝下砚贮之水，一口喷向两名弟子，那二人“梭”地变作两只黑鼠，缧绁委地，满庭乱走。茅安道不待众人反应，张开双臂，一跃而起，忽而化为巨鹰，每爪各抓一鼠，冲天飞去。韩滉呆望云端，眼睁睁看那一点鸢迹没入青冥，惊骇良久，终究无如之何。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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