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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引导基金受捧 地方以资引凤下好“一盘棋”】
“快到手的钱最后却放弃了。”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同比增长26.9%。然而，不少机构将“拿”产业引导基金的钱比作“戴着镣铐跳舞”;因缺乏专业化基金管理人，地方直投风险放大，难以“保本”。直面投资市场，用好产业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地方还需在人才、产业、资金等方面统筹考虑，下好“一盘棋”。
从以地招商到以资招商
电视剧《人世间》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为带动当地就业，新到哈阳任市长的周秉义坚持将一个地块开发成商贸城，在拍卖地块招引资金过程中，他与众多商人展开周旋。
周秉义的这一做法是过去许多地方政府“以地招商”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
“地方政府想吸引先进的生产力落地，无外乎要用到资源置换，土地、税收优惠是一种资源，直接拿钱进行投资也是一种资源。卖地这种方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实现起来越来越难，比如一些一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已经不多。”紫荆资本董事总经理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盛世投资湖南公司总经理谢迪表示，传统的财政补贴方式存在投放不够精准、效果难以评估、资金无法滚动等问题。
从企业端来看，土地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现在很多企业实现了智能化建厂，对土地利用得比较好，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但要做技术迭代升级，需要资金，所以产生了‘以资招商’需求。此外，一些企业除了需要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外，也需要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作为一种信用背书。”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安徽省高新投”)相关负责人说。
2015年，财政部颁布《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迈入快速发展时期。深圳福田产业引导基金总经理汪云沾在“2021中国股权投资年度峰会暨中国风险投资年会”上表示，2015年号称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元年，从财政账里拿出钱做产业引导基金，改变了财政资金使用方式。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新设政府产业引导基金33只，同比增长26.9%。截至3月底，国内共设立2004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62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6.28万亿元。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主要还是希望利用政策和资本的组合拳，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招商引资方面，打造更灵活、更丰富、更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谢迪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能够发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优势，从项目获取、项目研判、项目赋能和退出机制等方面支持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财政资金高效使用。
钱进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的形式实现资源的正循环。“地方的钱投进去，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拿回来或者获得增值，把其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他说。
近几年，因成功投资科大讯飞、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合肥以出色的投资能力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不论以什么样的招商形式，其实质还是市场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企业愿意来的核心原因是地方政府给出的条件契合了企业需求。
良缘难结原因何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愿意“入局”。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该负责人介绍，某地拟设立一只规模为50亿元至1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资金主要投向当地汽车汽配、油气化工等行业。“该地的产业领域、企业的发展阶段与我们的投资策略不是很匹配。此外，公司近期的人民币基金募集接近尾声，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会有很多条条框框，与我们基金的策略会产生冲突。”这位负责人说。
在业界，不少机构将管理地方政府基金称作“带着镣铐跳舞”。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带有较强的地方引导属性，会附加一些支持本地产业的条款，比如返投比例达到1.5倍或2倍。”钱进表示。
返投比例是指子基金对本地的投资规模不低于引导基金对子基金出资额的一定倍数。对于市场化机构来说，这一要求无疑会制约其投资能力的施展。近期，部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尝试放宽对投资子基金返投比例的要求。
温州市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将子基金返投要求从原母基金出资额的1.67倍降至1.5倍。成都、河南等地政府也发文明确提出要降低返投比例。
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安徽部分产业引导基金将返投要求从此前的2倍降低到1.2倍。我们对返投的认定空间更为灵活，以前要求机构必须要投资当地企业，才能认定为返投，但现在机构如果能够对接项目方和所在地市的招商需求，将项目资源以撮合的方式招引到当地，即便不直接投资，我们也认定为机构的贡献。”
此外，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若想搭上产业引导基金这趟快车，寻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母基金管理人非常重要。
近日，生鲜第一股每日优鲜股价跌破0.2美元/股。2020年12月，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和青岛国信、阳光创投组成联合投资主体，向每日优鲜战略投资20亿元。每日优鲜股价的暴跌，令许多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不得不重视对基金的专业化运作。
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直言：“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出这笔钱，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保本。”
“母基金管理人要经历过子基金的生命周期，并且懂得地方政府和市场的两套运作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交易系统里，更好地识别子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母基金的资产配置，然后向地方政府交付产业投资基金的工作成果。”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对于母基金管理人来说，首要本领是要懂子基金的运作，所谓“知己知彼”，只有知道子基金如何运作，母基金管理人才能用更高的标准或者第三方视角去评价子基金，在早期判断一家基金管理机构是否靠谱。此外，还要了解企业，如果不了解企业的底层逻辑，母基金在与资金管理机构商谈一个底层资产的估值时，是没有办法对话的。
同时，她也提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总体来说，安徽省母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还是得益于安徽整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不断成熟。”
下好“引凤”一盘棋
在采访中，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地运用产业基金招商引资的核心在于，如何把地方政府的投行思维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政府明确投资的目标在哪，围绕这些目标谁来干、怎么分工，定期的调整、协调机制是什么。
不少机构人士表示，通过产业基金发展地方产业，人才、产业、资本等条件必不可少，地方要下好“一盘棋”。
“首先是人才。区域内应具备一批高素质的创业者，这样的创业者往往是两大类，一大类是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里的研究型人员，从研究或技术岗位走向创业，拥有过硬的技术背景;另一类是从大的产业平台辞职的创业者，这类创业者对产业化有系统性认知，视野较为开阔。上述两类人群通常在科教实力发达或大型科技企业较多的城市聚集密度更高，也更容易发起高质量的早期创业企业。”谢迪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安徽的产业发展遵循“清单制”，省里围绕重点产业制定了一个目标清单。“我们叫十大新兴产业，围绕安徽省的禀赋资源、在未来全国的版图当中可能有地位或者跑出的赛道，制定了十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从这些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以及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我们在招引计划中都制定一个清单，这样所有的从业者、创业者就有了导航灯。”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说。
谢迪表示，按照以往经验，成功的政府引导基金项目更多诞生在具有较强科技属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好的区域，早期创业企业对应用场景的理解通常更为深刻，对下游客户的触达更快，成功概率更大。
由于早期投资风险大、周期长，需要投资机构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早期企业成长。在吸引靠谱的长期机构这一问题上，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表示，他们主要站在机构的角度，围绕政府资金的条件和可获得的收益两个维度去考虑这件事。
“机构的核心痛点是募资，如果在技术方面处于爬坡过坎阶段，需要政府扶持较多的企业，我们可以用专项的SPV项目来投，单一项目的金额就会大一些。此外，我们会推出一些让利机制，基本上是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之上，对于超额收益的部分会有一定幅度的分成或让利。”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产业引导基金不是万能的，它是政府作为引导产业发展的一个工具，做产业引导基金最终是为了扶持产业和科技发展，所以这一工具是中性的，要看如何运用这个工具，围绕当地资源服务当地产业。
【产业引导基金受捧 地方以资引凤下好“一盘棋”】
“快到手的钱最后却放弃了。”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同比增长26.9%。然而，不少机构将“拿”产业引导基金的钱比作“戴着镣铐跳舞”;因缺乏专业化基金管理人，地方直投风险放大，难以“保本”。直面投资市场，用好产业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地方还需在人才、产业、资金等方面统筹考虑，下好“一盘棋”。
从以地招商到以资招商
电视剧《人世间》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为带动当地就业，新到哈阳任市长的周秉义坚持将一个地块开发成商贸城，在拍卖地块招引资金过程中，他与众多商人展开周旋。
周秉义的这一做法是过去许多地方政府“以地招商”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
“地方政府想吸引先进的生产力落地，无外乎要用到资源置换，土地、税收优惠是一种资源，直接拿钱进行投资也是一种资源。卖地这种方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实现起来越来越难，比如一些一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已经不多。”紫荆资本董事总经理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盛世投资湖南公司总经理谢迪表示，传统的财政补贴方式存在投放不够精准、效果难以评估、资金无法滚动等问题。
从企业端来看，土地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现在很多企业实现了智能化建厂，对土地利用得比较好，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但要做技术迭代升级，需要资金，所以产生了‘以资招商’需求。此外，一些企业除了需要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外，也需要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作为一种信用背书。”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安徽省高新投”)相关负责人说。
2015年，财政部颁布《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迈入快速发展时期。深圳福田产业引导基金总经理汪云沾在“2021中国股权投资年度峰会暨中国风险投资年会”上表示，2015年号称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元年，从财政账里拿出钱做产业引导基金，改变了财政资金使用方式。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新设政府产业引导基金33只，同比增长26.9%。截至3月底，国内共设立2004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62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6.28万亿元。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主要还是希望利用政策和资本的组合拳，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招商引资方面，打造更灵活、更丰富、更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谢迪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能够发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优势，从项目获取、项目研判、项目赋能和退出机制等方面支持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财政资金高效使用。
钱进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的形式实现资源的正循环。“地方的钱投进去，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拿回来或者获得增值，把其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他说。
近几年，因成功投资科大讯飞、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合肥以出色的投资能力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不论以什么样的招商形式，其实质还是市场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企业愿意来的核心原因是地方政府给出的条件契合了企业需求。
良缘难结原因何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愿意“入局”。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该负责人介绍，某地拟设立一只规模为50亿元至1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资金主要投向当地汽车汽配、油气化工等行业。“该地的产业领域、企业的发展阶段与我们的投资策略不是很匹配。此外，公司近期的人民币基金募集接近尾声，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会有很多条条框框，与我们基金的策略会产生冲突。”这位负责人说。
在业界，不少机构将管理地方政府基金称作“带着镣铐跳舞”。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带有较强的地方引导属性，会附加一些支持本地产业的条款，比如返投比例达到1.5倍或2倍。”钱进表示。
返投比例是指子基金对本地的投资规模不低于引导基金对子基金出资额的一定倍数。对于市场化机构来说，这一要求无疑会制约其投资能力的施展。近期，部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尝试放宽对投资子基金返投比例的要求。
温州市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将子基金返投要求从原母基金出资额的1.67倍降至1.5倍。成都、河南等地政府也发文明确提出要降低返投比例。
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安徽部分产业引导基金将返投要求从此前的2倍降低到1.2倍。我们对返投的认定空间更为灵活，以前要求机构必须要投资当地企业，才能认定为返投，但现在机构如果能够对接项目方和所在地市的招商需求，将项目资源以撮合的方式招引到当地，即便不直接投资，我们也认定为机构的贡献。”
此外，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若想搭上产业引导基金这趟快车，寻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母基金管理人非常重要。
近日，生鲜第一股每日优鲜股价跌破0.2美元/股。2020年12月，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和青岛国信、阳光创投组成联合投资主体，向每日优鲜战略投资20亿元。每日优鲜股价的暴跌，令许多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不得不重视对基金的专业化运作。
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直言：“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出这笔钱，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保本。”
“母基金管理人要经历过子基金的生命周期，并且懂得地方政府和市场的两套运作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交易系统里，更好地识别子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母基金的资产配置，然后向地方政府交付产业投资基金的工作成果。”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对于母基金管理人来说，首要本领是要懂子基金的运作，所谓“知己知彼”，只有知道子基金如何运作，母基金管理人才能用更高的标准或者第三方视角去评价子基金，在早期判断一家基金管理机构是否靠谱。此外，还要了解企业，如果不了解企业的底层逻辑，母基金在与资金管理机构商谈一个底层资产的估值时，是没有办法对话的。
同时，她也提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总体来说，安徽省母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还是得益于安徽整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不断成熟。”
下好“引凤”一盘棋
在采访中，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地运用产业基金招商引资的核心在于，如何把地方政府的投行思维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政府明确投资的目标在哪，围绕这些目标谁来干、怎么分工，定期的调整、协调机制是什么。
不少机构人士表示，通过产业基金发展地方产业，人才、产业、资本等条件必不可少，地方要下好“一盘棋”。
“首先是人才。区域内应具备一批高素质的创业者，这样的创业者往往是两大类，一大类是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里的研究型人员，从研究或技术岗位走向创业，拥有过硬的技术背景;另一类是从大的产业平台辞职的创业者，这类创业者对产业化有系统性认知，视野较为开阔。上述两类人群通常在科教实力发达或大型科技企业较多的城市聚集密度更高，也更容易发起高质量的早期创业企业。”谢迪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安徽的产业发展遵循“清单制”，省里围绕重点产业制定了一个目标清单。“我们叫十大新兴产业，围绕安徽省的禀赋资源、在未来全国的版图当中可能有地位或者跑出的赛道，制定了十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从这些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以及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我们在招引计划中都制定一个清单，这样所有的从业者、创业者就有了导航灯。”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说。
谢迪表示，按照以往经验，成功的政府引导基金项目更多诞生在具有较强科技属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好的区域，早期创业企业对应用场景的理解通常更为深刻，对下游客户的触达更快，成功概率更大。
由于早期投资风险大、周期长，需要投资机构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早期企业成长。在吸引靠谱的长期机构这一问题上，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表示，他们主要站在机构的角度，围绕政府资金的条件和可获得的收益两个维度去考虑这件事。
“机构的核心痛点是募资，如果在技术方面处于爬坡过坎阶段，需要政府扶持较多的企业，我们可以用专项的SPV项目来投，单一项目的金额就会大一些。此外，我们会推出一些让利机制，基本上是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之上，对于超额收益的部分会有一定幅度的分成或让利。”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产业引导基金不是万能的，它是政府作为引导产业发展的一个工具，做产业引导基金最终是为了扶持产业和科技发展，所以这一工具是中性的，要看如何运用这个工具，围绕当地资源服务当地产业。
【泽连斯基：只需8亿美元，重造安-225！乌克兰有这个能力吗？】安-225巨型运输机，绰号“梦幻”，由前苏联研制建造，是迄今为止人类制造的吨位最大的运输机。不过该机生不逢时，在仅仅制造1架后，苏联就崩溃解体，所以这唯一的一架安-225就成了全球“独苗”。更遗憾的是，这根全球“独苗”在今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中毁于战火，不过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要重造安-225巨型运输机，那么乌克兰现在真有这个能力吗？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幻”运输机的前世今生：安-225最早于1985年开始立项研制，1988年正式定型并交付首架样机，这架样机就是后来全球唯一的一架安-225。该机诞生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和苏联作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进行全方位的比拼竞赛，其中就包括运输机方面。
研发安-225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和美国比拼，当时的美国已经研制成功了波音747-100型飞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航飞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333吨，而且是客货两用的；第二，苏联当时正在研制“暴风雪”号航天飞机，但是由于航天发射场和航天飞机生产厂之间路途遥远，需要用大型运输机来运送“暴风雪”号。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苏联当时位于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设计局设计研制了安-225巨型运输机。
虽然只有1架，但是安-225依然有巨大的运输优势，因此在苏联解体后3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对外承接租赁运输任务，曾经在全球很多国家执行过运输任务。该机极为巨大，其机长为84米，翼展8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640吨，最大载荷250吨，而排名第二的安-124运输机最大载荷只有大约150吨，安-225比安-124的载荷足足大了100吨！由于足够大，所以安-225经常承接大型设备的整机运输任务，例如空运地铁车厢等等，这是其他运输机难以实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安-225也曾经承接中国的运输任务，2010年6月10日，安-225把两片长达42.1米的风力涡轮机叶片从中国空运到丹麦，而这一次也创造了全球空运货物最长的世界纪录。2020年4月12日，安-225抵达天津滨海机场，搭载了大量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抗疫物资运往波兰，有力地支援了欧洲的抗疫活动。
不过，虽然安-225运输机“身强力壮”，但是也有自身的缺陷，那就是——太大了！作为全球唯一一架最大起飞重量超过600吨的巨型运输机，安-225对机场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机场根本无法正常起降，在我国也只有石家庄、天津等地的机场可以起降这个庞然大物，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安-225的使用，而吨位更小一点的安-124在这方面优势更为明显。而且同样由于“大”，安-225的飞行成本极为高昂：一位中国民航专家曾提供数据，安-225一次加满油需要370吨，飞行时六台D-18T型发动机每小时的耗油量约为22吨，再加上其他消耗，飞行成本约为6万美元/时。所以，安-225的租赁费用起步就是100万美元，一般的小客户确实请不起这尊“大佛”。
当地时间2022年4月3日，安-225在俄乌冲突中被毁，根据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飞机的前机身已经完全被炸毁，仅剩下部分机翼、后机身和3台发动机残留。5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要重新建造一架安-225型运输机，以“纪念在俄乌冲突中阵亡的乌军飞行员”。他还表示只需要8亿美元，就能“重造”安-225飞机。那么，真的如泽连斯基说得那么简单，凑到8亿美元，就能重造一架安-225运输机吗？
首先我们要看到，虽然安-225是位于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设计局设计的，但是飞机本体是在俄罗斯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工厂进行生产，而该机的很多零件则是由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生产，但是由于苏联已经解体超过30年，上述工厂已经是转产的转产，倒闭的倒闭，根本不可能为安-225提供必要的零备件。如果乌克兰真要重造1架安-225，那么就要花费巨资为其重建一整条生产线，而这些花费据估计高达30亿美元，绝不是泽连斯基所说的8亿美元。为建造1架飞机而建立一整条生产线，也未免太过于得不偿失。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安-225虽然运力惊人，但恰恰是由于其过于巨大，所以导致其适用范围反而非常有限，而且高昂的租赁费用、天价的油耗水平，也让该机在国际货运市场上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如果仅仅是为了纪念阵亡的乌军飞行员而重造一架安-225，未免太过于牵强。
所以总体而言，泽连斯基声称要筹钱重造安-225运输机，核心的目的大概并不是为了重造安-225，而是在于“筹钱”。目前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节节败退，驻扎顿巴斯的7万多部队，现在大约就剩下2万多人，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同时战争高昂的消耗也让乌克兰国库捉襟见肘，所以能用来筹钱的办法都得试一试，包括以“重造安-225”为借口，只要能筹到战争经费，大概并没有谁真正关心安-225是不是被“重造”吧。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幻”运输机的前世今生：安-225最早于1985年开始立项研制，1988年正式定型并交付首架样机，这架样机就是后来全球唯一的一架安-225。该机诞生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和苏联作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在进行全方位的比拼竞赛，其中就包括运输机方面。
研发安-225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和美国比拼，当时的美国已经研制成功了波音747-100型飞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航飞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333吨，而且是客货两用的；第二，苏联当时正在研制“暴风雪”号航天飞机，但是由于航天发射场和航天飞机生产厂之间路途遥远，需要用大型运输机来运送“暴风雪”号。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苏联当时位于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设计局设计研制了安-225巨型运输机。
虽然只有1架，但是安-225依然有巨大的运输优势，因此在苏联解体后3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对外承接租赁运输任务，曾经在全球很多国家执行过运输任务。该机极为巨大，其机长为84米，翼展88.4米，最大起飞重量高达640吨，最大载荷250吨，而排名第二的安-124运输机最大载荷只有大约150吨，安-225比安-124的载荷足足大了100吨！由于足够大，所以安-225经常承接大型设备的整机运输任务，例如空运地铁车厢等等，这是其他运输机难以实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安-225也曾经承接中国的运输任务，2010年6月10日，安-225把两片长达42.1米的风力涡轮机叶片从中国空运到丹麦，而这一次也创造了全球空运货物最长的世界纪录。2020年4月12日，安-225抵达天津滨海机场，搭载了大量的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抗疫物资运往波兰，有力地支援了欧洲的抗疫活动。
不过，虽然安-225运输机“身强力壮”，但是也有自身的缺陷，那就是——太大了！作为全球唯一一架最大起飞重量超过600吨的巨型运输机，安-225对机场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机场根本无法正常起降，在我国也只有石家庄、天津等地的机场可以起降这个庞然大物，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安-225的使用，而吨位更小一点的安-124在这方面优势更为明显。而且同样由于“大”，安-225的飞行成本极为高昂：一位中国民航专家曾提供数据，安-225一次加满油需要370吨，飞行时六台D-18T型发动机每小时的耗油量约为22吨，再加上其他消耗，飞行成本约为6万美元/时。所以，安-225的租赁费用起步就是100万美元，一般的小客户确实请不起这尊“大佛”。
当地时间2022年4月3日，安-225在俄乌冲突中被毁，根据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飞机的前机身已经完全被炸毁，仅剩下部分机翼、后机身和3台发动机残留。5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要重新建造一架安-225型运输机，以“纪念在俄乌冲突中阵亡的乌军飞行员”。他还表示只需要8亿美元，就能“重造”安-225飞机。那么，真的如泽连斯基说得那么简单，凑到8亿美元，就能重造一架安-225运输机吗？
首先我们要看到，虽然安-225是位于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设计局设计的，但是飞机本体是在俄罗斯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工厂进行生产，而该机的很多零件则是由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契卡洛夫飞机制造厂生产，但是由于苏联已经解体超过30年，上述工厂已经是转产的转产，倒闭的倒闭，根本不可能为安-225提供必要的零备件。如果乌克兰真要重造1架安-225，那么就要花费巨资为其重建一整条生产线，而这些花费据估计高达30亿美元，绝不是泽连斯基所说的8亿美元。为建造1架飞机而建立一整条生产线，也未免太过于得不偿失。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安-225虽然运力惊人，但恰恰是由于其过于巨大，所以导致其适用范围反而非常有限，而且高昂的租赁费用、天价的油耗水平，也让该机在国际货运市场上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如果仅仅是为了纪念阵亡的乌军飞行员而重造一架安-225，未免太过于牵强。
所以总体而言，泽连斯基声称要筹钱重造安-225运输机，核心的目的大概并不是为了重造安-225，而是在于“筹钱”。目前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节节败退，驻扎顿巴斯的7万多部队，现在大约就剩下2万多人，随时有被歼灭的危险，同时战争高昂的消耗也让乌克兰国库捉襟见肘，所以能用来筹钱的办法都得试一试，包括以“重造安-225”为借口，只要能筹到战争经费，大概并没有谁真正关心安-225是不是被“重造”吧。
【检察为民办实事：抵房协议真假不识 法检联动真心可辨】
“民事调解书生效以后，我们自行达成了抵房协议，现在房产也办理到了对方名下，之后他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了，想提执行异议之诉也提不了……“李某拿着的抵房协议，非但没有让事了案结，反而让事情更加复杂。
不能确认抵房协议是对原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
2018年8月，李大爷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180余万元，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李某于2019年2月底前向李大爷偿还本金及利息115万元，如不能按期给付，则需承担5万元违约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2020年10月，李大爷以李某未履行生效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明明都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了，怎么法院又要强制执行了呢？李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拿出双方签字确认的《抵房协议》和办理抵房手续的相关材料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区法院以不能确认抵房协议是对原民事调解书的履行为由驳回了李某的执行异议。李某不服向中级法院申请复议，中级法院作出了维持裁定。李某欲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却被告知他不是执行异议之诉的适格原告主体……
上下级检察院联动 检察长亲自办案 深入调查案件事实
安宁区检察院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民事检察干警接访李某后，认为该案存在一些关键事实需要核实，但因中级法院作出了复议裁定，区检察院无权受理该案，遂与市检察院取得联系。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依法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就案件相关事实分别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实。后市区两级检察院就该案所涉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并从方便办理的角度考虑，市检察院决定将该案交由区检察院办理。
安宁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由检察长亲自办理该案。《抵房协议》究竟是真是假？既然各执一词，那就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进行询问。“当初为什么借的钱？调解书中确认的115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你们之间有无其他经济纠纷？”“抵房的具体时间和手续是怎么办理的？抵付的金额怎么确定？”“抵房事实发生在法院强制执行立案之前，为何申请执行的标的为120余万元？”当面询问后，办案组确定了基本事实，即在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法院强制执行开始前，李某将自己两套工程款抵账房均办理在了李大爷名下，李大爷对两套房产抵付的金额也没有异议，同时在法院强制执行开始后李某向李大爷转账3万元。
先撇开《抵房协议》真假不论，李大爷为何对在法院强制执行之前双方已经进行以房抵债的事实遮遮掩掩？不如去房屋现场看看。抵付的两套房屋均位于兰州新区，通过走访了解，该楼盘房产交易价格与双方认可的房屋抵债价格基本一致，但目前该区域周边各项配套设施还不是很完善，小区入住率不高。这或许就是李大爷的顾虑之处。
法检两家共同研究分析案件 促进双方达成和解化解纠纷
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承办人决定邀请区法院执行局的同志共同研究分析案件。分析会上，法检两家办案人员分别对该案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案件的处理展开讨论。“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应当终结执行程序。之前的执行异议裁定虽不违法，但却回避了执行行为本身。”“李某不符合再次提起执行异议的条件，他也不能自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讨论热烈而紧张，法检两家努力寻找着处理解决本案的“良方”……
“李某和李大爷是亲戚，在前期调查询问时，两人都有和解意愿，只是在和解金额上，李大爷刚开始要20万，后来降到12万，最后表态最少要10万，而李某最多愿意给5万，我们可以再试着做做思想工作。” “那我们就一起做工作，争取两人能够达成执行和解。”法检办案人员一拍即合。
4月27日上午9点，区法院办公室。“我能不能带个律师朋友？”李大爷提出。“当然可以，兼听则明嘛。”我们笑着答复。承办法官首先向李大爷详细阐释了现有证据材料和将来案件可能的处理结果。“您看您也是将近70岁的老人家了，身体好比什么都好，每天因为经济纠纷的事儿往法检跑，身体和心理也确实承受了不少压力，您这也确实不划算是不？” 法检的办案人员一同宽慰着李大爷。上午11点，李大爷终于松了口，“那就让他再我给5万，一分都不能少，我也不想折腾了。”
中午12点，法院门口。法检办案人员向李某告知调解的最新情况。“5万的事儿都过去了，他之前不接受，这钱我爸也不想给了，我现在最多出2万。”李某表态。
下午13点，检察院二楼办案区。“我们都已经按照抵房协议约定，把两套房子办到了他名下，说好的3万块钱也给了，现在再给他2万已经是最多的了。”李某的父亲情绪有些激动。“我现在也没办法，钱是我爸出，我得听他的。”李某低声附和着。
“你们和李大爷是亲戚，2013年在你厂子经营需要钱的时候，李大爷借了60万给你，钱你用了这么久才还，这个情 ，你得记。”“这个案子你提出过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了，作为被申请人你也无权提执行异议之诉，如果李大爷不提，你就得一直等着。另外，按你说的你去打确认《抵房协议》效力的确认之诉，官司你可能会赢，但是确认之诉是否当然能否定异议裁定并阻却法院的执行，你可能需要继续走诉讼程序……”检察官的话大致是说到了李某父子的心坎里。
4月28日上午9点，检察院门口。“检察官，还是你们厉害，昨天说的话让我爸想通了，现在我们同意给5万，希望尽快能把案子结了，”李某特地一大早跑来告知这个消息。
4月29日上午11点，检察院听证室。在检察长的主持下，法检共同见证了李某和李大爷正式达成执行和解，并当场给付5万元现金，这场纠纷终于得以化解。
在民事检察实践中，当一个案件推进到民事检察监督环节，多数案件已历经过多轮诉讼程序，“和解”无疑属于当事人最优诉求解决途径，这也完全符合“枫桥经验” 对司法柔性的期待。本案的成功办理，在于检察人员对案件争议事实深入调查的细心，在于对当事人情绪打败理性心理状态扭转的耐心，在于将自己置身百态民生切实体会当事人感受的热心，当然，更在于法检联动依法依理促进和解的真心。
来源 | 安宁区人民检察院
“民事调解书生效以后，我们自行达成了抵房协议，现在房产也办理到了对方名下，之后他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了，想提执行异议之诉也提不了……“李某拿着的抵房协议，非但没有让事了案结，反而让事情更加复杂。
不能确认抵房协议是对原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
2018年8月，李大爷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180余万元，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李某于2019年2月底前向李大爷偿还本金及利息115万元，如不能按期给付，则需承担5万元违约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2020年10月，李大爷以李某未履行生效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明明都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了，怎么法院又要强制执行了呢？李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拿出双方签字确认的《抵房协议》和办理抵房手续的相关材料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区法院以不能确认抵房协议是对原民事调解书的履行为由驳回了李某的执行异议。李某不服向中级法院申请复议，中级法院作出了维持裁定。李某欲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却被告知他不是执行异议之诉的适格原告主体……
上下级检察院联动 检察长亲自办案 深入调查案件事实
安宁区检察院的12309检察服务中心，民事检察干警接访李某后，认为该案存在一些关键事实需要核实，但因中级法院作出了复议裁定，区检察院无权受理该案，遂与市检察院取得联系。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依法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就案件相关事实分别向双方当事人进行核实。后市区两级检察院就该案所涉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并从方便办理的角度考虑，市检察院决定将该案交由区检察院办理。
安宁区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由检察长亲自办理该案。《抵房协议》究竟是真是假？既然各执一词，那就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进行询问。“当初为什么借的钱？调解书中确认的115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你们之间有无其他经济纠纷？”“抵房的具体时间和手续是怎么办理的？抵付的金额怎么确定？”“抵房事实发生在法院强制执行立案之前，为何申请执行的标的为120余万元？”当面询问后，办案组确定了基本事实，即在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法院强制执行开始前，李某将自己两套工程款抵账房均办理在了李大爷名下，李大爷对两套房产抵付的金额也没有异议，同时在法院强制执行开始后李某向李大爷转账3万元。
先撇开《抵房协议》真假不论，李大爷为何对在法院强制执行之前双方已经进行以房抵债的事实遮遮掩掩？不如去房屋现场看看。抵付的两套房屋均位于兰州新区，通过走访了解，该楼盘房产交易价格与双方认可的房屋抵债价格基本一致，但目前该区域周边各项配套设施还不是很完善，小区入住率不高。这或许就是李大爷的顾虑之处。
法检两家共同研究分析案件 促进双方达成和解化解纠纷
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承办人决定邀请区法院执行局的同志共同研究分析案件。分析会上，法检两家办案人员分别对该案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案件的处理展开讨论。“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应当终结执行程序。之前的执行异议裁定虽不违法，但却回避了执行行为本身。”“李某不符合再次提起执行异议的条件，他也不能自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讨论热烈而紧张，法检两家努力寻找着处理解决本案的“良方”……
“李某和李大爷是亲戚，在前期调查询问时，两人都有和解意愿，只是在和解金额上，李大爷刚开始要20万，后来降到12万，最后表态最少要10万，而李某最多愿意给5万，我们可以再试着做做思想工作。” “那我们就一起做工作，争取两人能够达成执行和解。”法检办案人员一拍即合。
4月27日上午9点，区法院办公室。“我能不能带个律师朋友？”李大爷提出。“当然可以，兼听则明嘛。”我们笑着答复。承办法官首先向李大爷详细阐释了现有证据材料和将来案件可能的处理结果。“您看您也是将近70岁的老人家了，身体好比什么都好，每天因为经济纠纷的事儿往法检跑，身体和心理也确实承受了不少压力，您这也确实不划算是不？” 法检的办案人员一同宽慰着李大爷。上午11点，李大爷终于松了口，“那就让他再我给5万，一分都不能少，我也不想折腾了。”
中午12点，法院门口。法检办案人员向李某告知调解的最新情况。“5万的事儿都过去了，他之前不接受，这钱我爸也不想给了，我现在最多出2万。”李某表态。
下午13点，检察院二楼办案区。“我们都已经按照抵房协议约定，把两套房子办到了他名下，说好的3万块钱也给了，现在再给他2万已经是最多的了。”李某的父亲情绪有些激动。“我现在也没办法，钱是我爸出，我得听他的。”李某低声附和着。
“你们和李大爷是亲戚，2013年在你厂子经营需要钱的时候，李大爷借了60万给你，钱你用了这么久才还，这个情 ，你得记。”“这个案子你提出过执行异议被法院驳回了，作为被申请人你也无权提执行异议之诉，如果李大爷不提，你就得一直等着。另外，按你说的你去打确认《抵房协议》效力的确认之诉，官司你可能会赢，但是确认之诉是否当然能否定异议裁定并阻却法院的执行，你可能需要继续走诉讼程序……”检察官的话大致是说到了李某父子的心坎里。
4月28日上午9点，检察院门口。“检察官，还是你们厉害，昨天说的话让我爸想通了，现在我们同意给5万，希望尽快能把案子结了，”李某特地一大早跑来告知这个消息。
4月29日上午11点，检察院听证室。在检察长的主持下，法检共同见证了李某和李大爷正式达成执行和解，并当场给付5万元现金，这场纠纷终于得以化解。
在民事检察实践中，当一个案件推进到民事检察监督环节，多数案件已历经过多轮诉讼程序，“和解”无疑属于当事人最优诉求解决途径，这也完全符合“枫桥经验” 对司法柔性的期待。本案的成功办理，在于检察人员对案件争议事实深入调查的细心，在于对当事人情绪打败理性心理状态扭转的耐心，在于将自己置身百态民生切实体会当事人感受的热心，当然，更在于法检联动依法依理促进和解的真心。
来源 | 安宁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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