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人均年薪70万，腾讯84万，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收入真有这么高？】近几年，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在生活中，如果身边有人是做互联网工作的，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可是精英人士，年入百万，吃穿不愁，有着高品质生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就在几天前，腾讯和华为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佼佼者，陆续公布了各自的2021年企业年报，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利润一如既往的可观。然而，他们所公示的员工薪酬，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甚至登上了热搜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什么导致了互联网大厂的高工资？
顺应时代的发展，互联网行业蒸蒸日上，出现了腾讯、华为、百度等互联网大厂。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然而这些大厂的盈利却依旧在稳定增加，员工的工资水平更是行业翘楚。
从企业公布的年报来看，华为人均年薪达70万，腾讯员工人均年薪达84万。的确让人羡慕嫉妒恨。
这难免让我们疑惑：为什么互联网行业可以稳定发展并支付高额的工资呢？主要有以下5方面的原因。
1、互联网行业高利润，能承受更高的人力成本；传统行业销售额每年增长10%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互联网行业年增长100%一点也不稀奇，公司人员规模没有成比例增长，而销售额增长这么迅速的情况下，员工的工资也会不断提高。
2、互联网相关技术人才供不应求，为竞争人才不断提高薪资；互联网公司属于轻资产型公司，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行业飞速发展，为了能找到合适的人才，互联网公司就需要不断提高薪水，与其他公司竞争人才。
3、互联网人才水准参差不齐易区分；由于互联网人才属于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人才的适应性很明确，能不能适应并完成工作，很快就可以试出来。人才水准有明显的界限，所以企业可以选择的空间就更小了，就不得不拉高工资以吸引高水准行业人员。
4、互联网公司发展较快，对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要求较高；互联网公司行业变化快，业务发展迅速，行业的竞争也比较大，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人才的综合素质与全面能力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了寻求合适的人才付出的人力成本自然也比较高。
5、互联网公司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工作各项要求投入度高；大家都经常会听过很多互联网公司工作是996，007等形式，工作节奏、压力也是其他行业不可比的，尤其是工作投入度要求很高，对个人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给予的工资自然也比较高了。
人力成本与员工工资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收入真有这么高？
互联网大厂虽然负担了高额的工资，工作人员却反应自己的实际工资远远低于公司所公示的工资水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将人力成本和员工工资混淆了。
通常人们将企业的人力成本等同于工资或是工资福利等的支出。
其实，人力成本并不等同于工资。人力成本是指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生产、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中，因使用劳动者而支付的所有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的总和。如果企业给员工支付1000元的工资，那么人力成本绝不会是这直接的1000元，还有其它的间接费用。
其次，人力成本不等于工资总额。有人说，既然工资不等于人力成本,那是不是工资总额就等于人力成本呢？当然不是。人力成本包括工资总额、社会保险费用、福利费用、教育经费、住房费用以及其它人工成本。
因此，“人力成本”这个数据，直接给员工的工资造成一个“虚假繁荣”。在企业中，会设置不同的岗位，处于不同职位的员工，所获得的薪酬会产生很大的差异。通常公司高管的薪资与普通员工的薪资相比，可能会多出一到两个零。显然人均薪资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工资水平。
所以当腾讯、华为公示了自己年薪七、八十万的员工薪酬时，登上了热搜，引起了讨论热潮，很多底层员工开玩笑道自己拉低了公司水平。
高薪的背后承载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互联网行业即使是底层员工，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是高于其他行业的。月薪过万基本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也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那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坐在办公室、喝着下午茶呢？
他们会告诉你，就那样，没什么特别的，甚至有人会说，感觉很不好。但是，没尝过那份鲜的人总是在不断地想象着那份美好，总认为那种感觉应该是很爽的才对。人就是如此，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事实上，老百姓看到的他们，都是一帮玩命的人。人往往只看到想看的一面，对背后的真相选择性忽略。你看不到那些在会议上侃侃而谈，彷佛世间万物都完美掌握的高管，平日里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提升自己、工作起来什么都顾不上的样子。
在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
你羡慕的高薪背后，都是拼了命的付出和不懈的坚持，这也就导致了这种现象出现：越厉害的人，反而越努力。
结语
高薪的背后往往与高强度高压的工作挂钩，近年来一些高新大厂的加班问题一直在被诟病，很多从业者都在吐槽“996”。
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从山下登上山顶，总是艰难的，可能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爬得气喘吁吁；而从山顶往下跳，瞬间就到了山脚下，速度极快，但却致命。
想要快速地到达山顶，一是需要强健的体魄，二是需要不放弃的信念。
所以，如果你想要达到高收入的行列，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去玩命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坚持下去。也有人偏爱安稳的生活，相比之下更希望选择低薪轻松的工作。但是，无论哪一种选择，都需要热爱生活，努力前行。
就在几天前，腾讯和华为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佼佼者，陆续公布了各自的2021年企业年报，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利润一如既往的可观。然而，他们所公示的员工薪酬，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甚至登上了热搜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什么导致了互联网大厂的高工资？
顺应时代的发展，互联网行业蒸蒸日上，出现了腾讯、华为、百度等互联网大厂。尤其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然而这些大厂的盈利却依旧在稳定增加，员工的工资水平更是行业翘楚。
从企业公布的年报来看，华为人均年薪达70万，腾讯员工人均年薪达84万。的确让人羡慕嫉妒恨。
这难免让我们疑惑：为什么互联网行业可以稳定发展并支付高额的工资呢？主要有以下5方面的原因。
1、互联网行业高利润，能承受更高的人力成本；传统行业销售额每年增长10%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互联网行业年增长100%一点也不稀奇，公司人员规模没有成比例增长，而销售额增长这么迅速的情况下，员工的工资也会不断提高。
2、互联网相关技术人才供不应求，为竞争人才不断提高薪资；互联网公司属于轻资产型公司，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行业飞速发展，为了能找到合适的人才，互联网公司就需要不断提高薪水，与其他公司竞争人才。
3、互联网人才水准参差不齐易区分；由于互联网人才属于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人才的适应性很明确，能不能适应并完成工作，很快就可以试出来。人才水准有明显的界限，所以企业可以选择的空间就更小了，就不得不拉高工资以吸引高水准行业人员。
4、互联网公司发展较快，对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全面能力要求较高；互联网公司行业变化快，业务发展迅速，行业的竞争也比较大，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人才的综合素质与全面能力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了寻求合适的人才付出的人力成本自然也比较高。
5、互联网公司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工作各项要求投入度高；大家都经常会听过很多互联网公司工作是996，007等形式，工作节奏、压力也是其他行业不可比的，尤其是工作投入度要求很高，对个人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因此给予的工资自然也比较高了。
人力成本与员工工资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收入真有这么高？
互联网大厂虽然负担了高额的工资，工作人员却反应自己的实际工资远远低于公司所公示的工资水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将人力成本和员工工资混淆了。
通常人们将企业的人力成本等同于工资或是工资福利等的支出。
其实，人力成本并不等同于工资。人力成本是指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生产、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中，因使用劳动者而支付的所有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的总和。如果企业给员工支付1000元的工资，那么人力成本绝不会是这直接的1000元，还有其它的间接费用。
其次，人力成本不等于工资总额。有人说，既然工资不等于人力成本,那是不是工资总额就等于人力成本呢？当然不是。人力成本包括工资总额、社会保险费用、福利费用、教育经费、住房费用以及其它人工成本。
因此，“人力成本”这个数据，直接给员工的工资造成一个“虚假繁荣”。在企业中，会设置不同的岗位，处于不同职位的员工，所获得的薪酬会产生很大的差异。通常公司高管的薪资与普通员工的薪资相比，可能会多出一到两个零。显然人均薪资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工资水平。
所以当腾讯、华为公示了自己年薪七、八十万的员工薪酬时，登上了热搜，引起了讨论热潮，很多底层员工开玩笑道自己拉低了公司水平。
高薪的背后承载着巨大的压力！
然而，互联网行业即使是底层员工，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是高于其他行业的。月薪过万基本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也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对象，那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坐在办公室、喝着下午茶呢？
他们会告诉你，就那样，没什么特别的，甚至有人会说，感觉很不好。但是，没尝过那份鲜的人总是在不断地想象着那份美好，总认为那种感觉应该是很爽的才对。人就是如此，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事实上，老百姓看到的他们，都是一帮玩命的人。人往往只看到想看的一面，对背后的真相选择性忽略。你看不到那些在会议上侃侃而谈，彷佛世间万物都完美掌握的高管，平日里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提升自己、工作起来什么都顾不上的样子。
在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
你羡慕的高薪背后，都是拼了命的付出和不懈的坚持，这也就导致了这种现象出现：越厉害的人，反而越努力。
结语
高薪的背后往往与高强度高压的工作挂钩，近年来一些高新大厂的加班问题一直在被诟病，很多从业者都在吐槽“996”。
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从山下登上山顶，总是艰难的，可能需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爬得气喘吁吁；而从山顶往下跳，瞬间就到了山脚下，速度极快，但却致命。
想要快速地到达山顶，一是需要强健的体魄，二是需要不放弃的信念。
所以，如果你想要达到高收入的行列，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去玩命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坚持下去。也有人偏爱安稳的生活，相比之下更希望选择低薪轻松的工作。但是，无论哪一种选择，都需要热爱生活，努力前行。
疫情之下，上海众多社区纷纷倒退回“母系社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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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评选“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徐州上榜
3、丰县妇联获江苏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系徐州各区县唯一获得者 #徐州身边事##吐槽##新闻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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