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1元被扣3元，多家互联网平台开收“支持费”】
网上爱心筹款或捐款的同时，还得多交一笔费用？不少网友近期反馈称，多家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向捐款者收取“支持费”，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此外，水滴筹近期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收取服务费，向筹款者收费。
为何带有公益色彩的各家大病筹款平台，纷纷开启商业化收费举措？水滴公司为什么会打破从上线以来坚持已久的“大病筹款0服务费”模式？这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行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捐款：有平台默认勾选3元“支持费”
“莫名其妙就被扣了三块，很不爽！”近期多名网友在投诉平台爆料，在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上捐款时，一不小心就多交了3元费用，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多名网友吐槽道：“我只是想捐点儿钱，谁还有时间去研究平台规则呢？”
记者测试发现，收取“支持费”成为行业惯例，用户不勾选相关选项就可以避免扣费，费用可退。但部分平台默认收取该项费用，用户不仔细阅读规则就会被多扣款。
在水滴筹平台，部分筹款案例的捐款金额下有“支持平台3元钱”的选项，默认为关闭选项。根据说明信息，水滴筹投入大量运维成本保障对大病患者的服务，赞赏3元可帮助平台更加健康运营，服务更多大病患者，也可随时申请退款。
在安心筹平台捐款时，平台会默认勾选“加入安心大家帮”，需要额外支付3元，信息显示“随时可退款，最高可获得30万大病救助金”，哪怕捐款1元钱，点击“立即支持”后收费显示为4元钱。记者咨询客服人员，对方称“3元是参加安心帮的费用，可申请获得30万元或10万元的互助金，进入‘一人生病，众人分摊’的流程”。
在轻松筹平台，记者未发现有相关收费选项，不过有网友表示，在部分页面捐款时也会看到“助力费”选项。“平台未收取任何服务费用，也无误导支付之意，如您有爱心愿意帮平台继续运营，请留下您助力我们的费用，您需要退费也可申请退费。”轻松筹工作人员表示，“助力”选项为用户自愿选择，以资助平台更好地为大病患者服务。
筹款：水滴筹试点收取3%服务费
除了从捐款方收“支持费”，也有平台从筹款人募集到的款项中抽取一定费用。
记者了解到，水滴筹于今年1月17日起在全国十余个城市试点收取服务费，包括广西百色、江苏徐州、山东临沂等。除此前第三方收取的0.6%支付渠道费之外，水滴筹在试点城市对每笔筹款收取3%的平台服务费，单个项目服务费上限封顶5000元。
在此之前，水滴公司财报显示水滴筹并不贡献任何收入。实际上，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的0.6%渠道手续费自水滴筹上线时就一直存在，2020年1月以前，这笔费用一直由水滴公司承担。
水滴筹收取3%服务费的做法，是否会推广到更多城市？据了解，水滴筹方面目前还没有考虑大范围铺开，还是以获取更多的建议为目的。下一步，水滴筹试点推行将会增加少量一二线城市，广泛征集媒体、社会公众方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咨询轻松筹相关负责人获悉，轻松筹平台目前在大病筹款业务上不收取任何费用；安心筹客服人员介绍，筹款提现时，平台扣除2%手续费，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0.6%费用。
探因：“导流变现”生意难做
“我们并不希望通过收取服务费来实现盈利，而是希望能够维持合理的运营成本，保证平台正常运营下去。”水滴筹业务负责人郭南洋表示，水滴筹常常被认为是公益组织，实质上平台自身是一家商业公司。平台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只有通过收取一些费用才能实现可持续运营，才能为筹款人、社会爱心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水滴筹发展早期，零服务费和筹款顾问团队是水滴筹规模迅速扩大并赶超同行的“利器”。水滴筹上线即宣布不收取服务费，为平台赢得了大量用户，其他筹款平台纷纷跟进，不收服务费成为行业惯例。水滴公司将“筹款+互助+保险”导流变现的商业模式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去年水滴互助关停，筹款成为保险业务的主要流量入口。
近年来，围绕水滴公司的运营模式及水滴筹的性质一直争议不断。公众往往会将“免费”和公益关联起来，误认为水滴筹为代表的大病筹款平台是公益组织。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水滴筹作为一款大病筹款工具，其本身只是公司旗下的一项业务，并非公益慈善组织。
“大病筹款场景能激发用户购置保险的意愿，用户在捐款后往往会收到保险产品推荐内容，保险业务依赖筹款带来的流量。”一位不愿具名的大病筹款平台从业者透露。但为了快速、大规模地获取流量就得“烧钱”，业内通常用卖保险的收益来支撑筹款团队的运营成本。这位从业者表示，去年8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导流变现”的生意难做了，筹款业务必须要考虑“造血”补贴运营成本，多家平台开启收费模式。
郭南洋介绍，水滴筹参考公益组织通常收取5%至7%的项目执行费进行测算，加上公司其他商业模块收入反哺，认为收取3%的服务费能覆盖水滴筹基本运营成本，可以保障平台正常运转，3%的收费标准未来不会增长。
“在两个多月的试点过程中，84%的筹款人理解并认同收取3%服务费的方式，这些用户充分认可筹款服务的价值。”他透露，平台下一步将通过透明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服务费信息。
观点：平台应设合理服务费机制
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是近年来我国大病救助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医保、商保之外形成了一条医疗资金供给的有效补充渠道。它一开始就顶着“公益慈善”的光环，实际上却是一种商业服务，在公益和商业边界间，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亟需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目前无论是《慈善法》还是相关监管文件，并没有禁止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模式，国家层面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医保部门都在密切关注网络大病筹款平台的规范发展。这一类平台关乎千百万弱势群体的救助，目前仍主要依靠公司自律来约束。他建议，下一步在各平台进一步扩大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应通过修改《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将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纳入监管范畴。
“免费的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对平台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救助作用形成掣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建议中表示，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面临着监管缺位、准入门槛低、缺乏鼓励措施、免费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等矛盾和问题，应引导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尤其设立合理的服务费机制。他认为，作为具有效率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参照现行基金会管理费标准，设立合理的行业服务费标准，从而促使行业良性持久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谢琼同样认为，收取服务费用一定程度上比“商业反哺”的模式要有益，但要谨慎规定收费费率，确保可持续发展。除了对求助人的经济救助，还要鼓励平台链接更多资源。
也有业内观点认为，在保障捐款人知情权方面，一些平台的做法有所欠缺。各互联网筹款平台能否持续提升服务水平，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这些同样是公众关心的议题。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看来，大病筹款行业亟需信息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金融部门协同发力，建立一套从筹款信息鉴定到慈善收益比例审查、再到募集资金后续追踪的监管体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网上爱心筹款或捐款的同时，还得多交一笔费用？不少网友近期反馈称，多家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向捐款者收取“支持费”，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此外，水滴筹近期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收取服务费，向筹款者收费。
为何带有公益色彩的各家大病筹款平台，纷纷开启商业化收费举措？水滴公司为什么会打破从上线以来坚持已久的“大病筹款0服务费”模式？这对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行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捐款：有平台默认勾选3元“支持费”
“莫名其妙就被扣了三块，很不爽！”近期多名网友在投诉平台爆料，在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上捐款时，一不小心就多交了3元费用，甚至捐款1元也被收取3元。多名网友吐槽道：“我只是想捐点儿钱，谁还有时间去研究平台规则呢？”
记者测试发现，收取“支持费”成为行业惯例，用户不勾选相关选项就可以避免扣费，费用可退。但部分平台默认收取该项费用，用户不仔细阅读规则就会被多扣款。
在水滴筹平台，部分筹款案例的捐款金额下有“支持平台3元钱”的选项，默认为关闭选项。根据说明信息，水滴筹投入大量运维成本保障对大病患者的服务，赞赏3元可帮助平台更加健康运营，服务更多大病患者，也可随时申请退款。
在安心筹平台捐款时，平台会默认勾选“加入安心大家帮”，需要额外支付3元，信息显示“随时可退款，最高可获得30万大病救助金”，哪怕捐款1元钱，点击“立即支持”后收费显示为4元钱。记者咨询客服人员，对方称“3元是参加安心帮的费用，可申请获得30万元或10万元的互助金，进入‘一人生病，众人分摊’的流程”。
在轻松筹平台，记者未发现有相关收费选项，不过有网友表示，在部分页面捐款时也会看到“助力费”选项。“平台未收取任何服务费用，也无误导支付之意，如您有爱心愿意帮平台继续运营，请留下您助力我们的费用，您需要退费也可申请退费。”轻松筹工作人员表示，“助力”选项为用户自愿选择，以资助平台更好地为大病患者服务。
筹款：水滴筹试点收取3%服务费
除了从捐款方收“支持费”，也有平台从筹款人募集到的款项中抽取一定费用。
记者了解到，水滴筹于今年1月17日起在全国十余个城市试点收取服务费，包括广西百色、江苏徐州、山东临沂等。除此前第三方收取的0.6%支付渠道费之外，水滴筹在试点城市对每笔筹款收取3%的平台服务费，单个项目服务费上限封顶5000元。
在此之前，水滴公司财报显示水滴筹并不贡献任何收入。实际上，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的0.6%渠道手续费自水滴筹上线时就一直存在，2020年1月以前，这笔费用一直由水滴公司承担。
水滴筹收取3%服务费的做法，是否会推广到更多城市？据了解，水滴筹方面目前还没有考虑大范围铺开，还是以获取更多的建议为目的。下一步，水滴筹试点推行将会增加少量一二线城市，广泛征集媒体、社会公众方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咨询轻松筹相关负责人获悉，轻松筹平台目前在大病筹款业务上不收取任何费用；安心筹客服人员介绍，筹款提现时，平台扣除2%手续费，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0.6%费用。
探因：“导流变现”生意难做
“我们并不希望通过收取服务费来实现盈利，而是希望能够维持合理的运营成本，保证平台正常运营下去。”水滴筹业务负责人郭南洋表示，水滴筹常常被认为是公益组织，实质上平台自身是一家商业公司。平台的运营成本和人力成本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只有通过收取一些费用才能实现可持续运营，才能为筹款人、社会爱心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水滴筹发展早期，零服务费和筹款顾问团队是水滴筹规模迅速扩大并赶超同行的“利器”。水滴筹上线即宣布不收取服务费，为平台赢得了大量用户，其他筹款平台纷纷跟进，不收服务费成为行业惯例。水滴公司将“筹款+互助+保险”导流变现的商业模式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去年水滴互助关停，筹款成为保险业务的主要流量入口。
近年来，围绕水滴公司的运营模式及水滴筹的性质一直争议不断。公众往往会将“免费”和公益关联起来，误认为水滴筹为代表的大病筹款平台是公益组织。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水滴筹作为一款大病筹款工具，其本身只是公司旗下的一项业务，并非公益慈善组织。
“大病筹款场景能激发用户购置保险的意愿，用户在捐款后往往会收到保险产品推荐内容，保险业务依赖筹款带来的流量。”一位不愿具名的大病筹款平台从业者透露。但为了快速、大规模地获取流量就得“烧钱”，业内通常用卖保险的收益来支撑筹款团队的运营成本。这位从业者表示，去年8月，银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互联网保险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导流变现”的生意难做了，筹款业务必须要考虑“造血”补贴运营成本，多家平台开启收费模式。
郭南洋介绍，水滴筹参考公益组织通常收取5%至7%的项目执行费进行测算，加上公司其他商业模块收入反哺，认为收取3%的服务费能覆盖水滴筹基本运营成本，可以保障平台正常运转，3%的收费标准未来不会增长。
“在两个多月的试点过程中，84%的筹款人理解并认同收取3%服务费的方式，这些用户充分认可筹款服务的价值。”他透露，平台下一步将通过透明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公示服务费信息。
观点：平台应设合理服务费机制
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是近年来我国大病救助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医保、商保之外形成了一条医疗资金供给的有效补充渠道。它一开始就顶着“公益慈善”的光环，实际上却是一种商业服务，在公益和商业边界间，作为新生事物的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亟需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目前无论是《慈善法》还是相关监管文件，并没有禁止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模式，国家层面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医保部门都在密切关注网络大病筹款平台的规范发展。这一类平台关乎千百万弱势群体的救助，目前仍主要依靠公司自律来约束。他建议，下一步在各平台进一步扩大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应通过修改《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将互联网大病筹款平台纳入监管范畴。
“免费的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对平台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救助作用形成掣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的建议中表示，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面临着监管缺位、准入门槛低、缺乏鼓励措施、免费服务方式不足以支撑业务可持续发展等矛盾和问题，应引导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尤其设立合理的服务费机制。他认为，作为具有效率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可以参照现行基金会管理费标准，设立合理的行业服务费标准，从而促使行业良性持久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谢琼同样认为，收取服务费用一定程度上比“商业反哺”的模式要有益，但要谨慎规定收费费率，确保可持续发展。除了对求助人的经济救助，还要鼓励平台链接更多资源。
也有业内观点认为，在保障捐款人知情权方面，一些平台的做法有所欠缺。各互联网筹款平台能否持续提升服务水平，确保求助信息的真实性，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这些同样是公众关心的议题。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看来，大病筹款行业亟需信息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金融部门协同发力，建立一套从筹款信息鉴定到慈善收益比例审查、再到募集资金后续追踪的监管体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周刊调查# 【仙桃文化步行街物业费涨价风波调查】“保安和保洁越来越少，路灯坏了、卫生间门板倒了也不及时修，但物业费却大幅涨价，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
近日，仙桃文化步行街（以下简称步行街）商户郑先生（化姓）向仙桃周刊和红辣椒传媒反映，今年8月，步行街所属仙桃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和物业）发布通知称，由于成本连年上涨，从2021年5月1日起，将原物业费1.6元/㎡/月提高至3元/㎡/月，涨价近一倍，而相关服务质量却未能跟上，因此，商户们怨声载道，拒绝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
那么，安和物业是否存在如商户反映的基础设施维修滞后、治安巡逻及清洁卫生频次减少的情形？此次大幅调价是否合法合规？物业服务收费究竟由谁来定？如何进行监管？商户们又该从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
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探访。
商户：涨幅过大，质价不符
11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桃源大道和宏达路交汇处的步行街。听闻记者的来意，不少商户放下手中事务，纷纷向记者诉苦。
“因为疫情影响，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再加上网店的冲击，收入比以前差远了。物业费这样翻倍涨，真的受不了。”“就知道收物业费，绿化缺了不管、地砖坏了拿水泥填，楼上卫生间漏水漏到我的门面，臭气冲天，反映了很多次，就是不解决。这样的服务，凭什么涨价？”
“我问过了新农贸、惠联广场、新街等地的商户，他们的物业费没有高于2元的，同样是商铺，我们这边收3元，简直是高得离谱。”“一楼的公共卫生间全改成了门面，流动摊贩都要收费，物业到底收入了多少，谁都不知道。”
“物价上涨可以理解，但凡是涨得慢一点、涨价的幅度小一点，我们都是没有二话的。”多位商户表示，此次物业费涨幅过大，而质价不符，是他们反对调价的主要原因。
“这次涨价的情况，我们向很多部门都反映过，其中，市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新的物业收费标准缴费的商户超过50%，即为默认涨价，其他人想不按这个标准缴费也是不行的。”采访中，有商户向记者透露，目前在商户群里，仅有少数暑期装修门面的商户按照新标准缴纳了物业费，因为不缴费物业会强行阻拦装修，而其他商户团结起来，不按新标准缴纳物业费，就是为了避免默认涨价成为事实。
“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本来像我们这种老的商业街可以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共同商议定价，但步行街的物业费一直都由商户缴纳，而商户们绝大多数都只是租户，业主们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或者身在外地，要聚集起来并不容易。”谈及定价问题，有知情商户向记者介绍，业主委员会无法成立，租户没有议价权是症结所在。
物业：入不敷出，必须涨价
带着商户们的质疑，11月22日，记者采访到了步行街物业服务方——安和物业负责人别文军。
别文军告诉记者，此次价格上涨是因为成本增加，物业公司连年亏损，为了支撑公司正常运转而涨价。他特别说明，根据成本估算，此次调价至3元/㎡/月，也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他介绍，此前安和物业由步行街开发商——湖北省五乐台度假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乐台公司）和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宝公司）共为经营主体，此前物业费也不够物业支出，但是当时未售门面的租金也用于支撑物业运行，所以基本可以实现收支相抵还略有盈余。
2017年开始，主体公司转变经营策略，所有门面只卖不租。缺少了未售门面的租金收入，物业进入入不敷出的阶段，特别是去年创城期间，物业出资130万改造基础设施，此前一楼公共卫生间改成门面的收入也并未收归物业，亏损可想而知。今年4月，五乐台公司和丝宝公司退出，转由湖北安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100%控股安和物业（此变更“企查查”可见），5月1日开始，经营主体变更后的安和物业为了扭转亏损局面，实现收支平衡，在进行成本核算、会同多部门和少数业主代表协商之后，决定将物业费收费标准提高至3元/㎡/月，并进行了公示。
关于物业服务方面，别文军认为，物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保安保洁每天在岗，今年仅仅是灯具，整体都换了三遍了。”他告诉记者，步行街不少商户特别是KTV通宵营业，来往人员十分复杂，经常出现公共设施损坏的情况。但物业工作人员不可能24小时在岗，夜间监管难免缺位，日常维修需要协调人员和时间，无法保证即报即修，所以很容易让商户误会物业拖着不修。
而关于卫生间漏水问题，他解释称，在步行街原始规划图上，商铺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铺设的水管极细，仅用于店铺清洁，是不能设置卫生间的，所有人员均使用公共卫生间。但因为KTV、美容店、培训机构等进驻后，他们有设置卫生间的实际需求，但防水可能做得不好，所以造成漏水渗味等问题，这是属于设置卫生间那一方商户的责任，物业只能进行协调和监管。
根据别文军出示的《情况说明》和《6-9月收支明细表》，记者看到，步行街总建筑面积34000㎡，共有门栋600多个，物业人员工资支出为5.24万元/月，垃圾清运费为20万元/年，设施设备维护成本为10.5万元/年，另有管理佣金、不可预见成本及税金共计14%。记者问及这些数据是否公示，别文军表示，也可公布，但起不了作用，收支方面自己曾与不少商户口头交流过，有人认同，但大多数人并不理解。目前物业费收取确实陷入僵局，少数装修门面的业主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是装修手续的一部分，其他愿意交物业费的也不敢交，因为交了就会遭到群里的其他商户“围攻”，这样恶性循环，大家都不交，物业催收效果甚微。对此，物业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继续催收，也期待相关部门介入协调。但如果一直没有进展，他只能如实报给总公司，遵照总公司决策进行运作。
市场调价，以合同为准
那么，物业费调价应该遵循怎样的流程？物业方和商户们又该如何进行协商呢？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严心双。
严会长告诉记者，商业物业费属于协议价，不是物价部门进行定价，而是市场调节，没有严格限制。据他了解，目前在仙桃市场，商业物业费最低是2.5元/㎡/月，而3元/㎡/月的收费标准属于普遍情况，而部分老旧小区的商铺因为前期按照住宅物业备案，所以有不超过2元/㎡/月的情况。商业物业费的收费标准是物业和单个业主通过合同进行约定的价格，单个业主签字同意即可照此执行，其他不认可价格的业主就再次协商。涨价需要进行公示，最终以合同为准。物业应向业主收取物业费，租户应根据已签署的租房合同向业主交足物业费。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6月湖北省住建厅等多部门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显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以外的价格由市场竞争产生，实行市场调节。实行市场调节的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及费用与服务质量相适应的原则，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调整约定的收费标准，引导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约定物业服务价格调整方式。鼓励物业行业协会或通过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监测并定期公布物业服务成本信息和计价规则，供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物业费时参考。
关于目前涨价情况，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湖北沔阳律师事务所周红兵律师也建议商户们理性参考市场行情，跟物业方面友好协商。
后续进展，仙桃周刊将持续予以关注。（记者 郭欢）
图一：步行街
图二：安和物业张贴的物业费涨价通知
近日，仙桃文化步行街（以下简称步行街）商户郑先生（化姓）向仙桃周刊和红辣椒传媒反映，今年8月，步行街所属仙桃安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和物业）发布通知称，由于成本连年上涨，从2021年5月1日起，将原物业费1.6元/㎡/月提高至3元/㎡/月，涨价近一倍，而相关服务质量却未能跟上，因此，商户们怨声载道，拒绝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
那么，安和物业是否存在如商户反映的基础设施维修滞后、治安巡逻及清洁卫生频次减少的情形？此次大幅调价是否合法合规？物业服务收费究竟由谁来定？如何进行监管？商户们又该从哪些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
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探访。
商户：涨幅过大，质价不符
11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桃源大道和宏达路交汇处的步行街。听闻记者的来意，不少商户放下手中事务，纷纷向记者诉苦。
“因为疫情影响，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再加上网店的冲击，收入比以前差远了。物业费这样翻倍涨，真的受不了。”“就知道收物业费，绿化缺了不管、地砖坏了拿水泥填，楼上卫生间漏水漏到我的门面，臭气冲天，反映了很多次，就是不解决。这样的服务，凭什么涨价？”
“我问过了新农贸、惠联广场、新街等地的商户，他们的物业费没有高于2元的，同样是商铺，我们这边收3元，简直是高得离谱。”“一楼的公共卫生间全改成了门面，流动摊贩都要收费，物业到底收入了多少，谁都不知道。”
“物价上涨可以理解，但凡是涨得慢一点、涨价的幅度小一点，我们都是没有二话的。”多位商户表示，此次物业费涨幅过大，而质价不符，是他们反对调价的主要原因。
“这次涨价的情况，我们向很多部门都反映过，其中，市发改委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新的物业收费标准缴费的商户超过50%，即为默认涨价，其他人想不按这个标准缴费也是不行的。”采访中，有商户向记者透露，目前在商户群里，仅有少数暑期装修门面的商户按照新标准缴纳了物业费，因为不缴费物业会强行阻拦装修，而其他商户团结起来，不按新标准缴纳物业费，就是为了避免默认涨价成为事实。
“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本来像我们这种老的商业街可以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共同商议定价，但步行街的物业费一直都由商户缴纳，而商户们绝大多数都只是租户，业主们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或者身在外地，要聚集起来并不容易。”谈及定价问题，有知情商户向记者介绍，业主委员会无法成立，租户没有议价权是症结所在。
物业：入不敷出，必须涨价
带着商户们的质疑，11月22日，记者采访到了步行街物业服务方——安和物业负责人别文军。
别文军告诉记者，此次价格上涨是因为成本增加，物业公司连年亏损，为了支撑公司正常运转而涨价。他特别说明，根据成本估算，此次调价至3元/㎡/月，也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他介绍，此前安和物业由步行街开发商——湖北省五乐台度假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乐台公司）和湖北丝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宝公司）共为经营主体，此前物业费也不够物业支出，但是当时未售门面的租金也用于支撑物业运行，所以基本可以实现收支相抵还略有盈余。
2017年开始，主体公司转变经营策略，所有门面只卖不租。缺少了未售门面的租金收入，物业进入入不敷出的阶段，特别是去年创城期间，物业出资130万改造基础设施，此前一楼公共卫生间改成门面的收入也并未收归物业，亏损可想而知。今年4月，五乐台公司和丝宝公司退出，转由湖北安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100%控股安和物业（此变更“企查查”可见），5月1日开始，经营主体变更后的安和物业为了扭转亏损局面，实现收支平衡，在进行成本核算、会同多部门和少数业主代表协商之后，决定将物业费收费标准提高至3元/㎡/月，并进行了公示。
关于物业服务方面，别文军认为，物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保安保洁每天在岗，今年仅仅是灯具，整体都换了三遍了。”他告诉记者，步行街不少商户特别是KTV通宵营业，来往人员十分复杂，经常出现公共设施损坏的情况。但物业工作人员不可能24小时在岗，夜间监管难免缺位，日常维修需要协调人员和时间，无法保证即报即修，所以很容易让商户误会物业拖着不修。
而关于卫生间漏水问题，他解释称，在步行街原始规划图上，商铺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铺设的水管极细，仅用于店铺清洁，是不能设置卫生间的，所有人员均使用公共卫生间。但因为KTV、美容店、培训机构等进驻后，他们有设置卫生间的实际需求，但防水可能做得不好，所以造成漏水渗味等问题，这是属于设置卫生间那一方商户的责任，物业只能进行协调和监管。
根据别文军出示的《情况说明》和《6-9月收支明细表》，记者看到，步行街总建筑面积34000㎡，共有门栋600多个，物业人员工资支出为5.24万元/月，垃圾清运费为20万元/年，设施设备维护成本为10.5万元/年，另有管理佣金、不可预见成本及税金共计14%。记者问及这些数据是否公示，别文军表示，也可公布，但起不了作用，收支方面自己曾与不少商户口头交流过，有人认同，但大多数人并不理解。目前物业费收取确实陷入僵局，少数装修门面的业主按照新标准缴纳物业费是装修手续的一部分，其他愿意交物业费的也不敢交，因为交了就会遭到群里的其他商户“围攻”，这样恶性循环，大家都不交，物业催收效果甚微。对此，物业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继续催收，也期待相关部门介入协调。但如果一直没有进展，他只能如实报给总公司，遵照总公司决策进行运作。
市场调价，以合同为准
那么，物业费调价应该遵循怎样的流程？物业方和商户们又该如何进行协商呢？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市物业管理协会会长严心双。
严会长告诉记者，商业物业费属于协议价，不是物价部门进行定价，而是市场调节，没有严格限制。据他了解，目前在仙桃市场，商业物业费最低是2.5元/㎡/月，而3元/㎡/月的收费标准属于普遍情况，而部分老旧小区的商铺因为前期按照住宅物业备案，所以有不超过2元/㎡/月的情况。商业物业费的收费标准是物业和单个业主通过合同进行约定的价格，单个业主签字同意即可照此执行，其他不认可价格的业主就再次协商。涨价需要进行公示，最终以合同为准。物业应向业主收取物业费，租户应根据已签署的租房合同向业主交足物业费。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6月湖北省住建厅等多部门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显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以外的价格由市场竞争产生，实行市场调节。实行市场调节的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及费用与服务质量相适应的原则，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调整约定的收费标准，引导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合同约定物业服务价格调整方式。鼓励物业行业协会或通过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监测并定期公布物业服务成本信息和计价规则，供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物业费时参考。
关于目前涨价情况，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湖北沔阳律师事务所周红兵律师也建议商户们理性参考市场行情，跟物业方面友好协商。
后续进展，仙桃周刊将持续予以关注。（记者 郭欢）
图一：步行街
图二：安和物业张贴的物业费涨价通知
【网购营销信息调查：退订仍会遭到骚扰，短信没停电话又来】#电商通过短信电话对用户轮番营销# 据@法制日报 报道，1258条——这是北京市海淀区居民戴莹手机里未读短信的数量，基本都是各类电商的营销短信。26岁的戴莹大学时开始接触线上购物，网购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其中，电商的营销短信、电话，特别是临近“双11”“6·18”等节点前的轰炸，更是让她不堪其扰。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记者添加了其客户经理。据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短信套餐最低1万条起充，“双11”有优惠，原价550元/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售450元，“这个短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您充值以后可以慢慢使用，用完为止”。
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超高质量、超快速度，支持三网，亲付款后我们3分钟内给您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由您自己登录平台发的哦，操作非常简单的哦（我们平台里面有详细的截图教程）。确保稳定及时到达！支持定时、支持回复！”客服的文字中透着热情。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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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超高质量、超快速度，支持三网，亲付款后我们3分钟内给您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由您自己登录平台发的哦，操作非常简单的哦（我们平台里面有详细的截图教程）。确保稳定及时到达！支持定时、支持回复！”客服的文字中透着热情。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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