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延迟退休快来了？专家：退休年龄逐步消除“男女有别”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文公布。其中提到，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延迟退休政策真的快要出台了？当前有无相对成熟的延迟方案？11月5日，红星新闻记者就延迟退休话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
郑秉文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他建议，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不应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工作群体，性别区分最终也应该取消。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
可追溯到十多年前
目前，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可追溯到十多年前。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到“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答记者问时曾说，人社部会在2020年前，将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推出来。不过，尹蔚民强调，这个政策本身讲的就是渐进性，所以核心就是小步、分阶段、渐进式的推进。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会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
2020年，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并未如约“露面”。郑秉文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延迟退休写在“十四五”规划中，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十四五”期间就应该要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郑秉文回顾，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有类似表述，具体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五”没有付诸实施。“我觉得，中央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所以，按照‘十四五’规划，需要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实施这项政策的节奏。”
“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一年延迟三四个月，适合我国国情
何为“渐进式”延迟退休？郑秉文解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指每一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年延迟一岁。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延迟三个月，四年能延迟一岁；另一种是每年延迟四个月，需要三年时间延迟一岁。
“这项政策已经很成熟了。”郑秉文介绍，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击欧洲、2010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十几个成员国在2010年一年之内都延迟了退休年龄，使用的几乎全是渐进式延长的办法。
如果按三年延迟一岁计算，女工退休从50岁延迟到60岁，就需要30年，如果延迟到65岁，就需要45年，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按四年延迟一岁，那便需要40年时间才能延迟到目标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做法，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郑秉文透露，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从研究层面讲，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各个群体能够普遍接受。
“当然，不管是一年延三四个月，或是延两个月，推进中都会遇到一些难点或阻力，主要是非脑力劳动这个群体，他们有一些虽在观念上接受，但身体方面还需要一个适应期。”郑秉文表示，这个适应期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脑力力劳动群体的接受情况相对较好，尤其是科学家和教授等，像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专家，即使没有延迟退休年龄，他们七十多、八十多了，仍都在工作。
建议实施相同法定退休年龄
消除“男女之别”
说起退休，有人到了年龄不想退，而有人工龄满了便想提前退。制定退休制度，要不要兼顾这两类不同的想法？
对此，郑秉文解释，脑力劳动者和非脑力劳动者对延迟退休的态度，会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看法。一些非脑力劳动，即便年龄没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也可能因为身体等原因想提前退休；而一些脑力劳动者，他们即使办理了退休手续，也会经常去办公室和实验室，即使不去办公室，也参与很多社会上的或原单位的科研工作或课题研究，事实上在“变相”地延迟退休，这种情况目前也非常普遍。
郑秉文说，从国际经验来看，针对脑力劳动群体和非脑力劳动群体，是否要制定两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有一些争议。在实践中，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之前，曾有不同工种、不同职业、甚至不同行业采取不同退休年龄的区分，但经过实践，最后还是倾向于统一起来。
“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非脑力劳动者，统一为一个法定标准。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减少了制度的碎片化和群体排斥行为，减少了矛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脑力劳动者可以继续工作，非脑力劳动者退休后也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郑秉文介绍，在法定退休年龄方面，许多国家摒弃了非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此外，从性别角度的区分，几十年以前有些发达国家是不同，但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男女退休年龄都是一样的，因为随着时代进步和观念变化，他们认为，如果女性退休年龄低，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一个国家实施同一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是趋势，也是在实践当中逐渐形成的统一做法。”郑秉文说，当然，这样做有个大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
“我觉得，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从最终的目标来看也不应该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劳动群体，不应该区分男女，但考虑到大环境，也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可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
渐进式延迟可分三步走
给出“时间表”让各年龄段群体做好安排
郑秉文认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重新梳理。应该分几步走。
第一步，应该规范退休年龄。目前的退休年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是特殊工种的认定、规范和执行等。相关规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出的，如今很多岗位已发生变化，但那些规定仍没有进行修改或更新。
他举例进一步解释，比如开火车的司机现已不属于体力活儿，火车烧煤的时代过去了，都改成电力和电脑了，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程度的人才能完成。因此，特殊工种需要进行重新认定，制定重启新的标准啊。
“规范退休年龄，这第一步很重要，否则会出现不公平，遭到社会质疑。目前很多提前退休现象，其中有一些就跟这些特殊工种的规定有关系，其中夹杂着很多道德风险，人们识别起来很困难。”郑秉文说。
第二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制定一个渐进式的、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表”，让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有很好的预期，来安排好家庭和工作间的关系。
“这包含几年延迟一岁，还包括男女性别提高年龄的时序和节奏的配合，包括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与男性是否存在差别，或存在多大的差别，包括缩小这个差别的改革时间表等等，都要有个几十年的长期‘时间表’，让每个年龄段的群体预期都是非常精确，不造成矛盾或猜疑，透明而公平。”
第三步，构建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这必须要先把第一步和第二步做好。引入和建立弹性退休机制，需要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相结合，要有一些配套政策嵌入进去，否则，效果也不会很好。
弹性退休机制包括三层含义
到达法定年龄后允许选择不退休
郑秉文回忆说，多年前，东部沿海某大城市实施了“柔性退休”的试点，结果不是很理想。
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不愿意申请“柔性”退休，因为，他拿了一份退休金，又到别的地方打工，第二次加入劳动力市场，这样等于能拿两份钱，更划得来。所以，那个城市试点后申请“柔性”退休的人很少，最后可能不了了之。
对于引入弹性退休机制，郑秉文认为，它包括应该几层含义：
首先，设立一个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领取一份最低养老金，比如男性在中国是64岁。
其次，为了鼓励多缴多得，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领取的法定退休金是标准的退休金，标准要高一些。有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但其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是65岁。
“就是说，允许65岁申请退休。你可以选择在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即65岁退休，这时，养老金水平要低一些，而正式的67岁退休，其养老金是标准的养老金。”
再次，允许任何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选择不退休，继续工作。一些国家的大学教授和工程师几乎没有67岁就退休的，他可以继续工作下去，只要其不申请退休，雇主就没有权力让他退休，这是弹性退休机制的一个重要安排。
郑秉文认为，所谓弹性退休机制，主要包括上面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十四五”期间，如果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最好能一揽子把弹性退休机制也“装进去”，提高透明度，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退休年龄严重偏低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处在什么状态？
郑秉文表示，目前的状况是严重偏低。我国男性法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十几个国家已经制定到67岁，这个差距很大。
郑秉文还提到，我国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差距更大。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女性的退休年龄往往跟男性一样。她们认为，如果退休年龄比男性低，这是性别歧视。中国的传统看法恰恰相反，提前退休是照顾女性的一种优惠政策，所以，女工退休年龄50岁，比男工退休年龄要小10岁。
另外，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在实践当中认定有些混乱。如1978年出台的104号规定，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男性满55周岁，女性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但一些人由于裙带关系等因素，在认定特殊工种上有些模糊，加之所谓的“病退”群体，整体平均退休年龄就更低了。这是我国退休年龄方面一个特点。
郑秉文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场崭新生活方式的开始，比如，现在是早早起来遛鸟和跳广场舞，要渐变为早早起来去上班。无论是从人的寿命预期来讲，还是从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提高退休年龄都是大趋势。
郑秉文分析说，寿命预期方面，我们现在比改革开放前整整提高了十岁。人力资本的投入方面，现在抚养一个婴儿到成年，其投入远大于改革开放前。按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比，只有工作年限长，才能更好收回投入。
受教育方面，平均年限延长很多。一个人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博士后，加起来至少要12年，他要30岁左右才能步入职场，以前20岁便可进入劳动力市场，现在比以前晚了近十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全社会的劳动供给就受到极大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提高劳动供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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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延迟退休政策真的快要出台了？当前有无相对成熟的延迟方案？11月5日，红星新闻记者就延迟退休话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
郑秉文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他建议，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不应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工作群体，性别区分最终也应该取消。
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
可追溯到十多年前
目前，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可追溯到十多年前。早在2008年11月，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到“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答记者问时曾说，人社部会在2020年前，将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案推出来。不过，尹蔚民强调，这个政策本身讲的就是渐进性，所以核心就是小步、分阶段、渐进式的推进。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会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
2020年，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并未如约“露面”。郑秉文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延迟退休写在“十四五”规划中，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十四五”期间就应该要实施延迟退休政策。
郑秉文回顾，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有类似表述，具体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五”没有付诸实施。“我觉得，中央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所以，按照‘十四五’规划，需要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来安排实施这项政策的节奏。”
“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一年延迟三四个月，适合我国国情
何为“渐进式”延迟退休？郑秉文解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指每一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年延迟一岁。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每年延迟三个月，四年能延迟一岁；另一种是每年延迟四个月，需要三年时间延迟一岁。
“这项政策已经很成熟了。”郑秉文介绍，在2008年金融危机袭击欧洲、2010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欧盟十几个成员国在2010年一年之内都延迟了退休年龄，使用的几乎全是渐进式延长的办法。
如果按三年延迟一岁计算，女工退休从50岁延迟到60岁，就需要30年，如果延迟到65岁，就需要45年，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按四年延迟一岁，那便需要40年时间才能延迟到目标法定退休年龄。这种“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做法，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经验。
郑秉文透露，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从研究层面讲，绝大部分学术同行倾向于一年延迟三个月或四个月，这样既起到渐进的作用，又不会像一年延迟两个月、六年才能延迟一岁那样时间过长，也比较适合我国国情，各个群体能够普遍接受。
“当然，不管是一年延三四个月，或是延两个月，推进中都会遇到一些难点或阻力，主要是非脑力劳动这个群体，他们有一些虽在观念上接受，但身体方面还需要一个适应期。”郑秉文表示，这个适应期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脑力力劳动群体的接受情况相对较好，尤其是科学家和教授等，像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专家，即使没有延迟退休年龄，他们七十多、八十多了，仍都在工作。
建议实施相同法定退休年龄
消除“男女之别”
说起退休，有人到了年龄不想退，而有人工龄满了便想提前退。制定退休制度，要不要兼顾这两类不同的想法？
对此，郑秉文解释，脑力劳动者和非脑力劳动者对延迟退休的态度，会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看法。一些非脑力劳动，即便年龄没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也可能因为身体等原因想提前退休；而一些脑力劳动者，他们即使办理了退休手续，也会经常去办公室和实验室，即使不去办公室，也参与很多社会上的或原单位的科研工作或课题研究，事实上在“变相”地延迟退休，这种情况目前也非常普遍。
郑秉文说，从国际经验来看，针对脑力劳动群体和非脑力劳动群体，是否要制定两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有一些争议。在实践中，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一些欧洲国家在二战之前，曾有不同工种、不同职业、甚至不同行业采取不同退休年龄的区分，但经过实践，最后还是倾向于统一起来。
“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非脑力劳动者，统一为一个法定标准。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减少了制度的碎片化和群体排斥行为，减少了矛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脑力劳动者可以继续工作，非脑力劳动者退休后也有相应的制度保障。”
郑秉文介绍，在法定退休年龄方面，许多国家摒弃了非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此外，从性别角度的区分，几十年以前有些发达国家是不同，但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男女退休年龄都是一样的，因为随着时代进步和观念变化，他们认为，如果女性退休年龄低，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一个国家实施同一种法定退休年龄，这是趋势，也是在实践当中逐渐形成的统一做法。”郑秉文说，当然，这样做有个大环境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
“我觉得，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从最终的目标来看也不应该区分脑力劳动和非脑力劳动群体，不应该区分男女，但考虑到大环境，也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可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
渐进式延迟可分三步走
给出“时间表”让各年龄段群体做好安排
郑秉文认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重新梳理。应该分几步走。
第一步，应该规范退休年龄。目前的退休年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是特殊工种的认定、规范和执行等。相关规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出的，如今很多岗位已发生变化，但那些规定仍没有进行修改或更新。
他举例进一步解释，比如开火车的司机现已不属于体力活儿，火车烧煤的时代过去了，都改成电力和电脑了，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程度的人才能完成。因此，特殊工种需要进行重新认定，制定重启新的标准啊。
“规范退休年龄，这第一步很重要，否则会出现不公平，遭到社会质疑。目前很多提前退休现象，其中有一些就跟这些特殊工种的规定有关系，其中夹杂着很多道德风险，人们识别起来很困难。”郑秉文说。
第二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制定一个渐进式的、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详细政策，给出“时间表”，让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有很好的预期，来安排好家庭和工作间的关系。
“这包含几年延迟一岁，还包括男女性别提高年龄的时序和节奏的配合，包括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与男性是否存在差别，或存在多大的差别，包括缩小这个差别的改革时间表等等，都要有个几十年的长期‘时间表’，让每个年龄段的群体预期都是非常精确，不造成矛盾或猜疑，透明而公平。”
第三步，构建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这必须要先把第一步和第二步做好。引入和建立弹性退休机制，需要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相结合，要有一些配套政策嵌入进去，否则，效果也不会很好。
弹性退休机制包括三层含义
到达法定年龄后允许选择不退休
郑秉文回忆说，多年前，东部沿海某大城市实施了“柔性退休”的试点，结果不是很理想。
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不愿意申请“柔性”退休，因为，他拿了一份退休金，又到别的地方打工，第二次加入劳动力市场，这样等于能拿两份钱，更划得来。所以，那个城市试点后申请“柔性”退休的人很少，最后可能不了了之。
对于引入弹性退休机制，郑秉文认为，它包括应该几层含义：
首先，设立一个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领取一份最低养老金，比如男性在中国是64岁。
其次，为了鼓励多缴多得，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领取的法定退休金是标准的退休金，标准要高一些。有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但其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是65岁。
“就是说，允许65岁申请退休。你可以选择在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即65岁退休，这时，养老金水平要低一些，而正式的67岁退休，其养老金是标准的养老金。”
再次，允许任何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可以选择不退休，继续工作。一些国家的大学教授和工程师几乎没有67岁就退休的，他可以继续工作下去，只要其不申请退休，雇主就没有权力让他退休，这是弹性退休机制的一个重要安排。
郑秉文认为，所谓弹性退休机制，主要包括上面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十四五”期间，如果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最好能一揽子把弹性退休机制也“装进去”，提高透明度，减少改革成本和阻力。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退休年龄严重偏低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退休年龄处在什么状态？
郑秉文表示，目前的状况是严重偏低。我国男性法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十几个国家已经制定到67岁，这个差距很大。
郑秉文还提到，我国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的差距更大。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女性的退休年龄往往跟男性一样。她们认为，如果退休年龄比男性低，这是性别歧视。中国的传统看法恰恰相反，提前退休是照顾女性的一种优惠政策，所以，女工退休年龄50岁，比男工退休年龄要小10岁。
另外，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在实践当中认定有些混乱。如1978年出台的104号规定，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男性满55周岁，女性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但一些人由于裙带关系等因素，在认定特殊工种上有些模糊，加之所谓的“病退”群体，整体平均退休年龄就更低了。这是我国退休年龄方面一个特点。
郑秉文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场崭新生活方式的开始，比如，现在是早早起来遛鸟和跳广场舞，要渐变为早早起来去上班。无论是从人的寿命预期来讲，还是从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提高退休年龄都是大趋势。
郑秉文分析说，寿命预期方面，我们现在比改革开放前整整提高了十岁。人力资本的投入方面，现在抚养一个婴儿到成年，其投入远大于改革开放前。按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比，只有工作年限长，才能更好收回投入。
受教育方面，平均年限延长很多。一个人从本科读到硕士、博士、博士后，加起来至少要12年，他要30岁左右才能步入职场，以前20岁便可进入劳动力市场，现在比以前晚了近十年。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全社会的劳动供给就受到极大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提高劳动供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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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2020# WNEVC2020|何卉：从国际视角看加速货运交通部门零碳转型的政策2020年9月27-30日，第二届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省海口召开，本次大会以“共克时艰、跨界协同、合作共赢”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速突破新能源汽车市场化障碍，加快推进“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融合发展。大会由中国科协、海南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举办。其中，在9月29日上午举办的“中重型车零排放”主题峰会上，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中国区主任何卉通过视频发表了精彩演讲。2020年9月27-30日召开的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中国区主任何卉通过视频发表了精彩演讲，其主要观点如下：1.货运卡车，尤其重型长距离的货运卡车，零排放化对节能减排、温室气体的减排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该得到政策制定者更多的重视。2.当前，从世界范围内看，适用于各个细分市场的零排放卡车技术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得到实践的检验。在这一阶段借助政策进行推动非常必要。3.推动重型卡车零排放化需要一系列囊括空气污染物排放、能效或CO2排放法规、销售要求、激励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性方案，并得到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制造商的支持。我们建议国家多个部门协同推动重卡零排放化。以下内容为现场演讲实录：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感谢龚主任的介绍。我今天主要介绍国际市场推动零排放卡车的政策和措施。货运车辆是节能减排的重头戏。虽然体量不大，占全球车队总量的不到10%，但却贡献了40%的道路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全球的一个数据。在中国，这个数字还要更高，大概占60%。除此以外，货运车辆还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贡献源，贡献了60%-80%的氮氧化物、颗粒物的污染。货运部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在不断增长。如果不加以管控，到了2050年，30年之后，它的排放会翻一番。如果说碳达峰或是碳中和，这个部分是不可忽视的。减排部门主要的技术路径，就是零排放化或是电动化。货运车辆不同类别，零排放化的难度也各不相同。从图里我们定性比较了一下四个细分类别，这是美国和欧洲市场所讲的类别，但实际反映了从小型到大型，从短途到长途的一个细分类别。可以看到，长距离重型车辆，最后一类，脱挂车辆，它的电动化的难度系数最高，因为长期处于高速稳态循环，需要大量的能量，每天里程跑得比较高，一般多于500公里，载货量比较大，20吨，因此电量的需求、电能氢的需求比较高，从电池来讲需要多于800千瓦时的电池，碳排放也是最大的，但市场上车型数量没有城市运输多。总的讲，这张图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让货运车辆零排放的话，那长距离重型车是管控的重中之重，需要非常大的力度的支持。接下来讲讲政策方面的问题。有三大类政策：第一类供给端的政策，主要有销售需求，也就是汽车生产企业生产和销售一定比例的零排放车，还有牌照法规、能效法规。这里面的排放法规可以指温室气体排放法规，也可以指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法规，两者同样重要。第二类是需求端的政策，有针对购买的政策激励，有针对运营期间的激励政策，还有购置要求，也就是要求使用车的车队、运输公司采购一定比例的零排放车辆。最后就是政府的非财政干预方式。包括支撑试点示范、优先道路通行政策、基础设施投资。下面进行国际实例的介绍。美国、欧盟范围内采用的政策。从美国联邦政府的角度来说，前几年颁布了温室气体排放第二阶段的标准，里面对零排放卡车有特殊的激励；加州刚刚出台了先进清洁卡车法规，此外还采用了全世界最为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这对推动超低排放车辆、零排放车辆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加州政策也影响到了15个其他的美国的州，他们都在向加州看齐，逐步推出了零排放卡车的远景目标。欧盟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中重型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其次还有法令，有基础设施的法令，清洁车辆的法令，碳排放交易机制。先看第一个政策实例。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SydneyVERGIS博士刚才已经介绍了细节，所以我现在不重复细节，但想强调一点，这个法规里设计了一个达标机制，使得最重最大的卡车类别7-8级的卡车有一定的零排放的比例。我们看达标路径，很多不同颜色的箭头，指的是不同类别的车，对7-8级的卡车，只能用这个级别的卡车产生的零排放正积分抵偿负积分。第二个是如何通过排放标准鼓励？左边的是欧洲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案例，平均达标机制，企业可以用零排放车作为一个达标手段。在此之上，还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激励机制，零排放卡车门槛，这个门槛，就是说如果汽车生产企业生产超过一定比例（这里是2%的零排放车），每辆生产的零排放卡车会当作2辆车进行计入。我们评估，绝大多数欧洲企业都会充分利用这个机制，到2025年绝大多数的欧洲生产企业都会生产2%以上的零排放卡车。右边的案例是加州对商用车的超低氮氧化物的排放标准。这也是一个车队平均的标准，4个车队分别有自己的达标尺子，互相之间不可以做积分的转移，但如果生产企业会生产零排放卡车，就可以用零排放卡车产生的积分帮助4个里的任何一个进行达标。接下来另外一类政策施例，欧盟实施的碳排放的收费政策。左边的是Eurovigentte系统，对二氧化碳排放比较高的柴油车征收比较高的费用，零排放车是全免费；右边的是碳交易系统，在欧洲碳交易系统在交通部门、其他部门的表现形式非常不同，在交通部门是以燃油附加费的形式体现，燃油销售端，也是基于燃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制定附加费用，柴油会有更多的费用。再一个，就是购置要求的实例。这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的一张图，描述了对不同细分市场不同车队零排放车或是超低排放车购置的要求的时间表。今天我们看到加州推出了先进清洁卡车的法规，要求企业要生产一定比例的零排放卡车，这个政策不是从0就有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过去多年的积累。一步步的积累，以空气质量为导向，要求车队有一定的零排放的采购比例。再下面是政府干预的一个实例，中国是通过示范项目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全球的典范。推行零排放中重型卡车方面，德国也做得比较领先，在三个主要的省份都推行了这样的技术的示范项目，上方有个外接的电能。刚才讲的是美国、欧洲的政策，实际我们对全球的政策都做了调研和梳理。这张表展现了各类政策的应用情况。我这里想强调，我们已经有很多被证明成功的政策工具，比如积分机制、排放标准机制，零排放区的机制，都可以作为中国政策的借鉴，适用于中国的市场。接下来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成本。货运部门对成本非常敏感，我们让它零排放，就要深刻了解到它带来的对用户的成本是多少。当我们研究一个政策的时候，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政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用户的使用成本，从而使得商业化的脚步更快。在这个研究里，我们以德国最长距离最重的卡车类别为例，分析用户总成本。用户总成本，除了购置成本，包括燃油成本、维护成本、税费等等。柴油卡车和电动卡车的成本，总质量40吨，载货量20吨。某一年的成本情况，基础情景，黑色的曲线，起始点是2020年，右下方随着时间推移电动车的成本是逐渐下降的，到2029年与柴油车成本持平，这是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有政策干预的情况，我们看绿色的曲线，欧元购买的机制，加上道路收费的激励，对电动卡车是豁免的，可以进一步把成本持平点提早到2024年。绿色的曲线是是用来降低电动卡车成本的政策，红色的曲线是用来提高柴油车成本的相关的政策，基于二氧化碳道路费用和燃油费用，会把成本持平点提前一到两年，到2028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成本问题，这张片子里我们主要把成本分成不同的类别、不同阶段的类别，包括卡车自己的成本，卡车净成本以及使用期间保养、燃油费用，在图上分别于绿色、红色、黄色的色快体现。最左边是当前情况下没有任何政策干预的情况，中间是2027年的，右边的两个是所有政策参与干预的情况。首先看2020年的基本情况，这个阶段，电动卡车的卡车净成本比较高，但在德国的情景下，电动卡车的使用费用燃料费用也没有太少，因为德国的情况特殊，对电力也征收一定的费用，而且还收快充费，所以黄色这块没有任何省钱，综合看，电动卡车的费用高了很多。2027年，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进步，点评成本下降，蓝色的电动卡车的购买成本下降了不少，总体看用户总成本仍然是电动卡车居高。最后看2027年有政策干预的情况，在德国的情况下，有个政策的效果特别突出，就是绿色的道路费用，是以二氧化碳为基础决定的，大大拉高了柴油车的使用成本，使得电动车具有了成本优势。简单总结刚才讲的重点。货运卡车，尤其重型长距离的货运卡车，零排放化对节能减排、温室气体的减排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应该得到政策制定者更多的重视，需要更多的研究。第二，世界范围内来看，每个细分市场的零排放卡车的技术，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在被逐步验证，这个阶段用政策催发市场，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三，推动零排放卡车，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的部门，需要有排放标准、法规政策，也要有行业的能源的基础设施各个部门的协调，做好这个事情。我们建议，中国各个国家部门协同进行推动。最后，如果政策得当，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五年，即使最重型的卡车，它的零排放卡车也会对柴油车具有成本优势。我们在这个课题做的一些工作，包括全球技术示范的传播。对基础设施和成本的评估，对如何在排放标准中设计零排放卡车的激励机制的研究，除了道路部门，我们还在零排放车在非道路部门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应用，接下来三到六个月我们会把成熟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带到中国，为中国提供量身定制的有益的研究，包括总成本的研究，在中国情况下何时与柴油车打成平手。基于我们全球视角的优势，对三个市场的技术、政策、市场成熟度做个对比。最后，我们对零排放货车在近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的评估。感谢我的团队，尤其中国办公室的毛研究员，他在本地，对这个课题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联系，他应该在会场。页面上还有我们的网站资源。感谢大家的关注！（注：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嘉宾审阅） https://t.cn/RDUmpFL
【铁塔之下 守望天空——走进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实验室巡礼#
北京北土城西路和京藏高速的交汇处，平时车来车往，熙熙攘攘。从一条小路拐进去，却有一处幽静小院。一进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气所）铁塔分部的大门，人们就知道，这里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坐落在此的，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1991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以来，该实验室一直面向国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坚持观测实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引领我国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学科发展与交叉，并专注于开展低层大气中物理和化学过程基础研究。
“仰望天空”这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80多名科研人员想要做到极致。因为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来说，“仰望天空”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
“接地气”的边界层
大气边界层是指离地球表面约1~2千米高度的低层大气。它是地圈、水圈、冰雪圈、生物圈与大气圈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界面和关键区域，对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人类的日常活动、工农业生产以及普通军事活动均集中在该层，工程活动如航空航天、高层建筑设计、风能和太阳能利用等也与大气边界层密切相关。
“可以说，人类99%的活动都是在大气边界层开展的，因此大气边界层一直是国内外大气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所研究员王自发说。
例如，近年来备受世人瞩目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气灰霾等，其实都发生在大气边界层中，这也让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自1988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筹建以来，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定位就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去探寻边界层大气与地球表面的物质能量交换的科学规律。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实验室主要从事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我们主要研究重点天气灾害的触发、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等。”王自发介绍。
大气边界层物理是研究在大气边界层中所发生的物理现象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边界层的大气，既受气压梯度力、科里奥利力的湍流粘性力的作用，又受地面摩擦作用和由辐射引起的温度分布不均匀性的影响，运动非常复杂。
而大气化学则是研究大气组成和化学过程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涉及气象、数学、物理、化学、生态、计算机等诸多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大气微量气体、气溶胶、大气放射性物质和降水等；研究空间范围涵盖对流层和平流层，水平尺度从城市、区域到全球；研究时间尺度从几天到几年，以至几十年；研究手段包括现场观测、实验室模拟和数值模拟等。
学科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工作的事无巨细。作为实验室主任，王自发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学科方向的布局问题。
“一个都不能少”
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郑循华喜欢用“一把三足鼎立的小板凳”形容自己所工作的实验室。
“三条凳子腿是大气化学、大气边界层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三条腿融合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独立又紧密交叉，共同支撑起了整个板凳面——大气环境学。”郑循华说。
凭借着这一独特的学科交叉优势，充分利用理论研究、实验室模拟试验、野外立体综合观测实验、卫星遥测以及数值模拟等多种研究手段，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气边界层物理、大气化学，以及碳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领域持续保持着领先优势。
同时，实验室也是国内唯一 一家从微观到宏观全链条布局的大气科学实验室，无论是一个小小的湍流，还是全球大气输送；无论是分子尺度，还是全球尺度，实验室都有人在做。
“我们实验室一开始就是这样布局的，人不多，但布局的面特别广，要保证每个方向都有人。无论经费状况、需求情况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始终要对这几个方向稳定支持，让大家能坐得住冷板凳。”王自发坦言，“大气科学的热点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前几年是黄沙，这几年是雾霾。我们实验室要做的就是无论国家遇到了什么事，都能马上顶得上去、扛得起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即，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当时国际上有人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进行空气质量的短期数值预报，而国际奥委会也一度想将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预报工作交与外国团队来做。
奥运会是中国人民盼了多少年的大事，岂能把空气质量预报交给别人？这对于王自发和他的同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危受命，扛下了建立北京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模式的紧急任务。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4个月，实验室研发的世界上首套“空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业务系统”投入业务运行。在奥运会期间，这套系统成功预报了未来72小时的空气质量，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让王自发这个实验室主任深感自豪的是，对于这套模式系统，实验室是从建模、基础研究、野外实验，到业务化、产业化全部打通的。正是这种“一个都不能少”的策略，让实验室在面对国家需求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响应，在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经过多年的业务化实践，这套系统逐步推广开来，被广泛采用，成为国家环境质量预报预警中心、七大区域中心、20多个省级中心和50多个市中心的核心预报工具，支撑建立了国家、区域、省、城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业务化体系，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APEC会议、9·3大阅兵、G20杭州峰会等国家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及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核心支撑。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的实验室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将很多人留在了家里，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孙业乐却一直没闲着。
他注意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新冠病毒的传播极大减少了人们的户外活动，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人为排放大气污染物显著减少。然而，一些特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并未因为人为排放的降低而得到预期改善，重污染事件仍有发生。”
为了探究疫情期间人为排放变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孙业乐和他的学生对2020年1~3月份北京颗粒物化学组分和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在过去近10年间，大气污染前体物的变化导致了颗粒物化学组分的变化，而气态前体物浓度的降低和大气氧化性的增强反而促进了二次气溶胶组分的形成和转化，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大气二次污染的治理仍面临着较大挑战。
对于雾霾的深刻理解，孙业乐认为要归功于实验室良好的学术氛围。“当时雾霾刚成为热点，大家都只是关注热点，但王自发老师高瞻远瞩，把实验室不同领域的年轻人组合起来，让我们搞交叉研究，结果确实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这种学术自由、重视交流的氛围，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很大。”
实际上，打破科学研究里的“山头”现象，一直是王自发力图解决的问题。他一直感觉传统的课题组模式就像“小农经济”，科研人员各自为政，各个“山头”之间没什么来往，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还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我们实验室的学科方向很多，就更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机制，来更好地凝练学科方向，让大家集中目标，合力解决一些大的科学问题。”
为此，从2011年起，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了“研究员大会”制度进行决策——实验室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通过研究员大会来确定，针对制度的事项，进行实名投票；针对个人的事项，则实行匿名投票。
此外，每个研究员都有机会当选大会的轮值主席，每人为期三个月。这样，人人都能够站在实验室的高度、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能够始终保持队伍的团结，并且始终围绕国家需求，开展科研攻关。
“矛盾少了，人心齐了，每个人都能在实验室里做自己想做的事、国家需要的事。”王自发笑称，实验室运行机制理顺了，“我这个实验室主任都能当得更加轻松了”。
培养杰出人才，建设优秀团队，在大气边界层基础理论、大气污染成因与模拟预测、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关键过程、大气化学过程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等关键研究领域，开展关键性、前瞻性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个铁塔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始终用科学的眼光仰望天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实验室小故事
“高攀”不起的“网红”打卡地
“北京健翔桥西边有个很高的铁塔是干什么用的？”
“城建大厦北侧有一根很高很高的铁柱子，谁知道那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铁塔分部院里那座高达325米的铁塔，总时不时地引起网友的好奇，甚至还有人怀疑它是不是一栋“烂尾楼”。
实际上，大气所325米气象观测塔不但是附近的“网红”地标、中科院标志性的大型科学设备，更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引以为傲的一座科学之塔。
气象塔于1976年开始建设，1979年8月建成，是一座全天候运行的气象高塔。该塔垂直方向有15层观测平台，可实现气象、湍流、空气质量要素全天候梯度观测，并实现自动观测数据的同步传输。
气象塔主要服务于北京的空气污染研究和大气边界层、大气湍流扩散等研究。在世界众多气象塔中，大气所气象塔具有独特的优势，其高度位居世界第三。在气象塔280米高度南北两个方向设置的两部高清相机可24小时运行，每半小时就会自动拍照，实时监测周边天气、污染和地表状况。气象塔上还有两套观测系统——15层气象梯度观测系统和7层湍流通量观测系统，也同样在24小时不间断运行着。
40多年来，该气象塔连续不间断地对北京市边界层风、温、湿平均场结构进行观测，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这些积累多年的观测数据在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在超大城市里建这么一座气象塔，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座铁塔这么多年来始终屹立在这里，可以说见证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也支撑了国家大气环境的研究。”大气所研究员胡非说。
例如，2009年，北京市气象局承担了国际清洁气象保障任务，该局向大气所提出，想要使用325米气象塔的数据。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即组织科研力量进行了采样程序的修改，进行网络连接和网上数据传送程序的安装调试，并在当年9月24日下午成功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传送，同时在国庆期间安排专人值班，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北京市气象局为此专门发来了感谢信。
目前，在大气所和北京市气象局战略合作协议框架下，气象塔的观测已纳入北京市气象局的日常观测站网。此外，气象塔数据应用于APEC会议的气象保障，取得良好成效。
这座“40多岁”的高塔也为科学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不完全统计，观测塔数据为“973”项目、“863”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提供实验平台，进行全年不间断实时连续观测，近5年用铁塔资料发表的论文就有近百篇。
“从1979年建成以来，这座气象塔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取得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为中国在国际大气科学界赢得了重要的话语权。”正如胡非说的那样，这座“兢兢业业”的高塔，铸成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魂”。（丁佳）
https://t.cn/A64eI5eQ
北京北土城西路和京藏高速的交汇处，平时车来车往，熙熙攘攘。从一条小路拐进去，却有一处幽静小院。一进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气所）铁塔分部的大门，人们就知道，这里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
坐落在此的，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1991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以来，该实验室一直面向国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坚持观测实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引领我国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学科发展与交叉，并专注于开展低层大气中物理和化学过程基础研究。
“仰望天空”这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80多名科研人员想要做到极致。因为对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来说，“仰望天空”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
“接地气”的边界层
大气边界层是指离地球表面约1~2千米高度的低层大气。它是地圈、水圈、冰雪圈、生物圈与大气圈间物质、能量交换的界面和关键区域，对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人类的日常活动、工农业生产以及普通军事活动均集中在该层，工程活动如航空航天、高层建筑设计、风能和太阳能利用等也与大气边界层密切相关。
“可以说，人类99%的活动都是在大气边界层开展的，因此大气边界层一直是国内外大气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大气所研究员王自发说。
例如，近年来备受世人瞩目的温室气体排放、大气灰霾等，其实都发生在大气边界层中，这也让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接地气”。
自1988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开始筹建以来，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定位就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去探寻边界层大气与地球表面的物质能量交换的科学规律。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实验室主要从事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在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我们主要研究重点天气灾害的触发、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等。”王自发介绍。
大气边界层物理是研究在大气边界层中所发生的物理现象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边界层的大气，既受气压梯度力、科里奥利力的湍流粘性力的作用，又受地面摩擦作用和由辐射引起的温度分布不均匀性的影响，运动非常复杂。
而大气化学则是研究大气组成和化学过程的学科，是大气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涉及气象、数学、物理、化学、生态、计算机等诸多学科。研究对象包括大气微量气体、气溶胶、大气放射性物质和降水等；研究空间范围涵盖对流层和平流层，水平尺度从城市、区域到全球；研究时间尺度从几天到几年，以至几十年；研究手段包括现场观测、实验室模拟和数值模拟等。
学科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工作的事无巨细。作为实验室主任，王自发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学科方向的布局问题。
“一个都不能少”
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郑循华喜欢用“一把三足鼎立的小板凳”形容自己所工作的实验室。
“三条凳子腿是大气化学、大气边界层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三条腿融合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独立又紧密交叉，共同支撑起了整个板凳面——大气环境学。”郑循华说。
凭借着这一独特的学科交叉优势，充分利用理论研究、实验室模拟试验、野外立体综合观测实验、卫星遥测以及数值模拟等多种研究手段，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大气边界层物理、大气化学，以及碳氮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领域持续保持着领先优势。
同时，实验室也是国内唯一 一家从微观到宏观全链条布局的大气科学实验室，无论是一个小小的湍流，还是全球大气输送；无论是分子尺度，还是全球尺度，实验室都有人在做。
“我们实验室一开始就是这样布局的，人不多，但布局的面特别广，要保证每个方向都有人。无论经费状况、需求情况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始终要对这几个方向稳定支持，让大家能坐得住冷板凳。”王自发坦言，“大气科学的热点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前几年是黄沙，这几年是雾霾。我们实验室要做的就是无论国家遇到了什么事，都能马上顶得上去、扛得起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即，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当时国际上有人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进行空气质量的短期数值预报，而国际奥委会也一度想将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预报工作交与外国团队来做。
奥运会是中国人民盼了多少年的大事，岂能把空气质量预报交给别人？这对于王自发和他的同事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危受命，扛下了建立北京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模式的紧急任务。
北京奥运会开幕前4个月，实验室研发的世界上首套“空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业务系统”投入业务运行。在奥运会期间，这套系统成功预报了未来72小时的空气质量，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让王自发这个实验室主任深感自豪的是，对于这套模式系统，实验室是从建模、基础研究、野外实验，到业务化、产业化全部打通的。正是这种“一个都不能少”的策略，让实验室在面对国家需求的时候，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响应，在应对急难险重任务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经过多年的业务化实践，这套系统逐步推广开来，被广泛采用，成为国家环境质量预报预警中心、七大区域中心、20多个省级中心和50多个市中心的核心预报工具，支撑建立了国家、区域、省、城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业务化体系，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APEC会议、9·3大阅兵、G20杭州峰会等国家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及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核心支撑。
“人人都能当家做主”的实验室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将很多人留在了家里，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气所研究员孙业乐却一直没闲着。
他注意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新冠病毒的传播极大减少了人们的户外活动，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人为排放大气污染物显著减少。然而，一些特大城市的空气质量并未因为人为排放的降低而得到预期改善，重污染事件仍有发生。”
为了探究疫情期间人为排放变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孙业乐和他的学生对2020年1~3月份北京颗粒物化学组分和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在过去近10年间，大气污染前体物的变化导致了颗粒物化学组分的变化，而气态前体物浓度的降低和大气氧化性的增强反而促进了二次气溶胶组分的形成和转化，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大气二次污染的治理仍面临着较大挑战。
对于雾霾的深刻理解，孙业乐认为要归功于实验室良好的学术氛围。“当时雾霾刚成为热点，大家都只是关注热点，但王自发老师高瞻远瞩，把实验室不同领域的年轻人组合起来，让我们搞交叉研究，结果确实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这种学术自由、重视交流的氛围，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很大。”
实际上，打破科学研究里的“山头”现象，一直是王自发力图解决的问题。他一直感觉传统的课题组模式就像“小农经济”，科研人员各自为政，各个“山头”之间没什么来往，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还容易产生隔阂和矛盾。“我们实验室的学科方向很多，就更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机制，来更好地凝练学科方向，让大家集中目标，合力解决一些大的科学问题。”
为此，从2011年起，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了“研究员大会”制度进行决策——实验室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通过研究员大会来确定，针对制度的事项，进行实名投票；针对个人的事项，则实行匿名投票。
此外，每个研究员都有机会当选大会的轮值主席，每人为期三个月。这样，人人都能够站在实验室的高度、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能够始终保持队伍的团结，并且始终围绕国家需求，开展科研攻关。
“矛盾少了，人心齐了，每个人都能在实验室里做自己想做的事、国家需要的事。”王自发笑称，实验室运行机制理顺了，“我这个实验室主任都能当得更加轻松了”。
培养杰出人才，建设优秀团队，在大气边界层基础理论、大气污染成因与模拟预测、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关键过程、大气化学过程与气候变化相互影响等关键研究领域，开展关键性、前瞻性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个铁塔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始终用科学的眼光仰望天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实验室小故事
“高攀”不起的“网红”打卡地
“北京健翔桥西边有个很高的铁塔是干什么用的？”
“城建大厦北侧有一根很高很高的铁柱子，谁知道那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铁塔分部院里那座高达325米的铁塔，总时不时地引起网友的好奇，甚至还有人怀疑它是不是一栋“烂尾楼”。
实际上，大气所325米气象观测塔不但是附近的“网红”地标、中科院标志性的大型科学设备，更是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全体科研人员引以为傲的一座科学之塔。
气象塔于1976年开始建设，1979年8月建成，是一座全天候运行的气象高塔。该塔垂直方向有15层观测平台，可实现气象、湍流、空气质量要素全天候梯度观测，并实现自动观测数据的同步传输。
气象塔主要服务于北京的空气污染研究和大气边界层、大气湍流扩散等研究。在世界众多气象塔中，大气所气象塔具有独特的优势，其高度位居世界第三。在气象塔280米高度南北两个方向设置的两部高清相机可24小时运行，每半小时就会自动拍照，实时监测周边天气、污染和地表状况。气象塔上还有两套观测系统——15层气象梯度观测系统和7层湍流通量观测系统，也同样在24小时不间断运行着。
40多年来，该气象塔连续不间断地对北京市边界层风、温、湿平均场结构进行观测，取得了大量宝贵资料。这些积累多年的观测数据在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在超大城市里建这么一座气象塔，在全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座铁塔这么多年来始终屹立在这里，可以说见证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历程，也支撑了国家大气环境的研究。”大气所研究员胡非说。
例如，2009年，北京市气象局承担了国际清洁气象保障任务，该局向大气所提出，想要使用325米气象塔的数据。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即组织科研力量进行了采样程序的修改，进行网络连接和网上数据传送程序的安装调试，并在当年9月24日下午成功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传送，同时在国庆期间安排专人值班，圆满完成了此次任务。北京市气象局为此专门发来了感谢信。
目前，在大气所和北京市气象局战略合作协议框架下，气象塔的观测已纳入北京市气象局的日常观测站网。此外，气象塔数据应用于APEC会议的气象保障，取得良好成效。
这座“40多岁”的高塔也为科学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不完全统计，观测塔数据为“973”项目、“863”项目、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提供实验平台，进行全年不间断实时连续观测，近5年用铁塔资料发表的论文就有近百篇。
“从1979年建成以来，这座气象塔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取得了很多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为中国在国际大气科学界赢得了重要的话语权。”正如胡非说的那样，这座“兢兢业业”的高塔，铸成了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魂”。（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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