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08
《權》
《論語》有之：「謹權量。」(〈堯曰〉)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權，秤也；量，斗斛。」故知權是稱輕重的工具；又，權亦可指稱錘，《禮記》「正權概。」(〈月令•仲春〉)鄭玄〈注〉：「稱錘曰權。」所以權始終與把握輕重有關，故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此處權作動詞用，未必一定謂測實物之重量，亦可以指估量事情的輕重。權力的概念亦由此來。
故《孟子•離婁上》 有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這是説在一般規矩之下，亦有衡量輕重而可採取破奪規矩的作法，這叫做權，或從權。
●從權必然是依附於正道而來，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何晏〈集解〉，曰：「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這裏有一個共學、與適道、與立、與權的深入過程。與，相從也，如「己欲立而立人」(《論語•雍也》)己人並立，是則與也；此以人己相從，論其進道之有差異。適，之也、歸往也；必學有進，始得其道之歸往。有道之歸往，始得相從而立於禮以居位。雖相從而立於禮以居位，未必同權而得相從。權之難於相與，可反映當事主體的學道等的深度。
孔子之論學、道、立、權，可舉逸民為説，「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
此逸民，當指賢人，卻無居位，終則處於民者。
何以知逸民指賢人？孔子稱伯夷、叔齊、柳下惠為賢，如「(子貢問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衛靈公》)以是推知逸民當指賢者；又據禮制尊賢之道，賢者當與立居位，所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然而，或出於主觀、或客觀因素，終則未立於位，而處乎民。
主觀因素，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季氏》)客觀因素，可以柳下惠為例「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微子》)故知何以孔子稱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這亦可視為伯夷、叔齊的適道。進而，亦可知何以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雖三黜，而猶不去。然雖降志辱身，而其“直道而事人”，猶守其道；其中亦可見其權。
道權的關係，猶正奇關係，乃事理演化中，必然伴隨而來；唯視其人如何認識、衡持因應，故孔子之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表示孔子對道權關係的通達。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此亦孔子之行權乎？
漢大儒董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史記•太史公自序》)據此，則知《春秋》言道言權，有經有變。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公羊傳•桓十一》)何休〈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此亦漢儒所述設權之道；終歸於權不離道。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禮記•中庸》)君子之為聖者，非行道之正乎！
(圖片：取自微博)
《權》
《論語》有之：「謹權量。」(〈堯曰〉)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權，秤也；量，斗斛。」故知權是稱輕重的工具；又，權亦可指稱錘，《禮記》「正權概。」(〈月令•仲春〉)鄭玄〈注〉：「稱錘曰權。」所以權始終與把握輕重有關，故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此處權作動詞用，未必一定謂測實物之重量，亦可以指估量事情的輕重。權力的概念亦由此來。
故《孟子•離婁上》 有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這是説在一般規矩之下，亦有衡量輕重而可採取破奪規矩的作法，這叫做權，或從權。
●從權必然是依附於正道而來，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何晏〈集解〉，曰：「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這裏有一個共學、與適道、與立、與權的深入過程。與，相從也，如「己欲立而立人」(《論語•雍也》)己人並立，是則與也；此以人己相從，論其進道之有差異。適，之也、歸往也；必學有進，始得其道之歸往。有道之歸往，始得相從而立於禮以居位。雖相從而立於禮以居位，未必同權而得相從。權之難於相與，可反映當事主體的學道等的深度。
孔子之論學、道、立、權，可舉逸民為説，「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
此逸民，當指賢人，卻無居位，終則處於民者。
何以知逸民指賢人？孔子稱伯夷、叔齊、柳下惠為賢，如「(子貢問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衛靈公》)以是推知逸民當指賢者；又據禮制尊賢之道，賢者當與立居位，所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然而，或出於主觀、或客觀因素，終則未立於位，而處乎民。
主觀因素，如「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季氏》)客觀因素，可以柳下惠為例「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微子》)故知何以孔子稱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這亦可視為伯夷、叔齊的適道。進而，亦可知何以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雖三黜，而猶不去。然雖降志辱身，而其“直道而事人”，猶守其道；其中亦可見其權。
道權的關係，猶正奇關係，乃事理演化中，必然伴隨而來；唯視其人如何認識、衡持因應，故孔子之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表示孔子對道權關係的通達。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此亦孔子之行權乎？
漢大儒董仲舒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史記•太史公自序》)據此，則知《春秋》言道言權，有經有變。
「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公羊傳•桓十一》)何休〈注〉：「設，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此亦漢儒所述設權之道；終歸於權不離道。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禮記•中庸》)君子之為聖者，非行道之正乎！
(圖片：取自微博)
清咸丰乙卯（一八五五）年仲春，著名书家吴让之篆书十二首唐宋诗。其中唐诗十一首，宋诗一首。这十二首诗作分别是诗人郭向的《途中口号》、王勃的《寒夜思友三首之一、之三》、王维的《白石滩》、钱起的《江行无题百首之五》、贾岛的《剑客》、顾况的《小孤山》、李涉的《遇湖州妓宋熊宜二首之一》、李德裕的《长安秋夜》、白居易的《王子晋庙》、刘禹锡的《酬柳柳州家鸡之赠》、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之一》。 https://t.cn/RW3xk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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