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风靡全国的宝塔糖，为何突然消失？背后教训不能忘
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其日益扩充的领域将唤起我们的希望。——诺贝尔
科学的发展是国家的第一发展力，早在之前，国家因为没有发展完善的科技，连一棵小小的植物都需要进口，而这棵植物便是治病的宝塔糖的原料，后来又因为没有发达的科技导致受制于人，从而使得宝塔糖就此消失，这无疑是段悲剧。
80年代最为受欢迎的“药物糖果”
宝塔糖虽名字中带糖字，但其实是一种药，主要是用于去蛔虫以及钩虫，它的口感是糖的味道，而且形状酷似宝塔，因而得名宝塔糖。宝塔糖的主要原料是蛔蒿，蛔蒿属于绢蒿属多年生草本，是半灌木状草本。此植物本身就可以抑制寄生虫。
蛔蒿的根一般是细的或者是略微粗一些，刚长出来蛔蒿是长有灰白色蛛丝状柔毛的，但其毛会在后期脱落。它的茎一般会较多，而且细，身体不沉的时候是直立状态，有时也会下部稍弯曲，蛔蒿高度一般在20-40厘米左右，它的下半部分呈褐色，且有光泽，而上半部分却是灰绿色的。
蛔蒿从中部或下部便开始分枝，其状态和主干一样，起初会有白色绒毛，不久就变光滑。蛔蒿主要生长在上层深厚、土壤肥沃且透水良好的沙质土或沙质灰壤土上生长。蛔蒿只有未开放的头状花序可以供药用。
用蛔蒿制作的“宝塔糖”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受欢迎的“药物糖果”。国家建国初期，一切都在探索中，科技、医疗都不发达，也没有过多的人重视这些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填饱肚子才是正经事情。
孩子不懂事，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只要能管饱，就啥也不管。大人们整天忙于农田劳作，知道孩子不出意外也就不管他们。但是这样“胡吃海喝”的后果便是引引来了蛔虫病。
蛔虫病直接的症状便是肚子疼，一开始也没人在意，只是以为便秘或者着凉，但是肚子老疼就引起家人的顾虑，去医院看医生发现是肚子里有蛔虫。因此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经过专业人员研究发展蛔蒿可以治疗蛔虫病，便开始从苏联进口蛔蒿，然后逐渐研制出了宝塔糖。
研制出了可以治疗蛔虫病的药物，便开始分发全国，由乡村里的“赤脚大夫”们分发，在村里看见小孩就给一个，渐渐的蛔虫病风波也就过去了。其实蛔蒿的味道是有点苦的，苦的东西让人难以下咽，更何况是要让孩子吃，然后研究人员便往里面添加了天然甜味剂，还做成宝塔的形状。
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宝塔糖是什么，也不敢吃，毕竟肚子疼挺难受，但是尝了一个便停不下来。宝塔糖酸酸甜甜口感极好，像极了糖果的味道，在80年代吃一颗糖果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年到头都不一定能吃到，所以宝塔糖特别受欢迎，吃上一颗可以开心一整天，关键是吃完肚子就不疼了，有时学校也会分发一些，一人一颗。
苏联一言不合就断了蛔蒿的供应
我国之前使用的蛔蒿主要依赖进口，是从苏联进口的，在之前中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所以医疗方面也是相互援助。正好苏联有蛔蒿，而中国缺蛔蒿，便引进了蛔蒿种子，当时的苏联国家对于蛔蒿种子并不富裕，但也慷慨解囊，给了中国20克的蛔蒿种子。
中国拿到这极其珍贵的20克蛔蒿种子，将其小心再小心的分成了四份，分别送去了四个种植基地，就是位于呼和浩特、山西大同、陕西西安、山东潍坊这四个农场。最后只有潍坊种植的蛔蒿成功了，也幸好没有全部失败。成功后便开始大力推广，也就由来了火遍全国的宝塔糖。
本以为就这样，两国非常友好，蛔蒿也继续种植着，孩子们依旧非常开心地吃着好吃的宝塔糖。但是在60年代之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气急败坏的苏联将两国友好援助协议单方面撕毁，并且将援助中国的蛔蒿提取的机器一并撤走了。
苏联撤走了机器，虽然无奈，但是也没办法，病还得治，不能因为没有了机器，就耽搁人民的身体。于是我国就开始自主研究机器，虽也研制出了自己的提取器，但这台大机器不仅笨重且提取的原料十分少，导致大片大片的的蛔蒿来不及使用就都烂在了地里。
祸不单行，1964年，潍坊农场又碰巧遇上了连续40天的阴雨天气。所有的蛔蒿全部死亡，颗粒无收，唯一留下的三瓶蛔蒿种子还坏了一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导致蛔蒿停产，没有原料，就没有宝塔糖。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科技医疗的发展，中国找到了代替宝塔糖的其他药物，渐渐的宝塔糖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了，直到现在成为了人们难以忘怀的独家记忆。
宝塔糖的消失是悲剧，更是重生
制作宝塔糖的原材料蛔蒿已经彻底消失，专家没有找到蛔蒿的替代品，以至于宝塔糖成为了昨日黄花。
那段时期，我国专家为了解决蛔虫这种寄生虫的危害，夜以继日研究药品，专家们“撸起袖子加油干”，自主种植蛔蒿，自主研制药品。如此才有了宝塔糖的问世。宝塔糖的问世是我国科研工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因为宝塔糖物美价廉又能治病，一经上市就成为了风靡大街小巷的零食，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专属的回忆。宝塔糖的消失是中国制药史上的一大悲剧。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科研工作者为了百姓呕心沥血的工匠精神，还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独特回忆。
我国专家经过不懈努力，保证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成就了一代人的独特回忆。这背后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只有国家自己掌握技术，才能更好的发展，而技术的推出就需要无数国人的创新，创新就是要推陈出新，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地造福人民，才能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每位公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其日益扩充的领域将唤起我们的希望。——诺贝尔
科学的发展是国家的第一发展力，早在之前，国家因为没有发展完善的科技，连一棵小小的植物都需要进口，而这棵植物便是治病的宝塔糖的原料，后来又因为没有发达的科技导致受制于人，从而使得宝塔糖就此消失，这无疑是段悲剧。
80年代最为受欢迎的“药物糖果”
宝塔糖虽名字中带糖字，但其实是一种药，主要是用于去蛔虫以及钩虫，它的口感是糖的味道，而且形状酷似宝塔，因而得名宝塔糖。宝塔糖的主要原料是蛔蒿，蛔蒿属于绢蒿属多年生草本，是半灌木状草本。此植物本身就可以抑制寄生虫。
蛔蒿的根一般是细的或者是略微粗一些，刚长出来蛔蒿是长有灰白色蛛丝状柔毛的，但其毛会在后期脱落。它的茎一般会较多，而且细，身体不沉的时候是直立状态，有时也会下部稍弯曲，蛔蒿高度一般在20-40厘米左右，它的下半部分呈褐色，且有光泽，而上半部分却是灰绿色的。
蛔蒿从中部或下部便开始分枝，其状态和主干一样，起初会有白色绒毛，不久就变光滑。蛔蒿主要生长在上层深厚、土壤肥沃且透水良好的沙质土或沙质灰壤土上生长。蛔蒿只有未开放的头状花序可以供药用。
用蛔蒿制作的“宝塔糖”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受欢迎的“药物糖果”。国家建国初期，一切都在探索中，科技、医疗都不发达，也没有过多的人重视这些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填饱肚子才是正经事情。
孩子不懂事，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吃，只要能管饱，就啥也不管。大人们整天忙于农田劳作，知道孩子不出意外也就不管他们。但是这样“胡吃海喝”的后果便是引引来了蛔虫病。
蛔虫病直接的症状便是肚子疼，一开始也没人在意，只是以为便秘或者着凉，但是肚子老疼就引起家人的顾虑，去医院看医生发现是肚子里有蛔虫。因此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经过专业人员研究发展蛔蒿可以治疗蛔虫病，便开始从苏联进口蛔蒿，然后逐渐研制出了宝塔糖。
研制出了可以治疗蛔虫病的药物，便开始分发全国，由乡村里的“赤脚大夫”们分发，在村里看见小孩就给一个，渐渐的蛔虫病风波也就过去了。其实蛔蒿的味道是有点苦的，苦的东西让人难以下咽，更何况是要让孩子吃，然后研究人员便往里面添加了天然甜味剂，还做成宝塔的形状。
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宝塔糖是什么，也不敢吃，毕竟肚子疼挺难受，但是尝了一个便停不下来。宝塔糖酸酸甜甜口感极好，像极了糖果的味道，在80年代吃一颗糖果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年到头都不一定能吃到，所以宝塔糖特别受欢迎，吃上一颗可以开心一整天，关键是吃完肚子就不疼了，有时学校也会分发一些，一人一颗。
苏联一言不合就断了蛔蒿的供应
我国之前使用的蛔蒿主要依赖进口，是从苏联进口的，在之前中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所以医疗方面也是相互援助。正好苏联有蛔蒿，而中国缺蛔蒿，便引进了蛔蒿种子，当时的苏联国家对于蛔蒿种子并不富裕，但也慷慨解囊，给了中国20克的蛔蒿种子。
中国拿到这极其珍贵的20克蛔蒿种子，将其小心再小心的分成了四份，分别送去了四个种植基地，就是位于呼和浩特、山西大同、陕西西安、山东潍坊这四个农场。最后只有潍坊种植的蛔蒿成功了，也幸好没有全部失败。成功后便开始大力推广，也就由来了火遍全国的宝塔糖。
本以为就这样，两国非常友好，蛔蒿也继续种植着，孩子们依旧非常开心地吃着好吃的宝塔糖。但是在60年代之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气急败坏的苏联将两国友好援助协议单方面撕毁，并且将援助中国的蛔蒿提取的机器一并撤走了。
苏联撤走了机器，虽然无奈，但是也没办法，病还得治，不能因为没有了机器，就耽搁人民的身体。于是我国就开始自主研究机器，虽也研制出了自己的提取器，但这台大机器不仅笨重且提取的原料十分少，导致大片大片的的蛔蒿来不及使用就都烂在了地里。
祸不单行，1964年，潍坊农场又碰巧遇上了连续40天的阴雨天气。所有的蛔蒿全部死亡，颗粒无收，唯一留下的三瓶蛔蒿种子还坏了一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导致蛔蒿停产，没有原料，就没有宝塔糖。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科技医疗的发展，中国找到了代替宝塔糖的其他药物，渐渐的宝塔糖便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了，直到现在成为了人们难以忘怀的独家记忆。
宝塔糖的消失是悲剧，更是重生
制作宝塔糖的原材料蛔蒿已经彻底消失，专家没有找到蛔蒿的替代品，以至于宝塔糖成为了昨日黄花。
那段时期，我国专家为了解决蛔虫这种寄生虫的危害，夜以继日研究药品，专家们“撸起袖子加油干”，自主种植蛔蒿，自主研制药品。如此才有了宝塔糖的问世。宝塔糖的问世是我国科研工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因为宝塔糖物美价廉又能治病，一经上市就成为了风靡大街小巷的零食，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专属的回忆。宝塔糖的消失是中国制药史上的一大悲剧。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科研工作者为了百姓呕心沥血的工匠精神，还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独特回忆。
我国专家经过不懈努力，保证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成就了一代人的独特回忆。这背后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只有国家自己掌握技术，才能更好的发展，而技术的推出就需要无数国人的创新，创新就是要推陈出新，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地造福人民，才能不断提高国家的实力。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每位公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这个99不一般——军迷看99大改主战坦克
2
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2
火力／火控系统——有欣喜有担忧
根据此前陆续公开的资料显示，早期型99式的火炮、炮控系统本身便已经相当优秀．99大改在火炮、炮控系统上更大的可能是继续沿用了早期型99式的成熟部件，配合新一代125毫米弹药，火力性能是否继续保持领跑优势，是可以进行大胆猜测的。然而受制于时代技术水平，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采用的是“下反指挥仪式”，这成为了制约综合性能的一块短板。不过，随着VT-4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99大改官方照片的分析，我们欣喜地发现，早期型99式火控系统的短板很可能在99大改上得到弥补。
上反稳像火控中，瞄准镜镜体刚性安装在炮塔顶部，在上反射镜的方向轴和俯仰轴上，分别安装了小型稳定系统，实现瞄准线的独立稳定。当车体颠簸带动瞄准镜镜体随炮塔摆动时，视场中的目标会向与炮塔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时，瞄准镜中的陀螺仪会测量出镜体摆动的角度，然后控制上反射镜向相反的方向摆动该角度的一半，使目标成像后依然位于视场中原来的位置，达到稳像的目的。从当前透露消息分析，VT-4这种我国新一代外贸坦克的顶级产品采用了带热成像通道，白光一热成像一激光三位一体的上反稳像瞄准镜，而且车长和炮长都有自己独立的热像仪，当前拥有这样配置的现役主战坦克只有MIA2、 “勒克莱尔”和“豹”2部分改进型。如果根据外贸型号技术水准要低于自用型号的“传统”来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99大改不但采用了上反指挥仪式火控系统，而且在技术水准上与VT-4相比只高不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猎一歼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稳像原理和镜炮同步原理可见，上反稳像火控系统具有如下优点：瞄准线稳定精度受外界扰动强度变化影响小；镜炮同步测量精度高，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机械磨损使测量精度降低的情况；车辆运动中射手与瞄准镜之间没有相对运动，便于射手观察瞄准；夜视通道视场与昼间通道一起被稳定，不需要另外设置稳定装置；上反射镜由于有陀螺仪等稳定装置部件，体积较大，光通量也较大，利于提高夜视仪器的夜视距离和分辨力。
但是，安装在上反射镜上的稳定装置部件，使得上反射镜在高低向和方位向两个方向上的转动惯量增大，要实现瞄准线的高精度稳定，技术难度比下反稳像火控大，系统成本也较高。更重要的，由于采用电同步方式，在火控系统不通电工作时，无法实现镜炮同步，瞄准镜不能直接降级到人工装表工作方式，必须采用辅助瞄准镜（如美国M1系列坦克），或者采用辅助的机械同步方式来实现镜炮同步，这个问题对于残酷的战场环境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未可知，但心里隐约的担心终归还是有的。
不被看好的“人机工程性”
众所周知，在武器装备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对“人一机一环”方面的因素考虑不足，有时导致装备的效能只能实现50%～70%。所以在坦克设计过程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乘员的作战效能。要尽量保证最低的噪音和振动水平，将乘员与释放热能和热气的武器组件、动力装置和传动系统隔离开；乘员舱通风井能进行空气调节；上下坦克方便，并且所有乘员都能够紧急撤离坦克，车体底部有安全门；个人物品和装备方便取用；能够保存必要数量的食物和水，并且能够准备热饮食；在行军和战斗状态下有舒适的体态，并且能够任意改变姿势，以及轮流躺着休息，以及可靠的车外通讯和车内通讯。要完成这一系列要求，就要合理配置乘员工作位置，优化操作动作，选择最好的自动控制系统，改善乘员舱工作环境的各种参数。 “人机环工程”的各种仪表和操纵机构的布置应该保证乘员能够方便而轻松地操纵坦克、武器及各种设备，保证乘员之间能够相互往来，相互帮助及相互替换，使乘员能长时间地坚持在坦克内生活和战斗。比如在设计乘员工作位置的过程中，就要求做到专业操作区的最优化设计，并根据完成操作的特殊性来保证工作区域。同时必须考虑到，坦克重心距乘员身体的支承点越远，乘员感觉到的肌肉压力越大，疲劳越快，而且必须保证有必要的活动范围和视野，以及小憩和长时间休息的环境。
也就是说，既便是乘员吃喝拉撒睡等生活小事，都是坦克设计师必须着力解决的大事，这关系到战斗耐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为99大改出现的诸多技术进步感到欣欣鼓舞的同时，很多军迷却对99大改在人机工程性方面的缺陷提出了“抗议”。从军迷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系统在大型复杂军事项目上的研发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以“西方式的技术”去实现“苏式的设计理念”，特别是在坦克这类大型地面装备的研发上，这种风格的特点就愈发明显。很多军迷干脆认为，99系列坦克实际上是以消化后的西方技术进行“重构”的T-72，99大改依然跳不出这个窠臼；然而，苏式坦克一直沿着“坦克各舱室、机构和系统占用体积最小化”的道路发展，人机工程性一向是容易为人所忽视、却又切实存在的系统性缺陷。军迷们对99大改人机工程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苏式坦克之所以追求战斗性能而部分放弃了人机工程性，有其深入的内在原因。冷战中，苏联致力于打一场短平快的“短期战争”，如果战争向长期化发展，对苏联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苏联人非常清楚，一切长期战争打的都是经济战，德国之所以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能力远远逊色于反法西斯盟国。假设美国和苏联真的进行一场不用核武器的常规战争，时间拖得越长，对苏联就越不利。苏联的GDP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只是美国的70%，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GDP与苏联及其盟国的GDP做个对比，可能是两倍甚至三倍的优势。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工业并不缺乏简明性，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生产大量非常简单、只具备基本功能的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坦克在内，苏联的武器装备对人机工程性考虑不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要打一场决定性的非核“短期战争”，那么武器的战斗效能自然是第一位的，在人机工程性的问题上自然可以进行“妥协”。有人甚至认为，苏联坦克是一种昂贵的一次性消耗品。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过分追求紧凑以实现短时间战场效能的设计理念，对于作战使用环境和国家军事战略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我国来说，是否合理呢？
“未可知”的乐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西方国家就利用航空电子系统综合化的先进技术，展开了车辆电子学技术的研究。但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局限在总线应用和电源管理系统的研究上。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电源的统一管理、分配和控制，简化线路和减少车内的布线。直到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从完整的网络化作战指挥控制系统的角度出发，构想把计算机控制、多路传输数据总线、数字通信传输等技术应用在坦克装甲车辆上，主要目的是提高坦克在实战中的战场信息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近10年来，综合电子系统在西方坦克大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英、德、法等国先后在其第三代主战坦克或改进型上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子系统综合化。已经装备使用的有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战场信息管理系统、美国MIA2主战坦克的“车际信息系统”、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综合指挥与信息系统”和英国“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信息与通信系统”等。目前，这些国家还在利用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从性能和功能上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系统。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领域的后发时间优势，我国坦克在车辆电子化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比如，在MBT-2000外贸型主战坦克内部，我们就在车长位置看到了一个车辆综合信息显示控制器，推测应该能提供数字地图、车辆诸元信息、文字信息的收发等功能，再联想到最近几年我国在航电系统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军迷们完全有理由对99大改的数字化程度和“车际信息系统”持乐观态度。
结语
大多数坦克装甲车辆爱好者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总是在相互争论这种或那种坦克的优点和缺点，并试图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要求。然而问题是，坦克和任何其他类型的装甲车辆一样，并不是一种万能武器。因此，在提出技术改进方案之前，需要制订出明确的车辆技术任务书。任务书应该考虑到，在战场上车辆不是独自作战，而是要同其他战车、分队及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指挥组织失当的情况下，任何全能的、威力强大的战车都是无济于事的。同时，有很多实例表明，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得当的情况下，那些装备较之对手差很多的军队，也能够取得胜利。当您在想象未来车辆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不要试图把您所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塞到这辆战车上，而应该想一想这辆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用不同的专用车辆来完成，万能的武器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国军迷对99大改欢呼雀跃当然值得肯定，但过分的乐观却又是不必要的。更何况，判断一辆坦克的实际水平如何，除了“照片”中所能见到的“表像”外，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关键，比如，结构的工艺性是否适合批量生产？部件是否具备高度的统一化和标准化？在长时间行使战斗职能的情况下，可靠性如何？保养工作量是否最小，定期保养的间隔时间长短与国外坦克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可以使用简单的随车维修工具在战场环境下方便地进行拆装等。如果将这些加以考虑，99大改的“真相”自会得到证明。
【世界500强药企“牵手”青岛】4月22日，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青岛市人民政府与跨国世界500强药企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斯利康”）举行罕见病诊疗合作签约仪式。
而这，也是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实现共赢的一次牵手。
从阿斯利康的实力出发，此次双方签署项目将为有意实现生物医药产业重点突破、跨代赶超的青岛带来强劲的新动能。而青岛现有的产业发展基础，也将成为阿斯利康谋求新发展空间的重要积淀。
聚焦有效需求，青岛从市场出发、从价值出发，积极为人才与城市的相互成就谋篇布局，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磁力场”。
这张招商“大单”，从侧面印证青岛已卯足力气，围绕有效需求，以高能级项目的落地生根，厚植起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阿斯利康牵手青岛
好项目频添新动能，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当前，青岛正聚力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十大新兴产业是重点突破的产业方向。
在青岛“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22年力争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30个。
一座城市选择什么发展方向，决定了它能“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目标的提出，使得青岛引进培育一批龙头项目、领军企业势在必行。
而阿斯利康，正是这样的“城市合伙人”。
4月22日，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青岛市人民政府与阿斯利康举行罕见病诊疗合作签约仪式，并与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备忘录。
图片来源：青岛卫生健康
作为一家以创新为驱动的全球性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在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中排名第11位，总部位于英国伦敦，重点关注呼吸、心血管、代谢、肿瘤、消化、肾脏等治疗领域，并致力于致力于探索致病机制、治疗方法以及创新药物。
1993年，阿斯利康开始进驻中国市场，2021年营业收入达374亿美元，在中国区营收达60亿美元，是中国市场增速最快的跨国药企之一。
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个领军项目统领下，将带动、整合青岛本土资源打造生物医药产业上下游全产业链，营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生态链系统，推进健康青岛建设。
为何选择青岛？
事实上，这已不是阿斯利康与青岛的首次“牵手”。
2021年6月，阿斯利康便与青岛市卫健委签署疾病早筛项目，针对常见的慢性病及肿瘤病进行合作，在全国先行先试发展疾病筛查。
根据协议，将在青岛进行上百万人群的慢性病及肿瘤病的预防性筛查，进一步提高青岛的人均寿命。
目前，青岛正积极创建国家、省区域医疗中心，全面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并在罕见病诊疗和保障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而阿斯利康去年收购了瑞颂制药，使其拥有了在罕见病诊疗领域拥有顶尖的资源，依托自身实力和发展优势，阿斯利康正寻找可以释放自身能量的广阔空间。
正是基于对彼此的了解和认同，使得双方再次“牵手”。
梧桐茂兮，凤凰来栖。另一方面，重大项目的签约也是企业对于当地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深知营商环境对于整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青岛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
目前，青岛正式建立了“顶格推进”的营商环境工作体制机制，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实施“顶格倾听、顶格谋划、顶格部署、顶格协调”。
去年10月，青岛聚焦办事方便、法治公平、成本竞争力强、宜居宜业四个重点领域，发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推出46条创新突破政策，提出服务企业、自然人、项目建设、创新创业“四个全生命周期”，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品牌化“六种服务能力”，推动青岛营商环境进入全国前列。
此外，在今年青岛市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工作要点中提到：研究营商环境创新突破政策，对标一流，制定《青岛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正是看到了青岛的诚意与努力，关于此次合作，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表示，在博鳌亚洲论坛跟青岛签约，就是看好青岛市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且双方希望在中国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高地的愿景不谋而合。
聚焦有效需求
从产业与用户实际需求出发
不久前闭幕的市党代会，在推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战略规划下，重点突破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便是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而基因技术也是超前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
事实上，与阿斯利康牵手，并仅仅是城市层面发展的需要，更是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致力于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根据智慧芽数据显示，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有药可治的比例不足10%。我国有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而确诊难、治疗方法少、可用药品少等难题交织，让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身陷困境。
为鼓励罕见病治疗药品研发，2016年2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并于2017年12月修订实施，对包括罕见病治疗药品在内的18种药品注册申请实施优先审评审批。
2018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首次明确了121种罕见病，影响患者超过300万人，此后多项利好政策陆续推出，使得罕见病药物上市进程不断加快。
2020年，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明确，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对于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在70日内审结。
不难看出，政府对罕见病的关注力度在不断加大，尤其是今年，“加强罕见病研究和用药保障”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毋庸置疑，青岛与阿斯利康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借力相关政策扶持，通过政企联动，推动罕见病诊疗一体化和全病程管理，形成从科研到医疗服务的罕见病诊疗创新生态圈，共同打造全国领先的罕见病诊疗中心和医学高地。
来源：凤凰网青岛
而这，也是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实现共赢的一次牵手。
从阿斯利康的实力出发，此次双方签署项目将为有意实现生物医药产业重点突破、跨代赶超的青岛带来强劲的新动能。而青岛现有的产业发展基础，也将成为阿斯利康谋求新发展空间的重要积淀。
聚焦有效需求，青岛从市场出发、从价值出发，积极为人才与城市的相互成就谋篇布局，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磁力场”。
这张招商“大单”，从侧面印证青岛已卯足力气，围绕有效需求，以高能级项目的落地生根，厚植起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阿斯利康牵手青岛
好项目频添新动能，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
当前，青岛正聚力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十大新兴产业是重点突破的产业方向。
在青岛“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22年力争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30个。
一座城市选择什么发展方向，决定了它能“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目标的提出，使得青岛引进培育一批龙头项目、领军企业势在必行。
而阿斯利康，正是这样的“城市合伙人”。
4月22日，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青岛市人民政府与阿斯利康举行罕见病诊疗合作签约仪式，并与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备忘录。
图片来源：青岛卫生健康
作为一家以创新为驱动的全球性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在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中排名第11位，总部位于英国伦敦，重点关注呼吸、心血管、代谢、肿瘤、消化、肾脏等治疗领域，并致力于致力于探索致病机制、治疗方法以及创新药物。
1993年，阿斯利康开始进驻中国市场，2021年营业收入达374亿美元，在中国区营收达60亿美元，是中国市场增速最快的跨国药企之一。
可以预见的是，在一个领军项目统领下，将带动、整合青岛本土资源打造生物医药产业上下游全产业链，营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生态链系统，推进健康青岛建设。
为何选择青岛？
事实上，这已不是阿斯利康与青岛的首次“牵手”。
2021年6月，阿斯利康便与青岛市卫健委签署疾病早筛项目，针对常见的慢性病及肿瘤病进行合作，在全国先行先试发展疾病筛查。
根据协议，将在青岛进行上百万人群的慢性病及肿瘤病的预防性筛查，进一步提高青岛的人均寿命。
目前，青岛正积极创建国家、省区域医疗中心，全面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并在罕见病诊疗和保障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而阿斯利康去年收购了瑞颂制药，使其拥有了在罕见病诊疗领域拥有顶尖的资源，依托自身实力和发展优势，阿斯利康正寻找可以释放自身能量的广阔空间。
正是基于对彼此的了解和认同，使得双方再次“牵手”。
梧桐茂兮，凤凰来栖。另一方面，重大项目的签约也是企业对于当地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深知营商环境对于整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青岛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
目前，青岛正式建立了“顶格推进”的营商环境工作体制机制，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实施“顶格倾听、顶格谋划、顶格部署、顶格协调”。
去年10月，青岛聚焦办事方便、法治公平、成本竞争力强、宜居宜业四个重点领域，发布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推出46条创新突破政策，提出服务企业、自然人、项目建设、创新创业“四个全生命周期”，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品牌化“六种服务能力”，推动青岛营商环境进入全国前列。
此外，在今年青岛市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工作要点中提到：研究营商环境创新突破政策，对标一流，制定《青岛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正是看到了青岛的诚意与努力，关于此次合作，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表示，在博鳌亚洲论坛跟青岛签约，就是看好青岛市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且双方希望在中国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高地的愿景不谋而合。
聚焦有效需求
从产业与用户实际需求出发
不久前闭幕的市党代会，在推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战略规划下，重点突破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便是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而基因技术也是超前布局的未来产业之一。
事实上，与阿斯利康牵手，并仅仅是城市层面发展的需要，更是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致力于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根据智慧芽数据显示，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有药可治的比例不足10%。我国有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而确诊难、治疗方法少、可用药品少等难题交织，让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身陷困境。
为鼓励罕见病治疗药品研发，2016年2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并于2017年12月修订实施，对包括罕见病治疗药品在内的18种药品注册申请实施优先审评审批。
2018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首次明确了121种罕见病，影响患者超过300万人，此后多项利好政策陆续推出，使得罕见病药物上市进程不断加快。
2020年，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明确，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对于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在70日内审结。
不难看出，政府对罕见病的关注力度在不断加大，尤其是今年，“加强罕见病研究和用药保障”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毋庸置疑，青岛与阿斯利康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借力相关政策扶持，通过政企联动，推动罕见病诊疗一体化和全病程管理，形成从科研到医疗服务的罕见病诊疗创新生态圈，共同打造全国领先的罕见病诊疗中心和医学高地。
来源：凤凰网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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