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桂林[超话]#【5岁被卖到桂林当童工，一别就是84年，89岁老人终于找到了亲人！】
这是一个等了84年的拥抱
这是一场跨越500多公里的跨省重逢
得益于公安部门与志愿者等的热心帮助
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
今年89岁的冯凤英老人
终于迎来了与家乡亲人的团聚
4月14日下午，从广东佛山赶到广西桂林的谭耀全一行10余人，终于见到了失散84年的亲姑姑冯凤英，苦盼84载的冯凤英亦终于圆了心底的团聚梦。
时隔84年的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激动。现场一共来了17位冯婆婆的侄子侄女等亲人。侄子谭耀全几乎一夜未眠，只睡了2小时，早上6点15分就出发前往广西桂林。
冯婆婆的侄子谭耀全告诉记者，过去没有隔代验亲的技术，现在，经过顺德公安的牵线，通过省厅的DNA二代测序技术检测，终于确认找到了失散84年的亲姑姑。这是广东首次使用该技术助群众成功寻亲圆梦。
冯婆婆的侄女谭女士告诉记者，今天来了三代人，连侄孙也来了，基本上能来的亲人都来了，真的非常高兴。她的奶奶也经常说起冯婆婆，会经常对他们说起以前的故事，还记得她额头上有一道疤，也常常叮嘱他们要把冯婆婆找回来。亲人们得知冯婆婆正安度晚年，也感到非常欣慰。
89岁的冯婆婆今天特意穿了一身鲜艳的衣服，来迎接从佛山远道而来的亲人们。一见面，冯婆婆的侄子立马拥抱了冯婆婆，侄女则为她戴上了一枚玉佩，并送上了大红包。
冯婆婆两地亲人都非常激动，大家喜极而泣，亲密地诉说着这几十年来的思念。
亲人，是尽管84年来从未相见，但重逢的那一刻，便是温情满满。认亲现场，侄子谭先生的手轻轻搭在冯婆婆背上。
冯婆婆的儿媳妇罗女士告诉记者，每一天冯婆婆都和儿子念叨远在佛山的亲人。当得知佛山顺德公安帮忙找到亲人后，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冯婆婆，“担心她太激动晕了过去，因为她有高血压。”
侄子谭耀全在冯婆婆耳边不断叮咛：“把身体养好，回佛山看看。”
苦盼84年的冯凤英老人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与亲人相认，耄耋老人圆梦的画面十分感人。
84年寻亲路
八旬老人的追忆：
5岁被卖当童工，一别就是84年
“我记得我是九江沙头圩的人，”1932年出生的冯凤英今年已89岁高龄，她依稀记得，当时年约5岁的她与家人分离，被人从广东佛山南海沙头某村带到广西桂林阳朔县做童工，没想到这一别就是84年。冯婆婆记得，当年被带走后是坐着船走的，“因为听到有轰鸣声”，到广西梧州后再转卖到桂林阳朔县白沙镇。
冯婆婆离开佛山时父亲已去世，她的生母生了6个儿女（4男，2女），冯婆婆排行第6，还有两个哥哥没养活，二哥和五哥的名字都有一个“九”字。“记得大人跟我说过，万一和家人失散记得到绮南楼打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家了。”
冯婆婆的童年记忆里，村口有棵大树，大树旁边有个大院 ，村里有条街都是用石板铺的，村子外面都是鱼塘和桑树，“当时家里有2个鱼塘，赶圩都是去沙头圩，去沙头赶圩经过一条桥，过了桥就是绮南楼了。”这些家乡的场景虽然从小就深深烙在了冯婆婆的脑海里，但她只能回忆起家乡在沙头，具体姓氏和住址完全没有印象。
丈夫多番打听，儿子到佛山边工作边寻亲
离开家乡亲人的日子越长，思乡的情结就越深。新中国成立后，冯婆婆就十分渴望找回自己的亲人，凭着这些仅存的记忆，她开始了寻亲的漫长之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多次写信给佛山市公安机关求助，希望可以寻回失散的亲人，但由于时间年久，至今已无法知晓信件最终的下落，只有在1982年写的一封信因查无地址给退了回来，这封信至今还保留完好。
当年结婚后，冯婆婆的丈夫也一直帮忙打听，冯婆婆如今的名字，便是家人取的。其中一个儿子在1998年还特意到佛山打工，希望能边工作边寻亲，走遍各个村居，但因为不会说粤语，经常是鸡同鸭讲，一直无果。
直至近年，冯婆婆和家人通过“宝贝回家”志愿者联系到顺德区公安局刑侦大队DNA实验室的法医马宏声，事情有了实质性的转折。
法医为民心迹：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尽力试试
“法证先锋”马宏声是顺德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DNA实验室负责人，从事法医检验工作18年。
2017年10月10日，马宏声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得知广西老人冯凤英与家人失散并想通过社会及公安的力量帮助她圆落叶归根的梦。
当年，志愿者在沙头探访发现，有一名姓冯的老人的妹妹多年前也被卖掉，因此委托马宏声帮助确认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本着为民办实事的初心，马宏声第一时间进行了DNA检验比对，但遗憾的是，两人不存在亲缘关系，一个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幻灭。
“有需要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会尽力试试。”马宏声一句深情厚义的嘱咐，为5年后的跨世纪重逢埋下了伏笔。此后，包括马宏声在内的佛山顺德公安民警一直关注这个特殊的个案，并通过志愿者与冯婆婆和家人保持联系，与社会多方协作，设法为这位八旬老人寻亲圆梦。
直至2021年3月，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志愿者们在南海九江沙头找到了一家疑似冯凤英老人的家属，这一家人中有谭四九、谭五九（均已故）兄弟二人，据他们的子女回忆，其父亲生前曾提及过有个失散多年的妹妹，除此之外并没其他更多的信息，但双方都十分渴望能够知道结果，鉴于此，他们就向顺德公安求助，因为只有通过DNA技术才能判定这个家庭是否和冯凤英老人存在亲缘关系。
马宏声通过和家属沟通发现，按照隔代检验判定亲缘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这家人姓谭，冯凤英这辈的两个哥哥均已先后离世，而最近的亲缘关系是冯凤英的侄子辈这三人，他们和冯凤英之间没有直接遗传关系，通过常规的DNA检验根本无法判断。”
尽管困难重重，但为了早日帮助他们查找真相，马宏声想到了向上级进行技术求助，利用更新的技术帮助判定亲缘关系。通过联系广东省公安厅技术中心的DNA实验室，很快便得到反馈，按照省厅DNA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可以解决隔代鉴定的难题。
警方提醒
被拐、失踪儿童父母（包括外省求助者），可到省内任一地市的刑侦部门或就近派出所接受采集DNA样本，公安机关将录入全国数据库进行检验比对，让被拐、失踪儿童和失散的父母早日团聚。
获此信息后，3月21日，马宏声警官在省厅技术中心的指导下，对谭四九的儿子谭某祥、谭某文及谭五九的儿子谭某全进行了严格的采样，第二天，马警官就将样本送检至省厅技术中心。3月31日，省厅技术中心经过10天的结果比对，判定冯凤英与谭家三人存在姑侄的亲缘关系。至此，在省公安厅、佛山顺德公安等多方的帮助下，在志愿者的热心帮助下，最终为老人冯凤英寻回了自己的亲人，促成了这个家庭的重逢。（来源：顺德警察、珠江商报）
这是一个等了84年的拥抱
这是一场跨越500多公里的跨省重逢
得益于公安部门与志愿者等的热心帮助
以及科学技术手段的发展
今年89岁的冯凤英老人
终于迎来了与家乡亲人的团聚
4月14日下午，从广东佛山赶到广西桂林的谭耀全一行10余人，终于见到了失散84年的亲姑姑冯凤英，苦盼84载的冯凤英亦终于圆了心底的团聚梦。
时隔84年的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激动。现场一共来了17位冯婆婆的侄子侄女等亲人。侄子谭耀全几乎一夜未眠，只睡了2小时，早上6点15分就出发前往广西桂林。
冯婆婆的侄子谭耀全告诉记者，过去没有隔代验亲的技术，现在，经过顺德公安的牵线，通过省厅的DNA二代测序技术检测，终于确认找到了失散84年的亲姑姑。这是广东首次使用该技术助群众成功寻亲圆梦。
冯婆婆的侄女谭女士告诉记者，今天来了三代人，连侄孙也来了，基本上能来的亲人都来了，真的非常高兴。她的奶奶也经常说起冯婆婆，会经常对他们说起以前的故事，还记得她额头上有一道疤，也常常叮嘱他们要把冯婆婆找回来。亲人们得知冯婆婆正安度晚年，也感到非常欣慰。
89岁的冯婆婆今天特意穿了一身鲜艳的衣服，来迎接从佛山远道而来的亲人们。一见面，冯婆婆的侄子立马拥抱了冯婆婆，侄女则为她戴上了一枚玉佩，并送上了大红包。
冯婆婆两地亲人都非常激动，大家喜极而泣，亲密地诉说着这几十年来的思念。
亲人，是尽管84年来从未相见，但重逢的那一刻，便是温情满满。认亲现场，侄子谭先生的手轻轻搭在冯婆婆背上。
冯婆婆的儿媳妇罗女士告诉记者，每一天冯婆婆都和儿子念叨远在佛山的亲人。当得知佛山顺德公安帮忙找到亲人后，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冯婆婆，“担心她太激动晕了过去，因为她有高血压。”
侄子谭耀全在冯婆婆耳边不断叮咛：“把身体养好，回佛山看看。”
苦盼84年的冯凤英老人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与亲人相认，耄耋老人圆梦的画面十分感人。
84年寻亲路
八旬老人的追忆：
5岁被卖当童工，一别就是84年
“我记得我是九江沙头圩的人，”1932年出生的冯凤英今年已89岁高龄，她依稀记得，当时年约5岁的她与家人分离，被人从广东佛山南海沙头某村带到广西桂林阳朔县做童工，没想到这一别就是84年。冯婆婆记得，当年被带走后是坐着船走的，“因为听到有轰鸣声”，到广西梧州后再转卖到桂林阳朔县白沙镇。
冯婆婆离开佛山时父亲已去世，她的生母生了6个儿女（4男，2女），冯婆婆排行第6，还有两个哥哥没养活，二哥和五哥的名字都有一个“九”字。“记得大人跟我说过，万一和家人失散记得到绮南楼打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家了。”
冯婆婆的童年记忆里，村口有棵大树，大树旁边有个大院 ，村里有条街都是用石板铺的，村子外面都是鱼塘和桑树，“当时家里有2个鱼塘，赶圩都是去沙头圩，去沙头赶圩经过一条桥，过了桥就是绮南楼了。”这些家乡的场景虽然从小就深深烙在了冯婆婆的脑海里，但她只能回忆起家乡在沙头，具体姓氏和住址完全没有印象。
丈夫多番打听，儿子到佛山边工作边寻亲
离开家乡亲人的日子越长，思乡的情结就越深。新中国成立后，冯婆婆就十分渴望找回自己的亲人，凭着这些仅存的记忆，她开始了寻亲的漫长之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她多次写信给佛山市公安机关求助，希望可以寻回失散的亲人，但由于时间年久，至今已无法知晓信件最终的下落，只有在1982年写的一封信因查无地址给退了回来，这封信至今还保留完好。
当年结婚后，冯婆婆的丈夫也一直帮忙打听，冯婆婆如今的名字，便是家人取的。其中一个儿子在1998年还特意到佛山打工，希望能边工作边寻亲，走遍各个村居，但因为不会说粤语，经常是鸡同鸭讲，一直无果。
直至近年，冯婆婆和家人通过“宝贝回家”志愿者联系到顺德区公安局刑侦大队DNA实验室的法医马宏声，事情有了实质性的转折。
法医为民心迹：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尽力试试
“法证先锋”马宏声是顺德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DNA实验室负责人，从事法医检验工作18年。
2017年10月10日，马宏声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得知广西老人冯凤英与家人失散并想通过社会及公安的力量帮助她圆落叶归根的梦。
当年，志愿者在沙头探访发现，有一名姓冯的老人的妹妹多年前也被卖掉，因此委托马宏声帮助确认是否存在亲缘关系。本着为民办实事的初心，马宏声第一时间进行了DNA检验比对，但遗憾的是，两人不存在亲缘关系，一个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幻灭。
“有需要随时可以联系我们，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会尽力试试。”马宏声一句深情厚义的嘱咐，为5年后的跨世纪重逢埋下了伏笔。此后，包括马宏声在内的佛山顺德公安民警一直关注这个特殊的个案，并通过志愿者与冯婆婆和家人保持联系，与社会多方协作，设法为这位八旬老人寻亲圆梦。
直至2021年3月，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志愿者们在南海九江沙头找到了一家疑似冯凤英老人的家属，这一家人中有谭四九、谭五九（均已故）兄弟二人，据他们的子女回忆，其父亲生前曾提及过有个失散多年的妹妹，除此之外并没其他更多的信息，但双方都十分渴望能够知道结果，鉴于此，他们就向顺德公安求助，因为只有通过DNA技术才能判定这个家庭是否和冯凤英老人存在亲缘关系。
马宏声通过和家属沟通发现，按照隔代检验判定亲缘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这家人姓谭，冯凤英这辈的两个哥哥均已先后离世，而最近的亲缘关系是冯凤英的侄子辈这三人，他们和冯凤英之间没有直接遗传关系，通过常规的DNA检验根本无法判断。”
尽管困难重重，但为了早日帮助他们查找真相，马宏声想到了向上级进行技术求助，利用更新的技术帮助判定亲缘关系。通过联系广东省公安厅技术中心的DNA实验室，很快便得到反馈，按照省厅DNA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可以解决隔代鉴定的难题。
警方提醒
被拐、失踪儿童父母（包括外省求助者），可到省内任一地市的刑侦部门或就近派出所接受采集DNA样本，公安机关将录入全国数据库进行检验比对，让被拐、失踪儿童和失散的父母早日团聚。
获此信息后，3月21日，马宏声警官在省厅技术中心的指导下，对谭四九的儿子谭某祥、谭某文及谭五九的儿子谭某全进行了严格的采样，第二天，马警官就将样本送检至省厅技术中心。3月31日，省厅技术中心经过10天的结果比对，判定冯凤英与谭家三人存在姑侄的亲缘关系。至此，在省公安厅、佛山顺德公安等多方的帮助下，在志愿者的热心帮助下，最终为老人冯凤英寻回了自己的亲人，促成了这个家庭的重逢。（来源：顺德警察、珠江商报）
https://weibo.com/u/3876373543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复仇雪冤 — — 太原客犬
太原客犬（徐仲光《义犬传》）
清朝顺治丙申年的秋天，有一个太原的客商，从南方经商返回，骑着一头驴，袋子里装着五、六百两银子。经过中牟县境，在路边休息。这时有个年轻人扛着一根棍子过来，上面绑着一条狗，也在路边休息。这条狗朝着客商咿哑叫唤，好像盼着他能相救，客商便把它买下放生。那个年轻人看到客商的钱袋很重，就悄悄跟在他的后面，到了僻静之处，用棍子将他打死，把尸体拖到小桥水边，用沙子和芦苇盖上，背着钱袋而去。 这条狗看到客商被害死，就悄悄跟着年轻凶犯到了他家门前，做了记号。然后前往县城，正好赶上县令升堂，衙门里非常肃静。这条狗直接跑到县令的前面，蹲坐在地上哀叫，像是在哀哭，又像在诉说什么，别人赶它也不走。县令问道：“你有什么冤屈吗？我派个衙役跟你去。”狗领着衙役出来，到了客商被害死的地方，对着水边吠叫。衙役掀开芦苇发现尸体，回去报了案，可是并不知道凶手是谁。 这条狗又来到县衙，还像上次一样哀叫。县令说：“你知道凶手是谁吗？我再派衙役跟你去。”狗又出了县衙，县令派了几个衙役跟在它后面。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这条狗直接闯入一户人家，遇到一个年轻人，跳上去咬住他的手臂，他的衣服被撕开，血流了出来。衙役把他绑上押回县衙，他供认了杀害客商的罪状。审问他抢去的银两，还在他的家里，就派人到他家里去收缴，在钱袋中找到一个小本，知道了客商的住址和姓名。县令判处年轻凶犯死刑，以抵偿命债，并把抢去的银两没收归公。 这条狗还是来到县令面前吠叫不已。县令想：“这个客商虽然已死了，他的家人还在，这袋银两应该归谁呢？这条狗这么吠叫，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呢？”于是又派衙役前往太原，这条狗也跟着一起去。到了客商家，他的家里这时才知道客商已经死去，又知道银两还在，感到非常悲伤。客商有个儿子，便收拾行装跟随衙役一起前来。这时凶犯已病死在狱中，县令派人把客商的钱袋取来，验收后就交给了他的儿子。这条狗仍然跟着客商的儿子，一路护送客商的棺柩返乡。它来回往返数千里，一路上吃饭住宿，与平常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作者评论说：人根据各种迹象作出正确的决断，需要有很高的智谋。而冷静观察，等待时机，则需要有很强的忍耐力。面对突然出现的灾祸，慌乱震惊，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是缺乏智谋。忍不住愤怒的情绪，为道义而慷慨赴难，然而谋划不周，志愿虽诚仍无济于事，这是缺乏忍耐。所以说成就一番大事很难。 假如这条狗在凶犯杀害客商的时候，就张开牙齿奋力与他搏斗，即使死于大棒之下也绝不退缩，可谓英勇壮烈，然而对已经死去的客商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若是它满怀悲痛，立刻前往官府哀呼控告，却并不知道凶犯的住所，纵使当政者能够垂怜听察，可荒郊旷野之中，到哪里去追捕凶手？冤屈虽然得以申诉，凶犯却依旧无法抓捕。 只有深怀复仇之志，而不突然使凶手受到惊吓。虽知县府可以申诉，但却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悄悄跟踪凶手，探明住处，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再去报官申诉。直到仇人落入法网，然后猛扑上去愤怒地撕咬。因此凶手终被抓捕，银两终被追还，太原家人的音讯可以送到，客商棺柩得以返回故里。其谋划贵在周密沉稳，不必立刻就含愤相拼，而是务必使自己的一片忠心最终完成复仇的重任。这是古代侠客荆轲、聂政所未能深虑，张良、豫让等人所没有成功，而这条狗却最终做到了。并不仅仅是它吠叫申诉于县衙，奔走于数千里之外的奇特与豪壮！ 哪个人不怀有忠心，可是遇到种种不利情况便会改变。哪个人不具备才能，可是面对突发事件便会慌乱。所以智谋应更为深广，勇毅要更加沉着，以此来应对天下万事，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我既为商人遇难而感到悲痛，又羡慕他有这样一条狗而为人所不能及。 赞语：一顿饭尚且要报答，何况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公庭申诉何足为奇，送葬和诛凶全部完毕。复仇要果敢坚定，谋划要细致缜密。虽然不是堂堂男儿，作犬也一样不辱使命。
诗曰：
桥畔深芦哭旅魂，待谁申雪犬鸣冤。
扶棺万叠云山外，一路悲随到太原。
参考原文 顺治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贾还，策一卫，橐金可五、六百。偶过中牟县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哑，若望救者，客买放之。少年窥客装重，潜蹑至僻处，以梃搏杀之，曳至略彴水滨，盖以沙苇，负橐去。犬见客死，阴尾少年至其家，识之。却诣县中，适县令升座，衙班甚肃。犬直前，据地叫号，若哭若诉，驱之不去。令曰：“尔何冤？吾遣吏随尔。”犬导吏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隶掀苇得尸，还报，顾无从得贼。犬亦复至，号踯如故。令曰：“若能知贼乎？我且遣吏随尔。”犬又出，令又遣数隶尾去，行二十余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啮其臂，衣碎血濡。隶因绁之到县，且供杀客状。问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归库。犬复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属？犬怏，将无是乎？”乃复遣隶直往太原，此犬亦随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无恙，大感恸。客有子，束装偕隶至，贼已瘐死狱中，令乃取橐验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榇偕返，往还数千里，旅食肆宿，与人无异。
论曰：夫人赴几在智，观变在忍。祸起仓卒，张皇震慑，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义赴难，而规画疏略，志虽诚而谋卒无济，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难。使犬当少年戕客之时，奋其齿牙以与贼角，糜身巨梃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无补。衔哀茹痛，疾走控吁，而于贼之窟宅未能晓识，纵令当事怜而听我，荒畦旷野，于何索之？冤虽达，贼不可得也。唯明有报贼之心，而不骤起以骇之。知县之可诉，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蹑以识其处，贼已在吾目中，而后走诉之。已落吾彀中，而后奋怒于一啮，而仇可得，金可还，太原之音可通，而客之榇可以归矣。其经画细稳，不必痛之遽伸，而务其忠之克济。是荆轲、聂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让诸人所不遂，而竟遂之者也。岂独狺讼公庭，旅走数千里外之奇且壮哉！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而应猝则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办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而胜人也。
赞曰：一饭犹偿，而况生我。庭讼何奇，藁诛竟妥。矢力唯坚，用智在琐。惜不须眉，虽犬亦可。
摘自 物犹如此
太原客犬（徐仲光《义犬传》）
清朝顺治丙申年的秋天，有一个太原的客商，从南方经商返回，骑着一头驴，袋子里装着五、六百两银子。经过中牟县境，在路边休息。这时有个年轻人扛着一根棍子过来，上面绑着一条狗，也在路边休息。这条狗朝着客商咿哑叫唤，好像盼着他能相救，客商便把它买下放生。那个年轻人看到客商的钱袋很重，就悄悄跟在他的后面，到了僻静之处，用棍子将他打死，把尸体拖到小桥水边，用沙子和芦苇盖上，背着钱袋而去。 这条狗看到客商被害死，就悄悄跟着年轻凶犯到了他家门前，做了记号。然后前往县城，正好赶上县令升堂，衙门里非常肃静。这条狗直接跑到县令的前面，蹲坐在地上哀叫，像是在哀哭，又像在诉说什么，别人赶它也不走。县令问道：“你有什么冤屈吗？我派个衙役跟你去。”狗领着衙役出来，到了客商被害死的地方，对着水边吠叫。衙役掀开芦苇发现尸体，回去报了案，可是并不知道凶手是谁。 这条狗又来到县衙，还像上次一样哀叫。县令说：“你知道凶手是谁吗？我再派衙役跟你去。”狗又出了县衙，县令派了几个衙役跟在它后面。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庄，这条狗直接闯入一户人家，遇到一个年轻人，跳上去咬住他的手臂，他的衣服被撕开，血流了出来。衙役把他绑上押回县衙，他供认了杀害客商的罪状。审问他抢去的银两，还在他的家里，就派人到他家里去收缴，在钱袋中找到一个小本，知道了客商的住址和姓名。县令判处年轻凶犯死刑，以抵偿命债，并把抢去的银两没收归公。 这条狗还是来到县令面前吠叫不已。县令想：“这个客商虽然已死了，他的家人还在，这袋银两应该归谁呢？这条狗这么吠叫，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呢？”于是又派衙役前往太原，这条狗也跟着一起去。到了客商家，他的家里这时才知道客商已经死去，又知道银两还在，感到非常悲伤。客商有个儿子，便收拾行装跟随衙役一起前来。这时凶犯已病死在狱中，县令派人把客商的钱袋取来，验收后就交给了他的儿子。这条狗仍然跟着客商的儿子，一路护送客商的棺柩返乡。它来回往返数千里，一路上吃饭住宿，与平常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作者评论说：人根据各种迹象作出正确的决断，需要有很高的智谋。而冷静观察，等待时机，则需要有很强的忍耐力。面对突然出现的灾祸，慌乱震惊，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是缺乏智谋。忍不住愤怒的情绪，为道义而慷慨赴难，然而谋划不周，志愿虽诚仍无济于事，这是缺乏忍耐。所以说成就一番大事很难。 假如这条狗在凶犯杀害客商的时候，就张开牙齿奋力与他搏斗，即使死于大棒之下也绝不退缩，可谓英勇壮烈，然而对已经死去的客商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若是它满怀悲痛，立刻前往官府哀呼控告，却并不知道凶犯的住所，纵使当政者能够垂怜听察，可荒郊旷野之中，到哪里去追捕凶手？冤屈虽然得以申诉，凶犯却依旧无法抓捕。 只有深怀复仇之志，而不突然使凶手受到惊吓。虽知县府可以申诉，但却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悄悄跟踪凶手，探明住处，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再去报官申诉。直到仇人落入法网，然后猛扑上去愤怒地撕咬。因此凶手终被抓捕，银两终被追还，太原家人的音讯可以送到，客商棺柩得以返回故里。其谋划贵在周密沉稳，不必立刻就含愤相拼，而是务必使自己的一片忠心最终完成复仇的重任。这是古代侠客荆轲、聂政所未能深虑，张良、豫让等人所没有成功，而这条狗却最终做到了。并不仅仅是它吠叫申诉于县衙，奔走于数千里之外的奇特与豪壮！ 哪个人不怀有忠心，可是遇到种种不利情况便会改变。哪个人不具备才能，可是面对突发事件便会慌乱。所以智谋应更为深广，勇毅要更加沉着，以此来应对天下万事，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我既为商人遇难而感到悲痛，又羡慕他有这样一条狗而为人所不能及。 赞语：一顿饭尚且要报答，何况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公庭申诉何足为奇，送葬和诛凶全部完毕。复仇要果敢坚定，谋划要细致缜密。虽然不是堂堂男儿，作犬也一样不辱使命。
诗曰：
桥畔深芦哭旅魂，待谁申雪犬鸣冤。
扶棺万叠云山外，一路悲随到太原。
参考原文 顺治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贾还，策一卫，橐金可五、六百。偶过中牟县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哑，若望救者，客买放之。少年窥客装重，潜蹑至僻处，以梃搏杀之，曳至略彴水滨，盖以沙苇，负橐去。犬见客死，阴尾少年至其家，识之。却诣县中，适县令升座，衙班甚肃。犬直前，据地叫号，若哭若诉，驱之不去。令曰：“尔何冤？吾遣吏随尔。”犬导吏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隶掀苇得尸，还报，顾无从得贼。犬亦复至，号踯如故。令曰：“若能知贼乎？我且遣吏随尔。”犬又出，令又遣数隶尾去，行二十余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啮其臂，衣碎血濡。隶因绁之到县，且供杀客状。问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归库。犬复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属？犬怏，将无是乎？”乃复遣隶直往太原，此犬亦随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无恙，大感恸。客有子，束装偕隶至，贼已瘐死狱中，令乃取橐验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榇偕返，往还数千里，旅食肆宿，与人无异。
论曰：夫人赴几在智，观变在忍。祸起仓卒，张皇震慑，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义赴难，而规画疏略，志虽诚而谋卒无济，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难。使犬当少年戕客之时，奋其齿牙以与贼角，糜身巨梃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无补。衔哀茹痛，疾走控吁，而于贼之窟宅未能晓识，纵令当事怜而听我，荒畦旷野，于何索之？冤虽达，贼不可得也。唯明有报贼之心，而不骤起以骇之。知县之可诉，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蹑以识其处，贼已在吾目中，而后走诉之。已落吾彀中，而后奋怒于一啮，而仇可得，金可还，太原之音可通，而客之榇可以归矣。其经画细稳，不必痛之遽伸，而务其忠之克济。是荆轲、聂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让诸人所不遂，而竟遂之者也。岂独狺讼公庭，旅走数千里外之奇且壮哉！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而应猝则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办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而胜人也。
赞曰：一饭犹偿，而况生我。庭讼何奇，藁诛竟妥。矢力唯坚，用智在琐。惜不须眉，虽犬亦可。
摘自 物犹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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