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训扬新风之151 | 春桥乡城隍余村 都湖一家亲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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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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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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