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愿展开论述，原po自己跳脸，那且讲讲。
此人先开指名道姓地图炮，又声明自己也看些自以为下贱的东西，自己不应被骂。然而同人圈门槛已很低（都是站在原作肩膀上的快乐，不然为何不搞原创？），以圈子的下限自证清白，可以说是论点论据两不相干。讨论某圈产出水准，应拿产出上限相比，产出上限两种比法：一是你读的，二是你写的。其一不行，说明你扫文水平欠佳，多读点好的；其二不行，说明你写作水平欠佳，找不出原作的罅隙。情感模板本无高下之分，有分别的是技巧水平，是否对自己写的不自信？同人本是下贱的艺术，你非要分三六九等，敢问你占哪一等？
再退一万步，忽略原po抒发优越感的小作文，假设她表达的本意是“原作内容太满则留给二次创作者的空间减少，创作难度上升”，如此中性的表意被一通欠缺重点、主观偏颇的表达扭曲了，引得骂声一片，请稍作反思，是谁“语文不好”？
此人先开指名道姓地图炮，又声明自己也看些自以为下贱的东西，自己不应被骂。然而同人圈门槛已很低（都是站在原作肩膀上的快乐，不然为何不搞原创？），以圈子的下限自证清白，可以说是论点论据两不相干。讨论某圈产出水准，应拿产出上限相比，产出上限两种比法：一是你读的，二是你写的。其一不行，说明你扫文水平欠佳，多读点好的；其二不行，说明你写作水平欠佳，找不出原作的罅隙。情感模板本无高下之分，有分别的是技巧水平，是否对自己写的不自信？同人本是下贱的艺术，你非要分三六九等，敢问你占哪一等？
再退一万步，忽略原po抒发优越感的小作文，假设她表达的本意是“原作内容太满则留给二次创作者的空间减少，创作难度上升”，如此中性的表意被一通欠缺重点、主观偏颇的表达扭曲了，引得骂声一片，请稍作反思，是谁“语文不好”？
【数字经济助推高教数字化转型】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推进，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已然到来。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保持了高位的年均增长速度，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抓住数字经济这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
关于数字经济包含的具体内容，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5月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将数字经济严格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对应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具体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数字化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专家学者有很多表述。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认为，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据支撑。数据资本取代实体资本成为支撑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数据资本是指包含海量信息的流通数据经由分析处理技术衍生出的集成信息资产（如大数据）。利用数据资本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是开拓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的关键。第二，融合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创新过程脱离了从知识积累、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规律，创新阶段边界逐渐模糊，各阶段相互作用，创新过程逐渐融为一体。第三，开放共享。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数字化平台加速涌现，以开放的生态系统为载体，将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逐步整合到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资源有机结合，创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形成平台经济。这三条新特征贯穿数字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力。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
关于数字技术的简单理解是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各项科学技术，目前最常见的是被合称为“大智移云物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信息这一人类知识载体的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与处理方式，催生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进而改变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
专家学者们认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要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保障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早日突破核心技术难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领域的研发突破和迭代应用，同时要提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创新能力，加强量子信息、先进计算、未来网络这些前沿技术布局。力争在一些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只有夯实技术基础、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把控好数字经济的“命门”，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长周玉表示，“最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继续实施‘头雁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年轻的创新创业人才来到黑龙江，哈工大也将继续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的产业领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周玉认为，大数据具有巨大产业发展潜力和广泛应用前景，加快推进黑龙江省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对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培育数字文化产业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带动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促进文化传播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认为，可以从源头出发，加快打造优质可持续的数字文化内容生态。政策引导从业企业下大力气培育和鼓励创作者，进一步利用好中华文化的“富矿”，用情用力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精品力作；推进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持续加大与游戏、影视、网文、动漫等数字文创企业的主动对接合作，进一步引导国内数字文化企业与民俗和区域文化从业者、研究者进行平台交流，开展更加体系化的对接与共创，增强数字文化产品创作的内生动力。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治理影视、文学、动漫、游戏作品侵权等行业乱象，保护数字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专家建议，司法机关进一步推进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相关侵权诉讼的理论研判与司法实践，有力打击针对原创数字内容的新型侵权行为，进一步发挥相关法律对创作者的支持作用；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协同治理与惩处力度，有效打击数字文化领域的网络灰黑产乱象，持续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针对新兴商业模式遇到的IP纠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有序竞争、良性发展的市场规则，兼顾行业发展、社会效益以及业内各主体的利益。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一德教授认为，快速发展变化的数字经济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他因此建议，在数字经济治理中，完善数据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应当成为重点工程。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
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专业、高效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予以支撑；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改变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育形态的不断创新。应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改革，搭建数字化的社会实践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利用信息技术树立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全面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展望未来，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必将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规模必将不断扩大，产业数字化进程必将进一步深入。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融合程度和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重塑大学形态。”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提出，当前，应加快促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为教育数字转型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熊思东认为，在高等教育新基建推进中仍面临缺乏可参比的建设标准指引、缺乏融合等问题，高校网络平台资源建设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还未实现有效衔接，缺乏适应当下、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为此，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把“智改数转”作为高校新基建核心内容，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统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大投入力度，设立专项经费支持高校“智改数转”，加大支持力度，让高校“敢转”“愿转”“会转”，鼓励高校积极培养适应高等教育“智改数转”的人才。此外，还应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推进智慧治理，关注信息安全，让高校“智改数转”规范有序高效推进。
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如何进一步融合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中国高等教育》记者 黄蔚 通讯员 徐翔）#教育# #高等教育# #高校# #数字化#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抓住数字经济这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
关于数字经济包含的具体内容，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5月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将数字经济严格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对应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具体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数字化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专家学者有很多表述。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认为，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据支撑。数据资本取代实体资本成为支撑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数据资本是指包含海量信息的流通数据经由分析处理技术衍生出的集成信息资产（如大数据）。利用数据资本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是开拓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的关键。第二，融合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创新过程脱离了从知识积累、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规律，创新阶段边界逐渐模糊，各阶段相互作用，创新过程逐渐融为一体。第三，开放共享。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数字化平台加速涌现，以开放的生态系统为载体，将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逐步整合到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资源有机结合，创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形成平台经济。这三条新特征贯穿数字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力。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
关于数字技术的简单理解是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各项科学技术，目前最常见的是被合称为“大智移云物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信息这一人类知识载体的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与处理方式，催生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进而改变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
专家学者们认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要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保障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早日突破核心技术难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领域的研发突破和迭代应用，同时要提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创新能力，加强量子信息、先进计算、未来网络这些前沿技术布局。力争在一些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只有夯实技术基础、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把控好数字经济的“命门”，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长周玉表示，“最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继续实施‘头雁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年轻的创新创业人才来到黑龙江，哈工大也将继续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的产业领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周玉认为，大数据具有巨大产业发展潜力和广泛应用前景，加快推进黑龙江省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对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培育数字文化产业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带动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促进文化传播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认为，可以从源头出发，加快打造优质可持续的数字文化内容生态。政策引导从业企业下大力气培育和鼓励创作者，进一步利用好中华文化的“富矿”，用情用力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精品力作；推进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持续加大与游戏、影视、网文、动漫等数字文创企业的主动对接合作，进一步引导国内数字文化企业与民俗和区域文化从业者、研究者进行平台交流，开展更加体系化的对接与共创，增强数字文化产品创作的内生动力。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治理影视、文学、动漫、游戏作品侵权等行业乱象，保护数字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专家建议，司法机关进一步推进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相关侵权诉讼的理论研判与司法实践，有力打击针对原创数字内容的新型侵权行为，进一步发挥相关法律对创作者的支持作用；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协同治理与惩处力度，有效打击数字文化领域的网络灰黑产乱象，持续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针对新兴商业模式遇到的IP纠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有序竞争、良性发展的市场规则，兼顾行业发展、社会效益以及业内各主体的利益。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一德教授认为，快速发展变化的数字经济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他因此建议，在数字经济治理中，完善数据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应当成为重点工程。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
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专业、高效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予以支撑；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改变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育形态的不断创新。应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改革，搭建数字化的社会实践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利用信息技术树立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全面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展望未来，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必将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规模必将不断扩大，产业数字化进程必将进一步深入。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融合程度和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重塑大学形态。”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提出，当前，应加快促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为教育数字转型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熊思东认为，在高等教育新基建推进中仍面临缺乏可参比的建设标准指引、缺乏融合等问题，高校网络平台资源建设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还未实现有效衔接，缺乏适应当下、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为此，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把“智改数转”作为高校新基建核心内容，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统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大投入力度，设立专项经费支持高校“智改数转”，加大支持力度，让高校“敢转”“愿转”“会转”，鼓励高校积极培养适应高等教育“智改数转”的人才。此外，还应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推进智慧治理，关注信息安全，让高校“智改数转”规范有序高效推进。
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如何进一步融合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中国高等教育》记者 黄蔚 通讯员 徐翔）#教育# #高等教育# #高校# #数字化#
【杜江峰院士：科学仪器要从“0”到“万”】过去百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所涉及的开创性工作和重大发现中近70%借助仪器完成，物理和化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科学仪器的支撑。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正是意识到仪器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意义，十多年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杜江峰带领的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支持下，“边科研边研制”，在微观尺度磁共振谱学及生物、物理、信息等领域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60余篇相关论文在《科学》《自然》《自然》子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期刊发表，多项成果获得奖励。他们依托创新科研成果研制的近20种仪器，已广泛服务于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
图：杜江峰和团队讨论问题。受访者供图
杜江峰认为，如果研制出原创的科学仪器是从“0”到“1”，那么把仪器送到千万用户手中，让用户来验收就是从“一”到“万”。在当前中国亟需各种高端仪器的情况下，仪器研制应做到从“0”到“万”。
△ “借”和“买”的困境
上世纪末以前，我国科学家多数是做些不用或使用低端仪器的研究。后来能从国外买一些高端仪器，但不少研究仍是“买得到就做，买不到就不做”。
“这给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阻碍。一是发达国家对高端仪器禁运，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即便能买，拿到仪器时也比人家晚一个阶段。三是拿到仪器后，因为没有维护维修能力，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杜江峰对《中国科学报》说，“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高度依赖尖端科学仪器阶段，但我们的供给严重不足，仪器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原始创新的大问题。”
20年前，杜江峰团队基本上靠借仪器做实验，听说哪里有仪器，就跑去测一测，做次实验。10年前，团队有了第一台进口仪器，利用那台仪器，做出了一些成果、也发了文章。很快，“借”和“买”都不能满足需求了，他们就萌生了“自己做仪器的想法”。
2010年，团队得到中科院支持，启动一个200多万元的仪器研制项目。通过那个项目，团队积累了研发经验，也得到了锻炼。
随着国内科学研究对仪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财政部陆续推出一些仪器研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定位于“前端”和“创新”，项目承担者需要做出从“0”到“1”的突破，研制出原创的仪器。
“我们去申请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时，既有一定的研制基础，又做出了很好的成果，还有一支优秀的团队。”杜江峰说，“当时我们提的方案合理，各项指标也非常高，国际上又没有同类型仪器，这完全符合基金委的项目定位。”
“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能够在不破坏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微观物质内部结构信息，拓展人们驾驭单个核自旋的能力，对前沿基础科学，对提升我国开展原创性研究能力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国际首台具备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
2013年初，杜江峰团队顺利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让团队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 蓄积力量
缺乏高端科研仪器之“痛”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二是当我国少数领域迈入国际前沿时，迫切需要的仪器国际上也不一定有。
当中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时，缺“仪”之痛和今天的缺“芯”之痛如出一辙。
在研制多波段脉冲单自旋磁共振谱仪的时候，有个关键部件叫钻石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决定着仪器的性能。但当时相关的原理才提出来四五年时间，国际国内都没有现成的设备可参考。
“当时美、德有个研究组也在往这个方向走，知道我们要自己研制后，马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封锁了。”该团队成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王鹏飞说，“2012年，国外厂商禁运了钻石传感器相关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钻石传感器研制中用到一种离子注入技术，但当时大家连离子注入的机制都不清楚。
“杜老师在理论上给予指导，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解决方案。”王鹏飞说，“最终我们从一台农业育种注入机上得到启发，对它进行改造和设计，又造了一些部件，最终达到了项目初步目标。”
后来，团队不断摸索，找相关单位攻克VR加工技术，波导设计加工工艺。经过几轮迭代、团队用不到3年时间，将钻石传感器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
“2016年底，连做传感器的原料也被发达国家禁运了，我们必须一点点摸索，攻克一道道工艺难关，但这也让我们一步步，全链条地掌握了核心技术。”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秦熙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国外仪器厂商对我们的态度，经历了‘严防死守—针锋相对—互惠合作’的几轮翻转。”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个仪器研制项目的资助下，杜江峰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在实战中蓄积着“起跳的力量”。
△ “落地”才算验收
2014年，杜江峰发现，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面临着自己曾经的苦恼:迫切需要一些高端仪器但买不到。
这时他们已经研制出部分仪器，杜江峰认为，既然有这个能力，何不多做几台呢。
“我们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立项研究，验收了事’的做法。”杜江峰说，“比如，中科院的某个研究所要买仪器，现在这个钱由中科院来出，我来研制仪器，他作为用户来验收。”
科学家研制仪器和企业家做仪器目标、关注点完全不同。高校和研究所的仪器研制项目属于“学术牵引”，可以不计原件成本，只要各项技术指标在验收时最好即可。但企业要完全遵照市场规律，以产出成套仪器为目的，注重稳定性，可重复性、讲究成本可控。
“尽管都和仪器有关，但做产品和搞基础研究是两码事。”杜江峰说，“不少项目是‘进门严苛，出门宽松’，只要能立项，验收通常并不困难。专家把各项指标一测，达标就可以通过。但仪器成为商品就像一个手机，不能今天有信号，明天没信号了。”
为解决学研产衔接的难题，让仪器研究真正“落地”，杜江峰下定决心，承诺延迟验收，让用户单位来验收。“用户什么时候觉得满意了，什么时候通过验收”。
“我们这套仪器原计划2016年完成，专家验收是2016年完成的，但用户实际使用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包括原来计划里没有，但因为研究出现新情况、产生的新需求，我们都尽可能满足，最后用户彻底满意了，所以到2021年才通过中科院验收。”杜江峰说。
该仪器后期迭代也随着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的成立，交由公司负责，从而更加明确了科研团队从“0”到“1”、企业从“一”到“万”的产学研模式。
△ 底气何来
“我们实验室有近40台装备，除了2009年买过一台进口仪器外，这12年来没买过成套装备，基本上自己想到的、需要的都自己来做。”杜江峰说。
目前，该团队研制的仪器已广泛服务于医院、企业、科研院所。谈及团队致胜的“法宝”，杜江峰用“品格、平台、氛围”六字概括。
“感谢中科院和基金委领导的远见和魄力，支持我们探索一种灵活的机制，比如‘边科研边研制’，比如支持我们把研制的仪器真正‘落地’。”杜江峰说，“在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下，我们也在实战中锻炼了一支特别能‘打’的队伍。”
“务实、低调，凝聚力强”是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总裁贺羽对团队的最深刻感受。目前，“国仪量子”已经从科学家手中接过成果产业化的“接力棒”，开始用产品经营的思路、以工程化的方式向商业化迈进。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石发展说：“杜老师常说，学术讨论只有对错，不分地位高低。所以我们形成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从不打卡，但晚上12点实验室灯火通明也是常态。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做得非常开心。”
杜江峰认为，人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产品，除了要培养他们的品格外，还要提供一流的平台，好的工作环境、科研氛围。
“非常感谢团队成员的努力。”杜江峰说，“虽然我们在单蛋白质分子磁共振探测、实现时间最优量子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个世界第一。取得了一流成果，培养了一流人才、提供了一流平台、做出了一流产业，但在仪器研制方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仪器研制‘路漫漫其修远兮’。”https://t.cn/A6VixE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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