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周六,老扎上完半天班,回家做了点家务,坐了俩小时车来我家,晚餐是路上买的超市便当。我下班快11点到家,洗澡,看他打了一会儿如龙,他知道我这两天上班不开心给买了小蛋糕,吃着蛋糕看了女儿,再磨蹭一会我就先睡了。
早上七点我再起来,戳戳他的脸然后去上班,晚上可能要下雨他就先走了。
他来回这一趟,路上四个小时,我们醒着见面的时间有两三小时吧大概。
而大多数日本人的黄金周长假到今天才结束。
我们俩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漂底层打工人了。
)今天在地瓜看了个在日本乡下的研修生分享生活,人家工资比我们高,包住,宿舍比我们大,休假还比我多!我打的这叫什么工啊……)当然我知道人家流水线很辛苦啦……就是……
#一天不跑一天就是祥林嫂#
早上七点我再起来,戳戳他的脸然后去上班,晚上可能要下雨他就先走了。
他来回这一趟,路上四个小时,我们醒着见面的时间有两三小时吧大概。
而大多数日本人的黄金周长假到今天才结束。
我们俩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漂底层打工人了。
)今天在地瓜看了个在日本乡下的研修生分享生活,人家工资比我们高,包住,宿舍比我们大,休假还比我多!我打的这叫什么工啊……)当然我知道人家流水线很辛苦啦……就是……
#一天不跑一天就是祥林嫂#
怎么会发生这么尴尬的事情啊
我开了一把吃鸡,正在飞机上美美选个位置准备跳,不知道正在跟着别的队友跳了,然后就跟着他跳下去了,他选的地方有别的队伍,一下来他就和别人打起来了,还把他打到了
这场面谁不害怕啊,况且我还没有枪,现在就是先跑为敬啊 (我很讨厌跳人多的地方,技术菜所以不喜欢钢枪
然后他的队友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先跑了再说。正好旁边有个小轿车,我直接基本上就是落下来就往那跑,看到另一队的那个队友赤手空拳也朝那个车跑。我先跑过去的,我开了车准备走,那个人也上来了没法开只能坐在副驾驶……
然后我就载着他跑了好远,太尴尬了,太尴尬了,(我全程爆笑) 我随便找了个地方下来准备搜东西,他开着车又跑了……
我开了一把吃鸡,正在飞机上美美选个位置准备跳,不知道正在跟着别的队友跳了,然后就跟着他跳下去了,他选的地方有别的队伍,一下来他就和别人打起来了,还把他打到了
这场面谁不害怕啊,况且我还没有枪,现在就是先跑为敬啊 (我很讨厌跳人多的地方,技术菜所以不喜欢钢枪
然后他的队友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先跑了再说。正好旁边有个小轿车,我直接基本上就是落下来就往那跑,看到另一队的那个队友赤手空拳也朝那个车跑。我先跑过去的,我开了车准备走,那个人也上来了没法开只能坐在副驾驶……
然后我就载着他跑了好远,太尴尬了,太尴尬了,(我全程爆笑) 我随便找了个地方下来准备搜东西,他开着车又跑了……
《我的妈妈,是个朴素的英雄》文|读者:李尚清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妈妈在她18岁的时候生下我,1998年的冷冬。度过了千禧年的春节,她就和爸爸一起搭乘火车南下了。那会儿南下“淘金”热潮仍未消减,人们都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是一个在外界人眼里遍地黄金的地方,人人想要来这儿分一杯羹。因为在一起总是吵架,妈妈决定留在和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而爸爸去了离澳门更近的珠海。
如今,妈妈们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与孩子获得联接、在屏幕那端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孩子如何学会走路,如何颠儿颠儿地扑到大人怀里;孩子如何学会自己吃饭,每顿饭能吃下多少......尽管,陪伴依然缺失,但在我出生的年代,连这样的条件也是不具备的。
在她的视角下,也许我更像是家门口的一棵小树,只要每天浇点水,就会一茬一茬地、自然地长起来。所以,妈妈每年过年回家,看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又长高了啊。
如果要用两个字概括这二十多年来我和妈妈的关系,那应该是:“官方”。
从上三年级的开始,我就只能去镇上读寄宿学校了,这意味着我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妈妈有时会在周末打来电话,有时不打。我们的聊天总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交流,或者说无法交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对彼此的热爱和痛苦都一无所知。
印象里,我和妈妈偶尔的、短暂的相处,都像例行公事。她带我去看海,在海边花十块钱拍照留影,却不带我去旁边的草坪上放风筝。她带我去游乐场,从不和我一块儿玩,而我一个人兴致寥寥。最后我们选择了坐摩天轮。那是某一年暑假,摩天轮的小格子里又闷又热,还有蚊子咬我的小腿。这段有关浪漫的摩天轮的记忆毫不浪漫。
唯一一次,那也许是我们有可能最亲近的时刻,只是那个微茫的“可能”被我的羞涩或者说生涩,干脆利落地扼杀了。三年级,入学第一周,班主任要求我们写一篇开学日记。开学那天,我同寝室的室友们,几乎都是妈妈送来学校。她们的妈妈给她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温柔、不舍地和她们说话。我是爷爷陪着一起来的,爷爷奶奶都是勤恳朴实的农民,极尽节俭,话语不多——那天,我所有的行装就是一床被子、一个枕头,一块毛巾,像个小小的军旅人。我很羡慕我的室友们,羡慕她们的妈妈陪在她们左右。母子连心,妈妈是懂孩子的。我鼻头阵阵发酸。于是在开学日记里,我写:“想妈妈的感觉,就是想哭的感觉。”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生,就为日记里的这一句话,她特地打电话给我妈妈,说自己如何受到了感动。周五放学后,当天晚上,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但我告诉她,那句话是我在某本书里抄下来的。那是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我承认。我也曾为此怨恨过自己。但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一个素日里胆小怯懦、沉默寡言的小孩,她面对突如其来的亲近和夸赞时,所产生的惧怕和抵触情绪。
大二暑假,我来深圳打临时工。在厂线上班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
在厂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周六基本没放过假,有时客户催货催得急,我们要工作到凌晨一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是得打卡上班。而为了防止员工偷懒,在工作时间跑回宿舍,我们公司的员工宿舍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工业园。因此,中午午休的时候,楼道里原来抽烟的人就都变成了睡觉的人。他们从车间的垃圾房里捡来纸箱,裁开,组成一张地铺,铺在楼梯转角处,三两人躺一块儿睡。还有的人直接在屁股后面垫个纸板,坐在楼梯上,靠着栏杆就睡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很累很累,每天一到宿舍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蒙头大睡。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产生了某种迟来的共情。
妈妈也曾在这座城市里度过她最年轻的岁月。深圳这座城市,外界人只知它发展迅速,高楼大厦里是收束不住的欲望所带来的智能和体能的豪赌,只有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并长期生活的人,才知道除却那部分繁荣的表象,真相又是什么。
有一年暑假,我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深圳,和妈妈一起住在她的员工宿舍里,条件和我在寄宿学校的寝室差不多,都是上下铺、单人床,公用卫生间。她当时做的是缝盘女工,流水线作业,工作并不轻松,薪资也不高昂。早上吃一碗两块钱的肠粉或濑粉,中午和晚上就在食堂吃快餐。洗手间里没有热水,要拿热水卡和水桶去公司楼下的指定水龙头下接。妈妈基本都洗冷水澡,她说河里的水都被晒得温热了,再说烈日炎炎的天,冲“凉”才舒服。
那时的深圳,节奏同现在并无多大区别,它几乎没有过去,甚至连现在也没有——一切瞬息万变,而这也恰恰是人们选择它的理由:英雄不问出处,眼下都是暂时,博取一片光彩未来才是正经事。时间是生命,效率是金钱。
那个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成功的女性层出不穷。既顾好了家、又立起自己事业的女性,数不胜数。但妈妈并不是其中的一员,她没有攒下钱买车、买房,而大多寄回家给我读书、给外公建房子。我偶尔也会和她感叹,那个年代的人,尤其女性,是那么地顾家,家人总是先于自己。那个年代的观念是:“家”字,宝盖头下面一个女,一个家的安,是要靠女人来维系的。
妈妈普普通通,平凡无奇。但她从不怨恨自己,也不羡妒别人。她觉得自己做好了她该做的事情。她是一个朴素的英雄。尽力了,如果结果还是一般以下,也只能接受它。出身不好的人,本就是在负50米的地方起跑,凭什么还得要求自己拿到名次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想太多含恨而终。
深圳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庞大的章鱼,四处伸出触角,而这必然意味着个体更多生活内容的消失。如今,我自己身处深圳这座大都市,每日里,一个人在宝安——南山搭乘地铁1号线来回穿梭。经历过找房、找工作的诸多不易,我已经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妈妈和现在的我一样,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居无定所,心里怀有无处安放的恐惧,她也很难再负担起一个小孩的日常起居。
当我真正脱离家庭、步入社会,当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因为感冒头晕作呕时,我在想,妈妈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在医疗条件远没现在优越的时候,她一个人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现在的我,对妈妈的理解已经远远多过责备。过去的疏离和误解,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伤痕。而如今,它终于开始痊愈。#妈妈最想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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