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汉文帝时期的思想家、史学家。他关于秦之兴亡的历史总结，集中见诸三篇《过秦论》(6)。《过秦论》是汉初“过秦”思潮的代表作，司马迁不但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全文收录，而且在《陈涉世家》中以《过秦》上篇收尾，可见其对此论的高度重视与认同。在三篇《过秦论》中，《过秦上》集中探讨秦的兴亡之因。该篇认为秦的崛起主要取决于“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的“地势”，“席卷天下、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的“心志”，以及任用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国富兵强的“形势”。然而，秦统一天下仅十余年，就“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何会如此地不堪一击呢？贾谊得出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中》具体分析秦始皇、秦二世之过。秦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继位之后，不但没有“正先帝之过”，反而“重以无道”：“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能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僇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过秦下》论述了子婴最终亡国的必然性：“三主之惑，终身不悟。”秦始皇之惑在于以严刑酷法治国，二世之惑在于“暴虐以重祸”，子婴之惑在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篇《过秦论》关于秦的兴亡，集中阐发的中心思想便是“攻守势异”四个字。在贾谊看来，夺取政权需要依靠霸道、力政，顺守天下则需要依靠仁义治国，这是因为形势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治国之术。秦皇朝的灭亡，即是不懂得以仁义治国对于守天下的重要性，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只能导致覆灭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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