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奇妙之旅# #中国博物馆的国宝图鉴# 【遇见文明】
仰韶文化见证中国现代考古101年，中华文明究竟从何而来？
#王一博洛阳博物馆推广大使# 让我想起1921年，时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馆长的约翰·贡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对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了发掘并定名为仰韶文化。这次发掘意味着中国现代考古的开端，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被讨论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命题——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被西来了？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西来说并不成立，但到底是真正被推翻了，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文明从西而来？咱们来讲证据，有几个关键点。
图文来源：那个老撕机
声明：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仰韶文化见证中国现代考古101年，中华文明究竟从何而来？
#王一博洛阳博物馆推广大使# 让我想起1921年，时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馆长的约翰·贡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对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了发掘并定名为仰韶文化。这次发掘意味着中国现代考古的开端，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被讨论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命题——中华文明西来说。中华文明被西来了？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西来说并不成立，但到底是真正被推翻了，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文明从西而来？咱们来讲证据，有几个关键点。
图文来源：那个老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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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翼世纪王清杰——城市IP是城市发展的新动能，传播中国的新符号
近年来，IP成为了热门的词汇。城市IP融合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元素、知识元素和自然元素，通过城市IP价值的推广，提升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及满意度。城市IP可作为城市人文精神的升华，高度凝结城市的核心文化素养，对城市的对外推广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城市IP带来的鲜明特征形成了中国城市符号，具备生命力和穿透力，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抓手。
城市IP这个新兴互联网词语自诞生起，就成为了社会各界推崇的热门词汇，并在中国市场传播的应用场景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IP的本意“知识产权”与新时代背景下的“形象识别”的有机融合。城市IP向受众群体分享和传递更加具有可视化、更易于传播的精神，实现快速借助互联网形成城市的凝聚力和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双重效果，提升城市IP价值、充实城市品牌打造过程、成为城市品牌塑造的重要内容。
一、IP挖掘的时代背景
互联网在经过几次的发展之后，形式更加多样化，辐射的行业也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农业等不同业界生态的融入，“互联网+”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互联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行业的重视和青睐。
在互联网时代，最需要的是流量，最重视的还是流量。城市IP的发掘需要流量，更需要互联网的支撑。
（一）城市IP价值挖掘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当前社会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中，IP文化也已成为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新业态。未来，城市经济体将处于竞争的环境下，城市IP的培育打造与长期的持续运营，对提升城市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业内专家皆认为接下来将是创造城市超级IP的时代！
文旅产业在新时代的城市发展中占据较高位置，文化名片的优秀与否决定着城市文旅产业的兴衰强弱，城市IP就是城市文化名片的未来趋势。所以，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探究传统文化、传统人为理念与现代IP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城市IP的挖掘。
现代化都市的城市IP涵盖面较为广泛，无论是人文环境、自然风光、土特产、特色动植物都可以成为挖掘城市IP的基础。城市IP的挖掘要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中国河南省的九朝古都洛阳，就因“中华牡丹甲天下”而获得了“国花之都”的美誉，牡丹花也就成为了洛阳城的城市IP；四川的大熊猫在世界都有着较高的声誉，大熊猫也拥有“国宝”的顶级桂冠，四川的成都的大熊猫也就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成都市的城市IP。
（二）城市IP价值体现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IP价值体现是每一座城市的展现魅力的源泉。IP价值从无到有，从有到发扬光大，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IP作为每一座城市的靓丽名片，是扩大城市知名度的催化剂。
IP价值是新时代的产物，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城市人文文化体系一脉相传。各类古老的人文文化以及新兴的文化理念都是构成城市IP的元素，只要能体现城市某一方面的价值，作为城市的代表，都是新时代所召唤的IP价值体现。
城市IP对于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故而在新时代发展的机遇和背景下，城市的知名度需要借助响亮的城市IP来支撑攀升。在河南西部有一座新兴的城市叫三门峡，是以新中国成立后新修的黄河水利枢纽三门峡大坝而闻名的，随着近年来环境治理的不断提升，成千上万的白天鹅在此栖息，三门峡也就有了“天鹅城”的美誉，每年到冬季都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观赏白天鹅，白天鹅也成了该城市新时代背景下的城市IP。
二、城市IP的发掘势在必行
城市IP可作为城市的名片，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城市发展的形象宣传。城市IP挖掘城市文化以及历史传承，汲取其中某一个点，将该城市的底蕴文化及特色文化进行总结和表达，成为吸引流量的源泉。
（一）城市IP成为城市名胜古迹、土特产的最佳代言
打造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不易，城市IP更要切中城市最为突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资源挖掘和再利用，确保城市IP的运营能达到获客、留客、锁客的预期效果。辽宁丹东的鸭绿江大桥、新疆的哈密瓜、泰山的日出、陕西的秦腔等都可以作为城市IP发掘的切入点。
达到一定知名度的IP不仅能帮助城市获客，其自身的传播效能也是不可估量的。IP传播力量的体现更大程度上在于其在网络上的效能传播以及在实际人群口碑效应的推广。其强大的传播力量、朗朗上口的品牌效应、多年积累的文化资源内涵促使IP价值高效传播力量的形成。
（二）城市IP成为获客成本低、效果好的途径
城市在宣传和推广中，老套的纪录片和宣传片已经不符合当今的时代要求。城市IP在城市吸引人才、扩大影响力及吸引力等方面，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当今融媒体正在高速发展，城市IP一旦形成，在各类平台的推广和分享下，城市的特色会在短时间内收获较高的流量，这是从前传统宣传和推广所无法实现的。
三、依托互联网实现城市IP挖掘
互联网内容精彩纷呈，容量极大，城市经营者若要实现城市的传播效应，就要依托现代互联网的功效，找寻互联网中的热点及亮点，发掘流量的爆发点及升华点，探索和重构符合自身城市发展的超级IP,当城市IP正确形成并加以正确推广，就可以实现引爆全网，流量井喷的效果。
（一）将互联网作为城市IP挖掘的来源
城市IP的挖掘要以符合互联网思维为第一准则，不可以按照常规的思维模式来推进，互联网的每一处细微的亮点闪动及流量的变化，都是城市IP挖掘的思想和根源。城市IP的挖掘应以当地的资源作为基础条件，融入互联网易传播的特性，将城市的某一个点无限放大，实现城市IP的价值形成。
（二）将互联网作为城市IP实践的阵地
城市IP的成功挖掘，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互联网就是最好的实践场地。一个城市IP的成功与否，需要看在互联网能否起到一鸣惊人、快速传播的功效。城市IP在高度融合了该城市的独特性格后，可以根据在互联网各方面的反响，及时调整城市IP下一步的推广方向及方案以适应互联网瞬息万变的特征。
四、城市IP价值传播借力于互联网
城市IP要依靠互联网，尽可能发挥“互联网+”的功效。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历史文化以及非遗传承等独特资源，想将这些丰富的内容向外推广，那就要顺应互联网的特点，将“互联网+”向更深层次推进，让“互联网+”助推城市IP的推广。
（一）城市IP成为新型传媒的源泉
城市IP以城市文化为载体，可以实现城市文化与IP价值的融合，通过新文创实现城市IP价值，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分享变更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加快捷和高效，城市IP可以成为新型传媒的源泉，更加有活力和动力。
新型媒体的源泉在于不断地探索和发现各类新颖的话题及大众感知度较高的事物，在城市IP的推广方面，新型传媒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城市IP价值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迎合融媒体的业态发展。
数字化平台的展现为新型传播媒体提供了多元化的空间展示，特别是以城市IP的推广来分析，在互联网时代，以文字、图像、声音、动画多角度全方位的呈现，突破了传统媒体单一的推广模式，多方式多角度呈现城市业态，助力城市IP 的推广。城市IP 的发掘有一定的巧合性，一段不经意间爆火的小视频就可能会凸显出城市的IP价值。特别是在新媒体资源丰富的时代背景下，城市IP价值可以成为现代融媒体的信息来源，也可助力政府公众号以及网红、大V等的推广，城市IP价值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多样化呈现，打破了地域以及媒介的限制，对城市的宣传及传播带来深远的影响力。
城市IP资源来源丰富，一切大众感知度较高的资讯都可以构成城市IP的价值，都可以作为城市IP价值的传播来源。在城市IP发掘的实践中，各类信息资源的融合，形成了城市IP价值发掘的资源库。例如历史文化名人、动漫形象、卡通吉祥物、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物品及技艺都可以是城市IP的价值体现。虽然城市IP价值的发掘资源较为丰富，但是要想扩大城市IP价值的影响并加以升华，必须要将IP价值的发掘及传播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特别是要借助于现代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性，比如当前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网红直播、抖音及快手等短视频APP等高效传播的特性，确保城市IP在互联网传播中得到快速推广。
（二）互联网助推城市IP价值的传播
现代化都市的IP价值得到发掘和传播，在很多程度上是要依靠互联网的力量。互联网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成为了所有信息的聚合产品，许多党媒、公众人物、网红等都在互联网中占据了一定的资源。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为很多融媒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智能手机终端的普及以及移动4G网络的成熟和5G网络的逐步商用，都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城市IP定性首先就有一定的互联网性。城市IP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产物，互联网高效实时传播的特性，使城市IP价值得到体现、使城市IP快速传播、取得现实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确保城市IP价值能够变现，实现其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互联网的分享价值也已得到社会的公认。任何事物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会立即形成不可阻挡的传播途径，不是平常力量可以阻挡。在互联网，无论正面和负面的消息都会伴随互联网产生深远意义，城市IP价值也同样如此，提炼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IP价值后，最需要快速的分享和传播。互联网正是不二之选，通过互联网的推送及快速传播，城市IP价值将迅速在各种网络平台起势，起到寻常媒介不能达到的特别效果。
（三）城市IP价值的传播实现城市凝聚力的提升
城市IP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城市的精髓，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或是一个城市走向更新型发展的写照，城市IP中蕴含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及发展机遇，是这个城市真实的象征。城市IP价值从无到有，从有到人尽皆知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城市的凝聚力也将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城市的凝聚力要依靠当地政府良好的口碑形象、较好的营商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等来积极构建，将这些软件设施变换成易于传播和分享的内容，再稍作转化就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IP价值。城市IP价值和城市凝聚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城市IP价值的有效快速传播可以实现城市凝聚力的迅速提升。
中国当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中国的城市发展离不开推介，城市IP的打造及价值挖掘迎合了各行业及整个社会的需求。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机遇，可加快城市IP价值的传播、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及发展水平、赋能城市推介与建设，形成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的新业态。
让文化具有文化生产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城市IP再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也将成为新时代城市的一种价值体现。随着元宇宙、数字人等技术走进人们的视野，城市IP的打造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开端，以文化与科技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打造中国符号集群、为中国文化传播和树立文化自信带来深远的影响。
王清杰个人简介：
北京国艺美术馆馆长、中国书法展览馆执行馆长、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出版传媒联谊会副秘书长、文化部青联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东城文联顾问，荣获中华慈善协会授予“爱心慈善人士”、“慈善爱心书画家”、尼泊尔驻华大使授予“尼泊尔大使奖”等荣誉称号。
艺术作品被海内外多家美术馆、博物馆等重要机构收藏，多次参加国家级重要展览。
近年来，IP成为了热门的词汇。城市IP融合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元素、知识元素和自然元素，通过城市IP价值的推广，提升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及满意度。城市IP可作为城市人文精神的升华，高度凝结城市的核心文化素养，对城市的对外推广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城市IP带来的鲜明特征形成了中国城市符号，具备生命力和穿透力，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抓手。
城市IP这个新兴互联网词语自诞生起，就成为了社会各界推崇的热门词汇，并在中国市场传播的应用场景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IP的本意“知识产权”与新时代背景下的“形象识别”的有机融合。城市IP向受众群体分享和传递更加具有可视化、更易于传播的精神，实现快速借助互联网形成城市的凝聚力和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双重效果，提升城市IP价值、充实城市品牌打造过程、成为城市品牌塑造的重要内容。
一、IP挖掘的时代背景
互联网在经过几次的发展之后，形式更加多样化，辐射的行业也越来越多，随着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农业等不同业界生态的融入，“互联网+”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互联网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行业的重视和青睐。
在互联网时代，最需要的是流量，最重视的还是流量。城市IP的发掘需要流量，更需要互联网的支撑。
（一）城市IP价值挖掘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当前社会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发展中，IP文化也已成为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新业态。未来，城市经济体将处于竞争的环境下，城市IP的培育打造与长期的持续运营，对提升城市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业内专家皆认为接下来将是创造城市超级IP的时代！
文旅产业在新时代的城市发展中占据较高位置，文化名片的优秀与否决定着城市文旅产业的兴衰强弱，城市IP就是城市文化名片的未来趋势。所以，在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探究传统文化、传统人为理念与现代IP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城市IP的挖掘。
现代化都市的城市IP涵盖面较为广泛，无论是人文环境、自然风光、土特产、特色动植物都可以成为挖掘城市IP的基础。城市IP的挖掘要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中国河南省的九朝古都洛阳，就因“中华牡丹甲天下”而获得了“国花之都”的美誉，牡丹花也就成为了洛阳城的城市IP；四川的大熊猫在世界都有着较高的声誉，大熊猫也拥有“国宝”的顶级桂冠，四川的成都的大熊猫也就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成都市的城市IP。
（二）城市IP价值体现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IP价值体现是每一座城市的展现魅力的源泉。IP价值从无到有，从有到发扬光大，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IP作为每一座城市的靓丽名片，是扩大城市知名度的催化剂。
IP价值是新时代的产物，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城市人文文化体系一脉相传。各类古老的人文文化以及新兴的文化理念都是构成城市IP的元素，只要能体现城市某一方面的价值，作为城市的代表，都是新时代所召唤的IP价值体现。
城市IP对于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故而在新时代发展的机遇和背景下，城市的知名度需要借助响亮的城市IP来支撑攀升。在河南西部有一座新兴的城市叫三门峡，是以新中国成立后新修的黄河水利枢纽三门峡大坝而闻名的，随着近年来环境治理的不断提升，成千上万的白天鹅在此栖息，三门峡也就有了“天鹅城”的美誉，每年到冬季都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观赏白天鹅，白天鹅也成了该城市新时代背景下的城市IP。
二、城市IP的发掘势在必行
城市IP可作为城市的名片，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城市发展的形象宣传。城市IP挖掘城市文化以及历史传承，汲取其中某一个点，将该城市的底蕴文化及特色文化进行总结和表达，成为吸引流量的源泉。
（一）城市IP成为城市名胜古迹、土特产的最佳代言
打造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不易，城市IP更要切中城市最为突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点进行资源挖掘和再利用，确保城市IP的运营能达到获客、留客、锁客的预期效果。辽宁丹东的鸭绿江大桥、新疆的哈密瓜、泰山的日出、陕西的秦腔等都可以作为城市IP发掘的切入点。
达到一定知名度的IP不仅能帮助城市获客，其自身的传播效能也是不可估量的。IP传播力量的体现更大程度上在于其在网络上的效能传播以及在实际人群口碑效应的推广。其强大的传播力量、朗朗上口的品牌效应、多年积累的文化资源内涵促使IP价值高效传播力量的形成。
（二）城市IP成为获客成本低、效果好的途径
城市在宣传和推广中，老套的纪录片和宣传片已经不符合当今的时代要求。城市IP在城市吸引人才、扩大影响力及吸引力等方面，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当今融媒体正在高速发展，城市IP一旦形成，在各类平台的推广和分享下，城市的特色会在短时间内收获较高的流量，这是从前传统宣传和推广所无法实现的。
三、依托互联网实现城市IP挖掘
互联网内容精彩纷呈，容量极大，城市经营者若要实现城市的传播效应，就要依托现代互联网的功效，找寻互联网中的热点及亮点，发掘流量的爆发点及升华点，探索和重构符合自身城市发展的超级IP,当城市IP正确形成并加以正确推广，就可以实现引爆全网，流量井喷的效果。
（一）将互联网作为城市IP挖掘的来源
城市IP的挖掘要以符合互联网思维为第一准则，不可以按照常规的思维模式来推进，互联网的每一处细微的亮点闪动及流量的变化，都是城市IP挖掘的思想和根源。城市IP的挖掘应以当地的资源作为基础条件，融入互联网易传播的特性，将城市的某一个点无限放大，实现城市IP的价值形成。
（二）将互联网作为城市IP实践的阵地
城市IP的成功挖掘，更需要实践的检验，互联网就是最好的实践场地。一个城市IP的成功与否，需要看在互联网能否起到一鸣惊人、快速传播的功效。城市IP在高度融合了该城市的独特性格后，可以根据在互联网各方面的反响，及时调整城市IP下一步的推广方向及方案以适应互联网瞬息万变的特征。
四、城市IP价值传播借力于互联网
城市IP要依靠互联网，尽可能发挥“互联网+”的功效。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历史文化以及非遗传承等独特资源，想将这些丰富的内容向外推广，那就要顺应互联网的特点，将“互联网+”向更深层次推进，让“互联网+”助推城市IP的推广。
（一）城市IP成为新型传媒的源泉
城市IP以城市文化为载体，可以实现城市文化与IP价值的融合，通过新文创实现城市IP价值，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分享变更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更加快捷和高效，城市IP可以成为新型传媒的源泉，更加有活力和动力。
新型媒体的源泉在于不断地探索和发现各类新颖的话题及大众感知度较高的事物，在城市IP的推广方面，新型传媒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城市IP价值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迎合融媒体的业态发展。
数字化平台的展现为新型传播媒体提供了多元化的空间展示，特别是以城市IP的推广来分析，在互联网时代，以文字、图像、声音、动画多角度全方位的呈现，突破了传统媒体单一的推广模式，多方式多角度呈现城市业态，助力城市IP 的推广。城市IP 的发掘有一定的巧合性，一段不经意间爆火的小视频就可能会凸显出城市的IP价值。特别是在新媒体资源丰富的时代背景下，城市IP价值可以成为现代融媒体的信息来源，也可助力政府公众号以及网红、大V等的推广，城市IP价值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多样化呈现，打破了地域以及媒介的限制，对城市的宣传及传播带来深远的影响力。
城市IP资源来源丰富，一切大众感知度较高的资讯都可以构成城市IP的价值，都可以作为城市IP价值的传播来源。在城市IP发掘的实践中，各类信息资源的融合，形成了城市IP价值发掘的资源库。例如历史文化名人、动漫形象、卡通吉祥物、具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物品及技艺都可以是城市IP的价值体现。虽然城市IP价值的发掘资源较为丰富，但是要想扩大城市IP价值的影响并加以升华，必须要将IP价值的发掘及传播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特别是要借助于现代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性，比如当前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网红直播、抖音及快手等短视频APP等高效传播的特性，确保城市IP在互联网传播中得到快速推广。
（二）互联网助推城市IP价值的传播
现代化都市的IP价值得到发掘和传播，在很多程度上是要依靠互联网的力量。互联网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成为了所有信息的聚合产品，许多党媒、公众人物、网红等都在互联网中占据了一定的资源。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为很多融媒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智能手机终端的普及以及移动4G网络的成熟和5G网络的逐步商用，都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城市IP定性首先就有一定的互联网性。城市IP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产物，互联网高效实时传播的特性，使城市IP价值得到体现、使城市IP快速传播、取得现实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确保城市IP价值能够变现，实现其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互联网的分享价值也已得到社会的公认。任何事物经过互联网的发酵，就会立即形成不可阻挡的传播途径，不是平常力量可以阻挡。在互联网，无论正面和负面的消息都会伴随互联网产生深远意义，城市IP价值也同样如此，提炼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IP价值后，最需要快速的分享和传播。互联网正是不二之选，通过互联网的推送及快速传播，城市IP价值将迅速在各种网络平台起势，起到寻常媒介不能达到的特别效果。
（三）城市IP价值的传播实现城市凝聚力的提升
城市IP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城市的精髓，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或是一个城市走向更新型发展的写照，城市IP中蕴含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及发展机遇，是这个城市真实的象征。城市IP价值从无到有，从有到人尽皆知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城市的凝聚力也将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展现出来。
城市的凝聚力要依靠当地政府良好的口碑形象、较好的营商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等来积极构建，将这些软件设施变换成易于传播和分享的内容，再稍作转化就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IP价值。城市IP价值和城市凝聚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城市IP价值的有效快速传播可以实现城市凝聚力的迅速提升。
中国当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中国的城市发展离不开推介，城市IP的打造及价值挖掘迎合了各行业及整个社会的需求。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机遇，可加快城市IP价值的传播、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及发展水平、赋能城市推介与建设，形成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的新业态。
让文化具有文化生产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城市IP再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也将成为新时代城市的一种价值体现。随着元宇宙、数字人等技术走进人们的视野，城市IP的打造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开端，以文化与科技的力量，激活中华文明、打造中国符号集群、为中国文化传播和树立文化自信带来深远的影响。
王清杰个人简介：
北京国艺美术馆馆长、中国书法展览馆执行馆长、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出版传媒联谊会副秘书长、文化部青联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东城文联顾问，荣获中华慈善协会授予“爱心慈善人士”、“慈善爱心书画家”、尼泊尔驻华大使授予“尼泊尔大使奖”等荣誉称号。
艺术作品被海内外多家美术馆、博物馆等重要机构收藏，多次参加国家级重要展览。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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