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上海众多社区纷纷倒退回“母系社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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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苏见信吐槽华语乐坛翻唱成风，不搞原创，背后却是原创者的无奈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苏见信和康姆士乐队合作演唱完《玫瑰窃贼》后，面对评委的毒舌点评，他反驳道，“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搞翻唱，你要叫我们怎么进步？我们的原创音乐在哪里？大家都是这么有能力的人，却都在带头，去到任何一档节目在改编，本来就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还在怪人家抄袭、速成。”

苏见信的话，表面上是在反怼评委，实际上却是在揭露华语乐坛多年的顽疾，我们的音乐节目，无非就是变着花样地去翻唱现有作品。为何现在主动原创的音乐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原创需要实力，也需要时间，现在能够耐得住寂寞，沉下心做原创的歌手少之又少。

而另一重要原因是，对原创者著作权的保护不
足，原创者维权太过艰辛！民谣歌手李志，算是在国内音乐版权维权方面的老江湖了，但他的维权之路仍然举步维艰。

2017年由企鹅影视、哇唧唧哇等联合出品的音乐节目《明日之子》横空出世，第一季总播放量达到38亿次，可以说节目是火遍大江南北。主办方也趁热打铁，在年末又推出《明日之子》巡回演唱会。

但2018年1月20日，在河南洛阳的演唱会上，歌手毛不易未经授权翻唱了他的作品《关于郑州的记忆》。因与演出方协商不成，李志向杭州萧山法院起诉巡回演唱会的主办者哇唧唧哇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艺尚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和新志芊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要求三家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共同赔偿经济损失2000000、为制止侵权所发生的费用108580元，合计2108580元。

但最终，法院并不支持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三家公司赔偿李志10万元经济损失（包括为制止侵权发生的费用）便作罢，对于其他的诉求予以驳回。从2018年1月21日演出方出现侵权行为到2019年5月29日到法院做出判决，李志维权花费16个月的时间。而最终的结果，李志表示，自己雇佣律师、进行公证的费用便花费了108580元，相当于自己维权虽然成功，但却反而赔了8580元！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双方针对毛不易未经授权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纠纷尚未解决期间，2018年6月30日播出的第二季《明日之子》，又出现未经李志授权，翻唱其歌曲《天空之城》！

7月1日节目的工作人员才向李志发来邮件，并表示，因为之前没有李志团队的联系方式，所以无法提前授权，同时希望获得一系列的李志歌曲的授权。在毛不易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侵权纠纷尚在处理过程中，又再一次侵犯李志《天空之城》的著作权，同时这位翻唱《天空之城》的选手还是毛不易的师弟，此种情况下说没有李志的联系方式？节目组说法的真实性，留有各位自己判断!

这一次侵权事件，李志表示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并索赔300万元，不接受和解！但最终的判决是，法院不支持赔礼道歉的主张，节目组赔偿李志经济损失20万，维权费用55380元。本次维权从2018年6月30日侵权发生，到2019年1月2日维权成功，李志耗时6个月。

一、为何法院不支持赔礼道歉？

对于著作权侵权案件，并非所有案件，法院都会判决侵权人公开进行赔礼道歉，只有侵犯著作权人的人身权时，才会支持赔礼道歉的诉求。

因为作者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

人身权包括：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在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赔礼道歉一般仅适用于著作人身权被侵害的情形。

上述两案中，巡回演出的演出方，在演唱会上使用李志的音乐作品《关于郑州的记忆》表演的行为，侵犯了李志对该作品享有的表演权。《明日之子》的综艺节目，则是侵犯了李志对音乐作品《天空之城》享有的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上述的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均属于著作财产权。

同时无论是在巡回演出中还是节目中，因选手均未对歌曲进行改编，也表明了原创者的姓名，因此没有侵犯作者的人身权，所以法院难以支持公开赔礼道歉的诉求。

二、赔偿金额的标准是什么？

对于作者因著作权遭受侵权，而主张侵权人支付赔偿数额的数额问题，《著作权法》规定，首先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酌定赔偿。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当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时，法官需综合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确定损失范围。

实践中，许多的维权案件，因为在证明自己的损失和对方获益情况存在很大困难，特别是一些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对方会很快删除相关侵权痕迹，而对方的获益情况，权利人也无法得知。最后只能由法官根据作品类型、作者知名度、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和合理使用费等情节自由裁量。

但往往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例如潇湘书院起诉小说阅读网站“十九楼”，最终法院支持的15000元，潇湘书院表示扣除合理费用后还不到实际损失的1%。再如李志起诉酷狗音乐侵权，耗时两年，最后的结果自己还亏了1616元。

正是因为音乐原创者维权的困难，大量音乐选秀节目可以通过很小的代价，甚至是零代价，肆无忌惮地让选手翻唱这些原创歌曲。《明日之子》擅自翻唱“关于郑州的记忆”、“天空之城”；《中国好声音》擅自翻唱“最好”、“浪里游”；《跨界歌王》擅自翻唱高晓松的“恋恋风尘”；《我是歌手》擅自翻唱茄子蛋乐队的“浪子回头”。

但是如此多的侵权事件，最后成功维权的寥寥无几；少数成功案例，也常常出现酌定赔偿数额，无法弥补损失。正因为维权无法让这些侵权人对法律感到敬畏，进而继续进行昨日重复的侵权行为。

这也就是为何国内的音乐节目，多数是在翻唱PK唱功而非原创性，因为原创的一首优质的歌曲付出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都太高。原创者因维权难，无法得到周全的法律保护，导致原创动力不足，所以最后形成华语乐坛翻唱成风，无人原创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祖占们维权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