峙洋村记游
世道说变就变。这就是当下社会的形势。即使是混乱的时代，也看不到这样无常的体验了。其实见怪不怪，看懂了无常，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律性了。果然搞不懂到底是无常，还是常态化了！由于城市的疫情，五一的假期就自然而然的被禁止外出了。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只能去自己的小地方玩玩了。其实以前走了不少地方，却依然发觉自己越来越不熟悉外面的世界了。世界太大了，大到我们走的再远，也是一个小地方！就像是在大海航行的小船，要多久才能熟悉这大海？那似乎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吧。似乎这辈子注定只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老婆是每次出行的策划人。这次她选择了一个我没有听过的村子，名字叫做峙洋村。说走就走，是我们的特点。这是这个时代的奢侈了吧。一路畅通无阻，公路上车子很少。可能是疫情原因吧。人开始都过起了宅家的生活了。我们宅的久了，自然也就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了。疫情封不住一颗向往广阔天地的心。
大山里面是被疫情遗忘的地方了。据说西藏就很少有疫情。城市的自由需要密不透风的管控，山村的自由依然像是空气一样是廉价的。其实最廉价的东西，在很多人眼里却是最奢侈品了。这个时代的奢侈，不在于多么难于得到。像是艺术品，极难遇见好的。而在于这些最自然的东西。比如土地里的产物，比如自然里的一花一草一树。我们的心都在逃离这个城市，寻找回归自然的途径。
车子在山路上行驶，几乎碰不到一辆车，一个人。山路很窄，几乎只能通行一辆车。从黄齐庄拐上去以后，沿途没有村子了。四周很静，只有鸟叫声，只有虫鸣声。我小心翼翼的开着车，这样的路，平时是开不到的。我技术不行，是扫盲班出来的，自然也就更加的不敢大意。老婆不断的在旁边指导我，我不得不小心的听着。一路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事，就瘫这里了。果然出行是要靠年轻。因为年轻的心有勇气。上了年纪的人估计世界都会越来越窄了。
沿途两边都是野花，像是人工刻意种下的。寂寞的路却有了这样的诗意！这是何等的待遇啊！一路上都是花的世界。果然是春天了。春天的山野估计也就是天堂的样子吧！
很多人在生活里面烦恼不断，生活像是为我们准备了源源不断的烦心事了吗！我们的情绪很多处于危险状态。难得好心情了。对于那些人们的火气旺，我一直都不觉得陌生的。可怜的人呀，谁来拯救我们失火的人间？
终于看到前面一个水库了，随即看到一辆三轮车停在路边。我看到一只野猪？黑色的，充满力量的身躯，在水库坝上奔跑着。我说是野猪，老婆说是普通的猪。猪是放养的？这也是很少看见的！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看见了野猪了！
一辆电瓶车开过去，看到人了。村子不远了吧。老婆说以前走驴的时候来过这个村子。因为山村很偏僻，很原生态，所以留下了深的印象了。本来这次刚开始是想去松树坑，后来临时改变路程，来了这里。村子再进去，就看到村子了，山路也到了尽头了！原来这条路的终点就在这里了。再翻过去，不知道又是怎样的景象了！
路尽头是一块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停着好几辆车子。看来这里也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了的。停好车，一个腰间插着砍刀的老农民。看他年纪，大约50多岁上下吧。看到我们也是很热情。向我们诉说了村子的情况。这里已经只剩下几户人家了。大半是80多岁的老人。这里曾经也是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寺庙的！（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不是该当八卦来听！）最后一个小和尚去了国清寺了。
听他说这里正在搞开发，是未来的香港地！（音译）他像一般人那样对于社会也有一番牢骚。看来牢骚是人间最普遍的情绪了。凡人都难以避免，即使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的烦恼，也是如野花一样生命力顽强。听他讲话那神情是这样的真诚，这是只有这样的大山里面才有的单纯吧。本来对于这深山冷岙还是有一些生疏感的，和他对话以后，像是感受到了春天的暖阳一般，四周的空气都暖了。
别过老村民后，我看见了这个村子的外面模样。一些倒塌的房子，让这个村子看起来更加的荒凉了。还有几幢依然鲜活的房子，看见了依然有人住的气息。房子都已经老旧了。看起来都更像是古董了。告诉了我这个村子正在逐渐变的越来越老了。
我们沿着石子路往村里走。这样的路我很喜欢，走在上面就知道是乡村了，是诗情画意的乡村，是从城市里穿越到了山村了。听到有狗叫的声音。它是听到了有陌生人来的气息了，它应该是在宣示自己的主人地位吧。听到狗叫，没有看到有人。看来这个村子真的人不多了。
村子不深，很快就走到里面的一座倒塌的房子前。只剩下三面的围墙还立着。上面也是爬满了藤蔓。墙很高大，可以感觉到原来曾经也是一处让主人骄傲的大院子。但是现在只剩下三面墙了。里面放满了蜂桶，这一处院子有放了十几个桶。看来这里已经成了自然的环境了。
终于看到了一个村民。看来年纪也在50多岁吧。感觉这个村子的“年轻人”我们都碰到了吧！一只狗。看到我们叫个不停。让人心有点发麻。主人呵斥了狗。说这狗不咬人的。（估计这里也没有碰到过几个人吧）我们走近狗也不叫了。
他在洗菜，我看了一下是带鱼。看来是从外地带进来的。听他说，这里在建水库，这个村子也要搬走了！（这和我们一开始听到的信息又不一样了呢！）我们刚才在一片空地上看见了一个石磨，问他，可不可以带走。他随我们去看了下这个破旧的只剩下一半的石磨。说现在流行这古旧东西，我们要就拿走吧。如果主人知道可能不会愿意的。但是这个倒塌的房子主人去了哪里了？我就拎了这半边石磨，搬回了车上去。
后来我们在村里走的时候，狗跟了上来，这次不叫了，却像是已经熟悉的人一样跟着。
这里的有人住的房子没有几幢了。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像是大多数的村庄一样。显得越来越老了。我却喜欢这老旧的房子，这满地都是的植物花草。这里的花草似乎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吸引人，也特别的美。每一棵似乎都是有名头的草，只可惜我的知识太稀缺了。
村子最边上有两幢简易搭建的房子。过去看了，是这里的工人住的。看来这里真的是在搞建筑。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几个工人。车子上的司机都在了。感觉差不多已经在村子转了一圈了，我们就决定回去了。
出来的时候碰到一辆车，会车的时候，车被刮了一下，发出刮擦的声响，那边车子上下来很多人。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人！感觉来了一大车人！看了一下车子损伤情况，说他们的车子没有损坏，我的车子被刮了一点伤。让我们可以走了，我们连下车看一下都没有，就开走了，心里却像是逃过了一劫！
进村的时候开了很久的路，出来似乎没有多少时间就出来了！果然是熟门熟路了？呵呵。 https://t.cn/R2WxOpT
世道说变就变。这就是当下社会的形势。即使是混乱的时代，也看不到这样无常的体验了。其实见怪不怪，看懂了无常，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律性了。果然搞不懂到底是无常，还是常态化了！由于城市的疫情，五一的假期就自然而然的被禁止外出了。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只能去自己的小地方玩玩了。其实以前走了不少地方，却依然发觉自己越来越不熟悉外面的世界了。世界太大了，大到我们走的再远，也是一个小地方！就像是在大海航行的小船，要多久才能熟悉这大海？那似乎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吧。似乎这辈子注定只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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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面是被疫情遗忘的地方了。据说西藏就很少有疫情。城市的自由需要密不透风的管控，山村的自由依然像是空气一样是廉价的。其实最廉价的东西，在很多人眼里却是最奢侈品了。这个时代的奢侈，不在于多么难于得到。像是艺术品，极难遇见好的。而在于这些最自然的东西。比如土地里的产物，比如自然里的一花一草一树。我们的心都在逃离这个城市，寻找回归自然的途径。
车子在山路上行驶，几乎碰不到一辆车，一个人。山路很窄，几乎只能通行一辆车。从黄齐庄拐上去以后，沿途没有村子了。四周很静，只有鸟叫声，只有虫鸣声。我小心翼翼的开着车，这样的路，平时是开不到的。我技术不行，是扫盲班出来的，自然也就更加的不敢大意。老婆不断的在旁边指导我，我不得不小心的听着。一路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事，就瘫这里了。果然出行是要靠年轻。因为年轻的心有勇气。上了年纪的人估计世界都会越来越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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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生活里面烦恼不断，生活像是为我们准备了源源不断的烦心事了吗！我们的情绪很多处于危险状态。难得好心情了。对于那些人们的火气旺，我一直都不觉得陌生的。可怜的人呀，谁来拯救我们失火的人间？
终于看到前面一个水库了，随即看到一辆三轮车停在路边。我看到一只野猪？黑色的，充满力量的身躯，在水库坝上奔跑着。我说是野猪，老婆说是普通的猪。猪是放养的？这也是很少看见的！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看见了野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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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尽头是一块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停着好几辆车子。看来这里也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了的。停好车，一个腰间插着砍刀的老农民。看他年纪，大约50多岁上下吧。看到我们也是很热情。向我们诉说了村子的情况。这里已经只剩下几户人家了。大半是80多岁的老人。这里曾经也是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寺庙的！（我不知道这个信息是不是该当八卦来听！）最后一个小和尚去了国清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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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最边上有两幢简易搭建的房子。过去看了，是这里的工人住的。看来这里真的是在搞建筑。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几个工人。车子上的司机都在了。感觉差不多已经在村子转了一圈了，我们就决定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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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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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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