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深刻总结了春秋时期各国交战的丰富经验,集中概括了战略战术的一般规律。
其中经典句子:
01、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研究。
02、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子兵法地形篇》
了解对方,了解我方,胜利就不会有危险;了解天时,了解地利,胜利就不可穷尽。
03、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兵法始计篇》
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04、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始计篇》
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发动攻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05、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始计篇》
筹划周密的就能取胜,筹划不周密的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筹划的呢?
06、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篇》
不能完全了解用兵害处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好处。
07、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
用兵作战最贵速胜,而不宜持久。
08、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不战而使敌人降服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09、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
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下策是攻城。
10、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
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
11、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军形篇》
善于防守的人,像隐藏于深不可知的地下一样,使敌人无处可窥;善于进攻的人,像动作于高不可测的天上一样,使敌人无从防备。
12、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兵法军形篇》
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能够修明道义,确保法度,所以能够掌握战争胜败的决定权。
13、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兵势篇》
大凡作战,总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
14、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孙子兵法兵势篇》
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如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终而复始,就像日月运行一样;死而复生,就像四时更替一般。
15、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 兵势篇》
奇正相互转化,就像顺着圆环旋转那样,无穷无尽,谁能穷尽它呢?
16、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法兵势篇》
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追求形成有利的态势,而不是苛求人力,因而能够选择合适的人去适应和利用已形成的有利态势。
17、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兵势篇》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就好像把圆石从万丈高山上推滚下来那样不可阻挡,这就是所谓的“势”。
18、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九地篇》
有利的就行动,不利的就停止。
19、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九地篇》
用兵的情理,贵在神速,趁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
20、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孙子兵法九地篇》
要使全军齐心奋勇,在于组织指挥得法;要使强弱都各尽其力,在于恰当利用地形。
21、静以幽,正以治。——《孙子兵法九地篇》
沉着冷静而幽深莫测,公正严明而有条不紊。
22、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23、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孙子兵法虚实篇》
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人不知道怎样防守;善于防御的,能使敌人不知道怎样进攻。
24、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孙子兵法虚实篇》
用兵的规律像水,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
25、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
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
26、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孙子兵法虚实篇》
五行相生相克,四时依次交替,白天有短有长,月亮有缺有圆(永远处在变化之中)。
27、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兵法军争篇》
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才去打击它。
28、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明智的人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
29、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用兵的法则,不要依赖于敌人不来打,而要依仗自己严阵以待,充分准备;不要依赖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仗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和办法。
30、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
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求鬼问神的方式去获取,不可拿相似的事情作类比推测,也不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作验证,一定要取之于人,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取。
☞《网络》
其中经典句子:
01、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
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研究。
02、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子兵法地形篇》
了解对方,了解我方,胜利就不会有危险;了解天时,了解地利,胜利就不可穷尽。
03、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兵法始计篇》
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04、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始计篇》
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发动攻击,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05、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始计篇》
筹划周密的就能取胜,筹划不周密的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筹划的呢?
06、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篇》
不能完全了解用兵害处的人,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好处。
07、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
用兵作战最贵速胜,而不宜持久。
08、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不战而使敌人降服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09、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
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下策是攻城。
10、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
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
11、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军形篇》
善于防守的人,像隐藏于深不可知的地下一样,使敌人无处可窥;善于进攻的人,像动作于高不可测的天上一样,使敌人无从防备。
12、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兵法军形篇》
善于用兵的人,总是能够修明道义,确保法度,所以能够掌握战争胜败的决定权。
13、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兵势篇》
大凡作战,总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
14、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孙子兵法兵势篇》
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如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终而复始,就像日月运行一样;死而复生,就像四时更替一般。
15、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 兵势篇》
奇正相互转化,就像顺着圆环旋转那样,无穷无尽,谁能穷尽它呢?
16、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法兵势篇》
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追求形成有利的态势,而不是苛求人力,因而能够选择合适的人去适应和利用已形成的有利态势。
17、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兵势篇》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就好像把圆石从万丈高山上推滚下来那样不可阻挡,这就是所谓的“势”。
18、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九地篇》
有利的就行动,不利的就停止。
19、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九地篇》
用兵的情理,贵在神速,趁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
20、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孙子兵法九地篇》
要使全军齐心奋勇,在于组织指挥得法;要使强弱都各尽其力,在于恰当利用地形。
21、静以幽,正以治。——《孙子兵法九地篇》
沉着冷静而幽深莫测,公正严明而有条不紊。
22、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23、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孙子兵法虚实篇》
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人不知道怎样防守;善于防御的,能使敌人不知道怎样进攻。
24、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孙子兵法虚实篇》
用兵的规律像水,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
25、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
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
26、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孙子兵法虚实篇》
五行相生相克,四时依次交替,白天有短有长,月亮有缺有圆(永远处在变化之中)。
27、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兵法军争篇》
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才去打击它。
28、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明智的人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避免。
29、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
用兵的法则,不要依赖于敌人不来打,而要依仗自己严阵以待,充分准备;不要依赖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仗自己有使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和办法。
30、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
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求鬼问神的方式去获取,不可拿相似的事情作类比推测,也不可用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作验证,一定要取之于人,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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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语文模拟试题
古代诗歌阅读·诗作试译㈨
水调歌头·渡江 宋·赵善括
山险号北固,景胜冠南州。洪涛江上乱云,山里簇红楼。堪笑萍踪无定,拟泊叶舟何许,无计可依刘。金阙自帷幄,玉垒老貔貅。
问兴亡,成底事,几春秋。六朝人物,五胡妖雾不胜愁。休学楚囚垂泪,须把祖鞭先著,一鼓版图收。惟有金焦石,不逐水漂流。
【注释】这首词约为赵善括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任润州(今江苏镇江)通判时所作。
依刘:东汉末年,长安扰乱,王粲赴荆州依附刘表。
玉垒、貔貅:玉垒喻指军事要塞,貔貅喻指军士。
楚囚垂泪:喻怆怀故国、无力回天的处境。
祖鞭先著:喻指抢先做出成绩。
金焦石:宋时长江上的两座石山。
[译词]
北固山以山势险峻著称,
景物形胜称冠南方各州。
江面洪涛汹涌乱云飞渡,
山峦里隐现着丛簇红楼。
笑我萍踪无定不如王粲,
效荆州依刘也无处泊舟。
深居金阙帝王独断朝纲,
边塞营垒将士疲老困守。
叩问历代兴亡国事成败,
起起落落度过几多春秋。
六朝多少上层偏安人物,
听任五胡乱华不胜忧愁。
莫学楚囚新亭相对涕泣,
要像祖逖先鞭收复金瓯。
只有金山焦山屹立对峙,
任江水冲击不随波逐流。 https://t.cn/A6Xy8fHr
古代诗歌阅读·诗作试译㈨
水调歌头·渡江 宋·赵善括
山险号北固,景胜冠南州。洪涛江上乱云,山里簇红楼。堪笑萍踪无定,拟泊叶舟何许,无计可依刘。金阙自帷幄,玉垒老貔貅。
问兴亡,成底事,几春秋。六朝人物,五胡妖雾不胜愁。休学楚囚垂泪,须把祖鞭先著,一鼓版图收。惟有金焦石,不逐水漂流。
【注释】这首词约为赵善括在南宋孝宗乾道年间任润州(今江苏镇江)通判时所作。
依刘:东汉末年,长安扰乱,王粲赴荆州依附刘表。
玉垒、貔貅:玉垒喻指军事要塞,貔貅喻指军士。
楚囚垂泪:喻怆怀故国、无力回天的处境。
祖鞭先著:喻指抢先做出成绩。
金焦石:宋时长江上的两座石山。
[译词]
北固山以山势险峻著称,
景物形胜称冠南方各州。
江面洪涛汹涌乱云飞渡,
山峦里隐现着丛簇红楼。
笑我萍踪无定不如王粲,
效荆州依刘也无处泊舟。
深居金阙帝王独断朝纲,
边塞营垒将士疲老困守。
叩问历代兴亡国事成败,
起起落落度过几多春秋。
六朝多少上层偏安人物,
听任五胡乱华不胜忧愁。
莫学楚囚新亭相对涕泣,
要像祖逖先鞭收复金瓯。
只有金山焦山屹立对峙,
任江水冲击不随波逐流。 https://t.cn/A6Xy8fHr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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