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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樵问答】栏目：诗评一则（第084期）[作揖][鲜花]
【七律·咏菊】平水全韵（一）
诗 /@紫菩提700
冷䄂寒衫韵一丛，逍遥五柳种秋风。
篱边景醉诗中玉，画内心闲纸上红。
万树千花霜戏蕊，三更半宿雨浇桐。
兰亭菊每黄昏后，折扇征人寄远鸿。
《平水韵·上平一东》
【和曰】
【七律·咏菊】谨步紫菩提老师原韵（其一）
诗 /@乐樵山人
秋圃移来种一丛，凌寒独自笑西风。
高标自古犹如玉，傲骨由来岂羡红。
清冷何期蜂戏蕊，萧疏不望凤栖桐。
红尘谁解黄花瘦，我自云天寄雁鸿。
《平水韵·上平一东》
【和曰】
【七律·菊】依韵乐樵山人
诗 /@如雪000321
蝉声咽咽却西风，染就谁家树叶红。
三五秋情犹似盛，万千夏木已成空。
试看漫烂寻篱落，次第芬芳到菊丛。
更是新枝花吐放，雁飞连影在香中。
《平水韵·上平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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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秋情犹似盛，万千夏木已成空。
——略评如雪诗友《七律·咏菊》
文 /@乐樵山人
“三五秋情犹似盛，万千夏木已成空。试看漫烂寻篱落，次第芬芳到菊丛。”如雪诗友此作，颔联以“三五”对“万千”，“三五”二字，用的巧妙。盖因此二字，乃月圆十五之意也，故言“盛”。而盛者，乃满月之意也。故此句可谓前后照应。
古汉语中，多有两数并举之字句，往往有时候，作者是以其乘积，来表现其意。比如古文中常见的“三五之夜”四字，句中的“三五”二字，其乘后之积，当为十五。故“三五之夜”，是指阴历每月十五的圆月之夜晚也。例如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有云：“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而如雪诗友此诗颈联，不仅诗意优美，且对句颇工，以山人之愚见，下句颇佳。
古今文人墨客，其诗词作品中所出现的数字，不仅仅是作为数词出现，而是通过与汉字的组合，构成了一副独有的画面，蕴含着或奇妙或广阔，或质朴或深沉的意趣。律诗中的颔、颈两联，以数字入联，若用的巧妙，诚非易与之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寥寥无几的几个数字，却能变化无穷，令人读罢之后，得到极大的意趣。
《长安客话》中记载：元朝丞相脱脱，将赴三河，至宫廷向元主辞别，元主赐宴。至深夜，脱脱站起来说道：“臣明天一早就会走，偶然得了一句七字联。联曰：半醉半醒过半夜。”元主笑曰：“爱卿明日，也不必走得太早，适才朕也偶得一联，可为卿对。联曰：三更三点到三河。”脱脱叩谢，君臣乃尽欢而罢。此联对句，当为流水对。上联重言“半”字，而下联重言“三”字，并嵌入了“三河”之名。
《联语》云：南京燕子矶武庙，至清末之时，仅存一勒马横刀偶像。某君入庙见之，而得上联曰：“孤山独庙，一将军横刀匹马。”某君思索良久，惜乎未得对句。后有一书生赶考，将船系于江边时，偶见两渔翁对钓，遂得下联云：“两岸夹河，二渔叟对钓双钩。”此联言语之工巧，便在于用数。上联之数，全为单为一，为奇数，而用“孤”、“独”、“一”、“匹”变言之。下联之数，则为双为二，为偶数，而用“两” 、“夹”、“对”、“双”而变言之。读罢之后，使人不觉有雷同之感。
据说，郁达夫某年游杭州西湖，至一茶亭进餐。面对近水遥山，餐罢得句云：“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他苦思良久，一时未得对句。其时，适逢主人报帐曰：“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起先，郁达夫以为主人说的是对句。后来经过一番交谈，方知不是，不禁大笑。
三竺，是指杭州灵隐山飞来峰东南面的天竺山。其山之中，因有上天竺、中天竺和下天竺三座寺院，故合称为“三天竺”，简称三竺。宋代林景熙 《西湖》诗有曰：“断猿三竺晓，残柳六桥春。”六桥，是指苏堤之上，有六座桥，即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九溪，在烟霞岭之西南。十八涧，则位于龙井之西。 此联因巧合与误会，而成此妙对，正是这副对联的情趣所在。上联全为杭州山水，下联则全为食单帐目。而两联中的数字，对得尤其工整，相当难得，堪称妙对。
除了楹联之外，数字在古诗词中，也扮演了奇妙有趣的角色。古诗词中的数字，或者按序排列出现，或者不按顺序而嵌入其中，或者同一数字反复出现。例如清代郑板桥先生的《咏雪》一诗，便广为人知。诗云：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都不见。
板桥先生此诗中前三句，用的都是数量词，以数字来描画大雪纷飞的场景，从一到十，到千到万到无数，仿佛看到漫天飞雪洋洋洒洒。而于大雪之中，偶见数株梅花，凌寒傲立。雪花与梅花，两花相互交融，实乃天地间之美景。而此般美景，最后又归为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读之余味悠长，言虽有尽，而意无穷。
再如北宋大儒、易学大家邵雍先生的一首“数字诗”，也是大大的有名，故而常被后人所提起。诗云：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生活中，很多时候，数字往往令人感觉太过单调，从而产生枯燥乏味之感。可是，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尤其是诗词、楹联等文学作品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等数字，假如能运用的巧妙，就会变得富有韵味和魅力，不仅让作品有画面之美感、更有音乐之美感。邵康节先生此诗，读之琅琅上口，趣味盎然，仿佛一幅乡村画卷。即足以为证。
【渔樵问答】栏目：诗评一则（第084期）[作揖][鲜花]
【七律·咏菊】平水全韵（一）
诗 /@紫菩提700
冷䄂寒衫韵一丛，逍遥五柳种秋风。
篱边景醉诗中玉，画内心闲纸上红。
万树千花霜戏蕊，三更半宿雨浇桐。
兰亭菊每黄昏后，折扇征人寄远鸿。
《平水韵·上平一东》
【和曰】
【七律·咏菊】谨步紫菩提老师原韵（其一）
诗 /@乐樵山人
秋圃移来种一丛，凌寒独自笑西风。
高标自古犹如玉，傲骨由来岂羡红。
清冷何期蜂戏蕊，萧疏不望凤栖桐。
红尘谁解黄花瘦，我自云天寄雁鸿。
《平水韵·上平一东》
【和曰】
【七律·菊】依韵乐樵山人
诗 /@如雪000321
蝉声咽咽却西风，染就谁家树叶红。
三五秋情犹似盛，万千夏木已成空。
试看漫烂寻篱落，次第芬芳到菊丛。
更是新枝花吐放，雁飞连影在香中。
《平水韵·上平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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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秋情犹似盛，万千夏木已成空。
——略评如雪诗友《七律·咏菊》
文 /@乐樵山人
“三五秋情犹似盛，万千夏木已成空。试看漫烂寻篱落，次第芬芳到菊丛。”如雪诗友此作，颔联以“三五”对“万千”，“三五”二字，用的巧妙。盖因此二字，乃月圆十五之意也，故言“盛”。而盛者，乃满月之意也。故此句可谓前后照应。
古汉语中，多有两数并举之字句，往往有时候，作者是以其乘积，来表现其意。比如古文中常见的“三五之夜”四字，句中的“三五”二字，其乘后之积，当为十五。故“三五之夜”，是指阴历每月十五的圆月之夜晚也。例如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有云：“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而如雪诗友此诗颈联，不仅诗意优美，且对句颇工，以山人之愚见，下句颇佳。
古今文人墨客，其诗词作品中所出现的数字，不仅仅是作为数词出现，而是通过与汉字的组合，构成了一副独有的画面，蕴含着或奇妙或广阔，或质朴或深沉的意趣。律诗中的颔、颈两联，以数字入联，若用的巧妙，诚非易与之事。虽然只是简简单单、寥寥无几的几个数字，却能变化无穷，令人读罢之后，得到极大的意趣。
《长安客话》中记载：元朝丞相脱脱，将赴三河，至宫廷向元主辞别，元主赐宴。至深夜，脱脱站起来说道：“臣明天一早就会走，偶然得了一句七字联。联曰：半醉半醒过半夜。”元主笑曰：“爱卿明日，也不必走得太早，适才朕也偶得一联，可为卿对。联曰：三更三点到三河。”脱脱叩谢，君臣乃尽欢而罢。此联对句，当为流水对。上联重言“半”字，而下联重言“三”字，并嵌入了“三河”之名。
《联语》云：南京燕子矶武庙，至清末之时，仅存一勒马横刀偶像。某君入庙见之，而得上联曰：“孤山独庙，一将军横刀匹马。”某君思索良久，惜乎未得对句。后有一书生赶考，将船系于江边时，偶见两渔翁对钓，遂得下联云：“两岸夹河，二渔叟对钓双钩。”此联言语之工巧，便在于用数。上联之数，全为单为一，为奇数，而用“孤”、“独”、“一”、“匹”变言之。下联之数，则为双为二，为偶数，而用“两” 、“夹”、“对”、“双”而变言之。读罢之后，使人不觉有雷同之感。
据说，郁达夫某年游杭州西湖，至一茶亭进餐。面对近水遥山，餐罢得句云：“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他苦思良久，一时未得对句。其时，适逢主人报帐曰：“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起先，郁达夫以为主人说的是对句。后来经过一番交谈，方知不是，不禁大笑。
三竺，是指杭州灵隐山飞来峰东南面的天竺山。其山之中，因有上天竺、中天竺和下天竺三座寺院，故合称为“三天竺”，简称三竺。宋代林景熙 《西湖》诗有曰：“断猿三竺晓，残柳六桥春。”六桥，是指苏堤之上，有六座桥，即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九溪，在烟霞岭之西南。十八涧，则位于龙井之西。 此联因巧合与误会，而成此妙对，正是这副对联的情趣所在。上联全为杭州山水，下联则全为食单帐目。而两联中的数字，对得尤其工整，相当难得，堪称妙对。
除了楹联之外，数字在古诗词中，也扮演了奇妙有趣的角色。古诗词中的数字，或者按序排列出现，或者不按顺序而嵌入其中，或者同一数字反复出现。例如清代郑板桥先生的《咏雪》一诗，便广为人知。诗云：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都不见。
板桥先生此诗中前三句，用的都是数量词，以数字来描画大雪纷飞的场景，从一到十，到千到万到无数，仿佛看到漫天飞雪洋洋洒洒。而于大雪之中，偶见数株梅花，凌寒傲立。雪花与梅花，两花相互交融，实乃天地间之美景。而此般美景，最后又归为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读之余味悠长，言虽有尽，而意无穷。
再如北宋大儒、易学大家邵雍先生的一首“数字诗”，也是大大的有名，故而常被后人所提起。诗云：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生活中，很多时候，数字往往令人感觉太过单调，从而产生枯燥乏味之感。可是，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尤其是诗词、楹联等文学作品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亿等数字，假如能运用的巧妙，就会变得富有韵味和魅力，不仅让作品有画面之美感、更有音乐之美感。邵康节先生此诗，读之琅琅上口，趣味盎然，仿佛一幅乡村画卷。即足以为证。
【张迁碑】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玄寥子》中对此派丹法评价尤高，认为“较印度瑜珈术与密宗双修法所用者，尤为上乘而简妙”。此派的著作主要有：陆西星的《金丹就正篇》、《方壶外史丛编》、《悟真篇注》、《周易参同契测疏》、《紫阳金丹四百字测疏》、《玄肤论》、《七破论》；孙汝忠的《金丹真传》；傅金铨的《证道秘书十七种》等。西派
道教内丹修炼的重要派别，开创于清嘉庆咸丰年间。创始人李西月（初名李元植），字涵虚，号团阳。四川乐山长乙山人。自称曾遇张三丰，从事三丰派丹法，编订《张三丰全集》。后遇纯阳吕祖于禅院，得传真旨，修成仙径。自开西派，以别江、浙之东派。其丹法特点是清净与阴阳合用。该派修丹基本上分为两步，第一步主清净自然，第二步主阴阳互用。清净自然为修丹的基本功夫，李西月说：“心为一身之主，神为三品之上乘。惟心与神，是二是一，是不可不辨也。老君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故常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陆潜虚曰；‘调息之法，自调心始；凝神之法，自调息始’。此是圣贤仙佛之梯航，吾人人德之路也。下手学道者，必摄念归静，行、住、坐、卧，皆在腔子里，则守静始能笃也。盖有念为妄心，无念为真心，人能收念于平日，而还其所止之地，乃能专心于临时，而坚其入定之基”。（《道窍谈》）这是明确的把静定炼心作为炼丹的下手功夫。据此，他提出了个九层炼心法。李氏认为，清静炼心功夫做的好，就能水自然清，火自然生，神自然交，气自然会，风自然正，车自然行，抽自然抽，添自然添，退自然退。一旦做到了清静自然，就要“资同类而补真身”，即行阴阳双修法。他说：“内炼已者，将彼家之铅，炼我家之汞，使其相生相克也；内养已者，亦用彼家之铅，养我家之汞，使其相资相守也”。（《道窍谈》）彼家之铅为阳铅，为外药；我家之汞为阴汞，为内药。因而采炼即是“采彼家阳铅，炼我家子珠之气”。同东派一样，西派也将阴阳双修法限定在破体之中老年男女，因为本元走漏，精气神落于后天，自身不能俱足铅汞二物，才求之于彼。童子先天未破，自我俱足，只用清养即能得仙胎。西派的阴阳双修法也是气交神交法，不同于下乘泥水丹法，所谓“犯淫丧失长生宝，洒肉穿肠道在心”。（张三丰《无根树》）此派功法层次多，显的繁琐复杂，如筑基分为小筑基、大筑基，炼已分为内炼己、外炼己；筑基又分为养己一层，养己又分为自养、相养，并发明内养己、外炼己罚心传工诀；炼心法分为九层，药物分作三层，炼功分为五关。因而不及东派明了简易，易于为人所把握。西派传代大江西派九字：“西通道、大江东、海天空”。西派的主要著作有：李西月的《道窍谈》、《三车秘旨》、《九层炼心法》、《后天串述》、《无根树道情注释》、《文终经》、《太上十三经》；汪启囗的《性命要旨》、《教外心法》；柯怀经的《养生篇》等。
伍柳派
道教内丹修炼的流派。伍真人为北宗龙门嫡嗣，自署龙门第八代弟子。此派由明末清初的伍守阳、柳华阳所开创。伍守阳（1574—1644），号冲虚子，江西吉安人。“十龄奋志明经学，得遇重阳祖七篇。十三岁初生异志，念念寻真求出世。十六许可批其文，不向桥门争二试。廿龄名利便休心，儒衣敝履幡然弃”。（《仙佛合宗语录·伍真人修真歌》）遇曹还阳得授“仙佛合宗全旨”，又遍考仙圣之书，参悟真谛，著《天仙正理直论》，又著《仙佛合宗语录》。柳华阳（1736—？），本为儒生，起家科第，后弃儒入禅，又出佛皈道，“凡三教之师靡不参”，竟未了彻慧命之旨。幸遇合伍冲虚师传其秘旨，“豁然道悟。乃知慧命之道即我所本来之灵物”。遂著《慧命经》、《金仙证论》。此派修丹力主清静修持，仙佛合宗。伍、柳皆不言阴阳男女，强调修丹只用先天，忌用后天，尤重“一点真阳”之先天祖囗的炼养，认为内药、外药皆原本先天祖气，所谓外药，是指“祖囗从生身时，虽隐藏于丹田，却有向外发生之时，即取此发生于外者，复返还于丹，是以虽从内生，却从外来，故谓之外药”。（《天仙正理直论·药物直论》）所谓内药，是指采外药炼成还丹大药，“全不著于外，只动于发生之地，因其不离于内，故谓内药”。（同前）外药为生而后采，内药为采而后生，“实止此一囗而已”。又如对于“鼎炉”，阴阳家多以男女为喻，伍守阳则明言外鼎指丹田之形，内鼎指丹田中之气。伍守阳在《天仙正理直论》中开宗明义地讲：“是囗也，神也，仙道之所以为双修性命者也。且谓今也以二囗为论，所以明人生仙佛之理也》。”伍、柳既以仙道为宗，又参佛法为用；既证论《黄庭经》、《胎息经》、《坐忘论》，又征引《楞严经》、《大般若经》、《华严经》，仙佛合为一体。与北宗比较，伍柳派丹法繁琐一些，不像北宗丹法简易，其于炼己、药物、鼎器、火候、效验、任督、防危，以及伏气、胎息、真意、大小周天等无不叙说详明。因其说理浅近，指点显明，加上仙佛共用，因而影响遍及国内外。但由于道佛两门之上乘精义，却犹有未尽之处，故而此派功法更合于养生却病之修为。
道教内丹修炼的重要派别，开创于清嘉庆咸丰年间。创始人李西月（初名李元植），字涵虚，号团阳。四川乐山长乙山人。自称曾遇张三丰，从事三丰派丹法，编订《张三丰全集》。后遇纯阳吕祖于禅院，得传真旨，修成仙径。自开西派，以别江、浙之东派。其丹法特点是清净与阴阳合用。该派修丹基本上分为两步，第一步主清净自然，第二步主阴阳互用。清净自然为修丹的基本功夫，李西月说：“心为一身之主，神为三品之上乘。惟心与神，是二是一，是不可不辨也。老君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故常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陆潜虚曰；‘调息之法，自调心始；凝神之法，自调息始’。此是圣贤仙佛之梯航，吾人人德之路也。下手学道者，必摄念归静，行、住、坐、卧，皆在腔子里，则守静始能笃也。盖有念为妄心，无念为真心，人能收念于平日，而还其所止之地，乃能专心于临时，而坚其入定之基”。（《道窍谈》）这是明确的把静定炼心作为炼丹的下手功夫。据此，他提出了个九层炼心法。李氏认为，清静炼心功夫做的好，就能水自然清，火自然生，神自然交，气自然会，风自然正，车自然行，抽自然抽，添自然添，退自然退。一旦做到了清静自然，就要“资同类而补真身”，即行阴阳双修法。他说：“内炼已者，将彼家之铅，炼我家之汞，使其相生相克也；内养已者，亦用彼家之铅，养我家之汞，使其相资相守也”。（《道窍谈》）彼家之铅为阳铅，为外药；我家之汞为阴汞，为内药。因而采炼即是“采彼家阳铅，炼我家子珠之气”。同东派一样，西派也将阴阳双修法限定在破体之中老年男女，因为本元走漏，精气神落于后天，自身不能俱足铅汞二物，才求之于彼。童子先天未破，自我俱足，只用清养即能得仙胎。西派的阴阳双修法也是气交神交法，不同于下乘泥水丹法，所谓“犯淫丧失长生宝，洒肉穿肠道在心”。（张三丰《无根树》）此派功法层次多，显的繁琐复杂，如筑基分为小筑基、大筑基，炼已分为内炼己、外炼己；筑基又分为养己一层，养己又分为自养、相养，并发明内养己、外炼己罚心传工诀；炼心法分为九层，药物分作三层，炼功分为五关。因而不及东派明了简易，易于为人所把握。西派传代大江西派九字：“西通道、大江东、海天空”。西派的主要著作有：李西月的《道窍谈》、《三车秘旨》、《九层炼心法》、《后天串述》、《无根树道情注释》、《文终经》、《太上十三经》；汪启囗的《性命要旨》、《教外心法》；柯怀经的《养生篇》等。
伍柳派
道教内丹修炼的流派。伍真人为北宗龙门嫡嗣，自署龙门第八代弟子。此派由明末清初的伍守阳、柳华阳所开创。伍守阳（1574—1644），号冲虚子，江西吉安人。“十龄奋志明经学，得遇重阳祖七篇。十三岁初生异志，念念寻真求出世。十六许可批其文，不向桥门争二试。廿龄名利便休心，儒衣敝履幡然弃”。（《仙佛合宗语录·伍真人修真歌》）遇曹还阳得授“仙佛合宗全旨”，又遍考仙圣之书，参悟真谛，著《天仙正理直论》，又著《仙佛合宗语录》。柳华阳（1736—？），本为儒生，起家科第，后弃儒入禅，又出佛皈道，“凡三教之师靡不参”，竟未了彻慧命之旨。幸遇合伍冲虚师传其秘旨，“豁然道悟。乃知慧命之道即我所本来之灵物”。遂著《慧命经》、《金仙证论》。此派修丹力主清静修持，仙佛合宗。伍、柳皆不言阴阳男女，强调修丹只用先天，忌用后天，尤重“一点真阳”之先天祖囗的炼养，认为内药、外药皆原本先天祖气，所谓外药，是指“祖囗从生身时，虽隐藏于丹田，却有向外发生之时，即取此发生于外者，复返还于丹，是以虽从内生，却从外来，故谓之外药”。（《天仙正理直论·药物直论》）所谓内药，是指采外药炼成还丹大药，“全不著于外，只动于发生之地，因其不离于内，故谓内药”。（同前）外药为生而后采，内药为采而后生，“实止此一囗而已”。又如对于“鼎炉”，阴阳家多以男女为喻，伍守阳则明言外鼎指丹田之形，内鼎指丹田中之气。伍守阳在《天仙正理直论》中开宗明义地讲：“是囗也，神也，仙道之所以为双修性命者也。且谓今也以二囗为论，所以明人生仙佛之理也》。”伍、柳既以仙道为宗，又参佛法为用；既证论《黄庭经》、《胎息经》、《坐忘论》，又征引《楞严经》、《大般若经》、《华严经》，仙佛合为一体。与北宗比较，伍柳派丹法繁琐一些，不像北宗丹法简易，其于炼己、药物、鼎器、火候、效验、任督、防危，以及伏气、胎息、真意、大小周天等无不叙说详明。因其说理浅近，指点显明，加上仙佛共用，因而影响遍及国内外。但由于道佛两门之上乘精义，却犹有未尽之处，故而此派功法更合于养生却病之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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