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子路》13.21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行为能够得其中。行为合乎中庸。《集说》：“中行者，由中道而行也。”赵岐：“中道，中正之大道也。”包咸：“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钱穆：“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
▲与之：与他。唐文治：“与之进于道也。”
▲狂狷：狂：志向高远，而行为不掩，进取于善道；狷：性情耿介，不肯同流合污，不为不善之事。包咸：“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
■现代翻译：孔子说：“如果找不到依中道而行的士和他一起的话，就一定要找狂者和狷者了！狂者能够进取向上，狷者能够有所不为。”
●何晏等《论语集解》：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
●皇侃《论语义疏》：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当时伪多实少，无复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叹曰。狂谓应直进而不退也，狷谓应退而不进者也。二人虽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为欺诈，而得与此二人亦好。江熙曰：“狂者知进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与；狷者急侠能有所不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为伪也。季世浇薄，言与实违背，心以恶时饰诈以夸物，是以録狂狷之一法也。”狂者不为恶，唯直进取善；狷者应进而不迁，故云有所不为也。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孔子疾时人不纯一也。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也。
●陈祥道《论语全解》：狂者近智，狷者近义。近智而非所以智，则过；近义而非所以义，则不及。狂譬则阳，狷譬则阴，中行譬则冲气也。孟子言中道，体也；孔子言中行，用也；孟子言狂简，言也；孔子言狂简，行也。易之中爻，或言中道，或言中行，亦体用不同故也。
●朱熹《论语集注》：行，道也。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中行谓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见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见，狷者所守坚确而见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则斯二者亦可以与之，进而裁之于中也。盖狂者力行以践之，则其见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则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人传道之深心也。维皇降锡，厥有一中。不偏不倚，纯粹以精，人所受以生者。凡人气拘物蔽，不能修复此中。若中行之士，率其资质之近，无过不及，中道而行，乃传道之器也。今既不得，求其下此，必也狂与狷乎？惟夫狂者进而取法于上，动以远大自期，虽其行有所不逮，而迈往之志则有骎骎（qīn，马行疾也，喻事业进行迅速）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爱其身，非理之事断然不为，虽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节则有皎皎（jiǎo，洁白；明亮）乎，不可以少污者。吾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其进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达以扩其不为之节，则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传道庶几，其有望乎？以是知同流合污之乡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之狂狷可进于中行。圣贤之教人，帝王之用人，其道一而已，有君师治教之责者，宜留意焉！
●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解义》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复四、益三、四称‘中行’，谓孚（“孚”字含有“中”的意思，《周易》中有《中孚》一卦，便是以“孚”为五行之中居于正中的德行。周人注重以“德”治国，这个“德”就是“孚”。这个“孚”字，便是文王临终前郑重其事地向武王所传授的德。）中以行，可与之自治治人也。孚化万邦（《诗经.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中，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一句。朱子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一代代周王，都是以“孚”作为统治者的最高德行来要求自己的。），中庸鲜能，故不得隐怪（鬼物奇怪之事。），乡原（指乡里中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又不可与，故必也狂狷乎。”《后汉书》：“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左传》：“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狷者慎守一节，虽不能进取，亦自不为不善，故云“无为”。狂狷虽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于中道，故愿与之也。《礼》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谓中庸之道。知愚虽未得中，然皆可与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也。
●钱穆《论语新解》：《孟子．尽心篇》：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其志嘐嘐（xiāo，虚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又其次也。”今按：中行，行得其中。孟子所謂中道，即中行。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后人舍狂狷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又按：伊尹圣之任，狂者也。伯夷圣之清，狷者也。狂狷皆得为圣人，惟不如孔子仕止久速之时中。时中，即时时不失于中行，即时而狂、时而狷，能不失于中道。故狂狷非过与不及，中行非在狂狷之间。《中庸》“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不能移说此章之中行。
●南怀瑾《论语别裁》：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调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
★此章记孔子论中行之道也。君子之学，中行而已矣。中行者，不偏不倚，中正平和，无过不及，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循道顺理。狂者，进取善道，直进不退，志愿太高，行为不掩，实践或疏，近智则过；狷者，有所不为，慎守一节，自爱其身，执守太固，一隅自足，近义不及。二者虽皆有偏，然有其志，若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https://t.cn/RxRVHIh
▲中行：行为能够得其中。行为合乎中庸。《集说》：“中行者，由中道而行也。”赵岐：“中道，中正之大道也。”包咸：“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钱穆：“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
▲与之：与他。唐文治：“与之进于道也。”
▲狂狷：狂：志向高远，而行为不掩，进取于善道；狷：性情耿介，不肯同流合污，不为不善之事。包咸：“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
■现代翻译：孔子说：“如果找不到依中道而行的士和他一起的话，就一定要找狂者和狷者了！狂者能够进取向上，狷者能够有所不为。”
●何晏等《论语集解》：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
●皇侃《论语义疏》：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当时伪多实少，无复所行得中之人，故孔子叹曰。狂谓应直进而不退也，狷谓应退而不进者也。二人虽不得中道，而能各任天然而不为欺诈，而得与此二人亦好。江熙曰：“狂者知进而不知退，知取而不知与；狷者急侠能有所不为。皆不中道也。然率其天真不为伪也。季世浇薄，言与实违背，心以恶时饰诈以夸物，是以録狂狷之一法也。”狂者不为恶，唯直进取善；狷者应进而不迁，故云有所不为也。
●刑昺《论语注疏》：此章孔子疾时人不纯一也。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也。
●陈祥道《论语全解》：狂者近智，狷者近义。近智而非所以智，则过；近义而非所以义，则不及。狂譬则阳，狷譬则阴，中行譬则冲气也。孟子言中道，体也；孔子言中行，用也；孟子言狂简，言也；孔子言狂简，行也。易之中爻，或言中道，或言中行，亦体用不同故也。
●朱熹《论语集注》：行，道也。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
●张栻《癸巳论语解》：中行谓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见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见，狷者所守坚确而见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则斯二者亦可以与之，进而裁之于中也。盖狂者力行以践之，则其见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则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人传道之深心也。维皇降锡，厥有一中。不偏不倚，纯粹以精，人所受以生者。凡人气拘物蔽，不能修复此中。若中行之士，率其资质之近，无过不及，中道而行，乃传道之器也。今既不得，求其下此，必也狂与狷乎？惟夫狂者进而取法于上，动以远大自期，虽其行有所不逮，而迈往之志则有骎骎（qīn，马行疾也，喻事业进行迅速）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爱其身，非理之事断然不为，虽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节则有皎皎（jiǎo，洁白；明亮）乎，不可以少污者。吾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其进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达以扩其不为之节，则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传道庶几，其有望乎？以是知同流合污之乡愿最足以害道，有志有守之狂狷可进于中行。圣贤之教人，帝王之用人，其道一而已，有君师治教之责者，宜留意焉！
●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解义》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复四、益三、四称‘中行’，谓孚（“孚”字含有“中”的意思，《周易》中有《中孚》一卦，便是以“孚”为五行之中居于正中的德行。周人注重以“德”治国，这个“德”就是“孚”。这个“孚”字，便是文王临终前郑重其事地向武王所传授的德。）中以行，可与之自治治人也。孚化万邦（《诗经.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中，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一句。朱子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一代代周王，都是以“孚”作为统治者的最高德行来要求自己的。），中庸鲜能，故不得隐怪（鬼物奇怪之事。），乡原（指乡里中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又不可与，故必也狂狷乎。”《后汉书》：“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左传》：“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狷者慎守一节，虽不能进取，亦自不为不善，故云“无为”。狂狷虽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于中道，故愿与之也。《礼》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即谓中庸之道。知愚虽未得中，然皆可与之，此夫子所以思有恒也。
●钱穆《论语新解》：《孟子．尽心篇》：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其志嘐嘐（xiāo，虚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又其次也。”今按：中行，行得其中。孟子所謂中道，即中行。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后人舍狂狷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又按：伊尹圣之任，狂者也。伯夷圣之清，狷者也。狂狷皆得为圣人，惟不如孔子仕止久速之时中。时中，即时时不失于中行，即时而狂、时而狷，能不失于中道。故狂狷非过与不及，中行非在狂狷之间。《中庸》“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不能移说此章之中行。
●南怀瑾《论语别裁》：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调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
★此章记孔子论中行之道也。君子之学，中行而已矣。中行者，不偏不倚，中正平和，无过不及，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循道顺理。狂者，进取善道，直进不退，志愿太高，行为不掩，实践或疏，近智则过；狷者，有所不为，慎守一节，自爱其身，执守太固，一隅自足，近义不及。二者虽皆有偏，然有其志，若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https://t.cn/RxRVHIh
读书学典:《论语.先进》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公元前496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琴操》：“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阳虎今复来至。’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孔子曰：‘由，来！今汝欲斗名，为戮我于天下。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拒，军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瓦解而去。”“弹琴所以解匡人，微服所以脱桓魋，圣人劫难之妙用。”
▲子畏于匡：畏：被围困。或受到威胁。《群经平议》：“‘畏于匡’者，拘于匡也。‘畏’为拘囚之名。”《檀弓》：“死而不吊者三：畏、厌（压）、溺。”畏，乃民间私斗，所以“死而不吊”，因为“轻身忘死”。钱穆：“孔子为匡人所围，亦如一种私斗。”
▲匡：匡地。一说在今河南省睢县匡城乡。一说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
▲后：颜渊与孔子离散而后到。
▲以：以为，认为。
▲女：同“汝”。
▲何敢死：不敢轻身打斗而致死。《正义》：“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
■现代翻译：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解围后，与颜渊相失，夫子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及颜渊后回，夫子喜出望外，而谓之曰：“我以为你被围而死，不得相见了，今幸在邪。”颜渊说：“匡人自不得害夫子，夫子在，回何敢妄死？（既死，非义也，亦非为义死）”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言与孔子相失，故在後也。苞氏曰：言夫子在，己无所敢死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颜渊与孔子俱为匡围，孔子先得出还至家，而颜渊后乃得出还至也。孔子云：汝不还，我言汝当死于匡难中。颜渊之答，其有以也。夫圣贤影响，如天降时雨，山泽必先为出云。孔子既在世，则颜回理不得死，死则孔道便绝，故渊死而孔云天丧予也。（庾翼云：顔子未能尽穷理之妙，妙有不尽，则不可以涉险津；理有未穷，则不可以冒屯路。故贤不遭圣，运否则必隐；圣不值贤，微言不显。是以夫子因畏匡而发问，颜子体其旨而仰酬。称入室为指南，启门徒以出处，岂非圣贤之诚言互相与为起予者也？）（李充云：圣无虚虑之悔，贤无失理之患，而斯言何兴乎？将以世道交丧，利义相蒙，或殉名以轻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轻死非明节，故发颜子之死，对以定死生之命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孔子畏於匡时，与颜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后，方至也。孔子谓颜渊曰：“吾以女为致死与匡人斗也。”（颜渊）言夫子若陷於危难，则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则无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弟之于师，犹臣之于君。臣之于君，君在与在，君亡与亡。君子之善死，义也；或不免焉，命也。义固可知，而不可必命，则难谌（chén，的确，诚然，相信）而不可知。
●宋朱熹《论语集注》：后，谓相失在后。何敢死，谓不赴斗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则致死焉。况颜渊之于孔子，恩义兼尽，又非他人之为师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难，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请讨以复雠（chóu，同仇），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则回何为而不爱其死，以犯匡人之锋乎？”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贤遇变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顔渊偶失在后，其时匡人肆恶，在孔子自不能无虑焉。及其遇也，乃不胜其喜，而谓之曰：“吾与汝相失，以汝被围而死矣，今幸在邪。”顔渊对曰：“回于夫子，身虽二而道则一，今也道未坠地，文既在兹，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既在，则回亦以道为重，岂敢轻于赴鬭（dòu，斗）以死乎？”可见圣贤以道义自重，虽死生在前，审处不苟，而况区区进退得失之故邪。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曲礼云：“父母在，不许友以死。”颜子事夫子犹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此周、秦人解谊之最古者。盖颜子随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难，相失在后，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虽在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然乱离之时，或不幸而死于非命，此亦人事所恒有。及后颜子来见，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颜子之未死也。至颜子之对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难而曰“子在”，何也？盖以夫子状类阳虎，匡人疑为阳虎而误围之，非真欲杀夫子。此直俟其缅询踪跡，审其动静，自足知之。书传言“夫子弦歌不辍，曲三终，而匡人解甲，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此岂阳虎之所能为者？盖不待夫子自辨，而圣德光箸，匡人已知决非阳虎矣。夫子之不轻于一死，颜子盖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潜身远害，或从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后也。惟知子在，故颜子独后；惟颜子独后，而夫子又疑为死。圣贤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
●钱穆《论语新解》：孔子尚在，明道传道之责任大，不敢轻死，一也（仁）；弟子事师如事父，父母在，子不敢轻死，二也（孝）；颜子虽失在后，然明知孔子之不轻死，故己亦不敢轻身赴斗，三也（义）。曾子曰：‘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重其任，故亦重其死。
★此章记孔子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一者见师之爱徒心切，夫子与颜子相失。颜子在后，及至，夫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此惊喜之辞也。一者见徒之敬师情深，颜子事夫子犹父，《国语·晋语一》：“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又《礼记·曲礼》：“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子在，轻死非明节，故颜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则为“孝”也，此依归之情亦至矣。 https://t.cn/RxRVHIh
▲公元前496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琴操》：“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阳虎今复来至。’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孔子曰：‘由，来！今汝欲斗名，为戮我于天下。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拒，军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瓦解而去。”“弹琴所以解匡人，微服所以脱桓魋，圣人劫难之妙用。”
▲子畏于匡：畏：被围困。或受到威胁。《群经平议》：“‘畏于匡’者，拘于匡也。‘畏’为拘囚之名。”《檀弓》：“死而不吊者三：畏、厌（压）、溺。”畏，乃民间私斗，所以“死而不吊”，因为“轻身忘死”。钱穆：“孔子为匡人所围，亦如一种私斗。”
▲匡：匡地。一说在今河南省睢县匡城乡。一说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
▲后：颜渊与孔子离散而后到。
▲以：以为，认为。
▲女：同“汝”。
▲何敢死：不敢轻身打斗而致死。《正义》：“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
■现代翻译：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解围后，与颜渊相失，夫子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及颜渊后回，夫子喜出望外，而谓之曰：“我以为你被围而死，不得相见了，今幸在邪。”颜渊说：“匡人自不得害夫子，夫子在，回何敢妄死？（既死，非义也，亦非为义死）”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言与孔子相失，故在後也。苞氏曰：言夫子在，己无所敢死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颜渊与孔子俱为匡围，孔子先得出还至家，而颜渊后乃得出还至也。孔子云：汝不还，我言汝当死于匡难中。颜渊之答，其有以也。夫圣贤影响，如天降时雨，山泽必先为出云。孔子既在世，则颜回理不得死，死则孔道便绝，故渊死而孔云天丧予也。（庾翼云：顔子未能尽穷理之妙，妙有不尽，则不可以涉险津；理有未穷，则不可以冒屯路。故贤不遭圣，运否则必隐；圣不值贤，微言不显。是以夫子因畏匡而发问，颜子体其旨而仰酬。称入室为指南，启门徒以出处，岂非圣贤之诚言互相与为起予者也？）（李充云：圣无虚虑之悔，贤无失理之患，而斯言何兴乎？将以世道交丧，利义相蒙，或殉名以轻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轻死非明节，故发颜子之死，对以定死生之命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孔子畏於匡时，与颜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后，方至也。孔子谓颜渊曰：“吾以女为致死与匡人斗也。”（颜渊）言夫子若陷於危难，则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则无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弟之于师，犹臣之于君。臣之于君，君在与在，君亡与亡。君子之善死，义也；或不免焉，命也。义固可知，而不可必命，则难谌（chén，的确，诚然，相信）而不可知。
●宋朱熹《论语集注》：后，谓相失在后。何敢死，谓不赴斗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则致死焉。况颜渊之于孔子，恩义兼尽，又非他人之为师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难，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请讨以复雠（chóu，同仇），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则回何为而不爱其死，以犯匡人之锋乎？”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贤遇变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顔渊偶失在后，其时匡人肆恶，在孔子自不能无虑焉。及其遇也，乃不胜其喜，而谓之曰：“吾与汝相失，以汝被围而死矣，今幸在邪。”顔渊对曰：“回于夫子，身虽二而道则一，今也道未坠地，文既在兹，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既在，则回亦以道为重，岂敢轻于赴鬭（dòu，斗）以死乎？”可见圣贤以道义自重，虽死生在前，审处不苟，而况区区进退得失之故邪。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曲礼云：“父母在，不许友以死。”颜子事夫子犹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此周、秦人解谊之最古者。盖颜子随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难，相失在后，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虽在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然乱离之时，或不幸而死于非命，此亦人事所恒有。及后颜子来见，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颜子之未死也。至颜子之对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难而曰“子在”，何也？盖以夫子状类阳虎，匡人疑为阳虎而误围之，非真欲杀夫子。此直俟其缅询踪跡，审其动静，自足知之。书传言“夫子弦歌不辍，曲三终，而匡人解甲，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此岂阳虎之所能为者？盖不待夫子自辨，而圣德光箸，匡人已知决非阳虎矣。夫子之不轻于一死，颜子盖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潜身远害，或从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后也。惟知子在，故颜子独后；惟颜子独后，而夫子又疑为死。圣贤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
●钱穆《论语新解》：孔子尚在，明道传道之责任大，不敢轻死，一也（仁）；弟子事师如事父，父母在，子不敢轻死，二也（孝）；颜子虽失在后，然明知孔子之不轻死，故己亦不敢轻身赴斗，三也（义）。曾子曰：‘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重其任，故亦重其死。
★此章记孔子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一者见师之爱徒心切，夫子与颜子相失。颜子在后，及至，夫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此惊喜之辞也。一者见徒之敬师情深，颜子事夫子犹父，《国语·晋语一》：“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又《礼记·曲礼》：“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子在，轻死非明节，故颜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则为“孝”也，此依归之情亦至矣。 https://t.cn/RxRVHIh
#苏轼[超话]#
本来想说一说《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编造典故的事，结果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更为详尽的考证，那就摸个鱼，直接拷上来了。
作者：方也
链接：https://t.cn/A6xCQ2Y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嘉祐二年苏轼考礼部进士的时候写的文章，全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罪疑惟轻，功疑为重”。
立法的时候标准须严，而判决的时候处置须宽。若在有罪无罪之间，则责罚从轻；若在有功无功之间，则奖赏从重。这样的赏罚制度，可称之为“忠厚”。
“三杀三宥”，就是苏轼在议论的过程中举的一个例子。原文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但是“三杀三宥”这个典故，是不见于史册的。后来大家的评论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尧、皋陶的这件事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礼记·文王世子》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另一种呢，就认为苏轼纯粹是在考场现编的。
在《礼记》中有相似的记载。这件事至少有两个人都注意到了，一个是明代一位诗人，叫做敖英，另一个比较有名，就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个杨万里。
下面引一下敖英的《绿雪亭杂言》。
愚按东坡斯言，非无稽臆断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观东坡之意，得非触类于此乎？
杨万里《诚斋诗话》关于这一点的表述也类似。不过更进了一步，说礼记这个故事，指不定就是从尧的典故而来呢。
其实问我的话，我觉得，苏轼写尧、皋陶这个故事的时候隐约想到过《礼记》，这个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主要是，我想了想自己，假如我往作文里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小故事，那多半是我没记清细节所以写错了。要说随手一编，刚好就编得跟真实事件大差不差，这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
不过苏轼到底还是苏轼，或许就是能创造这样的巧合，也未可知。
而且呢，“考场现编派”写的几个小故事，要比“记混人名派”的论述好玩多了。
他们写的小故事又有两个分支，一是“何须出处”，二是“想当然耳”。
“何须出处”，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
说是阅卷的时候，梅圣俞读到苏轼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就拿去呈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看了，也觉得很好，但是对“杀之三宥之三”这一句有点疑问，就问梅圣俞，此出何书？
梅圣俞就一笑，回答说，何须出处。
后来排完了名次放了榜，欧阳修见到了苏轼，又拿这件事去问苏轼。
苏轼也是一笑，亦答道，何须出处。
欧阳修因此称赏苏轼的豪迈。
这个小故事，就颇有高山流水、两心相惜的意思。原文有点长，就不录了。
“想当然耳”，就是题主在题目描述里写的故事了，出自龚颐正《芥隐笔记》。
梅圣俞来问苏轼，“三杀三宥”的事在哪本书有记载？
苏轼就回答说，想当然耳。
龚颐正在笔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又接着写道，虽然苏轼这话是随便一说，但是这随便一说的“想当然耳”，其实也是有旧典可循的。
循的这个典呢，就是孔融讽刺曹操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今准古，想当然耳”。
说是曹操攻打袁绍的时候，攻破邺城，把袁熙的妻子甄宓赐给了曹丕。
孔融听说了这件事，就去跟曹操说，从前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
曹操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这又是哪本经典上写的？
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从如今的事推断，我料想从前也一定是这样的啊。
孔融说的这话呢，有点儿以史为鉴的意思。但是他这么反着一说，就显得特别讽刺。
不说史无前例所以不能做，而说今天既然有人做了，史书上的圣贤必然也做过。
然而圣贤既然没有做，那么今天做这件事的人，必然也就距离圣贤甚远了。
至于是哪个方向的远，那就不必点破了。
“想当然耳”又有另一个版本，还是杨万里《诚斋诗话》。
和上面龚颐正那版的差别，一是换了个npc，二是让苏轼自己介绍了孔融的旧例，三是词句上的细微改动。
这一版说，欧阳修去问苏轼，“三杀三宥”，是哪本书上写的呀？
苏轼答，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就回家翻书，结果翻了半天也没有翻到，过了几天再见苏轼，于是又问他。
苏轼就说了孔融的故事，又道，当时孔融说“以今日之事度之，意其如此”，现在我也是这么回答您。尧和皋陶的事，我也是“意其如此”。
孔融当时的话，是讽刺曹操无德。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则隐隐是称颂仁宗宽厚了。
这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这一版里的苏轼，非要说的话，掉书袋掉得稍微有点儿浮夸了。但是对答之间的飘逸气度太吸引人了。
纵论古今，是名士风流。
抄一下《诚斋诗话》原文结束摸鱼吧。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之此典故不出尧？
以上内容主要搬运自王水照先生的《苏轼选集》，稍微整理归纳了一下。如果有错的地方，那估计就是我理解错了，求轻拍qaq。
本来想说一说《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苏轼编造典故的事，结果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更为详尽的考证，那就摸个鱼，直接拷上来了。
作者：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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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嘉祐二年苏轼考礼部进士的时候写的文章，全文的意思大概就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罪疑惟轻，功疑为重”。
立法的时候标准须严，而判决的时候处置须宽。若在有罪无罪之间，则责罚从轻；若在有功无功之间，则奖赏从重。这样的赏罚制度，可称之为“忠厚”。
“三杀三宥”，就是苏轼在议论的过程中举的一个例子。原文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但是“三杀三宥”这个典故，是不见于史册的。后来大家的评论基本上是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尧、皋陶的这件事虽然没有记载，但是《礼记·文王世子》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另一种呢，就认为苏轼纯粹是在考场现编的。
在《礼记》中有相似的记载。这件事至少有两个人都注意到了，一个是明代一位诗人，叫做敖英，另一个比较有名，就是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个杨万里。
下面引一下敖英的《绿雪亭杂言》。
愚按东坡斯言，非无稽臆断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观东坡之意，得非触类于此乎？
杨万里《诚斋诗话》关于这一点的表述也类似。不过更进了一步，说礼记这个故事，指不定就是从尧的典故而来呢。
其实问我的话，我觉得，苏轼写尧、皋陶这个故事的时候隐约想到过《礼记》，这个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主要是，我想了想自己，假如我往作文里写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历史小故事，那多半是我没记清细节所以写错了。要说随手一编，刚好就编得跟真实事件大差不差，这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
不过苏轼到底还是苏轼，或许就是能创造这样的巧合，也未可知。
而且呢，“考场现编派”写的几个小故事，要比“记混人名派”的论述好玩多了。
他们写的小故事又有两个分支，一是“何须出处”，二是“想当然耳”。
“何须出处”，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
说是阅卷的时候，梅圣俞读到苏轼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就拿去呈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看了，也觉得很好，但是对“杀之三宥之三”这一句有点疑问，就问梅圣俞，此出何书？
梅圣俞就一笑，回答说，何须出处。
后来排完了名次放了榜，欧阳修见到了苏轼，又拿这件事去问苏轼。
苏轼也是一笑，亦答道，何须出处。
欧阳修因此称赏苏轼的豪迈。
这个小故事，就颇有高山流水、两心相惜的意思。原文有点长，就不录了。
“想当然耳”，就是题主在题目描述里写的故事了，出自龚颐正《芥隐笔记》。
梅圣俞来问苏轼，“三杀三宥”的事在哪本书有记载？
苏轼就回答说，想当然耳。
龚颐正在笔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又接着写道，虽然苏轼这话是随便一说，但是这随便一说的“想当然耳”，其实也是有旧典可循的。
循的这个典呢，就是孔融讽刺曹操的“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今准古，想当然耳”。
说是曹操攻打袁绍的时候，攻破邺城，把袁熙的妻子甄宓赐给了曹丕。
孔融听说了这件事，就去跟曹操说，从前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
曹操觉得很奇怪，于是问他，这又是哪本经典上写的？
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从如今的事推断，我料想从前也一定是这样的啊。
孔融说的这话呢，有点儿以史为鉴的意思。但是他这么反着一说，就显得特别讽刺。
不说史无前例所以不能做，而说今天既然有人做了，史书上的圣贤必然也做过。
然而圣贤既然没有做，那么今天做这件事的人，必然也就距离圣贤甚远了。
至于是哪个方向的远，那就不必点破了。
“想当然耳”又有另一个版本，还是杨万里《诚斋诗话》。
和上面龚颐正那版的差别，一是换了个npc，二是让苏轼自己介绍了孔融的旧例，三是词句上的细微改动。
这一版说，欧阳修去问苏轼，“三杀三宥”，是哪本书上写的呀？
苏轼答，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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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就说了孔融的故事，又道，当时孔融说“以今日之事度之，意其如此”，现在我也是这么回答您。尧和皋陶的事，我也是“意其如此”。
孔融当时的话，是讽刺曹操无德。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则隐隐是称颂仁宗宽厚了。
这个版本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这一版里的苏轼，非要说的话，掉书袋掉得稍微有点儿浮夸了。但是对答之间的飘逸气度太吸引人了。
纵论古今，是名士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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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之此典故不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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