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宪问》14.43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书：见《尚书.说命篇》。《丧服四制》引《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载之于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也。”
▲高宗：指商高宗，即商王武丁，是商朝的中兴之王。《史记•殷本纪》：“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孟子》：“武丁朝诸侯，有天下。”
▲谅阴：天子居丧期间住的草庐，也叫作“凶庐”。谅，即“梁”；阴，即“闇”，或者写作“庵”。《四书稗疏》：“梁闇者，一梁支脊而无楹柱，茅垂于地，从旁出入，今陶人窑厂军中窝篷似之。”窝棚或叫做庵棚。
▲薨：hōng，卒。《注疏》：“诸侯死曰薨。”。《说文》：“薨，公侯卒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称君薨也。
▲百官总己：百官总摄己职，各司其位。
▲以听于家宰三年：天子守孝三年，期间不问政事，冢宰执政，百官听命于冢宰。冢宰即太宰。《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叙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
■现代翻译：子张说：“《书经》上说‘高宗守孝住在守丧的草庐里，三年不亲政事，不下达政令。’指的是什么呢？”孔子说：“何必一定是高宗呢，古代的人都这样。君王去世，三年之间，朝廷百官各司其职听命于冢宰。”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高宗，殷之中兴王武丁也。盘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号高宗。谅，信也。阴，犹默也。”马融曰：“己，百官。”孔安国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丧毕，然后王自听政。”
●皇侃《论语义疏》：孔子答子张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丧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独美高宗，即此言亦激时人也，说人君之丧、其子得不言之由。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论天子诸侯居丧之礼也。子张言武丁居父忧，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矣。子张未达其理，而问于夫子也。孔子答言：“何必独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总己职，以听使于冢宰，三年丧毕，然后王自听政。
●陈祥道《论语全解》：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高宗三年不言，盖礼然也。子张以人君不能三年，则以今疑古，故问曰何谓也。孔子以古陋今，故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诗》之《素冠》刺不能三年，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三年，则孔子之时可知矣。
●朱熹《论语集注》：言君薨，则诸侯亦然。百官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贵贱，而生于父母无以异者。故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子张非疑此也，殆以为人君三年不言，则臣下无所禀令，祸乱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听于冢宰，则祸乱非所忧矣。”
●张栻《癸巳论语解》：子张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问此特以利害论，而未究夫事理之实也。君敕五典以治天下，而废三年之达丧，何以教民孝乎？夫子谓古之人皆然，盖言此天下之常经，古人之通道故耳。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古人居丧既不废礼，复不废政也。子张问于孔子曰：《商书.说命篇》有云：商王高宗武丁，当商王小乙薨，居丧于谅阴三年，不亲政事，不发语言，夫人君三年不言，则臣下安所禀令乎？书所云何谓也？孔子曰：父母之丧，不分贵贱，三年不言何必高宗为然，古之为君者，无不皆然。礼，君薨，嗣君居庐守丧，庶务难以亲理，而又不容坐废，百官各总摄己职，以听命于冡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冡宰以为君裁决事几，则辅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虽不言，何忧国之生乱哉？大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诚如古居丧之礼，则百官尽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伸子道矣。后世贤如汉文，而犹有短丧之举，其遗讥史册不亦宜乎。
●刘宝楠《论语正义》：《楚语》白公曰：“昔殷武丁能从其德，至于神明，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馀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傅说（yuè，约公元前1335－1246年，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传说为傅岩筑墙之奴隶。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求于野。乃于傅岩得之，举以为相，国大治。形成了历史上有名“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留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名句，被尊称为“圣人”。）。贾、唐云：“书，说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馀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皆说命佚文。《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有好多年在外过着平民的劳苦生活），爰暨小人（有机会接触庶民生活）。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言乃雍（和谐）。”此本《说命篇》言高宗之事。《殷本纪》：“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又《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尽谅阴之哀，天下应之也。”是高宗为殷之中兴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矣。”“古之人皆然”，谓皆谅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礼，至高宗慈良于丧，故书载高宗深美之。《书大传》：“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听焉。以民臣之义，则不可一日无君矣。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也。以孝子之隐乎，则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义者彼也，隐者此也。’远彼而近此，则孝子之道备矣。’”
●钱穆《论语新解》：本章乃言三年之丧。子女之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故父母卒，其子女能三年不忘于哀思，斯为孝。儒家言：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庶人生事简单，时有哀思，犹所不妨。天子总理天下，一日二日万几，不能常哀思及于已亡之父母。然政权事小，人道事大。顾政权而丧人道，人道既丧，政权亦将不存。且以不仁不孝之人而总领天下，天下事可知。故儒家言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者，其重在天子，乃言天子亦犹庶人，不可不有三年之丧。既三年常在哀思中，即无心再理大政，则惟有将政权交之冢宰。后世视政权如私产，不可一日放手，此与儒家义大背。孔子谓“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外深慨于近世之不然。至于古人之有此，或别有说，不如儒义之所申，则于此可不深论。
★此章言古之丧礼也。 https://t.cn/RxRVHIh
▲书：见《尚书.说命篇》。《丧服四制》引《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载之于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也。”
▲高宗：指商高宗，即商王武丁，是商朝的中兴之王。《史记•殷本纪》：“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孟子》：“武丁朝诸侯，有天下。”
▲谅阴：天子居丧期间住的草庐，也叫作“凶庐”。谅，即“梁”；阴，即“闇”，或者写作“庵”。《四书稗疏》：“梁闇者，一梁支脊而无楹柱，茅垂于地，从旁出入，今陶人窑厂军中窝篷似之。”窝棚或叫做庵棚。
▲薨：hōng，卒。《注疏》：“诸侯死曰薨。”。《说文》：“薨，公侯卒也。”上得兼下，故此文称君薨也。
▲百官总己：百官总摄己职，各司其位。
▲以听于家宰三年：天子守孝三年，期间不问政事，冢宰执政，百官听命于冢宰。冢宰即太宰。《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叙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
■现代翻译：子张说：“《书经》上说‘高宗守孝住在守丧的草庐里，三年不亲政事，不下达政令。’指的是什么呢？”孔子说：“何必一定是高宗呢，古代的人都这样。君王去世，三年之间，朝廷百官各司其职听命于冢宰。”
●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高宗，殷之中兴王武丁也。盘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号高宗。谅，信也。阴，犹默也。”马融曰：“己，百官。”孔安国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丧毕，然后王自听政。”
●皇侃《论语义疏》：孔子答子张古之人君也，言古之人君有丧者皆三年不言，何必独美高宗，即此言亦激时人也，说人君之丧、其子得不言之由。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论天子诸侯居丧之礼也。子张言武丁居父忧，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三年矣。子张未达其理，而问于夫子也。孔子答言：“何必独高宗，古之人皆如是。”诸侯死曰薨。言君既薨，新君即位，使百官各总己职，以听使于冢宰，三年丧毕，然后王自听政。
●陈祥道《论语全解》：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高宗三年不言，盖礼然也。子张以人君不能三年，则以今疑古，故问曰何谓也。孔子以古陋今，故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诗》之《素冠》刺不能三年，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三年，则孔子之时可知矣。
●朱熹《论语集注》：言君薨，则诸侯亦然。百官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贵贱，而生于父母无以异者。故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子张非疑此也，殆以为人君三年不言，则臣下无所禀令，祸乱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听于冢宰，则祸乱非所忧矣。”
●张栻《癸巳论语解》：子张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问此特以利害论，而未究夫事理之实也。君敕五典以治天下，而废三年之达丧，何以教民孝乎？夫子谓古之人皆然，盖言此天下之常经，古人之通道故耳。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古人居丧既不废礼，复不废政也。子张问于孔子曰：《商书.说命篇》有云：商王高宗武丁，当商王小乙薨，居丧于谅阴三年，不亲政事，不发语言，夫人君三年不言，则臣下安所禀令乎？书所云何谓也？孔子曰：父母之丧，不分贵贱，三年不言何必高宗为然，古之为君者，无不皆然。礼，君薨，嗣君居庐守丧，庶务难以亲理，而又不容坐废，百官各总摄己职，以听命于冡宰，如是者三年，既有冡宰以为君裁决事几，则辅相得人命令可守，嗣君虽不言，何忧国之生乱哉？大凡人君以孝治天下者也，诚如古居丧之礼，则百官尽臣道，以成相道而嗣君，亦得委君道以伸子道矣。后世贤如汉文，而犹有短丧之举，其遗讥史册不亦宜乎。
●刘宝楠《论语正义》：《楚语》白公曰：“昔殷武丁能从其德，至于神明，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馀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傅说（yuè，约公元前1335－1246年，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传说为傅岩筑墙之奴隶。武丁梦得圣人，名曰说，求于野。乃于傅岩得之，举以为相，国大治。形成了历史上有名“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留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名句，被尊称为“圣人”。）。贾、唐云：“书，说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馀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皆说命佚文。《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有好多年在外过着平民的劳苦生活），爰暨小人（有机会接触庶民生活）。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言乃雍（和谐）。”此本《说命篇》言高宗之事。《殷本纪》：“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又《汉书．五行志》云：“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尽谅阴之哀，天下应之也。”是高宗为殷之中兴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矣。”“古之人皆然”，谓皆谅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礼，至高宗慈良于丧，故书载高宗深美之。《书大传》：“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听焉。以民臣之义，则不可一日无君矣。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也。以孝子之隐乎，则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义者彼也，隐者此也。’远彼而近此，则孝子之道备矣。’”
●钱穆《论语新解》：本章乃言三年之丧。子女之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抱，故父母卒，其子女能三年不忘于哀思，斯为孝。儒家言：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庶人生事简单，时有哀思，犹所不妨。天子总理天下，一日二日万几，不能常哀思及于已亡之父母。然政权事小，人道事大。顾政权而丧人道，人道既丧，政权亦将不存。且以不仁不孝之人而总领天下，天下事可知。故儒家言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者，其重在天子，乃言天子亦犹庶人，不可不有三年之丧。既三年常在哀思中，即无心再理大政，则惟有将政权交之冢宰。后世视政权如私产，不可一日放手，此与儒家义大背。孔子谓“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外深慨于近世之不然。至于古人之有此，或别有说，不如儒义之所申，则于此可不深论。
★此章言古之丧礼也。 https://t.cn/RxRVHIh
【嗜书如痴】2022年纸质书第028单：·《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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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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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最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绝对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最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最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最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最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统贯着学术与文化的命脉。
后世的仁人君子也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修身立人，做着出世入世的事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三家思想始终是在矛盾斗争与融合渗透中发展，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相互辉映。历代也多认为三者之间有着彼此补充的作用，故有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道家：追求自然无为、返璞归真，涤除玄鉴，潇洒旷达，体现了机敏做人的学问。
不是追求阴谋诡计，也不是一味圆滑世故，而是一种智慧和谋略，它既防止别人伤害自己，同时也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广交人脉，左右逢源，事事畅通无阻。
儒家：讲究持重、勤谨、正气、担当以及自省、中庸的为人处世之道，体现了中正做事的学问。这种心态，让人圆融通达，变得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社会精英。
佛家：主张四大皆空，慈悲宽大、包容忍让，视世间万难为无物，不怨天尤人，从自然，呈本性，体现了超脱修心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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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仁人君子也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修身立人，做着出世入世的事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三家思想始终是在矛盾斗争与融合渗透中发展，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相互辉映。历代也多认为三者之间有着彼此补充的作用，故有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道家：追求自然无为、返璞归真，涤除玄鉴，潇洒旷达，体现了机敏做人的学问。
不是追求阴谋诡计，也不是一味圆滑世故，而是一种智慧和谋略，它既防止别人伤害自己，同时也能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广交人脉，左右逢源，事事畅通无阻。
儒家：讲究持重、勤谨、正气、担当以及自省、中庸的为人处世之道，体现了中正做事的学问。这种心态，让人圆融通达，变得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社会精英。
佛家：主张四大皆空，慈悲宽大、包容忍让，视世间万难为无物，不怨天尤人，从自然，呈本性，体现了超脱修心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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