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痔疮手术有多疼# 不知何时起，互联网上悄然兴起了一股“提肛”运动风潮，成为年轻人们保持肛肠健康的秘密武器。作为一种隐秘性疾病，痔疮的发病率素有“十男九痔，十女十痔”的说法。而根据上世纪70年的一次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痔疮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46.3%，且随着年龄超过30岁，发病率将上升，孕妇患病率尤其高。
作为痔疮治疗的手段之一，手术是一些严重的痔疮患者选择的治疗手段。但即便是在医疗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痔疮手术带来的疼痛仍然超乎许多人的想象。而如何对待疼痛，处理疼痛，则显示出医生和患者之间微妙的差异。
在痔疮手术后的第14天，我终于可以坐在电脑桌前，克服头些天的错觉。手术后，你误以为全身只剩两个器官——肛门以及大脑，前者负责各种花式疼痛，后者负责清醒地感知疼痛的存在。身体和内心感受越丰富的人，手术后面临的痛苦可能就越多。
“你这个情况应该做手术。手术也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疼”。戴着花头巾的崔大夫是个中年男性，语调极为温和。我在痔疮严重发作后，有些不愿去医院，觉得让男大夫看病很难为情。但分诊台的护士铁面无私。
给我看的第一个男大夫比较委婉，我们对话的画风是这样的：
“你肛门处有东西掉出来吗？”
“有的。”
“那你能够推进去吗？”
“啊，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家属没来啊，你介意让我看一下吗？”
这个大夫诊断了一下，说严重程度应该做手术，然后给我约了肛肠科的专家崔主任。周五见到崔大夫，他的语调平静坚决，拿着一张A4打印纸，上边是他的微信二维码。他让我加上微信，马上去做术前检查，然后下周一就能收我住院。
一听崔大夫的轻描淡写，他说的那句“也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疼”，以及我自己脑补的“医学手段正在飞速发展，止疼药的运用也很广泛”，周末两天我狠狠地玩了一趟，周日夜里十二点才回到家。第二天我带着逛商场的心情住进了医院，还信誓旦旦地跟朋友说，“我先体验一下，如果感受好，推荐给大家”。我还糊里糊涂进了一个试验组，这个试验组是要观测我手术中植入的长效止疼药，到底药效有多明显。
能有多疼呢？我自诩经历过生孩子的疼痛和牙疼，生孩子的疼痛都接近重度烧伤的疼痛了，一个预期只需要二三十分钟的痔疮手术，能有多疼呢？我后来才意识到，手术本身是没什么感觉，但恢复期的痛苦，才是痔疮手术折磨人的精髓。它伤害性不大，疼痛性极高，持续时间比生孩子长太多。
手术的时间比预期长，达到了一个小时。我只大概知道自己是混合痔、环状痔，麻药醒来后，我的理解是，肛门处被环状切除了一下，然后大夫给一针针缝了伤口。对疼痛的理解，是伴随着麻药褪去一步步加深的。大夫查房的时候，我问我缝了多少针，年轻大夫茫然地说，“不缝针的啊”。啥？上网一查，果真是不缝针的，据说是大便要一次次经过伤口，如果缝针容易引起感染，所以伤口是在裸奔。
手术第二天，大夫抽出纱布，就告诉你大便自由了，尽量早点恢复排便。可是恢复期面对的问题是，你得一次次使用伤口，使用的时候把它拉扯撕裂一遍，不使用的时候它能愈合一点。而我手术前外痔比较多，疼痛感就更强烈。住院前两天的玩耍，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一些愉快记忆，疼痛难忍时，拿手机上的照片刷刷，告诉自己生活很美好，即使疼得想死也不能真死。
即使不上厕所，也经常感到就好像有一堆钢针，扎在屁股眼上，火辣辣。手术后的坠胀感，会让人老觉得有便意，一趟趟往走廊尽头的厕所跑。伤口处稍微一用力，撕裂的疼痛排山倒海，仿佛有人拿着钢筛子在捅你的患处。真是连放一个屁，都能瞬间疼得把自己送上天堂。
病房里，是病人互助模式。由于对新冠疫情的谨慎，病房里完全不让探视，家属也进不来。整个病区有几位护工为所有人服务，他们负责简单的打水、送饭，其余的事情，就得病人自己去张罗。所以大家穿着不合身的病号服，蓬头垢面，裤子上血屎模糊，像我还要一手提着尿袋，一趟趟跑厕所。
手术后要尽快大便，成了快要压垮我这个便秘患者的执念。于是在住院的一周里，我吃了平时三四倍的泻药，接受了两次灌肠和一次使用开塞露，可就是排不出来，同屋的病友笑我是“罕见的钢铁肠胃”。我也说自己怎么成了个貔貅，只进不出。一遍遍跑厕所带来的副作用是，我的伤口一次次用力，很难得到休息，疼痛感难以摆脱。又到查房的时候，一位姓郑的主任言语豪爽，爱开玩笑，我们诉说自己的种种不适，他大嗓门喊了一声，“都追剧去，忘了你们还有屁股！”
痔疮手术如果有精细的护理，不知道疼痛感会不会减轻。但我所在的普外科病区，所有外科病人是住一起的，并没有专门护理肛肠病人的护士。护士们的整体思维方式，我马上就理解了，她们希望病人尽量省事，不要说感受，不要提要求。你说你很疼，她们往往会说，当然疼，都疼。我说我想要止疼药，一个护士看了我一眼，“你还能走到我跟前，那说明你还不是重度疼痛”。那重度疼痛应该怎么样？“在床上打滚”。我倒是希望自己是个没有感受的机器，我也不用痛苦，护士也省得麻烦。
试验组的两个工作人员，手术后每天要来问好几遍我给自己疼痛的评分，不怎么疼的时候，我给两三分，但是一旦疼痛炸裂，我的分数能评到七八分。关于疼痛评分，是患者自己的主观感受，我说自己有多疼，就有多疼。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你会发现医护人员并不信任患者，“真有那么疼吗？”当我找护士要止疼药的时候，试验组的工作人员明显有些不情愿，好像我作为病人太娇气太矫情了。可是就我的感受而言，手术中所谓的长效止疼药，手术后疼起来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后来门诊复查的时候，我们几个混合痔病人凑到一起，一个看上去还挺强壮的大学生小伙子说，“我手术后第二天是真的疼晕过去了”。
而我手术后折腾了五六天的无法排便，最后被大夫判定为，因为我吃得太少，根本就没有多少可拉的！崔大夫好几次说，你太紧张了，不要太紧张。但是，身体的疼痛决定了我是否能放松，身体对精神的控制，力量太强大。
终于挨到出院了，在家里我觉得更容易放松，恢复起来也更快。住院期间，要颗止疼药太难。出院后我在网上买到了止疼药，并且四天里吃了八颗，暂时体会了一下止疼药自由的心理快感。
我之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镇痛的问题，了解到中国医护对止疼药的使用，普遍是过于谨慎的。少量的止疼药并不会让人上瘾，而像痔疮手术这种疼痛性强的，病人本身的感受，难道不应该是评估手术作用的一个重要指标吗？与止疼药的效果比，现在我们普通推广的用高锰酸钾坐浴、用纱布蘸着黄色药水敷一下伤口，作用真的很微弱。
一趟痔疮手术下来，无心插柳，我瘦了好几斤。我上网翻看，才发现全网呼声极高的提肛运动，群众缘好广泛。如果早几年有人天天组织我参加此项运动，恐怕我就不用忍着疼痛来写这篇文章了。
除了医学上的必要性，我觉得痔疮手术适合两类人，一种是如果你活得浑浑噩噩，感受不到身体的真实存在，你可以考虑一下痔疮手术，会让你在疼到飞起的同时，感受疼痛怎样从一个小孔爬向全身，冲向你的脑门。疼痛让人清醒地感知存活。另一种就是如果你家孩子爸特别不食人间烟火，不体谅妇女的不易，建议可以撺掇他去试试这个手术，体会一下我们女人生孩子遭受的痛苦。#我国痔疮发病人群或达5亿#
节选自《痔疮手术和生娃，哪个更疼？》文｜珞珈
作为痔疮治疗的手段之一，手术是一些严重的痔疮患者选择的治疗手段。但即便是在医疗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痔疮手术带来的疼痛仍然超乎许多人的想象。而如何对待疼痛，处理疼痛，则显示出医生和患者之间微妙的差异。
在痔疮手术后的第14天，我终于可以坐在电脑桌前，克服头些天的错觉。手术后，你误以为全身只剩两个器官——肛门以及大脑，前者负责各种花式疼痛，后者负责清醒地感知疼痛的存在。身体和内心感受越丰富的人，手术后面临的痛苦可能就越多。
“你这个情况应该做手术。手术也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疼”。戴着花头巾的崔大夫是个中年男性，语调极为温和。我在痔疮严重发作后，有些不愿去医院，觉得让男大夫看病很难为情。但分诊台的护士铁面无私。
给我看的第一个男大夫比较委婉，我们对话的画风是这样的：
“你肛门处有东西掉出来吗？”
“有的。”
“那你能够推进去吗？”
“啊，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家属没来啊，你介意让我看一下吗？”
这个大夫诊断了一下，说严重程度应该做手术，然后给我约了肛肠科的专家崔主任。周五见到崔大夫，他的语调平静坚决，拿着一张A4打印纸，上边是他的微信二维码。他让我加上微信，马上去做术前检查，然后下周一就能收我住院。
一听崔大夫的轻描淡写，他说的那句“也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疼”，以及我自己脑补的“医学手段正在飞速发展，止疼药的运用也很广泛”，周末两天我狠狠地玩了一趟，周日夜里十二点才回到家。第二天我带着逛商场的心情住进了医院，还信誓旦旦地跟朋友说，“我先体验一下，如果感受好，推荐给大家”。我还糊里糊涂进了一个试验组，这个试验组是要观测我手术中植入的长效止疼药，到底药效有多明显。
能有多疼呢？我自诩经历过生孩子的疼痛和牙疼，生孩子的疼痛都接近重度烧伤的疼痛了，一个预期只需要二三十分钟的痔疮手术，能有多疼呢？我后来才意识到，手术本身是没什么感觉，但恢复期的痛苦，才是痔疮手术折磨人的精髓。它伤害性不大，疼痛性极高，持续时间比生孩子长太多。
手术的时间比预期长，达到了一个小时。我只大概知道自己是混合痔、环状痔，麻药醒来后，我的理解是，肛门处被环状切除了一下，然后大夫给一针针缝了伤口。对疼痛的理解，是伴随着麻药褪去一步步加深的。大夫查房的时候，我问我缝了多少针，年轻大夫茫然地说，“不缝针的啊”。啥？上网一查，果真是不缝针的，据说是大便要一次次经过伤口，如果缝针容易引起感染，所以伤口是在裸奔。
手术第二天，大夫抽出纱布，就告诉你大便自由了，尽量早点恢复排便。可是恢复期面对的问题是，你得一次次使用伤口，使用的时候把它拉扯撕裂一遍，不使用的时候它能愈合一点。而我手术前外痔比较多，疼痛感就更强烈。住院前两天的玩耍，在我头脑中还残留着一些愉快记忆，疼痛难忍时，拿手机上的照片刷刷，告诉自己生活很美好，即使疼得想死也不能真死。
即使不上厕所，也经常感到就好像有一堆钢针，扎在屁股眼上，火辣辣。手术后的坠胀感，会让人老觉得有便意，一趟趟往走廊尽头的厕所跑。伤口处稍微一用力，撕裂的疼痛排山倒海，仿佛有人拿着钢筛子在捅你的患处。真是连放一个屁，都能瞬间疼得把自己送上天堂。
病房里，是病人互助模式。由于对新冠疫情的谨慎，病房里完全不让探视，家属也进不来。整个病区有几位护工为所有人服务，他们负责简单的打水、送饭，其余的事情，就得病人自己去张罗。所以大家穿着不合身的病号服，蓬头垢面，裤子上血屎模糊，像我还要一手提着尿袋，一趟趟跑厕所。
手术后要尽快大便，成了快要压垮我这个便秘患者的执念。于是在住院的一周里，我吃了平时三四倍的泻药，接受了两次灌肠和一次使用开塞露，可就是排不出来，同屋的病友笑我是“罕见的钢铁肠胃”。我也说自己怎么成了个貔貅，只进不出。一遍遍跑厕所带来的副作用是，我的伤口一次次用力，很难得到休息，疼痛感难以摆脱。又到查房的时候，一位姓郑的主任言语豪爽，爱开玩笑，我们诉说自己的种种不适，他大嗓门喊了一声，“都追剧去，忘了你们还有屁股！”
痔疮手术如果有精细的护理，不知道疼痛感会不会减轻。但我所在的普外科病区，所有外科病人是住一起的，并没有专门护理肛肠病人的护士。护士们的整体思维方式，我马上就理解了，她们希望病人尽量省事，不要说感受，不要提要求。你说你很疼，她们往往会说，当然疼，都疼。我说我想要止疼药，一个护士看了我一眼，“你还能走到我跟前，那说明你还不是重度疼痛”。那重度疼痛应该怎么样？“在床上打滚”。我倒是希望自己是个没有感受的机器，我也不用痛苦，护士也省得麻烦。
试验组的两个工作人员，手术后每天要来问好几遍我给自己疼痛的评分，不怎么疼的时候，我给两三分，但是一旦疼痛炸裂，我的分数能评到七八分。关于疼痛评分，是患者自己的主观感受，我说自己有多疼，就有多疼。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你会发现医护人员并不信任患者，“真有那么疼吗？”当我找护士要止疼药的时候，试验组的工作人员明显有些不情愿，好像我作为病人太娇气太矫情了。可是就我的感受而言，手术中所谓的长效止疼药，手术后疼起来的时候，真的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后来门诊复查的时候，我们几个混合痔病人凑到一起，一个看上去还挺强壮的大学生小伙子说，“我手术后第二天是真的疼晕过去了”。
而我手术后折腾了五六天的无法排便，最后被大夫判定为，因为我吃得太少，根本就没有多少可拉的！崔大夫好几次说，你太紧张了，不要太紧张。但是，身体的疼痛决定了我是否能放松，身体对精神的控制，力量太强大。
终于挨到出院了，在家里我觉得更容易放松，恢复起来也更快。住院期间，要颗止疼药太难。出院后我在网上买到了止疼药，并且四天里吃了八颗，暂时体会了一下止疼药自由的心理快感。
我之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过镇痛的问题，了解到中国医护对止疼药的使用，普遍是过于谨慎的。少量的止疼药并不会让人上瘾，而像痔疮手术这种疼痛性强的，病人本身的感受，难道不应该是评估手术作用的一个重要指标吗？与止疼药的效果比，现在我们普通推广的用高锰酸钾坐浴、用纱布蘸着黄色药水敷一下伤口，作用真的很微弱。
一趟痔疮手术下来，无心插柳，我瘦了好几斤。我上网翻看，才发现全网呼声极高的提肛运动，群众缘好广泛。如果早几年有人天天组织我参加此项运动，恐怕我就不用忍着疼痛来写这篇文章了。
除了医学上的必要性，我觉得痔疮手术适合两类人，一种是如果你活得浑浑噩噩，感受不到身体的真实存在，你可以考虑一下痔疮手术，会让你在疼到飞起的同时，感受疼痛怎样从一个小孔爬向全身，冲向你的脑门。疼痛让人清醒地感知存活。另一种就是如果你家孩子爸特别不食人间烟火，不体谅妇女的不易，建议可以撺掇他去试试这个手术，体会一下我们女人生孩子遭受的痛苦。#我国痔疮发病人群或达5亿#
节选自《痔疮手术和生娃，哪个更疼？》文｜珞珈
#浙江守沪记# 【在上海战“疫”50余天，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硬仗！】今年春天，因疫情肆虐，上海这座以活力著称的城市，不得不按下暂停键，和病毒展开搏斗。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7位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踏上抗疫征途！50余天，从春暖花开到初夏光阴，援护医疗队员们经历了艰与险，品尝了酸与甜，感受了苦与乐，终于打赢了这场硬仗！
4月1日，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陈忆，跟随浙江省援沪血液透析医疗队，支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透工作。
4月3日，其余6位援沪英雄出发上海。进入方舱医院工作前，他们支援上海核酸采集工作，见缝插针开展入舱前的培训考核。
4月7日凌晨1时开始，6人所在的浙江援沪医疗队八队，正式进驻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5月21日早上，随着最后一批康复者顺利出舱，上海临港方舱医院正式休舱。
期间，浙江援沪医疗队八队为超过2.75万人次进行核酸采样，共收治1945名方舱病人(20名转入)。
5月24日下午，7位援沪英雄终于凯旋归来！回温前，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援沪手记，
讲述难忘的“守沪”经历……
蒋欢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支援方舱的这段时间很辛苦，每天都要穿着尿不湿，八九小时不吃、不喝、不能上厕所，经常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经常要熬夜，有时又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心里又牵挂着家中的俩孩子和老人。
但是回想起来更多的还是爱和温暖。
“谢谢，太感谢了！”在方舱医院里，对我来说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总能收到这样情真意切的感谢。
有一对70多岁老年夫妻都感染了新冠，而老爷爷因为中风后遗症，进食总会呛咳，老婆婆急得不知所措。我向她详细嘱咐照顾中风患者日常饮食的注意事项，并且演示给她看该如何拍背护理，她特别激动，连连鞠躬说着感谢。
还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出现腹泻、咳嗽，可是当时方舱里止泻药物缺货，看着她难受虚弱的样子，我就将自己从温州带的备药拿到方舱里送给她，收获了她一声又一声谢谢。
这也是我第一次与两个孩子分开这么久的时间，我成为了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女儿也画了一幅画，歪歪扭扭地写着“妈妈辛苦了”，他们的懂事和成长让我特别感动。
王永盛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刚到上海的几天，气温达到了30℃以上，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动不动也感觉在蒸桑拿，但是看到方舱医院里有这么多等待帮助的患者，我们虽然不能如往日那般健步如飞，却依然步履坚毅，全身心投入。
温州援沪医疗队成立临时党支部，我担任党支部的纪检委员一职，从一开始的各种摸索，到后面能够顺利完成各种医疗任务，党员同志们始终都是冲在第一线！
记得5月4日那天，金华医疗队收了很多病人，向温州队求助，我二话不说就和值班的医护一起帮助他们收治病人。
方舱医院里，经常有患者情绪焦虑不安，有的患者会因核酸阴性再次阳性而苦恼不已。我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在此次援沪抗疫中，我自认无愧于心，无愧于党员、医生的使命担当。感谢在背后一直支持我工作的领导、同事和家人们！
陈烁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从到达上海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投入入舱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努力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战斗。
作为浙江医疗队第八支队第二医疗组的组长，我带领两名医生，开展患者入舱预检、入院疾病风险评估、入院病历书写、入院医嘱开具、早查房、日常医嘱开具、办理出院等工作。
值班期间，我们和患者保持密切沟通，全面掌握舱内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包括哪些患者存在心理风险，并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及时发现各种潜在医疗风险，确保医疗安全。
同时，作为组内的唯一一名党员，我深入患者当中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劝导患者做好新冠康复工作，同时协助护士开展志愿服务。
在方舱医院的50天时间里，我们始终把患者的康复和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
木培千
手术室主管护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4月7日，温州援护医疗队进驻临港方舱医院，接管420张床位。一开始，温州援护医疗队遇到了重重困难，面临极大压力。
经过领导的精密部署，大家的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我们不断攻坚克难、优化系统程序，很快就让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援沪的五十个日日夜夜里，一个个大白忙碌的身影还历历在目，虽然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让我们每个人都汗湿衣裳，但没有人喊苦喊累。
感谢我们的大后方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与健康，给我们寄来了大批物资；院工会还慰问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无后顾之忧；护士节那天，院领导们还组织了云端慰问，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卓宝琴
消化内科主管护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开始进入方舱工作时，每个人都顶着身心上的巨大压力，真的很辛苦，但是都凭着坚强的意志力挺过来了。
我们总是互相叮嘱：休息的时候抓紧休息，能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饱。
作为第三小组组长，我经常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一天，我们像平时一样提前2个多小时前往方舱接班，突然接到命令，需要再次开一个新仓，一边是物资未到位，一边是收治患者在即。一到场地，我立刻调动人员分别去整理紧急物资，熟悉场地床位分配，和舱外人员联系收治病人信息。
还好经过大家的通力协作，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黄文文
肛肠泌尿外科主管护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平日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病房护士，但当疾病来袭，使命在肩，我当仁不让，一袭白衣就是战袍。
前期我们每班17人的团队在舱里为400余名患者提供治疗与护理服务，尤其是刚开舱时，患者大量涌入，我们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在精神和体力双重高压下，没有人退却，而是打起精神，加强防护感控，将工作细致化、高效化。看着患者出院时感激和欣喜的眼神，我们又坚定了打下这场战疫的决心。
我们医护人员还在休息区画出八段锦的漫画示意图，我也经常带着患者们打八段锦，希望增强他们的抗病能力，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促进康复。
而今我们不负使命，顺利完成援沪任务。望向车窗外逐渐复苏的上海街头，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
陈忆
血透室护师
支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对于尿毒症患者而言，一周2至3次的血液透析是救命的治疗，但疫情严重影响了血液透析治疗的正常开展。
所以，我们一到上海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我用自己过硬的技术和亲切的服务，让患者们对我从刚开始的陌生、不信任到后来亲切与不舍。
一开始，我总是空床等患者，没人愿意躺下来让我进行血透操作。后来，他们一来就会说：“老师，我躺这张床，我去称个体重马上来！”
一开始，他们会说：“我针很难打的，让本院的老师给我打。”后来，他们会说：“哎哟，你工作几年啦？技术蛮好的！”
一开始，他们问我：“你们哪里来的？”后来，他们会说：“你们不要回去，留在上海好嘞！”
一开始，他们会喊我：“老师”。后来，他们开始亲切地叫我：“一一，一一！”
50多天的援沪任务终于圆满完成，这段珍贵的回忆也将永远留存于心。
面对充满未知的前方
面对传染性极强的病毒
你们选择逆风而行
用专业的技术和拼搏的勇气
彰显了大爱无疆的医者风范
去时无畏，归来无恙。
援沪英雄们欢迎回家！via快点温州客户端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7位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踏上抗疫征途！50余天，从春暖花开到初夏光阴，援护医疗队员们经历了艰与险，品尝了酸与甜，感受了苦与乐，终于打赢了这场硬仗！
4月1日，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陈忆，跟随浙江省援沪血液透析医疗队，支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透工作。
4月3日，其余6位援沪英雄出发上海。进入方舱医院工作前，他们支援上海核酸采集工作，见缝插针开展入舱前的培训考核。
4月7日凌晨1时开始，6人所在的浙江援沪医疗队八队，正式进驻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5月21日早上，随着最后一批康复者顺利出舱，上海临港方舱医院正式休舱。
期间，浙江援沪医疗队八队为超过2.75万人次进行核酸采样，共收治1945名方舱病人(20名转入)。
5月24日下午，7位援沪英雄终于凯旋归来！回温前，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援沪手记，
讲述难忘的“守沪”经历……
蒋欢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支援方舱的这段时间很辛苦，每天都要穿着尿不湿，八九小时不吃、不喝、不能上厕所，经常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经常要熬夜，有时又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心里又牵挂着家中的俩孩子和老人。
但是回想起来更多的还是爱和温暖。
“谢谢，太感谢了！”在方舱医院里，对我来说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总能收到这样情真意切的感谢。
有一对70多岁老年夫妻都感染了新冠，而老爷爷因为中风后遗症，进食总会呛咳，老婆婆急得不知所措。我向她详细嘱咐照顾中风患者日常饮食的注意事项，并且演示给她看该如何拍背护理，她特别激动，连连鞠躬说着感谢。
还有一位60多岁的阿姨出现腹泻、咳嗽，可是当时方舱里止泻药物缺货，看着她难受虚弱的样子，我就将自己从温州带的备药拿到方舱里送给她，收获了她一声又一声谢谢。
这也是我第一次与两个孩子分开这么久的时间，我成为了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女儿也画了一幅画，歪歪扭扭地写着“妈妈辛苦了”，他们的懂事和成长让我特别感动。
王永盛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刚到上海的几天，气温达到了30℃以上，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一动不动也感觉在蒸桑拿，但是看到方舱医院里有这么多等待帮助的患者，我们虽然不能如往日那般健步如飞，却依然步履坚毅，全身心投入。
温州援沪医疗队成立临时党支部，我担任党支部的纪检委员一职，从一开始的各种摸索，到后面能够顺利完成各种医疗任务，党员同志们始终都是冲在第一线！
记得5月4日那天，金华医疗队收了很多病人，向温州队求助，我二话不说就和值班的医护一起帮助他们收治病人。
方舱医院里，经常有患者情绪焦虑不安，有的患者会因核酸阴性再次阳性而苦恼不已。我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鼓励他们树立信心！
在此次援沪抗疫中，我自认无愧于心，无愧于党员、医生的使命担当。感谢在背后一直支持我工作的领导、同事和家人们！
陈烁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从到达上海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投入入舱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努力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战斗。
作为浙江医疗队第八支队第二医疗组的组长，我带领两名医生，开展患者入舱预检、入院疾病风险评估、入院病历书写、入院医嘱开具、早查房、日常医嘱开具、办理出院等工作。
值班期间，我们和患者保持密切沟通，全面掌握舱内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包括哪些患者存在心理风险，并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及时发现各种潜在医疗风险，确保医疗安全。
同时，作为组内的唯一一名党员，我深入患者当中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劝导患者做好新冠康复工作，同时协助护士开展志愿服务。
在方舱医院的50天时间里，我们始终把患者的康复和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
木培千
手术室主管护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4月7日，温州援护医疗队进驻临港方舱医院，接管420张床位。一开始，温州援护医疗队遇到了重重困难，面临极大压力。
经过领导的精密部署，大家的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我们不断攻坚克难、优化系统程序，很快就让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援沪的五十个日日夜夜里，一个个大白忙碌的身影还历历在目，虽然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让我们每个人都汗湿衣裳，但没有人喊苦喊累。
感谢我们的大后方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与健康，给我们寄来了大批物资；院工会还慰问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无后顾之忧；护士节那天，院领导们还组织了云端慰问，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卓宝琴
消化内科主管护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开始进入方舱工作时，每个人都顶着身心上的巨大压力，真的很辛苦，但是都凭着坚强的意志力挺过来了。
我们总是互相叮嘱：休息的时候抓紧休息，能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饱。
作为第三小组组长，我经常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一天，我们像平时一样提前2个多小时前往方舱接班，突然接到命令，需要再次开一个新仓，一边是物资未到位，一边是收治患者在即。一到场地，我立刻调动人员分别去整理紧急物资，熟悉场地床位分配，和舱外人员联系收治病人信息。
还好经过大家的通力协作，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黄文文
肛肠泌尿外科主管护师
支援上海临港方舱医院
平日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病房护士，但当疾病来袭，使命在肩，我当仁不让，一袭白衣就是战袍。
前期我们每班17人的团队在舱里为400余名患者提供治疗与护理服务，尤其是刚开舱时，患者大量涌入，我们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在精神和体力双重高压下，没有人退却，而是打起精神，加强防护感控，将工作细致化、高效化。看着患者出院时感激和欣喜的眼神，我们又坚定了打下这场战疫的决心。
我们医护人员还在休息区画出八段锦的漫画示意图，我也经常带着患者们打八段锦，希望增强他们的抗病能力，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促进康复。
而今我们不负使命，顺利完成援沪任务。望向车窗外逐渐复苏的上海街头，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
陈忆
血透室护师
支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液净化中心
对于尿毒症患者而言，一周2至3次的血液透析是救命的治疗，但疫情严重影响了血液透析治疗的正常开展。
所以，我们一到上海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我用自己过硬的技术和亲切的服务，让患者们对我从刚开始的陌生、不信任到后来亲切与不舍。
一开始，我总是空床等患者，没人愿意躺下来让我进行血透操作。后来，他们一来就会说：“老师，我躺这张床，我去称个体重马上来！”
一开始，他们会说：“我针很难打的，让本院的老师给我打。”后来，他们会说：“哎哟，你工作几年啦？技术蛮好的！”
一开始，他们问我：“你们哪里来的？”后来，他们会说：“你们不要回去，留在上海好嘞！”
一开始，他们会喊我：“老师”。后来，他们开始亲切地叫我：“一一，一一！”
50多天的援沪任务终于圆满完成，这段珍贵的回忆也将永远留存于心。
面对充满未知的前方
面对传染性极强的病毒
你们选择逆风而行
用专业的技术和拼搏的勇气
彰显了大爱无疆的医者风范
去时无畏，归来无恙。
援沪英雄们欢迎回家！via快点温州客户端
#三联读书# #杨绛去世6周年#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钟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钟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钟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节选自《我们仨》 作者 | 杨绛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