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社恐，我只是“社懒”》文 | 读者：霜落晨曦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九本民国《湖社月刊》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文·图◎ 金鉴
我与朋友前往黄县游玩，听当地人说这里有个古玩城，很感兴趣，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于是，我们按照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寻找到了这个地方。黄县古玩城是座四层小楼，虽然不大，但密布摊位，东西也算得上琳琅满目。
我们从一楼逛到四楼，将所有摊位大致看了一遍。实话说，有品位、高档次的东西并不多，但也见到几件不错的——一件绿釉竹束笔筒，有“乾隆年制”的款识，要价在数千元；一块乾隆年制的朱砂墨，要价千元；一对档次较高的紫砂盆，要价2000元。对于我感兴趣的民国民窑的旧瓷器，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大多数摊位上，以售卖帽筒、茶壶茶碗居多，文革时的物品也有，但大多残缺。
让我感兴趣并动了心的物件，是在一个很小的摊位的玻璃柜里的9本《湖社月刊》。《湖社月刊》是王世襄的大舅——大画家金绍城先生在民国时筹办的，是以金绍城为首的湖社画会编纂的刊物，享誉当时的京城。店主是位老先生，见到有人知道《湖社月刊》，很兴奋，他小心翼翼地将9本《湖社月刊》拿出来一一展示在柜台上，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并且允许我们随意拍照。他说：“这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原物，在我手中已经20多年了，这9本中的图片是珂罗版，对研究美术或绘画的人最有意义，是罕见的宝贝啊！”
几年前，我曾在北京隆福寺中国书店见到过6本精装在一起的《湖社月刊》，旁边还有两本零本的《湖社月刊》，标价竟达6000元。由于价位太高，我并不打算买，所以当时也不好意思请店员拿出来观看，只从那翻开皮的精装《湖社月刊》的封面上看，有河南图书馆的印章。虽然因为价高，没有舍得购买，但却一直惦念着。未曾想到，今日能在黄县见到了9本，这实在是一种缘分。
仔细翻看这9本刊物，其中几本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虽然，从刊物的内容上看，感觉不错，但摊主要价每本300元，我还是犹豫了。我请店主将那9本《湖社月刊》放回玻璃柜内，买下了这家摊位上的两套《古文释义》（八册全）及另一套《尺牍》（六册全），售价共计500元。
中午，和朋友在古玩城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朋友建议我，如果真的对那9本《湖社月刊》喜欢，不妨砍砍价将其拿了，毕竟这是第二次见到，是一场缘分，不容易。我思量着，也觉得实在难得。于是，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古玩城，跟店主商量退掉刚买的两套古籍，买下9本《湖社月刊》。一番唇枪舌战，最终我以2200元价格成交。这是我多年淘书以来，花费最多的一次，可见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浅谈9本《湖社月刊》
回到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这9本刊物欣赏。《湖社月刊》每期封面都选择了一幅历史上著名的画作，每期封面都请一位名人书写刊名，例如：第30册封面插图选用了胡冷庵藏《清石涛和尚山水》。
迄今为止，湖社画会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的前身是“中国画研究会”。1919年列强被迫退还“庚子赔款”，当时议定该项赔款只限于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于是兴办了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中法大学。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雅好书画，遂批准用日本退还“庚款”的一部分开办了“中国画研究会”，由金北楼（即金绍城）任会长，周肈祥任副会长。1926年，金北楼先生去世，金开藩（金北楼长子，字潜庵，号荫湖）及门人弟子多人，为继承先师遗志，于北京钱粮胡同15号，北楼先生之墨茶阁成立画会。因北楼号“藕湖”，故会员各取“湖”字为号。画会取名“湖社”。推中国画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周肈祥为会长，金开藩为总干事。湖社画会同门社友200余人。《湖社月刊》宗旨是“提倡艺术，阐扬国光”，自1927年3月起至1936年3月共出刊100册，后合订成3大本，数十年来在画界广为流传。除刊登古今名人书画外，旁及历代金石文器，时贤诗词及画评画论，可以说是一本综合性图文并茂的文艺类杂志。1984年4月26日，湖社画店在北京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隆重开业，古建门楼上悬挂着张学良、齐白石书写的“湖社”金匾，参加开幕式的来宾达400多人。1997年，新一届的北京湖社画会领导机构成立，会长孙菊生、监事长齐良迟。
这9本《湖社月刊》采用了大量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画作，唐韩幹画太狮少狮图；唐柳公权小楷十三行真迹；唐人画佛；五代文矩天寒翠袖图；宋尼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其二；宋米芾行书卷二；宋赵子固水仙卷其一；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其七；宋李龙眠五马图其三、其四；元倪云林狮子林图其三；元王蒙松溪独钓图；元王若水花鸟；元任月山画马其二；明唐寅待隐图卷其一；明徐文长山水；清董邦达画观音大士；清石涛老年对题山水册其四。
《湖社月刊》中还有一部分是湖社画会同仁自己的收藏，例如：唐阎立本画后周武帝像（梁衆异藏）；唐人游骑图手卷（浩然堂藏）；唐人画佛（金蔭湖藏）；宋人画山水长卷其六（溥心畬藏）；宋许道宁山水卷其一（周大文藏）；宋赵令穰湖莊清夏图卷（浩然堂藏）；元王蒙松溪独钓图（邵和甫藏）；元朱德润山水长卷（浩然堂藏）；清郎世宁春郊阅骏图其三（金潜庵藏）。
《湖社月刊》采用的插图很大比例是金先生所绘画或是湖社同仁的绘画，如金北楼先生仿董思翁豀山图、金北楼先生《仿新罗青绿山水》《百鸟谱》《松鹰》《柿子》，等等。不仅量大且占据前页主要位置，可见北楼先生绘画之精湛。《湖社月刊》刊登了同仁所绘的大量作品，从我购买的这9本刊物中所知：除了金城先生以外，如胡佩衡先生《溪山深秀图卷前段》；惠柘湖绘《山水》；徐北汀《蜀道寒云图》；陈梅湖画马；陈少梅人物；张南湖梅花；刘饮湖丘壑听泉图；李枕湖画猴；金潜庵画猴；金陶陶女士荷花；张瘦梅刻竹；康同璧女士桐月；李绘秋女士山水；方药雨（著名钱币学家）山水；王子久人物；何练湖画松，等等。
从《湖社月刊》第53册《介绍湖社同仁鬻画启示》（即为出售画的告示），不仅可以大致了解湖社画会门人的情况（当然不是全体湖社画会之成员），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成员的构成。除金开藩外，驰骋于我国近代画坛的著名画家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王雪涛、吴镜汀、徐北汀，以及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早期都是湖社画会的重要人物。
民国时期流行的《故宫周刊》《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以《湖社月刊》属绘画界较为著名的刊物。湖社画会在北平经常举办展览或是笔会，因而影响较大。《湖社月刊》正刊每册16页，副刊刊登广告及润笔公告，虽然仅仅16页，关于绘画类连载极其丰富。采用较为先进的珂罗版选刊的照片，涉及范围很广，古泉、刻竹、古墨、缂丝、名瓷、青铜器，当然更多的是湖社同仁收藏的我国历朝历代的古画，及湖社同仁自己创作的绘画。它不仅仅是为专业绘画工作者出版的刊物，对于喜爱绘画类的人或是对绘画感兴趣的人，无疑是提升绘画理论水平的好刊物。
摆在我书桌上的这9本《湖社月刊》，虽然品相不尽如人意，但几个月来，我越看越感觉内容浩瀚，因时隔近百年，阅读时要经常借助一些必要的工具书查阅在这9本《湖社月刊》中书画类信息量很大。用大量的篇幅刊载吴兴金绍城著的《画学讲义》《藕庐诗草》，以及同仁刊载的画学理论，如王拱之《中国美术史讲义》、金潜庵《略述绘画源流》及《六法分诠》等论画著述，均以连载形式刊载。
《湖社月刊》20世纪30年代初的抗日行动
我淘到的这 9本《湖社月刊》，时间大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之间，正好在1931年9月18日事变前后。“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这9期《湖社月刊》的内容，记录了当时北平文化界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与举动。他们声讨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之野心，抵制日货，举行义卖筹得重金寄往抗战前线等动人故事，令人感佩。
《湖社月刊》第50册扉页有《反日连索》一文，文中写道：“在我举国上下救灾奔走不暇的今日，那穷凶极恶的日帝国主义居然乘火打劫，大规模地来蹂躏我国领土了……我们要知道，光是愤慨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尽量推行下列几件事：一绝对不买日本商店的货物；二同日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三将日本人暴行的经过及民族存亡的危机宣传给一般无知识的民众；四自今以后对于中日关系当尽心研究，至少也须有一些的了解。最后望你本着爱国的热忱，将此连索照录几封，或以此信转寄给你的亲友，那么多一封信，便可以多一个人的醒觉了。湖社同人敬传。
这篇发布在第50册中的《反日连索》，不仅放在扉页第二面且通篇套红，可见《湖社月刊》对其重视，这期正好赶上是刊物百号，金开藩（荫湖）《本刊百号纪念感言》中所说：“恰值壹佰号出版，回春梅柳，敷采江山，其盛事也，虽然国难未已，外事方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反映了北平画界文人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精神。
同样在第50册《画界琐闻》中有：“画家何叙甫，自暴日侵我东三省以来，各界均极力抗日敝社义愤填胸，何敢后人，自应对日经济绝交，根本不用日货。敝刊因事曾屡向印刷局，催换他国纸料，宁愿甘受损失，以尽国民天职，惟值此纸料缺乏之时，不止敝刊，对此抱憾，阅者高明当必有以谅之。”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当时《湖社月刊》使用的是日本纸印刷的刊物。不仅如此，当时不少物品我国是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购进的，当然是物美价廉了，否则不会舍近求远使用进口货。《湖社月刊》在当时宁愿调用他国原料自己受损，也不使用日本纸，并将为此耽误读者阅刊敬请读者谅之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湖社月刊》第51期中有胡佩衡一文《问作画宜用何种笔？》，从中看到著名画家胡佩衡先生以前一直喜欢用日本鹿毫笔，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先生毅然抵制日货，改用李福寿制作的书画用笔中的大白云、中白云、獬爪等笔。胡佩衡先生号召大家使用国产的画笔，并向众同仁推荐李福寿研制的适于书画用笔，盛赞它们不仅刚柔适中，且能耐久，价亦极廉。
《湖社画刊》第53册《画界琐闻》中有：“近日北平诗家李释堪、曹纕蘅、暨寿石工等，筹备慰劳前敌将士救济伤兵难民之书画筹款会，预定借公园董事会为会址，征求名家自作书画，当场售卖所得之款，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成绩甚佳。”
以上这条《画界琐闻》报道，请大家注意，这种自发地在公园董事会会址征求名家画作举办义卖，以慰劳前敌将士及伤病难民的筹款会，不是举办一次，而是“随时汇往前方收件处”，可见当时北平文化界在民族危亡、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可贵精神。寿石工（1885—1950），浙江绍兴人，定居北平。工诗词、书法、篆刻，均自成一家。寿石工于中国传统书法和篆刻有独到的创造。寿石工是民国时活跃在北平文化界的人物。
大家知道寿石工以书法、篆刻卓立于当时的北平，其书法金石味浓厚，琉璃厂现在还挂有他书写的匾额“萃珍斋”，为这条文化街增辉。寿石工先生是当时享誉京城的书法金石大家。先生不仅内修高尚，还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在大敌当前，组织举办名家书画品义卖筹金支援前线，精神实在可圈可点。
正像田汉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北平的画界同仁通过《湖社月刊》积极筹资抗战，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称道的！
我自2013年8月生病至今，在湘雅共做了三次化疗，从2014年3月开始吃淄博延强医院的中药，到现在停化疗已经5年多了。我的身体也一年比一年好，能吃能喝能睡能玩，体质增强了，面色红润了，现在偶尔打个小牌，旅个游什么的，是常事。不过现在还是隔半年做一次骨穿，检查结果都是在缓解之内，血常规偶尔有点波动，我也会及时反馈给延强医院，他们都会及时回复我，给我开药方调整，对黄院长的感情也是从不认识到现在的亦父亦友。
那接下来我就聊聊怎么结识他们医院的。我叫吴昔群，是湖南病友群的群主，是延强医院的一名受益者；我不是延强医院的宣传者推崇者，更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我是一名病人。
2013年8月25号在湖南郴州第四医院检查得了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a型，8月26日到长沙湘雅附二再次检查，同样确诊为急性髓系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a型，与郴州检查结果一致。医生要求住院，但是床位很紧张，我们在长沙医院附近等了两天，后来找了一个熟人花了500块钱进了湘雅附一的59病室，在走廊上加了一个床位。当时我的病情是非常急、高危的，当时的检查结果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白细胞很高、血小板超低。做第一次化疗的时候，头发掉光，肺部感染20多天没吃东西，吃任何东西都吐，吐到眼睛里都是血丝，后来医生为了避免造成大出血，不让我使劲。吃饭、喝水、睡觉、大小便都在病床上。如出病房检查，或外出晒太阳，都需要坐轮椅。妹妹24小时在医院照顾我，兄嫂有时也来帮忙，灾难来临，本人受罪，家人受累。
我现在都不想去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化疗打完一个多月血象都没有升上来，化疗的副作用各种感染，牙龈肿痛，肛周发炎，肛门口溃烂，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医生也不允许我出院，病危通知书都不知下了多少次，我在医院里面实在呆的生不如死，难以忍受了，我跟医生讲我宁愿死在外面，我也不想呆在医院，我强行出院。
到了再次化疗的时候，医生打电话催我去化疗，说要做移植才能彻底康复，叫我与我哥妹配型，我坚决不去，不浪费做配型的钱。那为什么还坚持做了两次化疗呢?医生说白血病的发病，癌细胞遍及全身，一二次化疗是不可能将白血病细胞杀尽的。就好比一块庄稼地长满了杂草，喷洒了除草药，但不可能将杂草除尽。骨穿检查就相当于在庄稼地的某处抽检，抽检没有杂草，不等于其他地方没有杂草。根据医疗经验，患者身体内还存着大量的坏细胞，还需要化疗杀死它们，并且有的坏细胞进入休止期(休眠)，不容易杀死，所以得持续化疗两、三次；否则，容易复发，复发后很难控制。做完三次化疗后，坚决不去第四次。化疗让我一次比一次难受，做一次化疗就是从鬼门关边上走了一遭，后来还是宁愿选择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死，也不愿去医院受那份活罪，家人在我执意要求下，再也没去医院做化疗。
回家后，我老公就在网上不停的搜索、看书、查找各种有关这方面知识的书籍，加入各种关于白血病之类的QQ群，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高丽琴记者写的一篇文章报道。文章写的是关于记者妹妹从得白血病开始治疗到去世的种种经过，而她妹妹的病友因为家庭条件差，无奈选择了中医治疗之路，结果活得很好，那位记者就反思，找到淄博延强医院黄衍强院长，了解了血液病、肿瘤的治疗要注重中西医结合，所以就写了那篇文章。我老公看到那篇文章就特别高兴，无疑是在黑暗中看到一缕光，就开始打电话，再三查证，然后在百度上搜索有关延强医院，黄衍强院长的消息，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毕竟网上很多资料都是不可信的。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医并不陌生，再加上住院期间病友家属们对中药治疗的各种谈论，在停化疗两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8日，老公带着我到山东淄博实地考察。来到延强医院是傍晚，医院已经下班，但在大厅摆放了一排塑料凳，得知是让病友们及家属排队挂号稍坐休息的，在湘雅住院的期间受尽了医生护士的冷漠，与这件小事相比，就感受到他们医院特别人性化。后在医院附近投宿，也有向旅宿老板、邻居打探寻问，得到的都是好评。次日，老公在等挂号时也找了很多就诊的病友聊，其中有一位病友，他的亲戚就是北京血液科的医生，特地推荐他到山东淄博延强医院来，反复强调他，叫他不要做移植，说做移植大部分人财两空，而且人老遭罪。再后来看到他们医院墙壁上、房间里挂满了病友们送的锦旗，这一面面锦旗都透露着病人对延强医院的认可及感恩。黄院长给把脉后就更坚定选择中医是对的，他们的每位大夫都特别有耐心，轻言细语和蔼可亲，有问必答，给人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或许这也是一种缘份吧！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能吃中药治好，那是最好的，如果治不好，那也认命吧。从那以后就一直吃他们的药，虽然中途也有想放弃不想吃药了，但也只是想一想而已，还是坚持吃下去了，一直坚持到现在。 现在我基本上每两个月就义务的组织病友们邀请延强医院大夫来湖南巡诊，与他们的关系也是从病友到朋友。
那接下来我就聊聊怎么结识他们医院的。我叫吴昔群，是湖南病友群的群主，是延强医院的一名受益者；我不是延强医院的宣传者推崇者，更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我是一名病人。
2013年8月25号在湖南郴州第四医院检查得了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a型，8月26日到长沙湘雅附二再次检查，同样确诊为急性髓系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a型，与郴州检查结果一致。医生要求住院，但是床位很紧张，我们在长沙医院附近等了两天，后来找了一个熟人花了500块钱进了湘雅附一的59病室，在走廊上加了一个床位。当时我的病情是非常急、高危的，当时的检查结果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白细胞很高、血小板超低。做第一次化疗的时候，头发掉光，肺部感染20多天没吃东西，吃任何东西都吐，吐到眼睛里都是血丝，后来医生为了避免造成大出血，不让我使劲。吃饭、喝水、睡觉、大小便都在病床上。如出病房检查，或外出晒太阳，都需要坐轮椅。妹妹24小时在医院照顾我，兄嫂有时也来帮忙，灾难来临，本人受罪，家人受累。
我现在都不想去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化疗打完一个多月血象都没有升上来，化疗的副作用各种感染，牙龈肿痛，肛周发炎，肛门口溃烂，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医生也不允许我出院，病危通知书都不知下了多少次，我在医院里面实在呆的生不如死，难以忍受了，我跟医生讲我宁愿死在外面，我也不想呆在医院，我强行出院。
到了再次化疗的时候，医生打电话催我去化疗，说要做移植才能彻底康复，叫我与我哥妹配型，我坚决不去，不浪费做配型的钱。那为什么还坚持做了两次化疗呢?医生说白血病的发病，癌细胞遍及全身，一二次化疗是不可能将白血病细胞杀尽的。就好比一块庄稼地长满了杂草，喷洒了除草药，但不可能将杂草除尽。骨穿检查就相当于在庄稼地的某处抽检，抽检没有杂草，不等于其他地方没有杂草。根据医疗经验，患者身体内还存着大量的坏细胞，还需要化疗杀死它们，并且有的坏细胞进入休止期(休眠)，不容易杀死，所以得持续化疗两、三次；否则，容易复发，复发后很难控制。做完三次化疗后，坚决不去第四次。化疗让我一次比一次难受，做一次化疗就是从鬼门关边上走了一遭，后来还是宁愿选择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死，也不愿去医院受那份活罪，家人在我执意要求下，再也没去医院做化疗。
回家后，我老公就在网上不停的搜索、看书、查找各种有关这方面知识的书籍，加入各种关于白血病之类的QQ群，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高丽琴记者写的一篇文章报道。文章写的是关于记者妹妹从得白血病开始治疗到去世的种种经过，而她妹妹的病友因为家庭条件差，无奈选择了中医治疗之路，结果活得很好，那位记者就反思，找到淄博延强医院黄衍强院长，了解了血液病、肿瘤的治疗要注重中西医结合，所以就写了那篇文章。我老公看到那篇文章就特别高兴，无疑是在黑暗中看到一缕光，就开始打电话，再三查证，然后在百度上搜索有关延强医院，黄衍强院长的消息，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毕竟网上很多资料都是不可信的。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对中医并不陌生，再加上住院期间病友家属们对中药治疗的各种谈论，在停化疗两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8日，老公带着我到山东淄博实地考察。来到延强医院是傍晚，医院已经下班，但在大厅摆放了一排塑料凳，得知是让病友们及家属排队挂号稍坐休息的，在湘雅住院的期间受尽了医生护士的冷漠，与这件小事相比，就感受到他们医院特别人性化。后在医院附近投宿，也有向旅宿老板、邻居打探寻问，得到的都是好评。次日，老公在等挂号时也找了很多就诊的病友聊，其中有一位病友，他的亲戚就是北京血液科的医生，特地推荐他到山东淄博延强医院来，反复强调他，叫他不要做移植，说做移植大部分人财两空，而且人老遭罪。再后来看到他们医院墙壁上、房间里挂满了病友们送的锦旗，这一面面锦旗都透露着病人对延强医院的认可及感恩。黄院长给把脉后就更坚定选择中医是对的，他们的每位大夫都特别有耐心，轻言细语和蔼可亲，有问必答，给人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或许这也是一种缘份吧！反正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能吃中药治好，那是最好的，如果治不好，那也认命吧。从那以后就一直吃他们的药，虽然中途也有想放弃不想吃药了，但也只是想一想而已，还是坚持吃下去了，一直坚持到现在。 现在我基本上每两个月就义务的组织病友们邀请延强医院大夫来湖南巡诊，与他们的关系也是从病友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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