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广职 历史瞬间# 一座岛、两个人、三十二年坚守：守岛夫妻的家国情怀
来源：中国妇女报
开山岛
王仕花又上岛了，上岛对别人而言，恐怕是一件再苦不过的差事，对王仕花而言，这却是她毕生的信仰和执念，因为“开山岛就是我和老王的家，守岛就是守国门、守家园，我要守护到底”。
2018年7月，王仕花的丈夫王继才在开山岛执勤时突发疾病，终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这位在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开山岛守岛32年的民兵兑现了他当初对党和国家的铮铮誓言：守护开山岛，直到生命尽头。王继才的“头七”刚过，32年始终与丈夫一起守岛的妻子王仕花便再一次郑重地向组织递交申请：“开山岛是我们的家，我要守护到底。”
是怎样的经历，又是怎样的磨炼，让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能以海岛为家，与艰苦为伴，无怨无悔，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两个人的坚守，捍卫祖国神圣尊严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距离最近的陆地燕尾港12海里，面积只有0.013平方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岛上寸草难生，海风呼啸，人迹罕至，条件极其艰苦。
1986年，江苏省军区成立开山岛民兵哨所，当地人武部找到了民兵王继才，想让他担起守岛重任。面对组织嘱托，王继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守岛任务，瞒着家人登上开山岛。48天后，妻子王仕花来到岛上，看到“野人”般的丈夫，眼泪夺眶而出，拉着王继才要回去，王继才却平静而坚定地说：“你回去吧，我决定留下！你不守我不守，谁来守？”20多天后，王仕花毅然辞去了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将两岁大的女儿托付给了婆婆，上岛与丈夫并肩值守。
“我们夫妻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守岛32年，我们自己掏钱更换的国旗就有近200面。”王仕花说。有一次，海上刮起12级台风，王继才为了把山顶的国旗降下来，一脚踩空，摔断了两根肋骨。王继才经常讲，“人与外界隔离了，心要时刻与祖国连在一起。”32年来，他们听坏的收音机就有20多台。每次听到海防形势有微妙变化，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自觉加强巡逻。
两个人的奉献，不惧诱惑肩扛使命
“我们刚上岛那会儿，岛上没水没电，没一点生气。”王仕花转身指着石缝里长高的苦楝树摆手道：“这树还是我和老王好不容易才种活的。”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要经受怎样的磨炼和考验？王仕花伸出变形的手指说：“我和老王都有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湿疹，主要是岛上夏天湿热，冬天阴冷，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治不好，医生说只有离岛才能根治。”但为了守岛，他们夫妻俩放弃了治疗。有时台风来袭，小岛与世隔绝，断粮断水的日子经常遇到，有时柴火没了，他们只能吃生牡蛎。
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也从没能磨灭夫妻俩坚守孤岛的决心。每天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32年来，夫妻俩从没中断过。
守岛不仅要面临单调枯燥的工作，有时还要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甚至用生命守护海岛安全。王继才一家过得很清贫，面对巨额的诱惑，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开山岛独特的位置，成了犯罪分子眼中走私、偷渡的“天堂”。王仕花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长相斯文的开发商带着几个人上岛后，直接找到我们夫妻俩，利索地把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放在我们面前，软磨硬泡，说要经营小岛，还不让我们跟上级部队领导汇报这事，我们一听就不对劲，一口回绝了。”后来，这个开发商见事情难成，竟然用王仕花的孩子做要挟，又用麻绳把王仕花夫妇捆绑起来，火烧营房，面对这样的生死考验，王仕花深深明白了，“谁说和平年代不需要守这孤岛呢，没人守着，就有坏人盯上。”
两个人的信仰，矢志报国终身不悔
32年来，王继才夫妻始终忠于职守、履职尽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挚爱和忠诚。
作为父母眼中家里的“顶梁柱”，大女儿王苏10岁起便担负起给上岛的父母送补给和在家中照顾弟妹生活起居的重担，“从上岛开始，爸妈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就算春节，他们也不离岛，更多的时候，两个人在岛上守着收音机和看不清画面的电视机，听着‘春晚’迎新年，守着国旗过春节。”王苏说。
其实，就连老父亲病重住院直至离世、女儿出嫁这样的大事，王继才夫妇都无法下岛一趟，他们隔着海，寄托思念，照样升旗巡逻。20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异地打工淘金的人日益增多，家中的亲戚纷纷劝说王继才夫妇下岛，到外面的天地开阔视野，挣钱养家，但夫妇俩始终不为所动。
一朝上岛，一生报国。王继才夫妇用32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让守岛报国的坚定信仰始终在心中闪闪发光，让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始终在岛上高高飘扬。（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视频讲述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尹羿娴）
开山岛上的苦楝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尹羿娴
“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这就是我脚下的当地渔民口中的开山岛。开山岛的面积只有0.013平方公里，全岛都是黑褐色的岩石，陡峭险峻。1986年，王继才与王仕花一同值守开山岛，一守就是整整32年。“00后”的我很难想象这需要怎样的毅力。
开山岛自然条件恶劣，没有淡水，没有泥土。他们登岛时，岛上一棵树也没有，他们从陆地上一点一点运来泥土，在石头缝里种树。三年，种下的白杨、槐树无一存活，一斤多苦楝树种撒下去，终于长出一棵小苗。如今，30多棵苦楝树、松树在岛上顽强生长。王仕花正如岛上的苦楝树，在风浪中深深地扎根在岛上。
王仕花夫妇的事迹，让我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坚守与奉献。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坚守的“开山岛”。岛上的苦楝树在经年的海风中坚韧成长，我们“00后”也要像这些苦楝树一样，用青春与热情在生活中扎根，用汗水与坚持在奋斗中抽枝长叶，不负时代对我们的期望。
来源：中国妇女报
开山岛
王仕花又上岛了，上岛对别人而言，恐怕是一件再苦不过的差事，对王仕花而言，这却是她毕生的信仰和执念，因为“开山岛就是我和老王的家，守岛就是守国门、守家园，我要守护到底”。
2018年7月，王仕花的丈夫王继才在开山岛执勤时突发疾病，终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这位在江苏连云港灌云县开山岛守岛32年的民兵兑现了他当初对党和国家的铮铮誓言：守护开山岛，直到生命尽头。王继才的“头七”刚过，32年始终与丈夫一起守岛的妻子王仕花便再一次郑重地向组织递交申请：“开山岛是我们的家，我要守护到底。”
是怎样的经历，又是怎样的磨炼，让王继才、王仕花夫妇能以海岛为家，与艰苦为伴，无怨无悔，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两个人的坚守，捍卫祖国神圣尊严
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距离最近的陆地燕尾港12海里，面积只有0.013平方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岛上寸草难生，海风呼啸，人迹罕至，条件极其艰苦。
1986年，江苏省军区成立开山岛民兵哨所，当地人武部找到了民兵王继才，想让他担起守岛重任。面对组织嘱托，王继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守岛任务，瞒着家人登上开山岛。48天后，妻子王仕花来到岛上，看到“野人”般的丈夫，眼泪夺眶而出，拉着王继才要回去，王继才却平静而坚定地说：“你回去吧，我决定留下！你不守我不守，谁来守？”20多天后，王仕花毅然辞去了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将两岁大的女儿托付给了婆婆，上岛与丈夫并肩值守。
“我们夫妻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守岛32年，我们自己掏钱更换的国旗就有近200面。”王仕花说。有一次，海上刮起12级台风，王继才为了把山顶的国旗降下来，一脚踩空，摔断了两根肋骨。王继才经常讲，“人与外界隔离了，心要时刻与祖国连在一起。”32年来，他们听坏的收音机就有20多台。每次听到海防形势有微妙变化，他们都会提高警惕，自觉加强巡逻。
两个人的奉献，不惧诱惑肩扛使命
“我们刚上岛那会儿，岛上没水没电，没一点生气。”王仕花转身指着石缝里长高的苦楝树摆手道：“这树还是我和老王好不容易才种活的。”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活，要经受怎样的磨炼和考验？王仕花伸出变形的手指说：“我和老王都有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湿疹，主要是岛上夏天湿热，冬天阴冷，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治不好，医生说只有离岛才能根治。”但为了守岛，他们夫妻俩放弃了治疗。有时台风来袭，小岛与世隔绝，断粮断水的日子经常遇到，有时柴火没了，他们只能吃生牡蛎。
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也从没能磨灭夫妻俩坚守孤岛的决心。每天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志……32年来，夫妻俩从没中断过。
守岛不仅要面临单调枯燥的工作，有时还要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甚至用生命守护海岛安全。王继才一家过得很清贫，面对巨额的诱惑，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开山岛独特的位置，成了犯罪分子眼中走私、偷渡的“天堂”。王仕花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长相斯文的开发商带着几个人上岛后，直接找到我们夫妻俩，利索地把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放在我们面前，软磨硬泡，说要经营小岛，还不让我们跟上级部队领导汇报这事，我们一听就不对劲，一口回绝了。”后来，这个开发商见事情难成，竟然用王仕花的孩子做要挟，又用麻绳把王仕花夫妇捆绑起来，火烧营房，面对这样的生死考验，王仕花深深明白了，“谁说和平年代不需要守这孤岛呢，没人守着，就有坏人盯上。”
两个人的信仰，矢志报国终身不悔
32年来，王继才夫妻始终忠于职守、履职尽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挚爱和忠诚。
作为父母眼中家里的“顶梁柱”，大女儿王苏10岁起便担负起给上岛的父母送补给和在家中照顾弟妹生活起居的重担，“从上岛开始，爸妈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就算春节，他们也不离岛，更多的时候，两个人在岛上守着收音机和看不清画面的电视机，听着‘春晚’迎新年，守着国旗过春节。”王苏说。
其实，就连老父亲病重住院直至离世、女儿出嫁这样的大事，王继才夫妇都无法下岛一趟，他们隔着海，寄托思念，照样升旗巡逻。20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异地打工淘金的人日益增多，家中的亲戚纷纷劝说王继才夫妇下岛，到外面的天地开阔视野，挣钱养家，但夫妇俩始终不为所动。
一朝上岛，一生报国。王继才夫妇用32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让守岛报国的坚定信仰始终在心中闪闪发光，让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始终在岛上高高飘扬。（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视频讲述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尹羿娴）
开山岛上的苦楝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尹羿娴
“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飞鸟不做窝，渔民不上岛。”这就是我脚下的当地渔民口中的开山岛。开山岛的面积只有0.013平方公里，全岛都是黑褐色的岩石，陡峭险峻。1986年，王继才与王仕花一同值守开山岛，一守就是整整32年。“00后”的我很难想象这需要怎样的毅力。
开山岛自然条件恶劣，没有淡水，没有泥土。他们登岛时，岛上一棵树也没有，他们从陆地上一点一点运来泥土，在石头缝里种树。三年，种下的白杨、槐树无一存活，一斤多苦楝树种撒下去，终于长出一棵小苗。如今，30多棵苦楝树、松树在岛上顽强生长。王仕花正如岛上的苦楝树，在风浪中深深地扎根在岛上。
王仕花夫妇的事迹，让我感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坚守与奉献。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坚守的“开山岛”。岛上的苦楝树在经年的海风中坚韧成长，我们“00后”也要像这些苦楝树一样，用青春与热情在生活中扎根，用汗水与坚持在奋斗中抽枝长叶，不负时代对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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