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资本张磊：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是我的信念和信仰】
1
寻找伟大的企业家
一直以来，高瓴资本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怎么才能找到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高瓴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寻找跟这个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一起发展。
而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要找到这样的人其实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就是到处去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研究型模式，通过研究发现哪一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找跟最好商业模式相契合的最好的创业者。
如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高瓴资本就会买入股票长期持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高瓴就寻找私人市场；
如果私人市场也没有，高瓴资本就选择自己孵化。
这里面要求企业家不仅要有格局观，还要有执行力、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会很擅长，但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
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更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这个创业者有这个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其实说到底，本质上我也是创业家，只是我的专业领域是投资而已。我觉得，能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真的很幸运。我喜欢那些想干大事的企业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们实现梦想。
什么是伟大的企业家？
伟大的企业家不是看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有的人看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每天生活在焦虑中，当然这也是一种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是不可持续的，从心理上、精神上、肉体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我所看到的伟大的企业家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有非常开放的精神，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有极强的同理心，有极大的格局观。大格局观的企业家愿景远不同于简单地赚取短期利润，一个卖商品的企业家不能光想着我的生意是卖商品，应该想我的生意是创造幸福。
同时，我认为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情。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投资变化与未来我相信投资人能够与企业家形成良性、长期的伙伴关系，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来帮助到企业。
我不太相信一个非创业者的公司能走得很远，当最初的创始人失去创业者心态而变成打工者时，这个企业离被颠覆已经不远了。
2
做企业的超长合伙人
我的投资风格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David F.Swensen（大卫·斯文森），另一位就是巴菲特先生了。我可以算是巴菲特先生坚定信念的执行者，相比于简单的价值投资者，我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
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仰。概括来讲就是两点，第一，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高瓴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3
把握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
我们相信那些能长期为消费者带来价值、为产业链提高效率、「护城河」足够深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长期的高资本回报率。
其中，我所认为的「真正的护城河」，其实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其实，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
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恒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
变化催生创新，所以我们投资变化，而不是投资于垄断所赚取的超额利润。我们认为垄断从基因角度来看并不能形成创新。只有不断地迎接、拥抱创新，才能形成一种善意的价值创造，形成让蛋糕更大的、开放共赢的局面。
识别关键时点，投资关键变化就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
如今，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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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伟大的企业家
一直以来，高瓴资本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怎么才能找到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高瓴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寻找跟这个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一起发展。
而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要找到这样的人其实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就是到处去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研究型模式，通过研究发现哪一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找跟最好商业模式相契合的最好的创业者。
如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高瓴资本就会买入股票长期持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高瓴就寻找私人市场；
如果私人市场也没有，高瓴资本就选择自己孵化。
这里面要求企业家不仅要有格局观，还要有执行力、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会很擅长，但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
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更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这个创业者有这个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其实说到底，本质上我也是创业家，只是我的专业领域是投资而已。我觉得，能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真的很幸运。我喜欢那些想干大事的企业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们实现梦想。
什么是伟大的企业家？
伟大的企业家不是看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有的人看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每天生活在焦虑中，当然这也是一种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是不可持续的，从心理上、精神上、肉体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我所看到的伟大的企业家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有非常开放的精神，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有极强的同理心，有极大的格局观。大格局观的企业家愿景远不同于简单地赚取短期利润，一个卖商品的企业家不能光想着我的生意是卖商品，应该想我的生意是创造幸福。
同时，我认为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情。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投资变化与未来我相信投资人能够与企业家形成良性、长期的伙伴关系，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来帮助到企业。
我不太相信一个非创业者的公司能走得很远，当最初的创始人失去创业者心态而变成打工者时，这个企业离被颠覆已经不远了。
2
做企业的超长合伙人
我的投资风格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David F.Swensen（大卫·斯文森），另一位就是巴菲特先生了。我可以算是巴菲特先生坚定信念的执行者，相比于简单的价值投资者，我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
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仰。概括来讲就是两点，第一，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高瓴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3
把握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
我们相信那些能长期为消费者带来价值、为产业链提高效率、「护城河」足够深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长期的高资本回报率。
其中，我所认为的「真正的护城河」，其实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其实，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
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恒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
变化催生创新，所以我们投资变化，而不是投资于垄断所赚取的超额利润。我们认为垄断从基因角度来看并不能形成创新。只有不断地迎接、拥抱创新，才能形成一种善意的价值创造，形成让蛋糕更大的、开放共赢的局面。
识别关键时点，投资关键变化就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
如今，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高瓴资本张磊：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是我的信念和信仰】
1
寻找伟大的企业家
一直以来，高瓴资本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怎么才能找到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高瓴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寻找跟这个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一起发展。
而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要找到这样的人其实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就是到处去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研究型模式，通过研究发现哪一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找跟最好商业模式相契合的最好的创业者。
如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高瓴资本就会买入股票长期持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高瓴就寻找私人市场；
如果私人市场也没有，高瓴资本就选择自己孵化。
这里面要求企业家不仅要有格局观，还要有执行力、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会很擅长，但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
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更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这个创业者有这个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其实说到底，本质上我也是创业家，只是我的专业领域是投资而已。我觉得，能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真的很幸运。我喜欢那些想干大事的企业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们实现梦想。
什么是伟大的企业家？
伟大的企业家不是看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有的人看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每天生活在焦虑中，当然这也是一种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是不可持续的，从心理上、精神上、肉体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我所看到的伟大的企业家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有非常开放的精神，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有极强的同理心，有极大的格局观。大格局观的企业家愿景远不同于简单地赚取短期利润，一个卖商品的企业家不能光想着我的生意是卖商品，应该想我的生意是创造幸福。
同时，我认为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情。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投资变化与未来我相信投资人能够与企业家形成良性、长期的伙伴关系，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来帮助到企业。
我不太相信一个非创业者的公司能走得很远，当最初的创始人失去创业者心态而变成打工者时，这个企业离被颠覆已经不远了。
2
做企业的超长合伙人
我的投资风格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David F.Swensen（大卫·斯文森），另一位就是巴菲特先生了。我可以算是巴菲特先生坚定信念的执行者，相比于简单的价值投资者，我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
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仰。概括来讲就是两点，第一，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高瓴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3
把握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
我们相信那些能长期为消费者带来价值、为产业链提高效率、「护城河」足够深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长期的高资本回报率。
其中，我所认为的「真正的护城河」，其实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其实，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
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恒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
变化催生创新，所以我们投资变化，而不是投资于垄断所赚取的超额利润。我们认为垄断从基因角度来看并不能形成创新。只有不断地迎接、拥抱创新，才能形成一种善意的价值创造，形成让蛋糕更大的、开放共赢的局面。
识别关键时点，投资关键变化就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
如今，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今日看盘##股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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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伟大的企业家
一直以来，高瓴资本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怎么才能找到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高瓴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再寻找跟这个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一起发展。
而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要找到这样的人其实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就是到处去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研究型模式，通过研究发现哪一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找跟最好商业模式相契合的最好的创业者。
如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高瓴资本就会买入股票长期持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高瓴就寻找私人市场；
如果私人市场也没有，高瓴资本就选择自己孵化。
这里面要求企业家不仅要有格局观，还要有执行力、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会很擅长，但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
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更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这个创业者有这个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其实说到底，本质上我也是创业家，只是我的专业领域是投资而已。我觉得，能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真的很幸运。我喜欢那些想干大事的企业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帮他们实现梦想。
什么是伟大的企业家？
伟大的企业家不是看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有的人看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对手，每天生活在焦虑中，当然这也是一种驱动力，但这种驱动力是不可持续的，从心理上、精神上、肉体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我所看到的伟大的企业家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有非常开放的精神，对竞争对手和消费者有极强的同理心，有极大的格局观。大格局观的企业家愿景远不同于简单地赚取短期利润，一个卖商品的企业家不能光想着我的生意是卖商品，应该想我的生意是创造幸福。
同时，我认为有价值的投资就是和高质量的人花足够的时间，做高质量的事情。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投资变化与未来我相信投资人能够与企业家形成良性、长期的伙伴关系，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来帮助到企业。
我不太相信一个非创业者的公司能走得很远，当最初的创始人失去创业者心态而变成打工者时，这个企业离被颠覆已经不远了。
2
做企业的超长合伙人
我的投资风格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David F.Swensen（大卫·斯文森），另一位就是巴菲特先生了。我可以算是巴菲特先生坚定信念的执行者，相比于简单的价值投资者，我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
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仰。概括来讲就是两点，第一，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高瓴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3
把握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
我们相信那些能长期为消费者带来价值、为产业链提高效率、「护城河」足够深的商业模式能够带来长期的高资本回报率。
其中，我所认为的「真正的护城河」，其实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其实，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
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恒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
变化催生创新，所以我们投资变化，而不是投资于垄断所赚取的超额利润。我们认为垄断从基因角度来看并不能形成创新。只有不断地迎接、拥抱创新，才能形成一种善意的价值创造，形成让蛋糕更大的、开放共赢的局面。
识别关键时点，投资关键变化就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有句话叫「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让我们从远处、大处着眼，要看未来，看全局。
如今，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今日看盘##股票##投资#
2019，世界秩序将向何处去 | 《文化纵横》2月新刊
订阅链接：https://t.cn/AijBIXxX
▍新刊手记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9年2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
— 本期目录 —
▍文化纵横十周年
“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
程路
探索思想文化事业的公益发展模式
杨平
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王儒西
▍封面选题：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郑永年
中国工业化成本的解决之道
王立胜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土地批租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李宽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莫迪的“印度梦”：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三重任务
毛克疾
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
周瑾艳
▍历史观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吴重庆 柏奕旻
▍治道
元代行省制：中国央地关系的转捩点
舒健
▍世界观
塔里克·拉玛丹：一个欧洲穆斯林的境遇
姜晓鲲
▍观察·社会
小微信贷的政策悖论：推动发展与制造不平等
卢宁
▍为政笔记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一个七八级中文系学生的人文情怀与城市理想实践
王军
▍焦点
“堵式减负”困局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陆一
▍地方
古村落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罗 杨 张 凯 梁继红 张 朔
订阅链接：https://t.cn/AijBIXxX
▍新刊手记
2018年逝去，2019年来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时代新旧转换的关键期。自2008 年以来，至少有三大因素在重新塑造全球秩序，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三大因素的走势日益明确，其带给世界的变数也日益不确定。它们分别是：逆全球化潮流、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第一，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秩序变动，已经在地缘政治、全球治理、社会思潮演变等方面持续发酵，演化出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政、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等逆全球化潮流。这一潮流不断冲击着冷战结束以来高歌猛进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正出现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之后， 出现了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公平正义、社会保护、反全球化…… 这一保护主义反向运动来势如此凶猛，以致自由主义国际意识形态迅速退潮，在此基础上建构的WTO、IMF 等世界事务处理机制无不摇摇欲坠，而更新版的北美自贸协定、TPP11，以及正紧锣密鼓酝酿的RCEP，正日益呈现出区域化、圈子化的特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正处于交替转换的关键当口。
回顾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历史正呈现惊人的重复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动，其内在的规律，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反资本扩张的社会保护浪潮，会伴随资本运动达致极不平衡时自发产生，并作为资本运动的矫治手段追求新的平衡。而伴随社会保护浪潮兴起的，则是既有秩序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民族国家间矛盾的加剧与激化。可以预料，未来几十年，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运行秩序中，其内在规律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将大不相同，而2018年正是这一秩序转换的关键之年。
第二，正在扑面而来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尚无法明确估量其对现存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冲击效应。从目前中国人正亲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看，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剧烈地改变了现有秩序：（1）它重新组织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形态和组织形态，并正在不断向更广泛的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凡不适应这一信息革命变迁的组织和产业均迅速遭到淘汰；（2）它大幅度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使跨国、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资本组成形态日益灵活多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劳动的谈判议价权不断下降，以地域范围为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日益减弱；（3）由于信息的快速流动，使得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大幅提高，这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对行政效能形成严峻挑战。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的全新问题。（4）在信息技术浪潮奔涌之时， 实体性的技术突破却遭遇瓶颈，如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进展缓慢，人类物质领域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缺乏物质生产技术革命的支持， 它对于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的重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未可知。
第三，中国崛起，是冷战结束以来动摇传统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平衡性。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中，这种不平衡性又沿着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发生变迁。每隔几十年，便有新的国家崛起，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重大挑战。从西班牙、荷兰，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300 年来世界强国此起彼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运动不平衡的全球规律。今日中国崛起， 正日益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和生产网络，并不断动摇原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平衡性， 成为传统强国的最大挑战。
然而今日中国的崛起，也面临着改革开放40 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2018 年，以中兴事件为标志，中美贸易战拉开帷幕，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表征之一。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式全球化模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全球化红利分配高度不平衡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这也标志着以美国赤字贸易为支撑的世界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极限。
另外，中国内部的“增量改革”进入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存量改革”也遭遇巨大瓶颈。当前的增量改革主要任务，一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外部资源空间的拓展。但转型升级与外部资源空间的开辟都是既需要更多的时间，也需要消化处理大量的内外部问题。以发展求改革，以增量空间化解存量结构的矛盾，这一过去惯用的主要手段，目前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与此同时，经过30 多年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在推动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生成新的社会问题。看一下我们生活中的高房价，以及沉重的教育负担和出奇低下的生育率，就能知道人们的焦虑所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然以进一步的社会保护为前提，没有保护，就没有改革。社会保护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要前提条件。
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任务而言，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均遭遇瓶颈之际，加大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为了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痛苦的利益调整。而欲达成社会共识，则离不开社会权利的主张，离不开对各阶层人民为了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讨论。可以预期，“呼吁社会”、“社会出场”，将可能成为深化改革之际的主导潮流，相应地，“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协商”会再度成为主导性话语，引领中国第三个30 年改革开放的未来走向。
2018 年，在判断当代世界局势时，中共中央得出结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分析之“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中国崛起”， 都将是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变量。分析这些变量，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当代世界与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转换的关键期，正处在旧的规律正在消退、新的规律正在展开、并将长时段左右我们工作生活的新周期。
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说过：“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着眼推移转变， 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面对2018 年的急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2019 年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应该抓住长期趋势，不为眼前迷雾困扰，透过现象看本质。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本质性、阶段性的转换，纠缠于既往的矛盾将使人们丧失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眼光；而新时代与新周期的展开，将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去，重新认识现实，并奋力开辟新的未来。
2019 年已经到来，作为一本思想评论类杂志，《文化纵横》愿与思想界同仁一道， 推动新旧周期的转换，更加能动性地认识和把握未来。
本文系杨平社长为《文化纵横》2019年2月刊撰写的编辑手记。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号。
— 本期目录 —
▍文化纵横十周年
“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文化重建，任重而道远
程路
探索思想文化事业的公益发展模式
杨平
全球变局下的公共知识危机——《文化纵横》十周年论坛综述
王儒西
▍封面选题：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郑永年
中国工业化成本的解决之道
王立胜
城乡社会：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概念
熊万胜
土地批租与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李宽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莫迪的“印度梦”：印度国家能力建设的三重任务
毛克疾
中国方案与非洲自主工业化的新可能
周瑾艳
▍历史观
革命与文明：“新中国研究”的方法与理论
吴重庆 柏奕旻
▍治道
元代行省制：中国央地关系的转捩点
舒健
▍世界观
塔里克·拉玛丹：一个欧洲穆斯林的境遇
姜晓鲲
▍观察·社会
小微信贷的政策悖论：推动发展与制造不平等
卢宁
▍为政笔记
把文章写在大地上——一个七八级中文系学生的人文情怀与城市理想实践
王军
▍焦点
“堵式减负”困局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陆一
▍地方
古村落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罗 杨 张 凯 梁继红 张 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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