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记录一下今日份日常[心]
这个小孩儿今天跟爷爷去洗浴中心泡澡，来来回回的游泳加上跟小朋友打水仗，足足从早上九点玩到下午三点，又累又困又饿，回来吃完饭，晚上早早就进入梦乡[嘻嘻]
妈妈下班，发现嘉哥没在客厅看电视
妈妈：嘉哥呢
奶奶：睡觉了
妈妈：怎么睡这么早
奶奶：跟他爷去游泳去了，游了5个小时，给我孙累的，睡着了。（给妈妈看游泳视频，那叫一个欢乐）
妈妈：游5个小时？
爷爷：啊，对啊，还让我下池子抓他，告诉我抓住就回家，我一个伸手，小擒拿就给他抓住了，他说他就不回家[允悲]
妈妈：游泳运动员训练一天也不能游五个小时啊，这给累的[允悲]
爷爷：那他也不回来啊
奶奶：我还说给他俩送饭去呢，爷爷说可别，那得晚到黑天[笑cry]
这个小孩儿今天跟爷爷去洗浴中心泡澡，来来回回的游泳加上跟小朋友打水仗，足足从早上九点玩到下午三点，又累又困又饿，回来吃完饭，晚上早早就进入梦乡[嘻嘻]
妈妈下班，发现嘉哥没在客厅看电视
妈妈：嘉哥呢
奶奶：睡觉了
妈妈：怎么睡这么早
奶奶：跟他爷去游泳去了，游了5个小时，给我孙累的，睡着了。（给妈妈看游泳视频，那叫一个欢乐）
妈妈：游5个小时？
爷爷：啊，对啊，还让我下池子抓他，告诉我抓住就回家，我一个伸手，小擒拿就给他抓住了，他说他就不回家[允悲]
妈妈：游泳运动员训练一天也不能游五个小时啊，这给累的[允悲]
爷爷：那他也不回来啊
奶奶：我还说给他俩送饭去呢，爷爷说可别，那得晚到黑天[笑cry]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黑宏伟 新疆具有发展奶业的自然资源优势和悠久的奶牛养殖传统。天山北坡又位于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上，是国际公认的优质奶牛饲养带。 近年来，依托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新疆着力提高奶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水平，积极推进奶牛群体改良，加强奶源基地建设，以优质安全、绿色发展为方向，加快推进新疆奶业做大做强。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区奶牛存栏和产量实现双增长，全区奶牛存栏137.6万头，同比增长13.1%；生鲜乳产量157.1万吨，同比增长11.8%。 2020年8月30日，社员在呼图壁县大丰镇联丰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动化挤奶厅作业。陶维明摄 打基础 选育优良奶牛品种 畜牧发展，良种先行。对于乳业而言，良种直接影响到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呼图壁县的种牛场完成3000头高产荷斯坦奶牛的育种任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将优质奶牛种群推向全疆。”新疆呼图壁种牛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建军介绍，作为全国最大的西门塔尔牛育繁基地，呼图壁种牛场平均每年要为全国提供100多头西门塔尔种牛，用于改良肉、奶兼用牛品种。 实际上，一些畜牧企业已利用新技术在为这个传统产业赋能，且效果不俗。 12月20日，在位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乡的伊犁创锦犇牛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内，良种奶牛正悠闲地吃着富含营养的饲草料。 “经过近10年的扩繁培育，基地目前存栏7000多头良种母牛。”该公司总经理张宝刚说，工作人员按照牛的年龄、长势、待产情况将其分类在不同圈里饲养，采取科学规范的技术手段进行品种改良，确保每一批都达到良种良畜的品质要求。 “畜禽良种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40%，种源供应是否充足、种畜品质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畜牧业生产的效果。”新疆畜牧科学院研究员王锡波说，育种是系统工程，需要产、学、研紧密合作。 2月18日，员工在新疆瑞源乳业有限公司包装奶制品。今年，该公司引进全自动生产线后，每天加工120吨纯牛奶、酸奶等乳产品，满足市场需求。魏银和摄 新疆畜牧业科技力量相对薄弱，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学、研衔接不够，致使很多育种方案不能及时推广，育种创新收益过慢，令很多企业望而却步。 2019年，《新疆奶业振兴行动方案（2019-2025年）》印发，提出到2025年，全区牛奶产量达到270万吨，把新疆建成全国奶业大区。 同年，我区建立奶产业技术体系，王锡波领衔的奶产业技术体系共有52名专家组成，负责体系顶层设计、优势企业遴选、综合试验站确定、岗位专家选定、统筹协调、监督管理、绩效评价等工作，建立了产、学、研联合育种平台。 今年，我区共下达2911万元现代畜禽种业提升专项资金，从创建规范养殖示范企业、数字化育种等方面，推动包括西门塔尔牛在内的5个畜禽种业提升工作。 “打好奶牛种业翻身仗，需多方发力，一方面要夯实基础，做好种质资源普查，以科技驱动，推动种业自主创新。另一方面还要以市场为主导，建立商业化的育种体系。”王锡波说，产业技术体系的建设、5个种业提升计划的实施，有助于实现智力资源大融合，助力奶业振兴。 2月18日，员工在新疆瑞源乳业有限公司包装奶制品。今年，该公司引进全自动生产线后，每天加工120吨纯牛奶、酸奶等乳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魏银和摄 优供给 加快奶源基地建设 产好奶，奶源是关键。 始建于1955年的呼图壁种牛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全产业链综合性农牧企业，拥有10座现代化高产奶牛示范养殖场，年产牛奶8万余吨，是新疆最大的奶源基地，为其所属的新疆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充足优质的奶源。 葛建军说，近年来，新疆呼图壁种牛场有限公司加速“智能牧场”建设升级，建成了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高产奶牛现代化示范养殖场，助力传统奶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天山北坡已经形成了以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代表的农区产业集中带和以呼图壁种牛场为代表的集科研、育种、生产、加工于一体的奶业产业链，具有发展特色风味乳品产业的良好基础。 “随着市场的带动和各项政策的出台， 新疆奶源基地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王锡波说。 我区持续推进中小养殖场改造升级，目前，50头以上奶牛规模养殖场达433家，标准化牧场已成为养殖主体。 10月29日，工人在自动化生产罐装车间分装鲜奶产品。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乳制产品，确保完成全年3万余吨目标任务。其生产的乳制品畅销广州、深圳、浙江、成都等地市场。孙国权摄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区以南40多公里的新疆天润烽火台奶牛养殖有限公司，一头头奶牛在“智慧养牛”系统调配下，接受数字化精准喂养。到了挤奶时间，奶牛会听着音乐产出鲜奶，而这些鲜奶是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奶源之一。 在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的同时，天润乳业也更加注重奶源安全。目前，天润乳业在天山南北布局了6家奶牛养殖企业、16个规模化牧场，奶牛养殖规模达3.1万多头，自主奶源占到总奶源的67%。 “公司正在打造全产业链。”该公司董事长刘让说，天润乳业已成为集饲草种植、奶牛养殖、乳品生产、科研开发、市场营销为一体的专业化乳品企业。 打造优质奶源地，好的饲草料必不可少。 自治区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区加快实施奶牛优质饲草料保障行动，推进优质饲草料种植和奶牛养殖配套衔接。目前，全区种植青贮面积850万亩以上、苜蓿295万亩以上，其他人工种草75万亩以上。 7月30日，工人在呼图壁县新疆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作业。陶维明摄 重品质 推动奶产业升级 今年“双11”，天猫超市新疆乳制品销售同比增长超100%，麦趣尔、西域春、天润等新疆乳制品品牌“火”向全国，新疆奶正凭实力加速“出圈”。 作为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乳生物制品和牛初乳系列产品的大型企业，近年来，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差异化原则进行研发，不断加大新产品科技研发投入。天润乳业成为“网红制造机”，爆款频出，打造了“天润奶啤”“冰淇淋化了”“巧克力碎了”“被柚惑了”等一系列畅销产品。独特的口感和新颖的包装让天润牛奶迅速获得了消费者认可，并远销国内其他省份。 近几年，新疆加快培育“疆字号”乳制品品牌，以新疆以外的市场作为消费主要增长点，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市场。 如今，借着新疆奶“香”出圈的东风，新疆乳企纷纷涉足疆外市场，乳品销量增长较快。数据显示，今年全区市场监管部门注册备案乳品生产企业60家，其中规模以上15家，实现销售收入81.56亿元，同比增长13.58%。 2020年11月27日，工人在新疆西域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陶维明摄 “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足。目前，新疆奶业正处于由数量扩张向整体优化升级、由传统养殖向产业化市场发展的转型期，在面临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还存在不少制约瓶颈和短板。”王锡波说，要建立完善乳业品牌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以疆外市场作为消费主要增长点，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市场。 乳品质量是保证奶业发展的生命线。近几年，自治区不断加强监督检查，强化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 “不管是自建牧场，还是合作牧场，乳制品生产企业一定要加强原料供应商的审核，保证生鲜乳和乳粉的质量安全，同时要加强对辅料、包装材料及食品相关产品的控制，确保产品品质不下降。”王锡波说。 2008年，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首次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可生产常温奶、低温奶、奶粉和乳饮料4大系列近40种产品。目前，新农乳业产品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多个城市，在华东、华北、华南等区域已形成较密集的销售网络。 2020年11月12日，工人在阿拉尔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奶牛繁育养殖一厂机械自动化挤奶车间工作。 孙国权 罗文敏摄 “对于乳制品企业来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和立身之本。我们不断投入资金及人力，建设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组建了原辅料检测、过程控制、成品检验全面覆盖的技术中心，从源头到成品全程把控，确保食品安全万无一失。”该公司总经理谭路平介绍。 王锡波表示，自然生态对于乳业来说是先天优势，新疆奶业应牢牢抓住机会，开发生产特色酸奶、奶疙瘩、奶皮子、奶酪、风味冰淇淋等特色乳制品，完善加工工艺，严控奶源质量，提升产品档次，打造高端乳制品，延伸产业链。 记者手记：新疆奶业振兴需“多管齐下” 后疫情时代，人们对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选择健康的食品和饮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而以高品质著称的新疆奶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熟知，“醇香浓郁”让新疆奶火速出圈。 众所周知，天山北坡位于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上，充足的日照和优良的牧草让新疆成为中国优质牛奶产地之一。拥有好的品质，如何让产品走出去已成为新疆乳业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9年，《新疆奶业振兴行动方案（2019-2025年）》出台，提出到2025年，全区牛奶产量达到270万吨，把新疆建成全国奶业大区。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优化奶源基地建设，不断提高生鲜乳质量，提升乳制品知名度，持续推进新疆奶业转型升级，实现了奶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尽管新疆奶口碑逐渐打响，在网上受人追捧，但仍有不少方面需要完善。 比如，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新疆奶业产、学、研衔接不够，人才供应不足，生产技术有待改善等都是制约新疆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 另外，新疆奶出名了，但品牌叫得响的新疆乳企还是屈指可数，新疆还未培育形成全国知名的乳业品牌，与国内一线品牌和国外品牌相比，新疆乳品品牌效应尚低。 奶业振兴，离不开消费引擎拉动。一方面，在新形势下新疆乳企要不断适应参与新的市场挑战，创造新疆特色乳制品，在产品结构差异化发展基础上，实现向全国市场拓展。 另一方面，在保证新疆优质奶源的前提下，加大乳制品创新。新疆的自然生态对于乳业来说是先天优势，如何打好这副牌，还必须练好内功，强品质重创新。目前新疆畅销的乳制品多为常温奶、酸奶等液体奶。产品的创新需要企业研发团队不断推陈出新，延长产业链。同时在高端乳制品研发上也需要长期政策支持，需要核心技术的不断革新，只有多方发力才能让新疆乳业走得更远，变得更强。 责任编辑：余若琪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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