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氏道：“益发对人说，相公身有小恙，请谒的一概免见。”蔡攸点点头道：“我正要恁般说。”朱氏立刻把这话吩咐了出去。
恰是汴京缉捕使窦监率同一队人马，带了镣钩水桶，各种救火物件，蜂拥到了相府门首。门官迎着，把夫人传下来的话说了，因道：“相公身体欠安，深夜自要降息，将军请回去。”窦监坐在马首沉吟着道：“有府里两位人员，骑了马奔到我家去报信，说是相府里失了火。不然，下官怎地来的恁地快？下官自想着，这几天东京城里，谣言特多些个，相府有了火灾，怎地怠慢得？”门官道：“相公也正因为有谣言，烧了半间马棚。理会时，却不是又增加些人心不安。将军且下马在门首将息一会。下官却是不曾听说府里着人去请将军。”窦监道：“却又作怪，此两位到舍下去报信的，确是相府里人。”说着，吩咐随从，且在府门口稍后，自己却下马来，踅进门官房里坐地。不多会，果然，有附近住家的官宦，陆续前来问安。那门官正是道着前留的一些话，一个不曾通报，因之都丢下了拜帖就走了。窦监在此，约莫守候了一个时辰，看看来人，不问官阶大小，都不曾进府，便也带了巡兵悄悄退去。心里好生纳闷：“相公家失火，派人传令，到了时，却不许进见，火也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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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到底是怎么死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

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东坡等元祐大臣被大赦，朝廷最终允许苏东坡回到常州任职。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东坡返回了常州。然而一路的颠簸，使得苏东坡身体极为虚弱，他在返常的途中不幸染病，病情始终不见好转。不久，一代文豪走完了他六十五年的人生旅途。

关于苏东坡的死因，《宋史》中未曾提及，而清代医家陆以湉在《冷庐医话·慎药》中却讲得十分清楚：苏轼从被贬斥的儋州回到常州后，酷暑天里突发急病，急泻不止，病情不断加重恶化。可自以为精通医术的东坡，自病自诊，却有失误。照吃照喝，不以为是。病情加剧后仍不问郎中，自己按图索骥，照方抓药，错误的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芪等温补补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除“麦门冬”系清凉药外，“人参”“茯苓”却是温药，可能为了补气而一并服用，而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此热毒之症，应先治“热毒”再作补气，“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结果很快不治身亡。

现在看来，他得的可能是痢疾或胃肠道急性传染病，应是中医所谓湿温重症，当清热解毒利湿，他却用黄芪等补品，使邪气没有出路，就是中医的闭门留寇。尽管东坡通晓药理，在遇到杭州那样大瘟疫中大显身手。但他毕竟不是专业治医，也无从谈到精通医术，偶尔客串一下，平常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也能药到病除。但遇到疑难顽症，就难免有看走眼、下错药的时候。可是他对自己的医术又过分自信，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未能认识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关的原因，悲剧就这样酿成了。所以说，术业有专攻，治病救人的就交给我们大夫来做吧。

苏东坡的误医，实则是有其时代因素。唐宋时期，滥用温补药物的风气盛行。一些达官贵族，妻妾成群，“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因致力于床第”。为了满足其淫欲之需要，便大服温补药物。乌头、附子，或硫黄、乳石，或方士丹药。许多病人也是喜补而恶攻，以为补药都是好药，泻药都是差药，给予补药则喜，给予泻药则烦。社会上下，医患之间，形成了一种“以用补药平稳，以服补药为荣”的社会风气。《素问·生气通天论》记载：“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饮食五味药物不可过食，过食会损害人体正常五脏六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