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地进入和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天堂泡泡就会形成。当人们与宇宙中央太阳和宇宙中央种族的频率形成连接的时候，人们有意识地创建这种连接，然后改变就会发生。
当拥有此频率的两个或多个人碰面时，会在能量场中产生某一共振效应。它会进一步改变能量场，改变实相，创造天堂泡泡。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场，泡泡内外的能量截然不同。
天堂泡泡不断膨胀和扩大，然后它们的能量会触发一切需要转化的事物。对一些人来说，具有“天堂泡泡的人”就像是红色的药丸。
当拥有此频率的两个或多个人碰面时，会在能量场中产生某一共振效应。它会进一步改变能量场，改变实相，创造天堂泡泡。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场，泡泡内外的能量截然不同。
天堂泡泡不断膨胀和扩大，然后它们的能量会触发一切需要转化的事物。对一些人来说，具有“天堂泡泡的人”就像是红色的药丸。
中国视域与游子衿《薄雾》的艺术特点
杨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梅州人杰地灵，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一些著名诗人，如黄遵宪、丘逢甲、宋湘、李金发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中国诗人，而非地方意义上的梅州诗人。顺延这种逻辑来看，游子衿的诗其实是一种中国诗歌，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梅州或者客家诗歌。客观地说，学界对梅州诗人的评价和宣传力度是不足的。从他们接受的精神资源来看，他们的诗具有世界性。现代主义是游子衿重要的精神资源，这意味着不能把他的诗单纯地归结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影响很大，艾青、穆旦的诗歌写作都带有这种现代主义色彩。而在艺术形式探索上走得最远的是梅州籍诗人李金发，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史和文学史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富有开创性的诗人，这一点跟黄遵宪很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李金发是新诗理念现代化走得最远的一个诗人，其诗歌的现代主义色彩非常强，直到今天读来仍有很多令人不懂之处。与诗歌相比，文艺界对梅州美术家的宣传也不够。一提到广东美术，艺术界肯定会讲到岭南画派。岭南画派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派，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不过是长安画派、江浙画派等的之一。而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林风眠（中央美院的第二任院长）的存在意义可能比岭南画派还重要，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美术的世界性影响因素所在。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徐悲鸿（中央美院的第三任院长），他强调的是宏大叙事，代表了革命绘画的巨大成就，他的画呈示的是抗日等重大主题，比较写实，是中国画的主流。对中国绘画来说，徐悲鸿代表了一个方面，林风眠代表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画代表了中国绘画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他的画既有中国古典绘画的写意风格，也有西方绘画的写意风格。因此，不管是文学还是美术，梅州都是一个重镇。梅州之所以能孕育出黄遵宪、李金发、林风眠这类领军人物，与客家文化密切相关。当然，这批艺术家和诗人身上的现代性肯定与他们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本来，像这样带有现代性的艺术家和作家，应该产生在一个大城市里，但他们产生在梅州。这与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密切相关。客家文化的底蕴和地位，本应令其得到客观表述和认可。这并非夸大梅州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的客观存在，前述诗人画家，本来就能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中国文化的存在面相。比如，梅州所拥有的移民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国的国土面积比欧洲还大，我们从本省来到他省，语言、文化背景都不同，这与从阿拉伯地区跑到欧洲的移民是有共同性的。可以说，广东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能说我们仅仅写了广东诗歌。我们写的是中国诗歌。改革开放在广东率先发轫，它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文化对接，是中国文学中比较主流的一部分，代表了中国40多年的历史进程。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城市化进程是全世界作家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话题。所以谈论梅州文学、客家文学或游子衿的诗集《薄雾》，可以用更开阔的背景和眼界来加以探究，而不能仅局限于客家文化视域。或者说，由于在用汉语进行写作，所以“大家”的写作都是中国写作的一部分，而梅州诗人的写作其实应该置于这样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下。近几十年间，梅州诗歌活动非常活跃，比如梅州的射门诗社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诗歌社团。游子衿原系射门诗社的一员。射门诗社是20世纪80年代广东比较活跃的几个地方诗社之一，当时还有韶关的五月诗社、湛江的红土诗社等。在这几个诗社里，射门诗社比五月诗社和红土诗社的现代性更强一些。这并非贬低后者，写作没有哪种风格是最佳的，每种作品都有它的优点，并非只有一种风格是对的。游子衿的诗虽然可以归类为客家诗歌，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其现代性特征比较明显。这种现代性跟前辈、传统都有密切关联性。显而易见，谈文学必须谈传统。客观地讲，不能说林风眠的绘画比别人的绘画，如写实的绘画，与中国传统更远，因为他带有更大的写意性、个人化感受，这使得他的绘画其实与传统更为密切。游子衿是客家文学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诗里有本土文化—客家文化的元素，但具有现代性的意味，这一点在《薄雾》和《时光书简》中都体现得比较明显。第二，游子衿的诗坚持书写原在世界、原在事物和表达着原在情感。这跟笔者的写作风格有点相反。清代赵翼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笔者写作比较趋新，新出的诗集中连多维空间都写进去了。又如，笔者在去年《诗刊》第一期发表的《云端交响曲》中写了暗物质等高科技元素。关于诗歌的含义，《随园诗话》说：诗是词言。诗字是言字旁一个“寺”，即手持什东西的持，这意味着诗歌是把一个时代的某种东西留存下来。笔者写诗歌，试图把一个时代的东西留存下来得比较多。但游子衿的诗不同，这体现了另外一种风格。关于诗歌，还有一种说法：诗是寺庙的语言。诗字里有个“寺”，而寺庙语言注重表达了人们的精神感受。笔者的诗中新的词语、意象比较多，但是游子衿的诗歌写作代表的是另一种方向，代表了一种对“原在”的坚守。这肯定也是对的。这就像对世界的两种理解方式，无论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还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都是对的。世界变化纷纭，但是有一些原在的事物没有变化，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自古代到今天都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变化。游子衿的诗，从笔者阅读的感受来说，他写的是那种比较恒定、不太变化的东西。以《薄雾》为例：“这个世界已经被使用得/非常陈旧，许多人在死前/使用过它，许多事情在结束前/使用过它。在青山蓊郁时/万马奔腾时，时代的曙光呈现时/虚无使用过它。在靠近大海的地方/贫穷使用过它。它已经陈旧得/像时间一样毫无新意，但爱/还在使用着它，像薄雾刚刚升起/向四周弥散……像明天，你我将遇见”。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表达的就是那些陈旧的事物，在今天的生活里依然存在，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知识、周围虽然都在更新，比如说我们用的电脑、手机等，但我们的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等基本感受跟古人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是这些感受得以生成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当下社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种变化肯定是需要的，笔者个人写作有点未来主义倾向，并觉得这种变化是美好的，但是这个变化确实给“我”和“我们”带来了某种浮躁、动荡不安和焦虑，但是游子衿的诗在对一种原在事物进行表达，他写得很沉静、平和，宛如静水流深。他的诗祥和、淡然、自然，这一点继承了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优秀传统。可以想见，在焦虑动荡、浮躁不安的时代里，当你晚上安静地读一首诗时，就如同安静地读一个人，你的心理会自然而然地安定下来。比如在《等火车》一诗中，游子衿说这个城市是他睡着的地方，火车从城市中间穿过，河水冲刷出两岸农田和青山，他写等火车写得非常宁静和安宁。有趣的是，笔者在2020年也写了一首叫《火车，火车》的诗，写笔者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非常兴奋，在火车的声音里听到了各种生命的感觉，然后笔者隐喻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这里的“火车”代表了一种革命和往前冲的精神。这就体现了不同的写作角度，我还写了曾经学生放假乘闷罐车，如今高铁。第2，游子衿的诗里有一种哀婉、惆怅的情绪。诗歌可以表达各种情绪，像李白的浪漫，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但游子衿的诗比较感伤，比较哀婉，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写作和抒情方式。中国古典诗歌里很少有那种绝对的否定和肯定逻辑，它一般表达的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伤情绪，而非明确立场，如批判战争的反动、错误等。游子衿的诗非常有特点，批评界可以给他进行一下命名。如果没有一个命名，就不知道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当然，这个命名也不一定对，比如山药蛋派不等于山药蛋，朦胧诗未必一定朦胧，北岛、顾城、多多、舒婷都认为自己的诗不是“朦胧诗”，他们是“今天派”，但命名肯定是有必要的，命名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游子衿在抒写比较原在的人、物、事，但它们实际上还是时代的一个部分。在时代变化之中，我们要把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层面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在这种快速变化之中有某种慢生活的东西，梅州生活节奏比深圳慢得多，所以完全可以在梅州表达这种慢生活的情绪。换言之，对游子衿的诗作进行命名，这不但有利于其诗作的传播，还是对其诗作的一种肯定，更表征了将其诗作化为“中国诗歌”一部分的必要性。
杨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梅州人杰地灵，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其中包括一些著名诗人，如黄遵宪、丘逢甲、宋湘、李金发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中国诗人，而非地方意义上的梅州诗人。顺延这种逻辑来看，游子衿的诗其实是一种中国诗歌，而非简单意义上的梅州或者客家诗歌。客观地说，学界对梅州诗人的评价和宣传力度是不足的。从他们接受的精神资源来看，他们的诗具有世界性。现代主义是游子衿重要的精神资源，这意味着不能把他的诗单纯地归结为一种地方性诗歌。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影响很大，艾青、穆旦的诗歌写作都带有这种现代主义色彩。而在艺术形式探索上走得最远的是梅州籍诗人李金发，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史和文学史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富有开创性的诗人，这一点跟黄遵宪很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李金发是新诗理念现代化走得最远的一个诗人，其诗歌的现代主义色彩非常强，直到今天读来仍有很多令人不懂之处。与诗歌相比，文艺界对梅州美术家的宣传也不够。一提到广东美术，艺术界肯定会讲到岭南画派。岭南画派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派，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不过是长安画派、江浙画派等的之一。而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说，林风眠（中央美院的第二任院长）的存在意义可能比岭南画派还重要，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美术的世界性影响因素所在。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徐悲鸿（中央美院的第三任院长），他强调的是宏大叙事，代表了革命绘画的巨大成就，他的画呈示的是抗日等重大主题，比较写实，是中国画的主流。对中国绘画来说，徐悲鸿代表了一个方面，林风眠代表了另一方面。因为他的画代表了中国绘画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他的画既有中国古典绘画的写意风格，也有西方绘画的写意风格。因此，不管是文学还是美术，梅州都是一个重镇。梅州之所以能孕育出黄遵宪、李金发、林风眠这类领军人物，与客家文化密切相关。当然，这批艺术家和诗人身上的现代性肯定与他们的留学经历密切相关。本来，像这样带有现代性的艺术家和作家，应该产生在一个大城市里，但他们产生在梅州。这与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密切相关。客家文化的底蕴和地位，本应令其得到客观表述和认可。这并非夸大梅州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它的客观存在，前述诗人画家，本来就能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中国文化的存在面相。比如，梅州所拥有的移民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国的国土面积比欧洲还大，我们从本省来到他省，语言、文化背景都不同，这与从阿拉伯地区跑到欧洲的移民是有共同性的。可以说，广东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能说我们仅仅写了广东诗歌。我们写的是中国诗歌。改革开放在广东率先发轫，它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文化对接，是中国文学中比较主流的一部分，代表了中国40多年的历史进程。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城市化进程是全世界作家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话题。所以谈论梅州文学、客家文学或游子衿的诗集《薄雾》，可以用更开阔的背景和眼界来加以探究，而不能仅局限于客家文化视域。或者说，由于在用汉语进行写作，所以“大家”的写作都是中国写作的一部分，而梅州诗人的写作其实应该置于这样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下。近几十年间，梅州诗歌活动非常活跃，比如梅州的射门诗社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诗歌社团。游子衿原系射门诗社的一员。射门诗社是20世纪80年代广东比较活跃的几个地方诗社之一，当时还有韶关的五月诗社、湛江的红土诗社等。在这几个诗社里，射门诗社比五月诗社和红土诗社的现代性更强一些。这并非贬低后者，写作没有哪种风格是最佳的，每种作品都有它的优点，并非只有一种风格是对的。游子衿的诗虽然可以归类为客家诗歌，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其现代性特征比较明显。这种现代性跟前辈、传统都有密切关联性。显而易见，谈文学必须谈传统。客观地讲，不能说林风眠的绘画比别人的绘画，如写实的绘画，与中国传统更远，因为他带有更大的写意性、个人化感受，这使得他的绘画其实与传统更为密切。游子衿是客家文学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诗里有本土文化—客家文化的元素，但具有现代性的意味，这一点在《薄雾》和《时光书简》中都体现得比较明显。第二，游子衿的诗坚持书写原在世界、原在事物和表达着原在情感。这跟笔者的写作风格有点相反。清代赵翼在《论诗》中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笔者写作比较趋新，新出的诗集中连多维空间都写进去了。又如，笔者在去年《诗刊》第一期发表的《云端交响曲》中写了暗物质等高科技元素。关于诗歌的含义，《随园诗话》说：诗是词言。诗字是言字旁一个“寺”，即手持什东西的持，这意味着诗歌是把一个时代的某种东西留存下来。笔者写诗歌，试图把一个时代的东西留存下来得比较多。但游子衿的诗不同，这体现了另外一种风格。关于诗歌，还有一种说法：诗是寺庙的语言。诗字里有个“寺”，而寺庙语言注重表达了人们的精神感受。笔者的诗中新的词语、意象比较多，但是游子衿的诗歌写作代表的是另一种方向，代表了一种对“原在”的坚守。这肯定也是对的。这就像对世界的两种理解方式，无论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还是“日光之下无新事”，都是对的。世界变化纷纭，但是有一些原在的事物没有变化，如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自古代到今天都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变化。游子衿的诗，从笔者阅读的感受来说，他写的是那种比较恒定、不太变化的东西。以《薄雾》为例：“这个世界已经被使用得/非常陈旧，许多人在死前/使用过它，许多事情在结束前/使用过它。在青山蓊郁时/万马奔腾时，时代的曙光呈现时/虚无使用过它。在靠近大海的地方/贫穷使用过它。它已经陈旧得/像时间一样毫无新意，但爱/还在使用着它，像薄雾刚刚升起/向四周弥散……像明天，你我将遇见”。这首诗写得非常好，他表达的就是那些陈旧的事物，在今天的生活里依然存在，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知识、周围虽然都在更新，比如说我们用的电脑、手机等，但我们的基本情感、喜怒哀乐等基本感受跟古人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是这些感受得以生成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当下社会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这种变化肯定是需要的，笔者个人写作有点未来主义倾向，并觉得这种变化是美好的，但是这个变化确实给“我”和“我们”带来了某种浮躁、动荡不安和焦虑，但是游子衿的诗在对一种原在事物进行表达，他写得很沉静、平和，宛如静水流深。他的诗祥和、淡然、自然，这一点继承了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的优秀传统。可以想见，在焦虑动荡、浮躁不安的时代里，当你晚上安静地读一首诗时，就如同安静地读一个人，你的心理会自然而然地安定下来。比如在《等火车》一诗中，游子衿说这个城市是他睡着的地方，火车从城市中间穿过，河水冲刷出两岸农田和青山，他写等火车写得非常宁静和安宁。有趣的是，笔者在2020年也写了一首叫《火车，火车》的诗，写笔者小时候第一次坐火车，非常兴奋，在火车的声音里听到了各种生命的感觉，然后笔者隐喻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这里的“火车”代表了一种革命和往前冲的精神。这就体现了不同的写作角度，我还写了曾经学生放假乘闷罐车，如今高铁。第2，游子衿的诗里有一种哀婉、惆怅的情绪。诗歌可以表达各种情绪，像李白的浪漫，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但游子衿的诗比较感伤，比较哀婉，这也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写作和抒情方式。中国古典诗歌里很少有那种绝对的否定和肯定逻辑，它一般表达的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感伤情绪，而非明确立场，如批判战争的反动、错误等。游子衿的诗非常有特点，批评界可以给他进行一下命名。如果没有一个命名，就不知道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当然，这个命名也不一定对，比如山药蛋派不等于山药蛋，朦胧诗未必一定朦胧，北岛、顾城、多多、舒婷都认为自己的诗不是“朦胧诗”，他们是“今天派”，但命名肯定是有必要的，命名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游子衿在抒写比较原在的人、物、事，但它们实际上还是时代的一个部分。在时代变化之中，我们要把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层面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在这种快速变化之中有某种慢生活的东西，梅州生活节奏比深圳慢得多，所以完全可以在梅州表达这种慢生活的情绪。换言之，对游子衿的诗作进行命名，这不但有利于其诗作的传播，还是对其诗作的一种肯定，更表征了将其诗作化为“中国诗歌”一部分的必要性。
我们搬来时一楼对门住着一对老夫妻，这是他家的院子，阿姨是一个拥有满头银发和非常好穿衣品味的人，天气好了，阿姨跟叔叔会坐在我们一楼前面的长椅上晒太阳，跟邻居聊聊天。我每次看到她，都会跟她打个招呼，默默的想如果自己老了也要这么美好…
去年的某一天叔叔走了，阿姨有时独自坐在长椅上，有时我从楼上望向她家的花园，发现已经很荒芜了，心里也跟着一紧，今天在阳台晒衣服，看到阿姨家院子的花开了，一定是叔叔回来了，叔叔一定很想她，此刻的我也一样很想你，baba[月亮]
去年的某一天叔叔走了，阿姨有时独自坐在长椅上，有时我从楼上望向她家的花园，发现已经很荒芜了，心里也跟着一紧，今天在阳台晒衣服，看到阿姨家院子的花开了，一定是叔叔回来了，叔叔一定很想她，此刻的我也一样很想你，baba[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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