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把老藏锁 悠悠高原情】
慢慢洗去锁身上厚厚的油泥，繁复的铁剪银花纹重新现世。浦发银行拉萨分行援藏干部陈治龙脸上笑意满满，“又是个好藏品。”
藏锁，是一种冷门的收藏，但是陈治龙却乐此不疲。“进藏工作五年多，我总共收藏了近300把藏锁，少有人问津的老物件成了我的‘心头好’。”陈治龙说。
2016年进藏前，陈治龙从未见过藏锁。第一次知道藏锁，是2017年春节旅行期间，在书店翻阅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器物的书籍时，他偶然在一页上看到了藏锁。当时，陈治龙觉得书上的图片形制精美，和自己工作的地方又有些关联，就把它记在了心里。
没想到，缘分总是来得突然。回到拉萨后不久，他就在八廓街附近冲赛康的集市上与藏锁首次相遇。在一处摊贩前，他看到了主人在贩卖一个黑色的挂件，仔细一端详，正是一把藏锁。陈治龙当即向老板询问价格，买下了这把小小的藏锁。回到家，他把这个沾满了锈迹和油泥的藏锁认真清理出来，黑乎乎的小饰品变得光亮起来，不大的锁面上布满西藏特色的花纹，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和在书籍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陈治龙有空便去各种市场逛逛，收藏了许许多多形制各异的藏锁。“和其他地区的铜锁不同，藏锁多为铁制，不少上面有铁剪银（内地称为错银）纹饰。锁的大小不同、打开方式不同，就让这个简单的日常物件有了无穷趣味。”边说着，陈治龙边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藏品：一把长约20厘米的大锁，需要两把钥匙配合才能打开；一把小锁，需要用长条形的钥匙从一个特殊角度插入，再用巧劲儿才能打开；有的藏锁，上面铭刻着铸造的时间和使用场所，可以用于研究那个年代西藏的社会生活……
拿起一个拇指大小的藏锁，这是他的藏品中体积最小的一把，但锁的两面分别是精美复杂的阴刻和阳刻铁剪银纹饰。陈治龙回忆起自己与这把藏锁相遇的过程。最早他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内蒙古藏家在出售，看到这把锁的精巧尺寸，陈治龙马上就被吸引了，立即向卖家询问。没想到，藏友却告诉他，“锁已出售，图片仅供观赏。”
陈治龙感到有些失落，感慨自己和这把锁“失之交臂”。但是没过几天，在另一个朋友处，他又一次看到这把挂念的藏锁，原来正是这个朋友知道陈治龙的收藏兴趣，为他抢先买下了这把藏锁。
“网上和线下的朋友圈在这一刻产生了交集，让我觉得世界充满巧合。”陈治龙感慨。
这些藏品背后，不仅是陈治龙，更是有很多中国古锁具收藏家，通过共同的爱好到了一起，互相交流、探讨、研究。开始收藏藏锁后，陈治龙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一个中国古锁文化推广群里，陈治龙遇到很多天南海北的锁具爱好者。大家在收到一个心仪的锁具，或者是遇到关于锁具收藏的问题后，常在群里留言提问，相互交流锁具收藏的心得体会与困惑疑问。如果群友有相关的知识，都会在群里积极回复。
藏锁，是这个群里的小众藏品。每当陈治龙把自己的珍藏发到群里，大家都会连连赞叹。藏锁源自祖国内地的传统广锁，又结合了西藏地域的特点有了不同的发展，锁身上錾刻的花纹热烈奔放，锁梁部分又特别短，和藏式家具的锁攀（家具上挂锁的部件）相适应，钥匙的形制实用又具有艺术感，很多内地锁具藏家都对藏锁感到很稀奇。“藏锁是一个能把民族的审美融入其中的日用品种类，藏锁不少工艺和其他地方的锁具有相通之处，中华民族器物工艺的交流交往交融，在藏锁中就有所体现。”陈治龙说。
一些商家也看中了锁具及其配套钥匙的文创开发价值。在西藏经营着一家文创公司的方堃对陈治龙收藏的铁锁很有兴趣：“锁在中华文化中有看守财富的内涵，以藏锁和钥匙为原型做一些藏地文创饰品，一定会有不少人喜欢。”
这并非空穴来风。陈治龙记得，自己有一次看中了一把锁，但是锁具的钥匙却不见了。经询问，原来是一名外地游客在购物时，专门购买了藏锁的钥匙用作挂件，却没有把锁具带走。“这说明，很多人对锁和钥匙这类事物都有感情。”陈治龙说。
这些年玩收藏，陈治龙最大的遗憾，就是关于藏锁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让他感觉“藏锁收藏是一个人在奋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进入藏锁收藏的行列，能帮助藏锁作为一种器物，找到其所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价值。我愿意把我的藏品拿出来与更多研究者分享，我们共同发现藏锁蕴藏的文化意义。”陈治龙说，“专家说，铁匠在西藏历史上地位很低，所以铁锁没有太多文字记录。我收藏的铁锁，如果有机会让这些无名者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痕迹，那就是对这些工匠作品最大的肯定。”
“未来我会把这些锁具都捐赠给博物馆。”陈治龙介绍，“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传统工艺，让后人重视并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发掘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是我作为援藏工作者的心愿。”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慢慢洗去锁身上厚厚的油泥，繁复的铁剪银花纹重新现世。浦发银行拉萨分行援藏干部陈治龙脸上笑意满满，“又是个好藏品。”
藏锁，是一种冷门的收藏，但是陈治龙却乐此不疲。“进藏工作五年多，我总共收藏了近300把藏锁，少有人问津的老物件成了我的‘心头好’。”陈治龙说。
2016年进藏前，陈治龙从未见过藏锁。第一次知道藏锁，是2017年春节旅行期间，在书店翻阅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器物的书籍时，他偶然在一页上看到了藏锁。当时，陈治龙觉得书上的图片形制精美，和自己工作的地方又有些关联，就把它记在了心里。
没想到，缘分总是来得突然。回到拉萨后不久，他就在八廓街附近冲赛康的集市上与藏锁首次相遇。在一处摊贩前，他看到了主人在贩卖一个黑色的挂件，仔细一端详，正是一把藏锁。陈治龙当即向老板询问价格，买下了这把小小的藏锁。回到家，他把这个沾满了锈迹和油泥的藏锁认真清理出来，黑乎乎的小饰品变得光亮起来，不大的锁面上布满西藏特色的花纹，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和在书籍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陈治龙有空便去各种市场逛逛，收藏了许许多多形制各异的藏锁。“和其他地区的铜锁不同，藏锁多为铁制，不少上面有铁剪银（内地称为错银）纹饰。锁的大小不同、打开方式不同，就让这个简单的日常物件有了无穷趣味。”边说着，陈治龙边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藏品：一把长约20厘米的大锁，需要两把钥匙配合才能打开；一把小锁，需要用长条形的钥匙从一个特殊角度插入，再用巧劲儿才能打开；有的藏锁，上面铭刻着铸造的时间和使用场所，可以用于研究那个年代西藏的社会生活……
拿起一个拇指大小的藏锁，这是他的藏品中体积最小的一把，但锁的两面分别是精美复杂的阴刻和阳刻铁剪银纹饰。陈治龙回忆起自己与这把藏锁相遇的过程。最早他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内蒙古藏家在出售，看到这把锁的精巧尺寸，陈治龙马上就被吸引了，立即向卖家询问。没想到，藏友却告诉他，“锁已出售，图片仅供观赏。”
陈治龙感到有些失落，感慨自己和这把锁“失之交臂”。但是没过几天，在另一个朋友处，他又一次看到这把挂念的藏锁，原来正是这个朋友知道陈治龙的收藏兴趣，为他抢先买下了这把藏锁。
“网上和线下的朋友圈在这一刻产生了交集，让我觉得世界充满巧合。”陈治龙感慨。
这些藏品背后，不仅是陈治龙，更是有很多中国古锁具收藏家，通过共同的爱好到了一起，互相交流、探讨、研究。开始收藏藏锁后，陈治龙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一个中国古锁文化推广群里，陈治龙遇到很多天南海北的锁具爱好者。大家在收到一个心仪的锁具，或者是遇到关于锁具收藏的问题后，常在群里留言提问，相互交流锁具收藏的心得体会与困惑疑问。如果群友有相关的知识，都会在群里积极回复。
藏锁，是这个群里的小众藏品。每当陈治龙把自己的珍藏发到群里，大家都会连连赞叹。藏锁源自祖国内地的传统广锁，又结合了西藏地域的特点有了不同的发展，锁身上錾刻的花纹热烈奔放，锁梁部分又特别短，和藏式家具的锁攀（家具上挂锁的部件）相适应，钥匙的形制实用又具有艺术感，很多内地锁具藏家都对藏锁感到很稀奇。“藏锁是一个能把民族的审美融入其中的日用品种类，藏锁不少工艺和其他地方的锁具有相通之处，中华民族器物工艺的交流交往交融，在藏锁中就有所体现。”陈治龙说。
一些商家也看中了锁具及其配套钥匙的文创开发价值。在西藏经营着一家文创公司的方堃对陈治龙收藏的铁锁很有兴趣：“锁在中华文化中有看守财富的内涵，以藏锁和钥匙为原型做一些藏地文创饰品，一定会有不少人喜欢。”
这并非空穴来风。陈治龙记得，自己有一次看中了一把锁，但是锁具的钥匙却不见了。经询问，原来是一名外地游客在购物时，专门购买了藏锁的钥匙用作挂件，却没有把锁具带走。“这说明，很多人对锁和钥匙这类事物都有感情。”陈治龙说。
这些年玩收藏，陈治龙最大的遗憾，就是关于藏锁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让他感觉“藏锁收藏是一个人在奋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进入藏锁收藏的行列，能帮助藏锁作为一种器物，找到其所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价值。我愿意把我的藏品拿出来与更多研究者分享，我们共同发现藏锁蕴藏的文化意义。”陈治龙说，“专家说，铁匠在西藏历史上地位很低，所以铁锁没有太多文字记录。我收藏的铁锁，如果有机会让这些无名者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痕迹，那就是对这些工匠作品最大的肯定。”
“未来我会把这些锁具都捐赠给博物馆。”陈治龙介绍，“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传统工艺，让后人重视并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发掘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是我作为援藏工作者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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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把老藏锁 悠悠高原情#格桑花开新西藏#
慢慢洗去锁身上厚厚的油泥，繁复的铁剪银花纹重新现世。浦发银行拉萨分行援藏干部陈治龙脸上笑意满满，“又是个好藏品。”
藏锁，是一种冷门的收藏，但是陈治龙却乐此不疲。“进藏工作五年多，我总共收藏了近300把藏锁，少有人问津的老物件成了我的‘心头好’。”陈治龙说。
2016年进藏前，陈治龙从未见过藏锁。第一次知道藏锁，是2017年春节旅行期间，在书店翻阅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器物的书籍时，他偶然在一页上看到了藏锁。当时，陈治龙觉得书上的图片形制精美，和自己工作的地方又有些关联，就把它记在了心里。
没想到，缘分总是来得突然。回到拉萨后不久，他就在八廓街附近冲赛康的集市上与藏锁首次相遇。在一处摊贩前，他看到了主人在贩卖一个黑色的挂件，仔细一端详，正是一把藏锁。陈治龙当即向老板询问价格，买下了这把小小的藏锁。回到家，他把这个沾满了锈迹和油泥的藏锁认真清理出来，黑乎乎的小饰品变得光亮起来，不大的锁面上布满西藏特色的花纹，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和在书籍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陈治龙有空便去各种市场逛逛，收藏了许许多多形制各异的藏锁。“和其他地区的铜锁不同，藏锁多为铁制，不少上面有铁剪银（内地称为错银）纹饰。锁的大小不同、打开方式不同，就让这个简单的日常物件有了无穷趣味。”边说着，陈治龙边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藏品：一把长约20厘米的大锁，需要两把钥匙配合才能打开；一把小锁，需要用长条形的钥匙从一个特殊角度插入，再用巧劲儿才能打开；有的藏锁，上面铭刻着铸造的时间和使用场所，可以用于研究那个年代西藏的社会生活……
拿起一个拇指大小的藏锁，这是他的藏品中体积最小的一把，但锁的两面分别是精美复杂的阴刻和阳刻铁剪银纹饰。陈治龙回忆起自己与这把藏锁相遇的过程。最早他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内蒙古藏家在出售，看到这把锁的精巧尺寸，陈治龙马上就被吸引了，立即向卖家询问。没想到，藏友却告诉他，“锁已出售，图片仅供观赏。”
陈治龙感到有些失落，感慨自己和这把锁“失之交臂”。但是没过几天，在另一个朋友处，他又一次看到这把挂念的藏锁，原来正是这个朋友知道陈治龙的收藏兴趣，为他抢先买下了这把藏锁。

“网上和线下的朋友圈在这一刻产生了交集，让我觉得世界充满巧合。”陈治龙感慨。
这些藏品背后，不仅是陈治龙，更是有很多中国古锁具收藏家，通过共同的爱好到了一起，互相交流、探讨、研究。开始收藏藏锁后，陈治龙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一个中国古锁文化推广群里，陈治龙遇到很多天南海北的锁具爱好者。大家在收到一个心仪的锁具，或者是遇到关于锁具收藏的问题后，常在群里留言提问，相互交流锁具收藏的心得体会与困惑疑问。如果群友有相关的知识，都会在群里积极回复。
藏锁，是这个群里的小众藏品。每当陈治龙把自己的珍藏发到群里，大家都会连连赞叹。藏锁源自祖国内地的传统广锁，又结合了西藏地域的特点有了不同的发展，锁身上錾刻的花纹热烈奔放，锁梁部分又特别短，和藏式家具的锁攀（家具上挂锁的部件）相适应，钥匙的形制实用又具有艺术感，很多内地锁具藏家都对藏锁感到很稀奇。“藏锁是一个能把民族的审美融入其中的日用品种类，藏锁不少工艺和其他地方的锁具有相通之处，中华民族器物工艺的交流交往交融，在藏锁中就有所体现。”陈治龙说。
一些商家也看中了锁具及其配套钥匙的文创开发价值。在西藏经营着一家文创公司的方堃对陈治龙收藏的铁锁很有兴趣：“锁在中华文化中有看守财富的内涵，以藏锁和钥匙为原型做一些藏地文创饰品，一定会有不少人喜欢。”

这并非空穴来风。陈治龙记得，自己有一次看中了一把锁，但是锁具的钥匙却不见了。经询问，原来是一名外地游客在购物时，专门购买了藏锁的钥匙用作挂件，却没有把锁具带走。“这说明，很多人对锁和钥匙这类事物都有感情。”陈治龙说。
这些年玩收藏，陈治龙最大的遗憾，就是关于藏锁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让他感觉“藏锁收藏是一个人在奋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进入藏锁收藏的行列，能帮助藏锁作为一种器物，找到其所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价值。我愿意把我的藏品拿出来与更多研究者分享，我们共同发现藏锁蕴藏的文化意义。”陈治龙说，“专家说，铁匠在西藏历史上地位很低，所以铁锁没有太多文字记录。我收藏的铁锁，如果有机会让这些无名者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痕迹，那就是对这些工匠作品最大的肯定。”
“未来我会把这些锁具都捐赠给博物馆。”陈治龙介绍，“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传统工艺，让后人重视并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发掘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是我作为援藏工作者的心愿。”
慢慢洗去锁身上厚厚的油泥，繁复的铁剪银花纹重新现世。浦发银行拉萨分行援藏干部陈治龙脸上笑意满满，“又是个好藏品。”
藏锁，是一种冷门的收藏，但是陈治龙却乐此不疲。“进藏工作五年多，我总共收藏了近300把藏锁，少有人问津的老物件成了我的‘心头好’。”陈治龙说。
2016年进藏前，陈治龙从未见过藏锁。第一次知道藏锁，是2017年春节旅行期间，在书店翻阅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器物的书籍时，他偶然在一页上看到了藏锁。当时，陈治龙觉得书上的图片形制精美，和自己工作的地方又有些关联，就把它记在了心里。
没想到，缘分总是来得突然。回到拉萨后不久，他就在八廓街附近冲赛康的集市上与藏锁首次相遇。在一处摊贩前，他看到了主人在贩卖一个黑色的挂件，仔细一端详，正是一把藏锁。陈治龙当即向老板询问价格，买下了这把小小的藏锁。回到家，他把这个沾满了锈迹和油泥的藏锁认真清理出来，黑乎乎的小饰品变得光亮起来，不大的锁面上布满西藏特色的花纹，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和在书籍上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陈治龙有空便去各种市场逛逛，收藏了许许多多形制各异的藏锁。“和其他地区的铜锁不同，藏锁多为铁制，不少上面有铁剪银（内地称为错银）纹饰。锁的大小不同、打开方式不同，就让这个简单的日常物件有了无穷趣味。”边说着，陈治龙边向记者展示了他的藏品：一把长约20厘米的大锁，需要两把钥匙配合才能打开；一把小锁，需要用长条形的钥匙从一个特殊角度插入，再用巧劲儿才能打开；有的藏锁，上面铭刻着铸造的时间和使用场所，可以用于研究那个年代西藏的社会生活……
拿起一个拇指大小的藏锁，这是他的藏品中体积最小的一把，但锁的两面分别是精美复杂的阴刻和阳刻铁剪银纹饰。陈治龙回忆起自己与这把藏锁相遇的过程。最早他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内蒙古藏家在出售，看到这把锁的精巧尺寸，陈治龙马上就被吸引了，立即向卖家询问。没想到，藏友却告诉他，“锁已出售，图片仅供观赏。”
陈治龙感到有些失落，感慨自己和这把锁“失之交臂”。但是没过几天，在另一个朋友处，他又一次看到这把挂念的藏锁，原来正是这个朋友知道陈治龙的收藏兴趣，为他抢先买下了这把藏锁。

“网上和线下的朋友圈在这一刻产生了交集，让我觉得世界充满巧合。”陈治龙感慨。
这些藏品背后，不仅是陈治龙，更是有很多中国古锁具收藏家，通过共同的爱好到了一起，互相交流、探讨、研究。开始收藏藏锁后，陈治龙结识了很多朋友。在一个中国古锁文化推广群里，陈治龙遇到很多天南海北的锁具爱好者。大家在收到一个心仪的锁具，或者是遇到关于锁具收藏的问题后，常在群里留言提问，相互交流锁具收藏的心得体会与困惑疑问。如果群友有相关的知识，都会在群里积极回复。
藏锁，是这个群里的小众藏品。每当陈治龙把自己的珍藏发到群里，大家都会连连赞叹。藏锁源自祖国内地的传统广锁，又结合了西藏地域的特点有了不同的发展，锁身上錾刻的花纹热烈奔放，锁梁部分又特别短，和藏式家具的锁攀（家具上挂锁的部件）相适应，钥匙的形制实用又具有艺术感，很多内地锁具藏家都对藏锁感到很稀奇。“藏锁是一个能把民族的审美融入其中的日用品种类，藏锁不少工艺和其他地方的锁具有相通之处，中华民族器物工艺的交流交往交融，在藏锁中就有所体现。”陈治龙说。
一些商家也看中了锁具及其配套钥匙的文创开发价值。在西藏经营着一家文创公司的方堃对陈治龙收藏的铁锁很有兴趣：“锁在中华文化中有看守财富的内涵，以藏锁和钥匙为原型做一些藏地文创饰品，一定会有不少人喜欢。”

这并非空穴来风。陈治龙记得，自己有一次看中了一把锁，但是锁具的钥匙却不见了。经询问，原来是一名外地游客在购物时，专门购买了藏锁的钥匙用作挂件，却没有把锁具带走。“这说明，很多人对锁和钥匙这类事物都有感情。”陈治龙说。
这些年玩收藏，陈治龙最大的遗憾，就是关于藏锁的文字记录几乎是空白，让他感觉“藏锁收藏是一个人在奋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也希望更多人进入藏锁收藏的行列，能帮助藏锁作为一种器物，找到其所处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价值。我愿意把我的藏品拿出来与更多研究者分享，我们共同发现藏锁蕴藏的文化意义。”陈治龙说，“专家说，铁匠在西藏历史上地位很低，所以铁锁没有太多文字记录。我收藏的铁锁，如果有机会让这些无名者在历史记载中留下痕迹，那就是对这些工匠作品最大的肯定。”
“未来我会把这些锁具都捐赠给博物馆。”陈治龙介绍，“让更多人看到西藏的传统工艺，让后人重视并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在传承中发掘文化遗产的价值，这是我作为援藏工作者的心愿。”
《我不是社恐，我只是“社懒”》文 | 读者：霜落晨曦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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