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阴符经 ──张果注解#道教##千古回眸[超话]#
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不见，故能照自然之性。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谓之“阴”。执自然之行，无所执也。故不执之以手，而执之以机。机变通而无所系，故能契自然之理。夫惟变通而能契，斯谓之“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机，而“阴符”之义尽矣。李筌以“阴”为“暗”，“符”为“合”，以此文为序首，何昧之至也。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者，命、物、时、功、神也。传曰：圣人之理，图大而不顾其细，体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务在匡天地，谋在济人伦。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用大仁兴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经合道之谋，其名有五，圣人禅之，乃谓之贼；天下赖之，则谓之德。故贼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黄帝所以代炎帝也。贼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尧所以代帝挚也。贼天之时，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舜所以代帝尧也。贼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贼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殷汤所以革夏命也。週武所以革殷命也。故见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贼命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黄帝贼少女之命，白日上腾为非也。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传》曰：其立德明，其用机妙，发之于内，见之于外而已矣。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见其机而执之，虽宇宙之大，不离乎掌握，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体之，虽万物之众，不能出其胸臆，况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传》曰：人谓天性，机谓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圣人能体五贼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传》曰：天机张而不生，天机驰而不死。天有驰张，用有否臧。张则杀威行，驰则杀威亡。人之机亦然。天以气为威，人以德为机。秋冬阴气严凝，天之张杀机也，故龙蛇畏而蛰伏。冬谢春来，阴退阳长，天之驰杀机也，故龙蛇悦而振起。天有寒暄，德亦有寒暄。德刑整肃，君之张杀机也，故以下畏而服从。德失刑偏，君之驰杀机也，故奸雄悦而驰骋。位有尊卑，象乎天地，故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寇乱所由作；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也。太公、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大风暴起，昼若暝。以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天人合德，万变定基《传》曰：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以至于王；无德者万化而愈衰，以至于亡。故曰天人合德，万变定基。自然而然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传》曰：圣人之性，巧于用智，拙于用力。居穷行险，则谋道以济之；对强与明，则伏义以退避之。理国必以是，用师亦以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传》曰：九窍之用，三要为机。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则无不安；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为三要，为耳、目、口。李筌为心，神、志，皆忘机也。俱失《阴符》之正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传》曰：夫木性静，动而生火，不觉火盛，而焚其质。由人之性静，动而生奸，不觉奸成而乱其国。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则天下之人，彼愚而我圣。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无为无不为，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传》曰：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万物以美恶之味飨人，人不知其盗。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三盗玄合于人心，三才静顺于天理。有若时然后食，终身无不愈；机然后动，庶类无不安。食不得其时，动不得其机，殆至灭亡。故曰食其时，百骸治；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传》曰：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只谓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觉谓之神。盖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别以圣人、愚人为喻，何甚谬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传》曰：日月有准，运数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观天之时，察人之事，执人之机，如是则圣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冥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传》曰：其盗微而动，所施甚明博，所行极玄妙。君子用之，达则兼济天下，太公其人也。穷则独善一身，夫子其人也。岂非择利之能审乎？小人用之，则惑名而失其身，大夫种之谓欤？得利而亡义，李斯之谓欤？岂非信道之不笃焉？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传》曰：瞽者善于听，忘色审声，所以致其聪。聋者善于视，遗耳专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众之功。一昼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思之，所以精也。故能用万众之人。李筌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传》曰：心有爱恶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视而察之于外，心应而度之于内。善则从而行之，否则违而止之，所以劝善而惩恶也。筌以项羽昧机，心生于物；以符坚见机，心死于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传》曰：天以凶象咎徵见人，人能儆戒以修德。地以迅雷烈风动人，人能恐惧以致福。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与《阴符》本意殊背。至乐性余，至静性廉《传》曰：情未发谓之中，守中谓之常，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性安常谓之自足，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传》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功，明而不可违，公之至也。圣人体之亦然。筌引《孙子》云：视卒如爱子，可以之俱死。何也？擒之制在气《传》曰：擒物以气，制之以机，岂用小大之力乎？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之义，误以禽兽。注解引云玄龟食蛇，黄腰啖虎之类，为是悲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生者，人之所爱，以其厚于身。太过则道丧，而死自来矣。死者，人之所恶，以其损于事。至明则道存。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谓之恩，祸乱所及谓之害，损己则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孙子》用兵为生死，丁公、管仲为恩害。异哉！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虞圣。人以期其，我以不期其圣《传》曰：观天之运四时，察地之化万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于人，以蒙自养之谓也。知四时之行，知万物之生，皆自然也。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灭亡。理国以道，在于损其事而已。理军以权，在于亡其兵而已。故无死机则不死矣，鬼神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筌不??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注在上矣。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传》曰：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传》曰：浸，微也。天地之道，体著而用微，变通莫不归于正，微之渐也。微渐故能分阴阳，成四时。至刚至顺之谓也。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传》曰：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注在文上。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传》曰：道之至静也，律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传》曰：八卦变异之伎，从是而生。上则万象，下则万机。用八卦而体天，用九畴而法地。参之以气候，贯之以甲子，达之以神机，闭之以诡藏，奇谲之荡自然也。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传》曰：阴阳相胜之术，恒微而不违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通乎精曜象矣。
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不见，故能照自然之性。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谓之“阴”。执自然之行，无所执也。故不执之以手，而执之以机。机变通而无所系，故能契自然之理。夫惟变通而能契，斯谓之“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机，而“阴符”之义尽矣。李筌以“阴”为“暗”，“符”为“合”，以此文为序首，何昧之至也。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者，命、物、时、功、神也。传曰：圣人之理，图大而不顾其细，体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务在匡天地，谋在济人伦。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用大仁兴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经合道之谋，其名有五，圣人禅之，乃谓之贼；天下赖之，则谓之德。故贼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黄帝所以代炎帝也。贼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尧所以代帝挚也。贼天之时，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舜所以代帝尧也。贼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贼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殷汤所以革夏命也。週武所以革殷命也。故见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贼命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黄帝贼少女之命，白日上腾为非也。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传》曰：其立德明，其用机妙，发之于内，见之于外而已矣。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见其机而执之，虽宇宙之大，不离乎掌握，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体之，虽万物之众，不能出其胸臆，况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传》曰：人谓天性，机谓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圣人能体五贼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传》曰：天机张而不生，天机驰而不死。天有驰张，用有否臧。张则杀威行，驰则杀威亡。人之机亦然。天以气为威，人以德为机。秋冬阴气严凝，天之张杀机也，故龙蛇畏而蛰伏。冬谢春来，阴退阳长，天之驰杀机也，故龙蛇悦而振起。天有寒暄，德亦有寒暄。德刑整肃，君之张杀机也，故以下畏而服从。德失刑偏，君之驰杀机也，故奸雄悦而驰骋。位有尊卑，象乎天地，故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寇乱所由作；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也。太公、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大风暴起，昼若暝。以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天人合德，万变定基《传》曰：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以至于王；无德者万化而愈衰，以至于亡。故曰天人合德，万变定基。自然而然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传》曰：圣人之性，巧于用智，拙于用力。居穷行险，则谋道以济之；对强与明，则伏义以退避之。理国必以是，用师亦以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传》曰：九窍之用，三要为机。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则无不安；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为三要，为耳、目、口。李筌为心，神、志，皆忘机也。俱失《阴符》之正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传》曰：夫木性静，动而生火，不觉火盛，而焚其质。由人之性静，动而生奸，不觉奸成而乱其国。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则天下之人，彼愚而我圣。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无为无不为，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传》曰：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万物以美恶之味飨人，人不知其盗。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三盗玄合于人心，三才静顺于天理。有若时然后食，终身无不愈；机然后动，庶类无不安。食不得其时，动不得其机，殆至灭亡。故曰食其时，百骸治；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传》曰：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只谓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觉谓之神。盖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别以圣人、愚人为喻，何甚谬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传》曰：日月有准，运数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观天之时，察人之事，执人之机，如是则圣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冥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传》曰：其盗微而动，所施甚明博，所行极玄妙。君子用之，达则兼济天下，太公其人也。穷则独善一身，夫子其人也。岂非择利之能审乎？小人用之，则惑名而失其身，大夫种之谓欤？得利而亡义，李斯之谓欤？岂非信道之不笃焉？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传》曰：瞽者善于听，忘色审声，所以致其聪。聋者善于视，遗耳专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众之功。一昼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思之，所以精也。故能用万众之人。李筌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传》曰：心有爱恶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视而察之于外，心应而度之于内。善则从而行之，否则违而止之，所以劝善而惩恶也。筌以项羽昧机，心生于物；以符坚见机，心死于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传》曰：天以凶象咎徵见人，人能儆戒以修德。地以迅雷烈风动人，人能恐惧以致福。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与《阴符》本意殊背。至乐性余，至静性廉《传》曰：情未发谓之中，守中谓之常，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性安常谓之自足，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传》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功，明而不可违，公之至也。圣人体之亦然。筌引《孙子》云：视卒如爱子，可以之俱死。何也？擒之制在气《传》曰：擒物以气，制之以机，岂用小大之力乎？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之义，误以禽兽。注解引云玄龟食蛇，黄腰啖虎之类，为是悲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生者，人之所爱，以其厚于身。太过则道丧，而死自来矣。死者，人之所恶，以其损于事。至明则道存。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谓之恩，祸乱所及谓之害，损己则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孙子》用兵为生死，丁公、管仲为恩害。异哉！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虞圣。人以期其，我以不期其圣《传》曰：观天之运四时，察地之化万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于人，以蒙自养之谓也。知四时之行，知万物之生，皆自然也。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灭亡。理国以道，在于损其事而已。理军以权，在于亡其兵而已。故无死机则不死矣，鬼神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筌不??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注在上矣。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传》曰：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传》曰：浸，微也。天地之道，体著而用微，变通莫不归于正，微之渐也。微渐故能分阴阳，成四时。至刚至顺之谓也。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传》曰：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注在文上。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传》曰：道之至静也，律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传》曰：八卦变异之伎，从是而生。上则万象，下则万机。用八卦而体天，用九畴而法地。参之以气候，贯之以甲子，达之以神机，闭之以诡藏，奇谲之荡自然也。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传》曰：阴阳相胜之术，恒微而不违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通乎精曜象矣。
陳景祥：強檢舉棋不定 「合法欠租」虛招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第5波疫情由1月中旬開始惡化，2月出現大爆發，2月9日首次破千宗（1161），政府專家梁卓偉教授在2月10日已預警，到3月中個案會大增，他估計每日感染人數可能多達約2.8萬。結果教授的推算原來太保守，不用到3月中，2月27日已錄得26026宗，到2月28日更高達34466宗，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專家警告在先，但到底過去近兩個月時間，政府做過什麼？
投票以分區為基礎 強檢何不按此行事？
疫情阻遏不了，情况反而急轉直下，確診數字飈升令人觸目驚心。政府表示要做全民強檢，但到執筆之時仍沒有何時開檢的確實日期；有報道指會在3月17日之後，即仍要等兩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內新增的染疫個案會有多少？屆時全民檢測找到的感染個案可能多達幾十萬，政府還有什麼地方把他們隔離？
政府曾透露檢測期長達3個星期，效率低得驚人。內地標準是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全員核酸檢測3天內要完成；香港在內地支援下，700多萬人應該5至7天就可以完成。最引起非議的是以身分證號碼作為強檢安排的次序，令人莫名其妙。香港投票以分區為基礎，出示身分證是為了核實身分及記錄已經投票，為何強檢不以此為基礎，按我們熟悉的方法去做？
事實上，現在圍封強檢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全民檢測應該是圍封強檢的「加強版」，全港以分區為檢測單位，限定時間內（例如6天）完成，陰性者可以離開。這些流程操作，政府一向優為之，但這次全民強檢計劃卻翻來覆去，具體細節遲遲都未能敲定，過去的高效和專業「突然失蹤」，到底是何原因？
延租只把問題推遲 商戶說減租更實際
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行政長官競選在即 冀認真討論UBI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香港第一次全民派錢是在2011年，時任財爺曾俊華原計劃是向18歲及以上港人派6000元，注入強積金戶口，但遭各政黨猛烈批評，認為應派現金，最後政府俯從民意。
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本想寫《財政預算案》，但見到周一公布本地染疫個案高達3.4萬多宗，且疫情沒有緩和跡象，相比之下，其他議題已成次要；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雷霆手段，盡快遏止疫情擴散。
第5波疫情由1月中旬開始惡化，2月出現大爆發，2月9日首次破千宗（1161），政府專家梁卓偉教授在2月10日已預警，到3月中個案會大增，他估計每日感染人數可能多達約2.8萬。結果教授的推算原來太保守，不用到3月中，2月27日已錄得26026宗，到2月28日更高達34466宗，公立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專家警告在先，但到底過去近兩個月時間，政府做過什麼？
投票以分區為基礎 強檢何不按此行事？
疫情阻遏不了，情况反而急轉直下，確診數字飈升令人觸目驚心。政府表示要做全民強檢，但到執筆之時仍沒有何時開檢的確實日期；有報道指會在3月17日之後，即仍要等兩個多星期，這段時間內新增的染疫個案會有多少？屆時全民檢測找到的感染個案可能多達幾十萬，政府還有什麼地方把他們隔離？
政府曾透露檢測期長達3個星期，效率低得驚人。內地標準是5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全員核酸檢測3天內要完成；香港在內地支援下，700多萬人應該5至7天就可以完成。最引起非議的是以身分證號碼作為強檢安排的次序，令人莫名其妙。香港投票以分區為基礎，出示身分證是為了核實身分及記錄已經投票，為何強檢不以此為基礎，按我們熟悉的方法去做？
事實上，現在圍封強檢已積累了大量經驗，全民檢測應該是圍封強檢的「加強版」，全港以分區為檢測單位，限定時間內（例如6天）完成，陰性者可以離開。這些流程操作，政府一向優為之，但這次全民強檢計劃卻翻來覆去，具體細節遲遲都未能敲定，過去的高效和專業「突然失蹤」，到底是何原因？
延租只把問題推遲 商戶說減租更實際
疫情令工商百業凋零，今年預算案「亮點」之一，是財政司長陳茂波破天荒提出以立法方式，禁止業主對經營指定行業的租戶追討欠租，為期3個月，可延長，最長半年。此議本是為了協助企業渡過目前難關，但預算案公布後有若干家連鎖食肆、零售商等宣布暫停營業或縮減服務。它們分店多，跟業主在租務上應有議價能力，而政府不惜以立例禁止業主追租，這些大集團理應可鬆一口氣，放心經營，但它們卻選擇暫時停業或縮減服務，原因相信是經營困難（生意大跌又怕員工染疫），令它們無法撐下去。
事實上，大集團和小商戶接受媒體訪問時，都對財爺的建議反應冷淡，因為幫助非常有限。他們都認為延期交租只是把問題推遲解決，財政壓力仍在；他們都認為減租更實際。業主「無良」，政府介入本應無可厚非，但理論上受惠的經營者卻並不領情，是否反映財爺摸不準商界實際困難，以致措施「不到位」，只是一記虛招？「合法欠租」的建議尚待草擬法例，然後交議會通過，遠水救不了近火，商舖寧願選擇暫停經營甚至結業！
行政長官競選在即 冀認真討論UBI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社會正瀰漫一片焦慮不安情緒，民眾只能以不斷囤積食物和日用品「自救」。
疫情嚴峻，政府收緊限聚令，多個行業受打擊，各政黨在諮詢期已要求財爺再次「派糖」。陳茂波司長也從善如流，在今年預算案宣布向合資格的18 歲或以上市民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這是陳茂波任內第3次派錢──第一次是2020年的現金發放計劃，向年滿18歲的港人每人派1萬元；去年則減半，改派5000元電子消費券代替現金；今年是第3次。
有評論提出，特區政府是否會把派錢「常規化」，效法澳門，成為每年一度的惠民措施？也有學者批評政府抗疫不力，財爺派錢是否想作為「掩口費」，紓緩市民不滿情緒？不管哪個原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派錢是合適且對民眾直接有利的善政，而派錢跟我早前在《明報》觀點版討論過、有北歐小國開始實驗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類近。下屆行政長官競選即將舉行，我期待候選人會認真討論UBI這一概念。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 全民派錢有積極處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明報》文章中，認為今年派錢只是應對Omicron對市民生活的殺傷力，是因時制宜的變通做法，不代表政府改變理財哲學（註1）。周教授的觀察是對的，我相信特區政府的思維沒有變；相比之下，澳門在「全民共享」理念上比香港更前衛。
澳門政府在2008年開始推出「現金分享計劃」（Wealth Partaking Scheme），至今已是連續第15年派錢，所有持有效或可續期澳門身分證的居民，都可獲發年度現金。至於派發金額，2008年為5000元（澳門元，以每名永久居民計，下同），其後金額不同，2014至2018年，每年派9000元；2019年起，每年派1萬元。
不少批評認為，澳門自回歸後開放賭權，政府庫房「水浸」，但社會民生建設卻停滯不前，貧富懸殊十分嚴重，政府於是以派錢方式「紓解民困」，也希望能紓緩民怨。
社會表面上經濟不斷增長，但基層勞工卻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政府可以做什麼？通常的招數都是加稅、增加福利，由政府介入進行財富再分配。以香港情况來說，社會愈來愈富裕，但窮人數目卻不斷增加，不少建議認為政府應調高利得稅率，但多年來都未見行動（反對者指增加利得稅可能導致香港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下降）。
很多「均富」措施都難以推行，唯有派錢是最直接、最簡單，也最令普羅大眾受惠的做法。澳門派錢名之為「現金分享」，正是有「均富」意味。
陳茂波司長在上任之初，對全民派錢的做法是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錢要用得其所，解決深層次問題」；在2018 年公布預算案前夕，他接受電台訪問時說不認同澳門政府的派錢方式，指當年香港盈餘高，但「運用時不能夠短視，不能為取悅社會一部分人，『就大力做一些短期所謂派糖措施』」（註2）。
香港第一次全民派錢是在2011年，時任財爺曾俊華原計劃是向18歲及以上港人派6000元，注入強積金戶口，但遭各政黨猛烈批評，認為應派現金，最後政府俯從民意。
派錢的道理絕不複雜，只是還富於民，預算案發現收多了，就把盈餘一部分退回給民眾，其實十分公道。官僚思維，庫房坐擁大量盈餘，就可開展各項「鴻圖大計」，成就政府的「政績工程」！全民派錢是把主動權交還給民眾，由人民自主支配──而民眾雖然收了錢，卻不一定會多謝政府！兩者相比，當官的自然希望把錢留在庫房。
陳茂波司長雖然不贊成派糖，但他任內派了3次，坊間卻認為這是他任內最大「政績」，其實相當諷刺！
政治貴乎適時應變、因時制宜，正如UBI，一直以來被視為極端「異見」，但這幾年勞工階層的困窘境况，終於令人明白全民派錢其實也有積極實際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司马孚是曹魏最后一个忠臣吗#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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