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是余秀华多年来赖以卖惨、塑造悲情人设的“名诗”：“我的小狗叫小巫”（网上居然还有鉴赏，准确说应该叫批作文才对）。正因为这首“诗”、余粉、自媒体甚至部分正规媒体，捕风捉影，把余秀华的前夫塑造成家暴、出轨、羞辱歧视妻子，无恶不作的流氓地痞！

其实在“诗”（不换行看不出来是诗）的后半段，已经有很明显的杜撰成分。正因为此“诗”只是一个作品（作文），余秀华可以随便怎么编，不用负什么责任。其实结合记录片和余成名后各种迹象，很多传言可以不攻自破：
一.余的前夫入赘，夫妻俩和余父母是住一起的，如果有家暴，怎么可能没动静？余的父母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闹离婚一开始怎么会坚决反对？
二.出轨家暴作为离婚谈判的重要因素，法律上完全可以作为筹码，使男方净身出户，也不可能有后面给前夫15万的事情，纪录片中余面对丈夫认为多年来为余家做牛做马的控诉，只字未提。
三.喜欢卖惨的余秀华，完全可以在各种节目中以此作为话题控诉前夫，博得观众更多同情。然而余除了强调自己的不幸婚姻，对此话题是不谈的。
四.余秀华在2016年北京青年报上不但否认了前夫出轨，还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如果我的丈夫有能力出轨的话，我兴许能更瞧得上他。他连出轨的能力都没有，是让人很绝望的一件事。出轨是要有条件的。”（图2）这句话体现了余秀华对前夫深深的鄙视！结合纪录片中的各个细节，可以得出：余的前夫对余，没有过分的鄙视和羞辱，反而是余秀华，对前夫是各种鄙视、嫌弃、羞辱！余的前夫有没有对余说出过分或刺激的话？这个不得而知，即使有，也是被余羞辱之后的反弹（毕竟作为合法夫妻，余秀华不让前夫碰，还一次要价500，换任何一个男人都经不起这样的羞辱）。

但是所有这些，对媒体来说，已经不重要，他们更愿意去炒作一个残疾人刻苦成材，从而摆脱不幸婚姻，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故事。这是新时代媒体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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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苏俄乌直博专栏#
#俄乌战争之俄乌双方怎么说专辑#
【俄罗斯说之七 索洛维约夫要求乌拉尔精英们明确说出是否支持特别行动】以前一直不明白，同一个人，为何评价全然不同，同一件事，不同人说的感受为何根本不一样。现在明白了，无非立场不同。俄乌双方对同一场战争的描述，也是不一样的，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5月13日那一周两国较权威媒体内容）。

5月11日，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要求前冬季两项运动员、杜马副主席安东·希普林和诗人亚历山大·诺维科夫回答，明确说他们是否支持俄罗斯在顿巴斯的特别行动。“那些批评我的人没有回答[关于支持特别行动]的问题：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它？从诗人到伟大的运动员，现在是杜马副主席。好吧，说实话，不要回避。”索洛维耶夫说。在同一场广播中，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再次要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长叶夫根尼·库瓦舍夫明确表态，支持特别行动。4月底，索洛维约夫曾与乌拉尔的舆论界爆发一场口水战，因为一名记者在广播中称乌拉尔首府为“中性自由的中心”，而他的口出不逊遭到了州长库伊瓦舍夫等人的反对，要求他注意言行。

苏格拉底被"民主"（暴政）杀死是活该？雅典人：他是"民主"的敌人

公元前399年，一群刚刚恢复奴隶主民主制，拥有公民投票权的雅典人在街头巷尾和"公投处"吵得不可开交。

他们骄傲地行使着刚刚到手的"公民审判权"，为"民主"的雅典进行着一项需要慎重但伟大的事业——审判"伟人"苏格拉底。

这位在"世界"拥有极高威望，在雅典却毁誉参半的哲学家被"忍无可忍"的雅典人们，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

于是，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们的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最终自己饮下毒酒，平静赴死。

一代圣贤就此消逝，令无数人惋惜不已，后世诸多艺术家都纷纷以戏剧和绘画的形式纪念他，直到今日。

而对他处以死刑的判决，被后世大多归结于"民主的暴政"。

可是如果认真去翻阅故纸堆或许就可以发现一个令人颠覆的问题——苏格拉底是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死刑的，且以高票360票赞成，对140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民主"合法判决的。

以至于这个判决结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苏格拉底是人民公认"该死"之人。

要知道虽然出于历史的局限（不可细考真正"公民"身份），但当时的雅典陪审团，理论上是通过抽签随机，由500名"任意"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员。

于是，在正常设计下，出于“理想状态”的前提（“理所当然”思维—人数越多，客观上审判越客观。）整个审判的过程应该是最民主且公平的。

且重点在于，最后的审判中，根据“当时人”的记载，雅典审判团其实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两轮的审判，且法庭给予了他充分的申辩机会：

根据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录（详情参考《苏格拉底的申辩》），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用最简洁有力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一一驳斥了所有控罪。

于是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是280票赞成对220票反对，由此可见，在听取苏格拉底的申辩之后，其实很多人是支持他无罪的。

但到了第二轮之后，却以如此高票通过了死刑的判决，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只可能是——人民都想他死！

“雅典民主”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苏格拉底选择一而再地“作死”！

要知道，首先，在当时，根据雅典法律的规定，其实苏格拉底是可以拿罚款抵消死刑的。

虽然他本人很穷，但是他的朋友、学生们，比如柏拉图、费多等很多都很有钱，也甘愿为好友、老师缴纳罚款。

但苏格拉底本着“文人风骨”的骄傲（类似“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追求），以自己很穷的理由“漫天还价”，用一个低到陪审团不可能接受的赎罪价格，“拒绝”了罚款。

其次，他“哲学家怀疑一切”的本性，让他一如既往地得理不饶人，甚至在没有出审判结果之前，就谦逊（傲娇）地继续着他的“不打击会死星人”日常，滔滔不绝地继续一一驳斥着“所有”发言的陪审员的质问。

于是，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他甚至古板到以“尊重雅典法律”为理由，竟然连友人、学生为他“设计”好的避难（逃亡）之旅都不做，而平静赴死。

那个傍晚，衣衫褴褛，散发赤足的苏格拉底，没有与妻子和女儿做最后的团聚，而选择和学生斐多、西米亚斯、西帕斯、克里同等谈论灵魂永生的问题，直到狱卒端来那杯毒酒......

芝诺有个著名的比喻，说人的知识就好像一个圈，知识越多，圈的周长就越长，就会发现自己越无知。

而苏格拉底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雅典最有知识（智慧）的人。

于是很显然他就认为自己越无知，于是根据“无知者谦逊”（一说“越聪明越谦逊”）的推导，他一生都在践行着谦虚着不断向“所有人”追问的方式来求知。

当然，这个想法本身是没有错的，但问题在于他的做法在雅典人看来，就是一种气死人的“不打击人会死”的打脸行为。

因为他是这么“求知”的：

一天“你”带着朋友（妻子、丈夫、同事等）好好地在街上溜达，突然从一个角落里跳出一个大叔（苏格拉底），抓住你就问：“嘿，哥们，什么是善？”

于是你就下意识地回答，并好心列举一些事例，因为你会觉得他可能是真心求教。

却没想到下一刻，他突然话锋一转，抓住你一个漏洞：“你这么说不对吧？那要是.......不是......”就开始滔滔不绝的“攻击”。

于是接下来，不管你怎么回答，他都凭借着自己超群的智慧继续追问，且丝毫不给面子地让你无法逃避，直到被问到丢尽脸面，亦或怀疑人生，才肯“放过”你。

且这种行为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长久地践行一生，覆盖到他能“遇到”的所有人中去。

试想，一个人被一次次如此“毒舌”，还是以“聪明人礼贤下士模式”如此谦逊地占理性“打击”，如何不感到不爽？

好听点叫“传播知识，教你做人”；

难听点这就叫做“平白无故的找茬”。

试问，被如此“追问”却是毫不介意，“不要面子”，反而主动求知的人有几个？

所以从这个“行为”上看，于人民来说，他就像是“民主”的敌人一般，死了活该！

当然，苏格拉底被追求“民主”的雅典人判处死刑的最终原因，还是归结于他本身“奇葩”宗教观，以及他“本质”上奉行的理论和“行为”是民主的敌人。

在他被审判的公元前399年前后大约二三十年左右，其实是雅典无比“黑暗”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内有两度被推翻又建立的民主制度，外有“守护”战争的失败，可谓是内外交困。

而好不容易艰难地建立起民主制度，当然要予以加倍的“维护”，于是消除“反民主”派的影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举措。

而其中最典型的“反民主”派组织人就是寡头政府领头人T，降而复叛的“卖国人”A。

而苏格拉底和这两人有着亲密关系，一个是他的学生，一个是他的“男朋友”。

且他本人最著名的“追问”观点是反民主的。

于是很显然，作为“反民主”的他，必然是追求“民主”雅典人的敌人，雅典人如何不希望就此让他消失？

#英格兰和意大利谁能夺冠#
其实苏格拉底的“反民主”说到底，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式“诗人”社会，于是与雅典人大多数人追求的“民主”格格不入，最终自然被当做“异类”杀死。

我到认为，苏格拉底更多的是生不逢时，毕竟一个“伟大的异类”生错时代，必然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