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承负：你的善恶可能在左右着他人的报应！
一、中国宗教的教化作用：强调劝人为善。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
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常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二、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道教“承负”理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
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
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
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个人的善恶之行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三、道家“承负”思想强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
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
作为一种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一、中国宗教的教化作用：强调劝人为善。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
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常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二、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道教“承负”理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
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
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
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个人的善恶之行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三、道家“承负”思想强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
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
作为一种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案结事了暖民心 一面锦旗谢法院】最终，依据客观事实及有效质证证据判决某牧业公司给付某建筑公司工程款及利息共计79,425,070.11元。某牧业公司上诉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本院一审判决。后某建筑公司在生效判决基础上要求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承办法官查明事实，判决予以返还。本案因合议庭对案件公正高效的审理，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至此案件审理程序结束，进入执行程序。
鲜红的锦旗、诚挚的感谢信是当事人对民事审判团队法官工作的肯定与认可，每一面锦旗、每一封感谢信的背后都是这个团队年轻法官们异于常人的努力与付出，正是这些肯定鞭策着民事审判团队的法官秉持法律信仰，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今后，民事审判团队将继续为打造诚信有序的营商发展环境和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做出贡献。
鲜红的锦旗、诚挚的感谢信是当事人对民事审判团队法官工作的肯定与认可，每一面锦旗、每一封感谢信的背后都是这个团队年轻法官们异于常人的努力与付出，正是这些肯定鞭策着民事审判团队的法官秉持法律信仰，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今后，民事审判团队将继续为打造诚信有序的营商发展环境和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做出贡献。
#新书推介# 2020/5-1
1）《太阳城花园：一个历史悠久的郊区花园社区的规划与保护》（Sunnyside Gardens: Planning and Preservation in a Historic Garden Suburb）
By Jeffrey A. Kroessler // Published by Empire State Editions; 1 edition (April 6, 2021)
位于纽约皇后区的太阳城花园（Sunnyside Gardens）自1920 年代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城市规划设计的楷模。尽管它不是规划形态最精致的社区，也不是保存最完好的社区，然而无论是在规划师所秉持的规划原则，还是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太阳城花园都有重要的影响。花园郊区建造的意义及它对本世纪的影响，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
英国和美国具有改革意识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非常了解世纪之交的城市的社会和环境弊病。花园城市在二战前就得到了发展并且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原则被美国的实用主义修改以适应美国自身的条件，几乎被城市规划者奉为信仰并且加以实践。
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亨利·莱特（Henry Wright）、弗雷德里克·阿克曼（Frederick Ackerman）和景观设计师马乔丽·考特利（MarjorieCautley）设计了太阳城社区，旨在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本书通过历史和当代照片以及房屋、街区和庭院的建筑平面图进行了丰富的说明。首先探索了太阳城社区的规划的历史，认为此社区的建造是英国花园城市运动及其在伦敦周围的最早体现。内容包括太阳城的规划和建设市住房公司的建设、住宅和花园的设计，以及记录了大萧条时期数百个家庭失去家园的悲惨的社会现实。第二部分考察了伦敦郊外的花园郊区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以及纽约是如何践行美学规范的。深入讨论太阳城花园的保护历史的同时，作者对于将1930 年代的创新住宅原型阿鲁纳尔社区（Aluminaire House）放置在历史街区仅存空地之中这一争议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本书向具有远见卓识和社会意识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寻求社区塑造而不仅仅是建筑建造的追求致敬，这是一种在当代已经逐渐消失的精神。 （邓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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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纽约皇后区的太阳城花园（Sunnyside Gardens）自1920 年代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城市规划设计的楷模。尽管它不是规划形态最精致的社区，也不是保存最完好的社区，然而无论是在规划师所秉持的规划原则，还是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太阳城花园都有重要的影响。花园郊区建造的意义及它对本世纪的影响，是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
英国和美国具有改革意识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非常了解世纪之交的城市的社会和环境弊病。花园城市在二战前就得到了发展并且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原则被美国的实用主义修改以适应美国自身的条件，几乎被城市规划者奉为信仰并且加以实践。
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亨利·莱特（Henry Wright）、弗雷德里克·阿克曼（Frederick Ackerman）和景观设计师马乔丽·考特利（MarjorieCautley）设计了太阳城社区，旨在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本书通过历史和当代照片以及房屋、街区和庭院的建筑平面图进行了丰富的说明。首先探索了太阳城社区的规划的历史，认为此社区的建造是英国花园城市运动及其在伦敦周围的最早体现。内容包括太阳城的规划和建设市住房公司的建设、住宅和花园的设计，以及记录了大萧条时期数百个家庭失去家园的悲惨的社会现实。第二部分考察了伦敦郊外的花园郊区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以及纽约是如何践行美学规范的。深入讨论太阳城花园的保护历史的同时，作者对于将1930 年代的创新住宅原型阿鲁纳尔社区（Aluminaire House）放置在历史街区仅存空地之中这一争议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本书向具有远见卓识和社会意识的建筑师和规划师们寻求社区塑造而不仅仅是建筑建造的追求致敬，这是一种在当代已经逐渐消失的精神。 （邓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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