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侬！”做完血透的80岁上海老奶奶，一定要谢谢这位杭州来的小姑娘】从隔离酒店出发去血透室前，浙大一院血液净化中心副护士长俞伟萍特地在包里装了一些小面包，准备分发给透析患者，“他们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尽可能为他们多准备一些。”
俞伟萍是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的领队兼一组组长。4月2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组建援沪血液透析医疗队赶赴上海，84名专职血透护士开展24小时不间断的血液透析服务，缓解当地患者血透难的压力。 ”
小分队由78名女性和6名男性组成，最小的是98年美小护，最大的是65年大姐姐，接管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春末的上海，街道寂静无声、行人寥寥。透析患者为了常规治疗奔波赶路，前方正常运转的血透室闪耀着温暖的灯光指引着他们……
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
浙江医护们迎难而上
东方医院的血透室里，几十台透析机规律地运转着，患者安心地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护士们有的忙着操作，有的负责宣教，一切重新步入正轨。
4月2日，接到省卫健委指令的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第一时间抵达上海，连夜开会讨论后于次日清晨进驻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俞伟萍说，血液透析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都需要透析治疗来维持，所以血透中心哪怕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候也应该保持正常运转，这离不开血液透析专科护士的日夜坚守。
当天接手东方医院血透室的场景，她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对血透室的环境、规章制度、患者病情完全不了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先提前去看了下环境，按照院感要求进行了改造。血透机型号有很多种，有些根本没用过，只能现场互相教互相学，尽快上手。”
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浙江队员们迎难而上，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透析机从早上6点多开启后，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为前一天因为疫情耽搁、最迫切需要治疗的95位患者进行了透析治疗。结束后，他们全都安全回家。
浙大四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长，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一组副组长毛卓英回忆说，“第一天我还没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知道我们是来支援的，都很兴奋，说你们要是早点来就好了，然后全程都很关心地问你们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患者对我们的期盼，更能感觉到这段时间他们的不易。”
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毛卓英给出了一个让人踏实的回答，“我们都会等到你们稳定之后再离开。”
很快，浙江医疗队的队员被分成3个班次，为了尽快满足患者们的治疗需要，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透析治疗。除此之外，俞伟萍、毛卓英等有过新冠重症患者护理经验的医务人员，还要进入隔离病房为特殊患者提供必要的穿刺操作、CRRT治疗。
大伯竖起大拇指点赞
感谢的话永远说不完……
浙江医疗队接管的三家医院血透室步入正轨后，一些受疫情影响耽误治疗的患者恢复了常规透析，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队友抓拍到一张对毛卓英来说十分珍贵的照片。当时，她正在为一位大伯实施治疗，大伯突然竖起大拇指为浙江队点赞，“我不知道你们要有什么样的动力，抱着多大的决心，才能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到上海来支援我们。感谢的话我永远说不完……”一句话，一个大拇指，瞬间让她护目镜后的双眼泛起了泪花。
北仑区人民医院护士张珍琪某天下班时，正好遇到一位坐着轮椅来治疗的阿姨，她主动组织病人给护士们让出路来，“让她们先走，现在她们比我们珍贵，我们都要靠她们。”她瞬间被打动，“感觉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被他们保护着。”
血透室的患者中，大都需要一周三次的透析治疗，但当时不少人已经一周多无法透析，所以时不时有突发状况出现，加大了治疗的难度。
俞伟萍遇到了一个60岁出头的上海爷叔，患糖尿病30年，血管条件不好，透析时发现动静脉瘘闭塞。她解释说，动静脉瘘是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内瘘闭塞导致患者无法进行正常透析，可能引发代谢性酸中毒、高血钾、心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还会威胁生命。
但是，血透室没有条件做扩张手术，她只能采取局部按摩内瘘口等物理疗法，一点一点疏通内瘘，直到内瘘震颤增强再进行穿刺，最终帮爷叔顺利完成了透析。
80多岁的老奶奶血透后说
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管护师钟琦所在的血透三组，对接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是上海市血液净化质控中心，有88台血透机及30余台CRRT机，固定患者近600位，但疫情管控使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对需要定期透析的患者影响不小。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闷与渴是钟琦最直观的感受，一穿上防护服，大家就得坚持六七个小时不喝水，尤其是这几天连续高温，由于疫情防控无法开中央空调，每天都像在蒸桑拿。
“不过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上下机忙起来就忘了。”钟琦说，刚开始操作时，自己还觉得戴着两层手套进行内瘘穿刺，完全找不到感觉，现在也已完全适应。
虽已连续十天被闷在防护服里，钟琦倒也收获了不少感动：做了血透治疗后的患者，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瞬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让钟琦印象最深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眉眼慈祥，看着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据悉，这位老奶奶是由街道工作人员护送过来做血透的，在这之前已三天没进行血透治疗，为此既不敢多吃饭又不敢喝水，再加上老人的子女都因疫情防控出不了门，她刚到医院时情绪还是比较紧张的。
钟琦则在老人身旁耐心安抚，直到她心情平复了才开始上机操作，并时刻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4个小时的血透结束后，老奶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她用方言对钟琦表示感谢：“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五天没透析的患者腿部抽疼
护士按压膝盖累得大汗淋漓
温州市人民医院的护士林玲霞也是承担中山医院血透中心支援任务的血透三组一员。前些天，一位壮实的中年男病人透析时左下肢突然抽筋，疼得厉害。林玲霞见状，赶紧按住他的膝盖，将脚往胫部方向拉伸，缓解他的疼痛。这个姿势一直持续了45分钟，身穿防护服的她早已大汗淋漓。治疗结束后，病人告知他已经5天没有透析了，以前正常治疗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抽筋的时候实在疼得难受，你帮我压腿真的好了很多！你帽子那里都是汗，多谢你！”
过了几天，林玲霞又碰到这位病人来透析，病人坚持送给她一支笔，“这是我第三次来透析，第二次来的时候没找到。我给你带来个小礼物，一支晨光笔，上次看你们笔都很少，你都向人借笔写单子。这支笔很好写的，希望能帮助你工作。”
毛卓英说，疫情之下，面对小区封控、管控、隔离等各种原因，透析患者为了能赶来完成几小时的治疗，都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希望，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能够帮助到他们。”（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冰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蕊 金南星 林杨青 杨陶玉）
俞伟萍是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的领队兼一组组长。4月2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组建援沪血液透析医疗队赶赴上海，84名专职血透护士开展24小时不间断的血液透析服务，缓解当地患者血透难的压力。 ”
小分队由78名女性和6名男性组成，最小的是98年美小护，最大的是65年大姐姐，接管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春末的上海，街道寂静无声、行人寥寥。透析患者为了常规治疗奔波赶路，前方正常运转的血透室闪耀着温暖的灯光指引着他们……
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
浙江医护们迎难而上
东方医院的血透室里，几十台透析机规律地运转着，患者安心地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护士们有的忙着操作，有的负责宣教，一切重新步入正轨。
4月2日，接到省卫健委指令的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第一时间抵达上海，连夜开会讨论后于次日清晨进驻3家医院的血透中心。
俞伟萍说，血液透析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命和生活质量都需要透析治疗来维持，所以血透中心哪怕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候也应该保持正常运转，这离不开血液透析专科护士的日夜坚守。
当天接手东方医院血透室的场景，她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对血透室的环境、规章制度、患者病情完全不了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先提前去看了下环境，按照院感要求进行了改造。血透机型号有很多种，有些根本没用过，只能现场互相教互相学，尽快上手。”
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浙江队员们迎难而上，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透析机从早上6点多开启后，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的凌晨1点多，为前一天因为疫情耽搁、最迫切需要治疗的95位患者进行了透析治疗。结束后，他们全都安全回家。
浙大四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长，浙江援沪医疗队血透小分队一组副组长毛卓英回忆说，“第一天我还没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知道我们是来支援的，都很兴奋，说你们要是早点来就好了，然后全程都很关心地问你们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患者对我们的期盼，更能感觉到这段时间他们的不易。”
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毛卓英给出了一个让人踏实的回答，“我们都会等到你们稳定之后再离开。”
很快，浙江医疗队的队员被分成3个班次，为了尽快满足患者们的治疗需要，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透析治疗。除此之外，俞伟萍、毛卓英等有过新冠重症患者护理经验的医务人员，还要进入隔离病房为特殊患者提供必要的穿刺操作、CRRT治疗。
大伯竖起大拇指点赞
感谢的话永远说不完……
浙江医疗队接管的三家医院血透室步入正轨后，一些受疫情影响耽误治疗的患者恢复了常规透析，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队友抓拍到一张对毛卓英来说十分珍贵的照片。当时，她正在为一位大伯实施治疗，大伯突然竖起大拇指为浙江队点赞，“我不知道你们要有什么样的动力，抱着多大的决心，才能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到上海来支援我们。感谢的话我永远说不完……”一句话，一个大拇指，瞬间让她护目镜后的双眼泛起了泪花。
北仑区人民医院护士张珍琪某天下班时，正好遇到一位坐着轮椅来治疗的阿姨，她主动组织病人给护士们让出路来，“让她们先走，现在她们比我们珍贵，我们都要靠她们。”她瞬间被打动，“感觉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被他们保护着。”
血透室的患者中，大都需要一周三次的透析治疗，但当时不少人已经一周多无法透析，所以时不时有突发状况出现，加大了治疗的难度。
俞伟萍遇到了一个60岁出头的上海爷叔，患糖尿病30年，血管条件不好，透析时发现动静脉瘘闭塞。她解释说，动静脉瘘是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内瘘闭塞导致患者无法进行正常透析，可能引发代谢性酸中毒、高血钾、心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还会威胁生命。
但是，血透室没有条件做扩张手术，她只能采取局部按摩内瘘口等物理疗法，一点一点疏通内瘘，直到内瘘震颤增强再进行穿刺，最终帮爷叔顺利完成了透析。
80多岁的老奶奶血透后说
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浙江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管护师钟琦所在的血透三组，对接的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山医院是上海市血液净化质控中心，有88台血透机及30余台CRRT机，固定患者近600位，但疫情管控使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对需要定期透析的患者影响不小。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闷与渴是钟琦最直观的感受，一穿上防护服，大家就得坚持六七个小时不喝水，尤其是这几天连续高温，由于疫情防控无法开中央空调，每天都像在蒸桑拿。
“不过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上下机忙起来就忘了。”钟琦说，刚开始操作时，自己还觉得戴着两层手套进行内瘘穿刺，完全找不到感觉，现在也已完全适应。
虽已连续十天被闷在防护服里，钟琦倒也收获了不少感动：做了血透治疗后的患者，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瞬间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让钟琦印象最深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眉眼慈祥，看着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据悉，这位老奶奶是由街道工作人员护送过来做血透的，在这之前已三天没进行血透治疗，为此既不敢多吃饭又不敢喝水，再加上老人的子女都因疫情防控出不了门，她刚到医院时情绪还是比较紧张的。
钟琦则在老人身旁耐心安抚，直到她心情平复了才开始上机操作，并时刻密切关注老人身体状况。4个小时的血透结束后，老奶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她用方言对钟琦表示感谢：“谢谢侬，杭州来的小姑娘！”
五天没透析的患者腿部抽疼
护士按压膝盖累得大汗淋漓
温州市人民医院的护士林玲霞也是承担中山医院血透中心支援任务的血透三组一员。前些天，一位壮实的中年男病人透析时左下肢突然抽筋，疼得厉害。林玲霞见状，赶紧按住他的膝盖，将脚往胫部方向拉伸，缓解他的疼痛。这个姿势一直持续了45分钟，身穿防护服的她早已大汗淋漓。治疗结束后，病人告知他已经5天没有透析了，以前正常治疗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抽筋的时候实在疼得难受，你帮我压腿真的好了很多！你帽子那里都是汗，多谢你！”
过了几天，林玲霞又碰到这位病人来透析，病人坚持送给她一支笔，“这是我第三次来透析，第二次来的时候没找到。我给你带来个小礼物，一支晨光笔，上次看你们笔都很少，你都向人借笔写单子。这支笔很好写的，希望能帮助你工作。”
毛卓英说，疫情之下，面对小区封控、管控、隔离等各种原因，透析患者为了能赶来完成几小时的治疗，都要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希望，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能够帮助到他们。”（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冰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蕊 金南星 林杨青 杨陶玉）
【镇政府回应“疫情区居民蹚河逃至对岸”：不接受劝返将隔离】（视频和文字来源：澎湃新闻 图片来源：视频评论）近日，广东东莞。有市民向澎湃新闻反映，大朗镇现有多个中风险区，有居民涉水过河去往黄江镇。黄江镇政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该地址已加强管控，不接受劝返将隔离。
『镇政府回应“疫情区居民蹚河逃至对岸”：不接受劝返将隔离』https://t.cn/A6xm5ttK
『镇政府回应“疫情区居民蹚河逃至对岸”：不接受劝返将隔离』https://t.cn/A6xm5ttK
倪光南院士被联想扫地出门过程！如今80余岁仍从未放弃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学术派 2021-12-01 23:05
学术派
与学术前沿同步，做最具创新的学问人。致力于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着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派创建于2015年6月，至今运营已6年有余，2021年6月进行了认证迁移。本号“专注为学者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
9篇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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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之家
致力于做具有时代和民族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理性批判，高瞻远瞩，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做思想和时代的引领者，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不懈奋斗。
公众号
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的会议室内，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的干部，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虽然大家都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是都保持沉默，不敢妄议。随即，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起身发言，声泪俱下。他表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科教兴国——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院士坐在台下，镇定自若。会议散场，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离开。十年时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了背道而驰。
01
1939年8月1日，倪光南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时值抗战，从小就听父母讲述逃难的经历，他对“国弱被人欺”有着切肤之痛。倪光南从那时起就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被人欺负。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学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他当时在国外的年薪是国内工资的70倍。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毅然回国，并且自掏腰包，购买了足够研制几台汉字微机样机的关键器材，带回国内。他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在倪光南的心中，有一个科技产业的兴国梦。柳传志在1970年进入计算所，相对于默默无闻的柳传志，倪光南是“明星科学家”，柳传志对他钦佩不已。1984年，计算所发起成立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前身），给了20万的启动资金，柳传志被选为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但是公司业务还没开展起来，就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之后，三个人一合计，想到了一个人——倪光南。为什么是倪光南呢？那时候，计算机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因为无法处理汉字，没法推广普及。怎么办？只能研发出具备汉字处理功能的“汉字处理产品”。倪光南自掏腰包从国外买回来的关键器材，起了大作用。倪光南主持研发的第二项汉字处理的产品取得成功，技术转让给4家企业，一共生产了600台。在此基础上，倪光南课题组将LX-80移植到PC，继续推动联想式汉卡的开发工作。
对于柳传志抛出的橄榄枝，倪光南答应了，他相信柳传志能很好地推广他的科研成果。应邀出任公司的总工程师，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一门心思搞研发，不被外界所打扰。倪光南的加入，将联想式汉卡的全部技术都带入了公司。1985年5月，公司推出了适用于PC机的第一型联想式汉卡，开始投放市场。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的倪光南，也由此和联想式汉卡连在了一起。联想式汉卡前后一共更新了8个型号，为公司创造了上亿的利润，并且带动了包括计算机产品在内的整体营销，最终“联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1988年，在联想汉卡站稳脚跟后，倪光南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微机上，他带领团队研发成功了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设计主板的联想微机在国内推出。联想式汉卡和联想微机，都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倪光南也因此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94年，联想的销售额达到了47.6亿元。这十年时间，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合作亲密无间的十年。然而随着国外电脑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汉卡已经江河日下，联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寻求创新。此时，一个不畏艰难的科学家，和一个谨慎行事的企业家，互相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02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是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还是紧跟市场先赚钱？倪光南和柳传志关于发展方向的争论，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技术派”与“市场派”的一次决斗。倪光南坚定地认为，必须自主掌握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他计划对标Intel，从芯片设计入手发展“中国芯”。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中科院承诺由联想牵头，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但在最后一刻，此前和倪光南步调一致的柳传志第一次说了“不”。柳传志的理由是，芯片项目投入和风险巨大，不是联想的实力可以支撑。倪光南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柳传志的路径是先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市场，做大做强，再做技术开发。科学家并不在乎失败多少次，因为只需要成功一次就够了。但是企业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失足就可能成为千古恨。两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极度自信而又固执己见是他们的共同点，最终造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每次开会，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半年。直到1995年6月的那次会议，倪光南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联想。倪光南离开后，其主持的理想ASIC芯片、程控交换机等项目被陆续终止。1996年的一次大会上，联想从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道路转向“贸工技”。倪柳之争，划上句号。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说：“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尤其是中国科技公司被美屡次制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日的联想和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会如何？
即便是在被解聘之后，倪光南院士还是向联想呼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然而事与愿违。被免去总工程师职务的他，成了一个闲人，什么工作也不需要做。1999年，联想对外发布公告，正式解聘倪光南。作为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离开了工作15年的联想，没拿到半点股份。扫地出门，不过如此。他却坦言：“自己终于解脱了，获得了新生。”刚刚离开联想，一个叫李德磊的人就找上门来。倪光南回忆：“当时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说日立美国突然哟啊停止外包给BBT（方舟科技前身）的一切项目，然后问我该怎么办。”李德磊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研时与倪光南相识，BBT是他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当时李德磊在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器设计总监，BBT承担了日立芯片的外包业务。当时的中国芯片领域一片空白，BBT却磨练了一支CPU的技术队伍。这个技术团队，让倪光南眼前一亮。不谙世事的他，以为看到了重启“中国芯”的希望。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李德磊找人、找钱、找资源，自己却分文未取。2001年4月，中国第一片自己设计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备受瞩目。经过高级别专家鉴定会，“方舟1号”被推上技术神坛，国家陆续投入资金支持方舟科技。在众多部门的推动下，方舟科技顺利拿到巨额的政府采购。形势一片大好，倪光南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公司。但是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李德磊把“宝”都押在了政府采购上，拒绝为市场客户供货。这些客户都是倪光南以信誉拉来的，不得已之下，倪光南只得离开。方舟芯片同样遭遇困境，因为服务器端被Wintel联盟把持，人家根本不支持方舟的工具软件，这让用户叫苦不迭。2003年，随着政府采购的淡出，方舟芯片市场大幅下滑。作为一个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润，自然选择放弃。李德磊宣扬自研芯片没有市场，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这次芯片研发的夭折，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倪光南也为自己看错人而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03
历经了联想和方舟的两次挫折之后，倪光南再也没有加入一家公司。但他一直致力于推广国产操作系统，芯片、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倪光南院士看来，“中兴事件”的危机不仅在于供应链、技术和信息被对方钳制，更大的风险在于网络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这些年，国外血的教训不少。国外因操作系统被黑客攻击、信息存储系统被非法监听的案例不胜枚举。Intel、ABM和ARM的芯片架构更是被爆出，存在“熔断”和“幽灵”两个安全漏洞，能够让黑客远程控制机器，盗取数据信息。这几家公司的芯片，几乎应用于全球所有的桌面系统、电脑、智能手机及云计算服务器。但是刀砍不到自己身上，就感觉不到肉疼。直到“中兴事件”，中国IT界才感受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锥心之痛。倪光南说：“芯片事件给人的教育挺大，比我们讲一百遍都有用。”是啊，如今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被国外的芯片技术“卡脖子”。再不寻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这也是为什么华为的强势崛起，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摇旗呐喊。世界上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核心技术依然过得很好，但是中国不一样。大国崛起，中美之间势必要在方方面面，都进行多番较量。倪光南院士惋惜道：“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术，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识产权，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没有获得过，也就更不能设想，美国会把这些技术卖给或者换给中国。”
所以20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倪光南都坚持做自主研发。他说：“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很可惜，智者的先见之明，抵不过企业家眼里的真金白银。2013年，倪光南发起成立了“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希望统一标准，依靠应用商店模式建立一个软硬件生态系统。不过他也坦然表示，联盟的力量很有限，没资源也没钱，没人、没权、没用，只能表达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层面能够重视和引导。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从未停止过奔忙呼号。要做中国自己的操作系统，要搞中国自己的芯片、半导体。可喜的是，如今从国家到企业终于决心要突破了。倪光南曾经的助手梁宁评价他：“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为了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续尝试，继续努力。”不过对于名利，倪光南从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谙世事，也不会为这些世事所累。他自言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会被当成堂吉诃德。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着做。从大局看，一个企业不行，还有更多企业出来，依托产业界发展一定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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