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VC/PE围猎巨鲸 #中国千亿市值公司分布图#
作为一家VC机构的投资副总裁，吴颖林已经很久没在立项会上听到“独角兽”三个字了。
“2020年，一级市场进入冷静期，VC/PE过了炒概念抬估值的时代。立项时，大家的关注点都转向了落地能力、营收潜力等非常实际的因素，‘独角兽’这个词再也无法让人兴奋了。”
2015年前后，“独角兽”一词迅速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并频繁出现在中国各类创投圈的论坛和聚会中。彼时，和圈内大佬们的论调一致，吴颖林经常将“要投出一只独角兽”挂在嘴边，并热衷于将有竞争力的项目贴上“准独角兽”的标签。
如今，在经历了数次IPO热潮后，吴颖林也愈发深刻地意识到：市场才是试金石，独角兽没有保护色。“一些受得住高估值的企业，在上市之后会一飞冲天。而对于另一些‘伪独角兽’而言，上市只会加速它们坠落。”
2020年，IPO热潮再度来袭，千亿市值的狂欢盛宴在二级市场上演。狂欢的主角中，却鲜有昔日备受追捧的独角兽，更多的“黑马”出现在医疗、半导体等吴颖林口中“并不性感”的赛道。以疫情后爆发的医疗赛道为例，截至目前，A股及港股破千亿市值医药企业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几乎翻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2家。
巨鲸时代，真的来了。
“千亿市值”不再稀有？
极速上市、神级造富：当前，二级市场的狂热和一级市场的冷静，堪称天壤之别。“看到了这个趋势，90后、95后都纷纷开始炒股了。”吴颖林笑称。
“二级市场频繁出现千亿市值的公司和二级市场的特性和阶段有关系，目前国内二级市场热度持续增高、资金持续入场推高了股市。”腾业创投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孙敬伟认可这一趋势的到来。
一些高科技企业给予投资者较高的未来业绩和前景预期，以此成为二级市场资金追捧的热点，并水涨船高加快催生了千亿市值的公司。“这也传递了国内资本市场更加市场化、更加专业化的信号，也会更加趋同于美国的证券市场。”孙敬伟分析称。
昆仲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王钧亦表示，现在的市场环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卖家市场，部分公司确实有千亿估值的逻辑与理由。
但同时，王钧提到，不排除有些公司估值虚高。如果这些公司估值调整，解禁期过后，机构的收益也不一定很高。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还是要理性判断。
具体来看，洪泰基金董事总经理金海燕表示，2020年二级市场上新晋出现的巨鲸公司，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科技国产化替代四个行业。
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既包括一上市市值就突破千亿的公司，如中芯国际；也包括前几年上市的公司在二级市场上股价飞速增长在2020年进入巨鲸之列的，如兆易创新；新能源汽车位列巨鲸之列的，除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理想汽车，也包括产业链电池龙头宁德时代等。
“千亿市值繁荣的背后，是国产替代正盛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汽车/医疗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中国科创板/创业板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以及2020年全球货币宽松等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下的结果。”金海燕分析称。
尤其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的短板被彻底放大了，宏观政策面开始尽最大力量扶持相关产业的重要企业，不但从IPO上市做了开放性制度，并且对什么类型的企业是受到重点支持的，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洪泰基金董事总经理杨勍表示。
“这些在支持范围的企业上市审核的包容性与上市后的市场定价都是超出一般想象的。这就是最近两年科创板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与核心动机。”杨勍告诉投中网。
VC/PE打响“创富神话”收割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强悍的卖方市场。
对于任一卖家而言，提前围猎到巨鲸公司不仅意味着可收割巨额财富，更象征着光环十足的未来。而往前传递至一级市场，这个“卖家”通常指的是投资机构。
换句话说，千亿市值的公司于投资机构而言，买到即血赚。
然而，尽管千亿市值的公司如今呈现大规模涌现之态，但若放之整个资本市场，千亿市值依旧是个重要的门槛。正如上述所言，当前千亿市值的公司只在特定行业里迸发绽放。某种程度上，这是时代赋予的行业标签。
沿着这个逻辑，对于投资机构来说，为了精准捕捉到巨鲸会否将成果前置，即在出手前，目光更愿意瞄向那些收益回报更高的千亿市值公司或赛道？
按照周期性思维，投资人口中的答案往往不言自明。
“作为专注硬科技早期投资的机构，努力在新兴的拥有巨大潜力市场和行业中寻找拥有成长为千亿市值的创业项目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我们会坚守原有投资策略和逻辑，不会为了投到千亿市值的项目而改变投资布局和方法论，以保证投资项目的品质和标准。”孙敬伟直言，由于早期投资机构距离二级市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如果能投资到千亿级市值的项目，那也应该是投资策略与逻辑打磨成熟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杨勍同样表示，千亿市值公司的繁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机构在某些行业加大投资数量与金额，但千亿市值的公司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过来的，投资机构还是应该以研究驱动为根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和阶段做中长期投资布局。
“业内主要的投资机构基本都穿越过几轮周期，并且已经建立了成熟、稳定的投资策略与逻辑。有经验的投资机构会保持中长期心态，尽量避免短期投机行为。”杨勍称。
在杨勍眼中，千亿市值的公司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经营规模就该给予千亿市值的估值；二是在特定时间窗口里特定的行业二级市场给予的特定估值标准。因此，投资机构能否在一级市场中投出未来在二级市场成长为千亿市值的公司，倚靠的仍然是投资机构的专业度和判断能力。
从这个维度入手，千亿市值收割机并非一蹴而就。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也很难有一套可以细节化的筛选标准来“预定”未来的巨鲸公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千亿市值的头部公司似乎都要有高格局的CEO掌舵。
泡沫里挖掘“黄金”
无论是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热闹与狂欢之下，泡沫常常不可避免。而此轮千亿市值公司繁荣现象的背后，也很难说没有估值膨胀的推波助澜。
多家机构合伙人均对投中网提到，在这波浩浩荡荡的科技投资狂潮中，肯定会存在一些估值过高的公司，“伪千亿公司”一定存在，这也是由二级市场的市场化特征决定的。
不过，适度的泡沫其实并不可怕。某种意义上，在资本市场中，认清泡沫的同时还要享受泡沫并“与泡沫共舞”。这是因为，泡沫里面总是存在“黄金”。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近日在“基石大家课堂——华为管理之道”上表示，“我们将迎来中国史上最大的科技泡沫。”但他也提到，客观上，泡沫对推动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近代历史上，真正的繁荣往往都在泡沫破灭之后到来，一定程度上，泡沫是我们前进的方式。”张维称。
通过回顾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的历史，张维强调，1999年-2001年间上市的科技公司，存续率仅有6.8%，但活下来的那些伟大企业，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全人类的生活福祉。
对此观点，金海燕深表认同。她认为，如今技术投资的巨浪裹挟下，短期可能存在泡沫，但影响久远的好公司就在其中。“这时候，对于机构来说，就是要睁大眼睛去鉴别筛选那些最棒的公司。”
当然，过度的泡沫则会为市场引入风险，这毋庸置疑。在孙敬伟看来，虽然适当的泡沫可以促进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但过多则会对市场的长远健康良性发展造成伤害。投资机构规避此类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认知与投资能力，从而避免成为裸泳者。
而从监管层面，金海燕建议，既然中短期泡沫不可避免，监管者应正视泡沫，完善市场机制，包括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严刑峻法惩罚财务做假者，其余的需要留给市场去投票和选择。
正如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曾说的那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在泡沫之中如何生存；对于管理层来说，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泡沫过后，可以给我们留下什么，是狂欢过后的杯盘狼藉，还是喧嚣之后的冷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颖林为化名）
文丨柴佳音 马慕杰
来源丨投中网
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环闻网和24h财经干货
本平台尊重文章原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原著版权，如您对我们转载的文章存在异议，欢迎后台联系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回复并删除处理。
作为一家VC机构的投资副总裁，吴颖林已经很久没在立项会上听到“独角兽”三个字了。
“2020年，一级市场进入冷静期，VC/PE过了炒概念抬估值的时代。立项时，大家的关注点都转向了落地能力、营收潜力等非常实际的因素，‘独角兽’这个词再也无法让人兴奋了。”
2015年前后，“独角兽”一词迅速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并频繁出现在中国各类创投圈的论坛和聚会中。彼时，和圈内大佬们的论调一致，吴颖林经常将“要投出一只独角兽”挂在嘴边，并热衷于将有竞争力的项目贴上“准独角兽”的标签。
如今，在经历了数次IPO热潮后，吴颖林也愈发深刻地意识到：市场才是试金石，独角兽没有保护色。“一些受得住高估值的企业，在上市之后会一飞冲天。而对于另一些‘伪独角兽’而言，上市只会加速它们坠落。”
2020年，IPO热潮再度来袭，千亿市值的狂欢盛宴在二级市场上演。狂欢的主角中，却鲜有昔日备受追捧的独角兽，更多的“黑马”出现在医疗、半导体等吴颖林口中“并不性感”的赛道。以疫情后爆发的医疗赛道为例，截至目前，A股及港股破千亿市值医药企业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几乎翻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2家。
巨鲸时代，真的来了。
“千亿市值”不再稀有？
极速上市、神级造富：当前，二级市场的狂热和一级市场的冷静，堪称天壤之别。“看到了这个趋势，90后、95后都纷纷开始炒股了。”吴颖林笑称。
“二级市场频繁出现千亿市值的公司和二级市场的特性和阶段有关系，目前国内二级市场热度持续增高、资金持续入场推高了股市。”腾业创投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孙敬伟认可这一趋势的到来。
一些高科技企业给予投资者较高的未来业绩和前景预期，以此成为二级市场资金追捧的热点，并水涨船高加快催生了千亿市值的公司。“这也传递了国内资本市场更加市场化、更加专业化的信号，也会更加趋同于美国的证券市场。”孙敬伟分析称。
昆仲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王钧亦表示，现在的市场环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卖家市场，部分公司确实有千亿估值的逻辑与理由。
但同时，王钧提到，不排除有些公司估值虚高。如果这些公司估值调整，解禁期过后，机构的收益也不一定很高。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还是要理性判断。
具体来看，洪泰基金董事总经理金海燕表示，2020年二级市场上新晋出现的巨鲸公司，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科技国产化替代四个行业。
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既包括一上市市值就突破千亿的公司，如中芯国际；也包括前几年上市的公司在二级市场上股价飞速增长在2020年进入巨鲸之列的，如兆易创新；新能源汽车位列巨鲸之列的，除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理想汽车，也包括产业链电池龙头宁德时代等。
“千亿市值繁荣的背后，是国产替代正盛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汽车/医疗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中国科创板/创业板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以及2020年全球货币宽松等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下的结果。”金海燕分析称。
尤其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的短板被彻底放大了，宏观政策面开始尽最大力量扶持相关产业的重要企业，不但从IPO上市做了开放性制度，并且对什么类型的企业是受到重点支持的，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洪泰基金董事总经理杨勍表示。
“这些在支持范围的企业上市审核的包容性与上市后的市场定价都是超出一般想象的。这就是最近两年科创板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与核心动机。”杨勍告诉投中网。
VC/PE打响“创富神话”收割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强悍的卖方市场。
对于任一卖家而言，提前围猎到巨鲸公司不仅意味着可收割巨额财富，更象征着光环十足的未来。而往前传递至一级市场，这个“卖家”通常指的是投资机构。
换句话说，千亿市值的公司于投资机构而言，买到即血赚。
然而，尽管千亿市值的公司如今呈现大规模涌现之态，但若放之整个资本市场，千亿市值依旧是个重要的门槛。正如上述所言，当前千亿市值的公司只在特定行业里迸发绽放。某种程度上，这是时代赋予的行业标签。
沿着这个逻辑，对于投资机构来说，为了精准捕捉到巨鲸会否将成果前置，即在出手前，目光更愿意瞄向那些收益回报更高的千亿市值公司或赛道？
按照周期性思维，投资人口中的答案往往不言自明。
“作为专注硬科技早期投资的机构，努力在新兴的拥有巨大潜力市场和行业中寻找拥有成长为千亿市值的创业项目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我们会坚守原有投资策略和逻辑，不会为了投到千亿市值的项目而改变投资布局和方法论，以保证投资项目的品质和标准。”孙敬伟直言，由于早期投资机构距离二级市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如果能投资到千亿级市值的项目，那也应该是投资策略与逻辑打磨成熟后水到渠成的结果。
杨勍同样表示，千亿市值公司的繁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机构在某些行业加大投资数量与金额，但千亿市值的公司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过来的，投资机构还是应该以研究驱动为根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和阶段做中长期投资布局。
“业内主要的投资机构基本都穿越过几轮周期，并且已经建立了成熟、稳定的投资策略与逻辑。有经验的投资机构会保持中长期心态，尽量避免短期投机行为。”杨勍称。
在杨勍眼中，千亿市值的公司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经营规模就该给予千亿市值的估值；二是在特定时间窗口里特定的行业二级市场给予的特定估值标准。因此，投资机构能否在一级市场中投出未来在二级市场成长为千亿市值的公司，倚靠的仍然是投资机构的专业度和判断能力。
从这个维度入手，千亿市值收割机并非一蹴而就。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也很难有一套可以细节化的筛选标准来“预定”未来的巨鲸公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千亿市值的头部公司似乎都要有高格局的CEO掌舵。
泡沫里挖掘“黄金”
无论是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热闹与狂欢之下，泡沫常常不可避免。而此轮千亿市值公司繁荣现象的背后，也很难说没有估值膨胀的推波助澜。
多家机构合伙人均对投中网提到，在这波浩浩荡荡的科技投资狂潮中，肯定会存在一些估值过高的公司，“伪千亿公司”一定存在，这也是由二级市场的市场化特征决定的。
不过，适度的泡沫其实并不可怕。某种意义上，在资本市场中，认清泡沫的同时还要享受泡沫并“与泡沫共舞”。这是因为，泡沫里面总是存在“黄金”。
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近日在“基石大家课堂——华为管理之道”上表示，“我们将迎来中国史上最大的科技泡沫。”但他也提到，客观上，泡沫对推动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近代历史上，真正的繁荣往往都在泡沫破灭之后到来，一定程度上，泡沫是我们前进的方式。”张维称。
通过回顾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的历史，张维强调，1999年-2001年间上市的科技公司，存续率仅有6.8%，但活下来的那些伟大企业，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全人类的生活福祉。
对此观点，金海燕深表认同。她认为，如今技术投资的巨浪裹挟下，短期可能存在泡沫，但影响久远的好公司就在其中。“这时候，对于机构来说，就是要睁大眼睛去鉴别筛选那些最棒的公司。”
当然，过度的泡沫则会为市场引入风险，这毋庸置疑。在孙敬伟看来，虽然适当的泡沫可以促进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但过多则会对市场的长远健康良性发展造成伤害。投资机构规避此类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认知与投资能力，从而避免成为裸泳者。
而从监管层面，金海燕建议，既然中短期泡沫不可避免，监管者应正视泡沫，完善市场机制，包括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严刑峻法惩罚财务做假者，其余的需要留给市场去投票和选择。
正如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曾说的那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在泡沫之中如何生存；对于管理层来说，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泡沫过后，可以给我们留下什么，是狂欢过后的杯盘狼藉，还是喧嚣之后的冷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颖林为化名）
文丨柴佳音 马慕杰
来源丨投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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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6”不是关键，经济学家应讨论中国经济根本问题
据财经杂志报道？
22小时前 · 《财经》杂志官方账号
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
（图/IC）
马国川/文
年终岁尾，围绕要不要“保6”，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增长是硬道理，政府应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刺激经济，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保6”得不偿失。
严肃认真的学术争论是一件值得称许的好事，因为这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这种争论并不新鲜，不过是十余年前“保8”争论的翻版而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GDP从两位数急剧跌落到一位数，2008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经济增长应不应该保持8％？经济学家们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从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因此主张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保住8%的增长率；另外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运用短期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结果，中国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强力刺激经济，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后GDP增长率就连续5个季度下降。2012年5月，有关方面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但是这次刺激政策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再次下降。
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越来越小，引起了社会各界思考：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用“三驾马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缺陷。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三驾马车”是从需求侧分析问题，而且它处理的是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的结论，就是反复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去刺激增长，短期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了，还会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会使问题积累，造成系统性风险。
既然从需求侧寻找答问不行，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讨论重点转向供给侧增长驱动力量的分析。供给侧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还保持了大规模投资。因为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城市，巨大的中外技术水平差距也让中国有较大的技术提升空间，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也有较大提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三大因素有力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呢？因为供给侧的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已经消失，劳动力总量从2016年开始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增加资本投资难以为继。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技术提升空间缩小，再加上改革迟缓，2005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下降。
显然，供给侧的分析不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给出了合理解释，而且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中国经济的确存在需求不足的短期问题，但是短期问题源于长期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增加投资难以为继。如果不提高经济效率，只能采取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GDP增速。然而由于投资回报递减，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而且造成严重后遗症。
因此，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是要转向供给侧，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根本原因是市场仍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真正主导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因此从供给侧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推进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2015年下半年，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经济学界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靠结构性改革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中国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很少使用，其实它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就是体制性改革。对中国而言，“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针对部分体制架构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问题在于，在一些地方，“结构性改革”被错误理解为就是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这在各地执行“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时尤为明显。例如，一些地方不是靠发挥市场作用，而是压缩指标层层分解，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效率低下的产能没有被压缩，反而保留下来，没有达到市场出清的目的。另一方面设置多种多样的扶持基金和政策优惠，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堆出一个科技创新高潮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执行中的偏差，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期间即使采取刺激政策，也几乎没有效果。尤其是2019年以来下，GDP一路走低，导致经济学界发生“保6”的大争论。看似新矛盾，实为老问题。
显然，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假如是前者，那么必然会到海量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即使暂时人为地推高增速，也不会持久，反而会危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假如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那么就应该深化结构性改革，完成有效率的调整。
时间进入2020年，中国发展也面临关键时刻。近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呼吁经济学界“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学界围绕根本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或更有助益。
老金:改善民生，改革教育医疗，遏制资本炒作，加强金融监管，严厉打击贪贿，提升底层消费，实现底层小康，就能使经济进入稳健有效的轨道！
网友热议:人民不需求光鲜亮丽的数字，而是需要真实的幸福指数！
高端消费前景较好，但体量巨大的中端消费消失了，要么省钱买房住，条件好点的省钱买房投资，中产不消费了你制造业造给谁？
关键你刺激到哪个方向上，改善民生、提升民生质量才是最有效的刺激。若仅仅是盖楼堂馆所，方向就不对！短期看投资，中期看需求，长期看教育，教育已到瓶颈，经济后劲明显不足！
千万不要听信所谓经济学家，经济增长少于7，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经营困难，利用润率低，消费大幅下降，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科技创新。
没几个真正懂的，只知天天喊着去产能。关闭小企业。过剩了他自己就转了，不需要过度干预。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更好。不懂行的乱谈琴。
据财经杂志报道？
22小时前 · 《财经》杂志官方账号
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
（图/IC）
马国川/文
年终岁尾，围绕要不要“保6”，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增长是硬道理，政府应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刺激经济，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保6”得不偿失。
严肃认真的学术争论是一件值得称许的好事，因为这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这种争论并不新鲜，不过是十余年前“保8”争论的翻版而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GDP从两位数急剧跌落到一位数，2008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经济增长应不应该保持8％？经济学家们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从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因此主张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保住8%的增长率；另外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运用短期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结果，中国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强力刺激经济，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后GDP增长率就连续5个季度下降。2012年5月，有关方面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但是这次刺激政策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再次下降。
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越来越小，引起了社会各界思考：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用“三驾马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缺陷。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三驾马车”是从需求侧分析问题，而且它处理的是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的结论，就是反复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去刺激增长，短期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了，还会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会使问题积累，造成系统性风险。
既然从需求侧寻找答问不行，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讨论重点转向供给侧增长驱动力量的分析。供给侧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还保持了大规模投资。因为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城市，巨大的中外技术水平差距也让中国有较大的技术提升空间，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也有较大提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三大因素有力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呢？因为供给侧的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已经消失，劳动力总量从2016年开始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增加资本投资难以为继。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技术提升空间缩小，再加上改革迟缓，2005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下降。
显然，供给侧的分析不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给出了合理解释，而且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中国经济的确存在需求不足的短期问题，但是短期问题源于长期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增加投资难以为继。如果不提高经济效率，只能采取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GDP增速。然而由于投资回报递减，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而且造成严重后遗症。
因此，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是要转向供给侧，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根本原因是市场仍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真正主导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因此从供给侧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推进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2015年下半年，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经济学界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靠结构性改革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中国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很少使用，其实它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就是体制性改革。对中国而言，“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针对部分体制架构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问题在于，在一些地方，“结构性改革”被错误理解为就是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这在各地执行“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时尤为明显。例如，一些地方不是靠发挥市场作用，而是压缩指标层层分解，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效率低下的产能没有被压缩，反而保留下来，没有达到市场出清的目的。另一方面设置多种多样的扶持基金和政策优惠，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堆出一个科技创新高潮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执行中的偏差，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期间即使采取刺激政策，也几乎没有效果。尤其是2019年以来下，GDP一路走低，导致经济学界发生“保6”的大争论。看似新矛盾，实为老问题。
显然，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假如是前者，那么必然会到海量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即使暂时人为地推高增速，也不会持久，反而会危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假如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那么就应该深化结构性改革，完成有效率的调整。
时间进入2020年，中国发展也面临关键时刻。近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呼吁经济学界“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学界围绕根本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或更有助益。
老金:改善民生，改革教育医疗，遏制资本炒作，加强金融监管，严厉打击贪贿，提升底层消费，实现底层小康，就能使经济进入稳健有效的轨道！
网友热议:人民不需求光鲜亮丽的数字，而是需要真实的幸福指数！
高端消费前景较好，但体量巨大的中端消费消失了，要么省钱买房住，条件好点的省钱买房投资，中产不消费了你制造业造给谁？
关键你刺激到哪个方向上，改善民生、提升民生质量才是最有效的刺激。若仅仅是盖楼堂馆所，方向就不对！短期看投资，中期看需求，长期看教育，教育已到瓶颈，经济后劲明显不足！
千万不要听信所谓经济学家，经济增长少于7，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经营困难，利用润率低，消费大幅下降，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科技创新。
没几个真正懂的，只知天天喊着去产能。关闭小企业。过剩了他自己就转了，不需要过度干预。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更好。不懂行的乱谈琴。
“保6”不是关键，经济学家应讨论中国经济根本问题
据财经杂志报道？
22小时前 · 《财经》杂志官方账号
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
（图/IC）
马国川/文
年终岁尾，围绕要不要“保6”，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增长是硬道理，政府应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刺激经济，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保6”得不偿失。
严肃认真的学术争论是一件值得称许的好事，因为这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这种争论并不新鲜，不过是十余年前“保8”争论的翻版而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GDP从两位数急剧跌落到一位数，2008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经济增长应不应该保持8％？经济学家们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从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因此主张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保住8%的增长率；另外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运用短期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结果，中国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强力刺激经济，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后GDP增长率就连续5个季度下降。2012年5月，有关方面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但是这次刺激政策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再次下降。
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越来越小，引起了社会各界思考：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用“三驾马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缺陷。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三驾马车”是从需求侧分析问题，而且它处理的是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的结论，就是反复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去刺激增长，短期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了，还会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会使问题积累，造成系统性风险。
既然从需求侧寻找答问不行，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讨论重点转向供给侧增长驱动力量的分析。供给侧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还保持了大规模投资。因为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城市，巨大的中外技术水平差距也让中国有较大的技术提升空间，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也有较大提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三大因素有力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呢？因为供给侧的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已经消失，劳动力总量从2016年开始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增加资本投资难以为继。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技术提升空间缩小，再加上改革迟缓，2005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下降。
显然，供给侧的分析不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给出了合理解释，而且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中国经济的确存在需求不足的短期问题，但是短期问题源于长期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增加投资难以为继。如果不提高经济效率，只能采取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GDP增速。然而由于投资回报递减，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而且造成严重后遗症。
因此，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是要转向供给侧，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根本原因是市场仍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真正主导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因此从供给侧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推进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2015年下半年，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经济学界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靠结构性改革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中国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很少使用，其实它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就是体制性改革。对中国而言，“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针对部分体制架构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问题在于，在一些地方，“结构性改革”被错误理解为就是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这在各地执行“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时尤为明显。例如，一些地方不是靠发挥市场作用，而是压缩指标层层分解，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效率低下的产能没有被压缩，反而保留下来，没有达到市场出清的目的。另一方面设置多种多样的扶持基金和政策优惠，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堆出一个科技创新高潮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执行中的偏差，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期间即使采取刺激政策，也几乎没有效果。尤其是2019年以来下，GDP一路走低，导致经济学界发生“保6”的大争论。看似新矛盾，实为老问题。
显然，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假如是前者，那么必然会到海量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即使暂时人为地推高增速，也不会持久，反而会危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假如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那么就应该深化结构性改革，完成有效率的调整。
时间进入2020年，中国发展也面临关键时刻。近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呼吁经济学界“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学界围绕根本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或更有助益。
老金:改善民生，改革教育医疗，遏制资本炒作，加强金融监管，严厉打击贪贿，提升底层消费，实现底层小康，就能使经济进入稳健有效的轨道！
网友热议:人民不需求光鲜亮丽的数字，而是需要真实的幸福指数！
高端消费前景较好，但体量巨大的中端消费消失了，要么省钱买房住，条件好点的省钱买房投资，中产不消费了你制造业造给谁？
关键你刺激到哪个方向上，改善民生、提升民生质量才是最有效的刺激。若仅仅是盖楼堂馆所，方向就不对！短期看投资，中期看需求，长期看教育，教育已到瓶颈，经济后劲明显不足！
千万不要听信所谓经济学家，经济增长少于7，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经营困难，利用润率低，消费大幅下降，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科技创新。
没几个真正懂的，只知天天喊着去产能。关闭小企业。过剩了他自己就转了，不需要过度干预。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更好。不懂行的乱谈琴。
据财经杂志报道？
22小时前 · 《财经》杂志官方账号
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
（图/IC）
马国川/文
年终岁尾，围绕要不要“保6”，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增长是硬道理，政府应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刺激经济，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保6”得不偿失。
严肃认真的学术争论是一件值得称许的好事，因为这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这种争论并不新鲜，不过是十余年前“保8”争论的翻版而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GDP从两位数急剧跌落到一位数，2008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经济增长应不应该保持8％？经济学家们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从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因此主张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保住8%的增长率；另外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运用短期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结果，中国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强力刺激经济，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后GDP增长率就连续5个季度下降。2012年5月，有关方面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但是这次刺激政策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再次下降。
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越来越小，引起了社会各界思考：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用“三驾马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缺陷。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三驾马车”是从需求侧分析问题，而且它处理的是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的结论，就是反复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去刺激增长，短期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了，还会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会使问题积累，造成系统性风险。
既然从需求侧寻找答问不行，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讨论重点转向供给侧增长驱动力量的分析。供给侧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还保持了大规模投资。因为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城市，巨大的中外技术水平差距也让中国有较大的技术提升空间，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也有较大提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三大因素有力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呢？因为供给侧的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已经消失，劳动力总量从2016年开始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增加资本投资难以为继。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技术提升空间缩小，再加上改革迟缓，2005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下降。
显然，供给侧的分析不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给出了合理解释，而且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中国经济的确存在需求不足的短期问题，但是短期问题源于长期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增加投资难以为继。如果不提高经济效率，只能采取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GDP增速。然而由于投资回报递减，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而且造成严重后遗症。
因此，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是要转向供给侧，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根本原因是市场仍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真正主导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因此从供给侧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推进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2015年下半年，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经济学界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靠结构性改革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中国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很少使用，其实它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就是体制性改革。对中国而言，“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针对部分体制架构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问题在于，在一些地方，“结构性改革”被错误理解为就是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这在各地执行“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时尤为明显。例如，一些地方不是靠发挥市场作用，而是压缩指标层层分解，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效率低下的产能没有被压缩，反而保留下来，没有达到市场出清的目的。另一方面设置多种多样的扶持基金和政策优惠，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堆出一个科技创新高潮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执行中的偏差，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期间即使采取刺激政策，也几乎没有效果。尤其是2019年以来下，GDP一路走低，导致经济学界发生“保6”的大争论。看似新矛盾，实为老问题。
显然，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假如是前者，那么必然会到海量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即使暂时人为地推高增速，也不会持久，反而会危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假如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那么就应该深化结构性改革，完成有效率的调整。
时间进入2020年，中国发展也面临关键时刻。近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呼吁经济学界“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学界围绕根本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或更有助益。
老金:改善民生，改革教育医疗，遏制资本炒作，加强金融监管，严厉打击贪贿，提升底层消费，实现底层小康，就能使经济进入稳健有效的轨道！
网友热议:人民不需求光鲜亮丽的数字，而是需要真实的幸福指数！
高端消费前景较好，但体量巨大的中端消费消失了，要么省钱买房住，条件好点的省钱买房投资，中产不消费了你制造业造给谁？
关键你刺激到哪个方向上，改善民生、提升民生质量才是最有效的刺激。若仅仅是盖楼堂馆所，方向就不对！短期看投资，中期看需求，长期看教育，教育已到瓶颈，经济后劲明显不足！
千万不要听信所谓经济学家，经济增长少于7，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经营困难，利用润率低，消费大幅下降，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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