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婆婆和妈妈》才出了先导片，陈松伶就开始被一众网友心疼。
东北婆婆对这个香港儿媳妇无视且冷漠，让吃瓜群众都感受到了一丝不悦和愤怒。
电话里陈松伶甜甜的叫着婆婆，婆婆却当作完全没听见，嘴里只是儿子儿子的叫个不停。
这个婆婆不简单，陈松伶得亏没有和婆婆住，否则这婚姻走向实在难说。
但抛开其他外物，张铎和陈松伶的爱情很值得聊一聊。
而这个如今已经五十岁的陈松伶 ，更值得我们聊一聊。
乖乖女要读书
说起来陈松伶算是家道中落的富家小姐，父母均是印尼华侨，锦衣玉食到了十几岁，一下子家族没落了，家里从别墅搬到了公屋。
1985年，14岁的她参加了无限TVB举办的“叶倩文歌唱大赛”，以一首《零点十分》获得了冠军。
这让父母大为惊喜，好似一下子抓到了救命稻草，父母鼓励她进入娱乐圈赚钱。
陈松伶却不愿意，她想多读书，不听话的她被父母狠揍，常常身上带着伤去片场拍戏。
后来剧组人员发现她伤痕累累出不了镜，帮她报警，警察局里警察问她：“要不要告你妈妈？”
陈松伶说：“不告妈妈，只要妈妈不要再打我。” 不远处站着的母亲，定定的看着她。
矛盾依旧还是激化了，陈松伶最终决然的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去投靠关系甚好的干姐阿宝。
她吃住都在干姐家，跟干姐姐情同姐妹，阿宝还有个好友阿han，三人一度好的不分你我。
脱离家庭后的她，生活上需完全独立养活自己，于是开始了读书为主，拍戏为辅的生活。
这段时间也是陈松伶最充实的一段时间，她奔波在片场学校和家里，三点一线，生活单纯快乐。
也因她对学业的执着，陈松伶成了剧组里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拍戏间隙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苦读。
后来陈松伶如愿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 与此同时也在干姐姐的打理下，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这段少年独立的岁月，不仅让她如愿以偿考上大学，也让她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TVB的当家花旦。
那时候人生顺利的按照自己想法走着，当初决裂的父母也似乎并不重要了。
但人生哪里那么容易。
背叛与生死
事业上的巨大成绩，学业上的如愿以偿。
陈松伶的生活看似美满顺利，但是她的生活中却潜藏着自己都不易察觉的人生风险。
干姐阿宝，自从陈松伶入行后，就担任起陈松伶的经纪人的工作，帮她打理一切，包括金钱。
对待干姐，陈松伶单纯到完全信任，而正是这份信任却令她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随着去新加坡发展事业，陈松伶聘请了另外一位女助手，打理工作上的琐碎事情，本意是让两个干姐能够轻松一些。
不想却惹来了非议，传出了陈松伶与新助手是同性恋人的传闻，干姐姐阿宝让陈松伶立刻解雇这位新助手。
但陈松伶与姐姐解释后，继续用着这位女助手，不听话的行为让干姐大为恼火，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强大的掌控欲，他们多次对陈松伶发出了警告。
陈松伶并不理会两个姐姐的无理取闹，却被干姐监控起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电脑都被监控到了。
干姐的掌控欲让陈松伶感觉压抑难受，她还是决定要对抗姐姐的高压行为。
不曾想，自己毫无保留信任了二十年的姐姐却在她的反抗下，将她身无分文的赶出了家门。
离开家时行李箱被姐姐检查了个遍，不许她携带任何贵重物品，相当于净身出户。
“我不跟她们纠缠，我只带走衣服裤和替换的衣物，便走了出来。我不听从她们便一无所有。”
她所有的财产，她前十几年苦心挣得得一切就这样被干姐姐完全霸占了。
人生瞬间又回到了当年离家出走时的样子，一切清零，但她早已不是十五岁，而是三十五岁了。
她游走在大街上看见了一座十字架，她默默祷告心中喊着“妈妈，妈妈，快来救救我！”
第二天她就在街上偶遇了自己十几年未见的亲妹妹，妹妹走到眼前，她只当是影迷求签名，但眼前的女孩说：“你还认得我吗？”
陈松伶迟疑了很久，才认出了妹妹，妹妹把手中正打给妈妈的电话一把塞给了陈松伶，二十年断裂的亲情就这么重新连结了起来。
她自言“上天待她不薄”，与家人重归于好，搬去与亲妹妹同住，开始重新打拼生活。
因此一劫，她情绪波动太大，不亲不久后去世，她又查出了卵巢肿瘤复发，却因经济问题和危险度不得不拖延时间。
一方面她还不足以支持十几万的手术费，另一方面刚刚回归家庭的她想多多与家人团聚，而肿瘤手术的风险系数很高。
就在这人生低谷间，经济窘迫的陈松伶收到了陈淑芬的邀约，邀请她与张学友合作《雪狼湖》。离开香港开始世界巡演。
陈松伶毫不迟疑的投入到了事业中，她沉浸于工作中疏解自己的悲痛。
不曾期待的爱情
《雪狼湖》第一场之后，陈松伶回到宾馆，她感觉到巨大的失落感。
以往都是有阿宝，阿HAN两位干姐姐陪在身边，不停的聊天打趣，但是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独处异乡让她倍感孤独，那一刻也是她最渴望陪伴和温暖的时候。
好在上天还是厚待她的，2006年她北上发展，接拍电视剧《血未冷》，与张铎演对手戏。
一起拍了75天的戏剧，前60天都相安无事，最后十天两人来了电。
张铎说心动的时刻，是剧组聚会时，她脱掉高跟鞋站在沙发上唱歌的模样让他感觉到了异样的情愫。
于是他追求她。
张铎并不算红，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时接拍了一部《情深深雨蒙蒙》，饰演如萍看不上的相亲对象石磊。
之后留校任教当起了老师，不紧不慢的接拍了一些影视剧，但是都不温不火。
虽然年纪比陈松伶小了足足八岁，却一派时尚模样，爱给陈松伶讲历史。
陈松伶也是爱读书的人，曾经在《南都》写过专栏，这两人在一起越来越如胶似漆。
张铎对陈松伶更是无微不至，因肿瘤手术后无法生育，张铎为她制定了详细的养老计划。
两人结婚多年都未生育，外界猜测纷纷，张铎统一声称自己是丁克，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这个秘密在2016年《跨界歌王》上，由陈松伶亲口解开：“因为子宫肌瘤的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
人生历经了一波又一波的苦难之后，陈松伶终于迎来了最最美满甜蜜的时光。
她说：张铎不只是我的先生，他还是我的恩人。”
在她状态最差的人生阶段，她遇见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也因幸福来之不易而让人倍加珍惜。
纵观陈松伶的前半生，像极了精彩的连续剧，命运给她一场苦涩再给她一丝甜。
生活就如过山车般一上一下，跌宕起伏，她忐忑的等待着命运下一次的暴击。
可上帝把那颗嘴甜的糖一直藏在手中，直到40岁才把最大最甜的那颗糖发给她。
因为前半生的苦涩，也令这颗迟来的糖果散发出加倍的甜蜜，氤氲在往后的余生里。
东北婆婆对这个香港儿媳妇无视且冷漠，让吃瓜群众都感受到了一丝不悦和愤怒。
电话里陈松伶甜甜的叫着婆婆，婆婆却当作完全没听见，嘴里只是儿子儿子的叫个不停。
这个婆婆不简单，陈松伶得亏没有和婆婆住，否则这婚姻走向实在难说。
但抛开其他外物，张铎和陈松伶的爱情很值得聊一聊。
而这个如今已经五十岁的陈松伶 ，更值得我们聊一聊。
乖乖女要读书
说起来陈松伶算是家道中落的富家小姐，父母均是印尼华侨，锦衣玉食到了十几岁，一下子家族没落了，家里从别墅搬到了公屋。
1985年，14岁的她参加了无限TVB举办的“叶倩文歌唱大赛”，以一首《零点十分》获得了冠军。
这让父母大为惊喜，好似一下子抓到了救命稻草，父母鼓励她进入娱乐圈赚钱。
陈松伶却不愿意，她想多读书，不听话的她被父母狠揍，常常身上带着伤去片场拍戏。
后来剧组人员发现她伤痕累累出不了镜，帮她报警，警察局里警察问她：“要不要告你妈妈？”
陈松伶说：“不告妈妈，只要妈妈不要再打我。” 不远处站着的母亲，定定的看着她。
矛盾依旧还是激化了，陈松伶最终决然的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去投靠关系甚好的干姐阿宝。
她吃住都在干姐家，跟干姐姐情同姐妹，阿宝还有个好友阿han，三人一度好的不分你我。
脱离家庭后的她，生活上需完全独立养活自己，于是开始了读书为主，拍戏为辅的生活。
这段时间也是陈松伶最充实的一段时间，她奔波在片场学校和家里，三点一线，生活单纯快乐。
也因她对学业的执着，陈松伶成了剧组里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拍戏间隙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苦读。
后来陈松伶如愿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 与此同时也在干姐姐的打理下，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这段少年独立的岁月，不仅让她如愿以偿考上大学，也让她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了TVB的当家花旦。
那时候人生顺利的按照自己想法走着，当初决裂的父母也似乎并不重要了。
但人生哪里那么容易。
背叛与生死
事业上的巨大成绩，学业上的如愿以偿。
陈松伶的生活看似美满顺利，但是她的生活中却潜藏着自己都不易察觉的人生风险。
干姐阿宝，自从陈松伶入行后，就担任起陈松伶的经纪人的工作，帮她打理一切，包括金钱。
对待干姐，陈松伶单纯到完全信任，而正是这份信任却令她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随着去新加坡发展事业，陈松伶聘请了另外一位女助手，打理工作上的琐碎事情，本意是让两个干姐能够轻松一些。
不想却惹来了非议，传出了陈松伶与新助手是同性恋人的传闻，干姐姐阿宝让陈松伶立刻解雇这位新助手。
但陈松伶与姐姐解释后，继续用着这位女助手，不听话的行为让干姐大为恼火，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强大的掌控欲，他们多次对陈松伶发出了警告。
陈松伶并不理会两个姐姐的无理取闹，却被干姐监控起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电脑都被监控到了。
干姐的掌控欲让陈松伶感觉压抑难受，她还是决定要对抗姐姐的高压行为。
不曾想，自己毫无保留信任了二十年的姐姐却在她的反抗下，将她身无分文的赶出了家门。
离开家时行李箱被姐姐检查了个遍，不许她携带任何贵重物品，相当于净身出户。
“我不跟她们纠缠，我只带走衣服裤和替换的衣物，便走了出来。我不听从她们便一无所有。”
她所有的财产，她前十几年苦心挣得得一切就这样被干姐姐完全霸占了。
人生瞬间又回到了当年离家出走时的样子，一切清零，但她早已不是十五岁，而是三十五岁了。
她游走在大街上看见了一座十字架，她默默祷告心中喊着“妈妈，妈妈，快来救救我！”
第二天她就在街上偶遇了自己十几年未见的亲妹妹，妹妹走到眼前，她只当是影迷求签名，但眼前的女孩说：“你还认得我吗？”
陈松伶迟疑了很久，才认出了妹妹，妹妹把手中正打给妈妈的电话一把塞给了陈松伶，二十年断裂的亲情就这么重新连结了起来。
她自言“上天待她不薄”，与家人重归于好，搬去与亲妹妹同住，开始重新打拼生活。
因此一劫，她情绪波动太大，不亲不久后去世，她又查出了卵巢肿瘤复发，却因经济问题和危险度不得不拖延时间。
一方面她还不足以支持十几万的手术费，另一方面刚刚回归家庭的她想多多与家人团聚，而肿瘤手术的风险系数很高。
就在这人生低谷间，经济窘迫的陈松伶收到了陈淑芬的邀约，邀请她与张学友合作《雪狼湖》。离开香港开始世界巡演。
陈松伶毫不迟疑的投入到了事业中，她沉浸于工作中疏解自己的悲痛。
不曾期待的爱情
《雪狼湖》第一场之后，陈松伶回到宾馆，她感觉到巨大的失落感。
以往都是有阿宝，阿HAN两位干姐姐陪在身边，不停的聊天打趣，但是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独处异乡让她倍感孤独，那一刻也是她最渴望陪伴和温暖的时候。
好在上天还是厚待她的，2006年她北上发展，接拍电视剧《血未冷》，与张铎演对手戏。
一起拍了75天的戏剧，前60天都相安无事，最后十天两人来了电。
张铎说心动的时刻，是剧组聚会时，她脱掉高跟鞋站在沙发上唱歌的模样让他感觉到了异样的情愫。
于是他追求她。
张铎并不算红，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时接拍了一部《情深深雨蒙蒙》，饰演如萍看不上的相亲对象石磊。
之后留校任教当起了老师，不紧不慢的接拍了一些影视剧，但是都不温不火。
虽然年纪比陈松伶小了足足八岁，却一派时尚模样，爱给陈松伶讲历史。
陈松伶也是爱读书的人，曾经在《南都》写过专栏，这两人在一起越来越如胶似漆。
张铎对陈松伶更是无微不至，因肿瘤手术后无法生育，张铎为她制定了详细的养老计划。
两人结婚多年都未生育，外界猜测纷纷，张铎统一声称自己是丁克，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这个秘密在2016年《跨界歌王》上，由陈松伶亲口解开：“因为子宫肌瘤的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
人生历经了一波又一波的苦难之后，陈松伶终于迎来了最最美满甜蜜的时光。
她说：张铎不只是我的先生，他还是我的恩人。”
在她状态最差的人生阶段，她遇见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也因幸福来之不易而让人倍加珍惜。
纵观陈松伶的前半生，像极了精彩的连续剧，命运给她一场苦涩再给她一丝甜。
生活就如过山车般一上一下，跌宕起伏，她忐忑的等待着命运下一次的暴击。
可上帝把那颗嘴甜的糖一直藏在手中，直到40岁才把最大最甜的那颗糖发给她。
因为前半生的苦涩，也令这颗迟来的糖果散发出加倍的甜蜜，氤氲在往后的余生里。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有些人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父亲突然走的，走了10年了）
时间能自愈的都是愿意自渡之人。（母亲是个很厉害的人，她自救了）
多年后回想起，是遗憾却也心生欢喜。
突然长大的瞬间，就是忍住悲痛抛开情绪，先解决问题。（这个人，是我）
我们学会了告别，却低估了思念。（思念父亲 ）
以下图片来自 小林
时间能自愈的都是愿意自渡之人。（母亲是个很厉害的人，她自救了）
多年后回想起，是遗憾却也心生欢喜。
突然长大的瞬间，就是忍住悲痛抛开情绪，先解决问题。（这个人，是我）
我们学会了告别，却低估了思念。（思念父亲 ）
以下图片来自 小林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