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技术，即将到来的项目和即将上市的公司
这个月，我们采访了DNEG的总经理Chris Burn。我们讨论了技术的进步，他们如何在疫情期间开展工作，并了解了更多关于DNEG成为上市公司的信息。
DNEG在制作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视觉特效节目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请总经理克里斯·伯恩(Chris Burn)告诉我们一些公司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
DNEG(前身为Double Negative)于1998年在伦敦成立。当时，该公司的团队规模很小，真正关注的是看不见的效果——作为观众，你可能不知道视觉效果，比如布景扩展、数字特技工作，以及强调高质量合成的项目。
当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开始时，伦敦开始成为一个产业，我们参与了很多这类电影，制作基于效果的作品;我们有一个高端的FX美工团队，然后自然地发展到角色动画。我们制作了一部名为《火星约翰·卡特》的电影，这是一部大型角色动画电影，并将我们的数字生物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Double Negative于2014年与Prime Focus合并，使我们的团队规模、人才和创意人才以及技术都有了飞跃，使我们能够拓展到加拿大和印度，并推动我们的能力向前发展。现在我们同时在做很多项目，从与导演和电影制作人有很好的创意合作的小型独立电影，到主要的视觉效果大片，这给了我们的艺术家一个非常好的和广泛的项目基础。
在这段旅程中，我们有幸赢得了过去十项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中的六项，这对DNEG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真正令人惊叹的成就;在此期间，我们还赢得了6个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这是对我们团队工作的真正证明。很高兴看到我们在2021年获得了12项VES奖的提名，以及今年的奥斯卡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提名。我很期待看到我们获得了多少奖项!
你提到了技术。技术的进步已经打破了视觉特效领域。DNEG重点关注哪些技术进步?
技术真的很有趣!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是创造力、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如果没有这些元素，你就不能做这份工作。当我们看到科技的进步使我们也能促进艺术的发展时，这是很有趣的。目前，作为一个行业，我们的重点是实时技术。大家谈论的最明显的应用是虚拟生产，这是一项奇妙的技术。然而，我们对实时/游戏引擎技术的更广泛的影响感到兴奋，因为它也可以在现有的视觉特效流程中实现实时工作流。因此，我们正在审视我们的整个过程，以及我们可以利用实时技术简化和加速的领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电影制片人更密切合作的绝佳机会。你可以更快地显示迭代过程;你可以为电影制作人提供更快的结果，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所以他们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对我们的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解放，因为他们可以和电影制作人坐在一起，随时做出决定，而不是需要等待24小时，48小时来回顾上一个版本的笔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方式!
我认为，在疫情期间，所有行业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技术。国内的工作对DNEG有何影响?
这次疫情流行完全出乎意料。情况对每个人都是新的,没有人知道这是要多久…植入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超现实的时刻， 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告诉人们回家时我们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开发远程工作解决方案。当我们需要在远程和片场工作时，我们开发了这个，扩大了范围， 让我们可以连接回到办公室。我们的技术团队在扩展这项技术方面非常出色，这让我们能够让每个人都远程工作。
我们在政府上说我们必须在家工作，我们把它建立起来并在全球范围内运行，让每个人都能在有限的干扰下继续工作。这一直让我感到惊讶，但这种转变非常顺利，这是因为技术团队和美工都非常出色。而且在家工作的模式效果非常好!我们致力于继续混合工作，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灵活地处理我们的艺术家的工作——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受欢迎的。
你能告诉我们一些DNEG英国工作室今年将会做的大型视觉特效项目吗?
在伦敦，我们有《闪电侠》、《海王与失落的王国》、《善恶学校》，我们还在制作《梅格》的续集《梅格2:战壕》，该片由杰森·斯坦森主演，还有《亚当计划》。所有激动人心的项目!
在大型流媒体公司的推动下，人们对高质量的情节视觉效果有着巨大的需求。这对DNEG有何影响?你们将推出哪些偶发性项目?
对情景式视觉效果的需求真的增长了，作品的质量也非常棒。章节式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次要的项目，客户来找我们，希望得到高质量的、优化的项目，而这正是我们所提供的。对我们来说，好的是，它的交付时间不同于传统的电影和影院发行。影院发行通常一年发行两次:夏季和圣诞节，而章节发行则更加一致，这让我们的团队更加稳定，工作流程也更加完善，再加上高质量的项目对我们来说非常棒。这是一个繁忙的部门，对人才有巨大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将公司扩展到全球的原因之一，以利用多个国家的人才基础。根据我们最近的声明，我们对公司在其他地方继续发展的计划充满信心。
在冠状病毒感染之前，你可以看到需求的间歇性增长，但疫情流行肯定加速了这一增长，因为人们不能去电影院，因此开始在家里看更多的内容，所以想要播放更多的内容是很自然的。
在工作流程中令人兴奋的项目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制作“时间之轮”,以及为《神秘博士》提供特效制作。我们非常兴奋和希望将继续对未来的几季提供服务，包括《怪奇物语》第四季，但这是我所能揭示目前…
DNEG动画最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去年发布了它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天赐灵机》。看到一家一流的动画工作室在英国运营，真是太棒了——动画团队有哪些即将进行的项目?
《天赐灵机》太棒了，我的孩子们很喜欢它，我在电影院看到它时非常自豪和高兴——这是整个团队的成就!我们最近宣布DNEG将与爱尔康娱乐公司合作制作《加菲猫》。这是一部新的动画长片，由克里斯·帕拉特(Chris Pratt)为加菲猫配音，这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目前，该团队还在为派拉蒙影业制作一部名为《Under the Boardwalk’》的电影，讲述的是生活在泽西海岸木板路下的螃蟹的故事，这部电影看起来很棒，还有其他一些尚未公布的作品。
近日，DNEG宣布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关于这个消息，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这是我们的意图，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将为我们提供资源，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公司，建立业务，并打开新的机会。简而言之，它有潜力让我们成为视觉效果、动画和相关领域的领导者，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这个月，我们采访了DNEG的总经理Chris Burn。我们讨论了技术的进步，他们如何在疫情期间开展工作，并了解了更多关于DNEG成为上市公司的信息。
DNEG在制作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视觉特效节目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请总经理克里斯·伯恩(Chris Burn)告诉我们一些公司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
DNEG(前身为Double Negative)于1998年在伦敦成立。当时，该公司的团队规模很小，真正关注的是看不见的效果——作为观众，你可能不知道视觉效果，比如布景扩展、数字特技工作，以及强调高质量合成的项目。
当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开始时，伦敦开始成为一个产业，我们参与了很多这类电影，制作基于效果的作品;我们有一个高端的FX美工团队，然后自然地发展到角色动画。我们制作了一部名为《火星约翰·卡特》的电影，这是一部大型角色动画电影，并将我们的数字生物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Double Negative于2014年与Prime Focus合并，使我们的团队规模、人才和创意人才以及技术都有了飞跃，使我们能够拓展到加拿大和印度，并推动我们的能力向前发展。现在我们同时在做很多项目，从与导演和电影制作人有很好的创意合作的小型独立电影，到主要的视觉效果大片，这给了我们的艺术家一个非常好的和广泛的项目基础。
在这段旅程中，我们有幸赢得了过去十项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中的六项，这对DNEG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真正令人惊叹的成就;在此期间，我们还赢得了6个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这是对我们团队工作的真正证明。很高兴看到我们在2021年获得了12项VES奖的提名，以及今年的奥斯卡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提名。我很期待看到我们获得了多少奖项!
你提到了技术。技术的进步已经打破了视觉特效领域。DNEG重点关注哪些技术进步?
技术真的很有趣!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是创造力、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如果没有这些元素，你就不能做这份工作。当我们看到科技的进步使我们也能促进艺术的发展时，这是很有趣的。目前，作为一个行业，我们的重点是实时技术。大家谈论的最明显的应用是虚拟生产，这是一项奇妙的技术。然而，我们对实时/游戏引擎技术的更广泛的影响感到兴奋，因为它也可以在现有的视觉特效流程中实现实时工作流。因此，我们正在审视我们的整个过程，以及我们可以利用实时技术简化和加速的领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电影制片人更密切合作的绝佳机会。你可以更快地显示迭代过程;你可以为电影制作人提供更快的结果，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所以他们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对我们的艺术家来说是一种解放，因为他们可以和电影制作人坐在一起，随时做出决定，而不是需要等待24小时，48小时来回顾上一个版本的笔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方式!
我认为，在疫情期间，所有行业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技术。国内的工作对DNEG有何影响?
这次疫情流行完全出乎意料。情况对每个人都是新的,没有人知道这是要多久…植入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超现实的时刻， 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告诉人们回家时我们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开发远程工作解决方案。当我们需要在远程和片场工作时，我们开发了这个，扩大了范围， 让我们可以连接回到办公室。我们的技术团队在扩展这项技术方面非常出色，这让我们能够让每个人都远程工作。
我们在政府上说我们必须在家工作，我们把它建立起来并在全球范围内运行，让每个人都能在有限的干扰下继续工作。这一直让我感到惊讶，但这种转变非常顺利，这是因为技术团队和美工都非常出色。而且在家工作的模式效果非常好!我们致力于继续混合工作，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灵活地处理我们的艺术家的工作——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受欢迎的。
你能告诉我们一些DNEG英国工作室今年将会做的大型视觉特效项目吗?
在伦敦，我们有《闪电侠》、《海王与失落的王国》、《善恶学校》，我们还在制作《梅格》的续集《梅格2:战壕》，该片由杰森·斯坦森主演，还有《亚当计划》。所有激动人心的项目!
在大型流媒体公司的推动下，人们对高质量的情节视觉效果有着巨大的需求。这对DNEG有何影响?你们将推出哪些偶发性项目?
对情景式视觉效果的需求真的增长了，作品的质量也非常棒。章节式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次要的项目，客户来找我们，希望得到高质量的、优化的项目，而这正是我们所提供的。对我们来说，好的是，它的交付时间不同于传统的电影和影院发行。影院发行通常一年发行两次:夏季和圣诞节，而章节发行则更加一致，这让我们的团队更加稳定，工作流程也更加完善，再加上高质量的项目对我们来说非常棒。这是一个繁忙的部门，对人才有巨大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将公司扩展到全球的原因之一，以利用多个国家的人才基础。根据我们最近的声明，我们对公司在其他地方继续发展的计划充满信心。
在冠状病毒感染之前，你可以看到需求的间歇性增长，但疫情流行肯定加速了这一增长，因为人们不能去电影院，因此开始在家里看更多的内容，所以想要播放更多的内容是很自然的。
在工作流程中令人兴奋的项目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制作“时间之轮”,以及为《神秘博士》提供特效制作。我们非常兴奋和希望将继续对未来的几季提供服务，包括《怪奇物语》第四季，但这是我所能揭示目前…
DNEG动画最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去年发布了它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天赐灵机》。看到一家一流的动画工作室在英国运营，真是太棒了——动画团队有哪些即将进行的项目?
《天赐灵机》太棒了，我的孩子们很喜欢它，我在电影院看到它时非常自豪和高兴——这是整个团队的成就!我们最近宣布DNEG将与爱尔康娱乐公司合作制作《加菲猫》。这是一部新的动画长片，由克里斯·帕拉特(Chris Pratt)为加菲猫配音，这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目前，该团队还在为派拉蒙影业制作一部名为《Under the Boardwalk’》的电影，讲述的是生活在泽西海岸木板路下的螃蟹的故事，这部电影看起来很棒，还有其他一些尚未公布的作品。
近日，DNEG宣布将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关于这个消息，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这是我们的意图，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将为我们提供资源，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公司，建立业务，并打开新的机会。简而言之，它有潜力让我们成为视觉效果、动画和相关领域的领导者，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历史冷知识##古人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数据安全治理“觉醒年代”，打好“技术+管理+监管”协同之战】数据安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其字面意思似乎很容易理解，但深究起来，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偏技术化的概念。在数据安全的后面加上“治理”两个字，其内涵更加丰富而深邃。在安华金和创始人兼CEO刘晓韬看来，所谓“治理”，其最直接的含义是指一个动态的、持续演进的过程；而由监管所驱动的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是由监管方、承载方、使用方、技术提供方等协同创新的生态推动着不断向前迈进的。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数据安全治理也许还需要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和消化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据安全治理并非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是企业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政府和行业持续关注和推动的“大事情”。尤其是在《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之后，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便成了大到整个国家、小到每个企业最基础和核心的工作。
数据安全治理源自客户的真实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不是和一些IT理念和技术一样，也是“舶来品”？
2015年，Gartner最早开始对数据安全治理的专业研究。而在国内，与国外的认知和实践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这个吃螃蟹的就是安华金和。刘晓韬回忆说，2016年左右，在与一些高端客户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客户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安全防护产品和措施，思考其实更超前，希望从数据资产和价值的维度出发，在规范、策略等更高的层面，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
当时，某海关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数据是资产、资本的超前思想，让刘晓韬开始认真反思，数据安全不仅仅是提供相关产品和工具这么简单，而应从管理上入手，与业务场景充分结合，将数据安全与客户的组织架构、管理规范、策略、技术平台等统筹起来，从多个维度做好部署和防控，才能更好地解决客户遇到的安全难题。通过一系列全面而深入的调研，刘晓韬发现，当时国外个别厂商推出了类似个人隐私数据的管理框架等，而Gartner也开始谈论数据安全治理的话题。
刘晓韬清楚地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国客户客观而真实的需求。只要无限地贴近用户的前端应用需求，通过体系化的思考和研究，就能激发或者说产生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我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外输入的理念，而是在理念上不谋而合。
在Gartner提出数据安全治理的概念后，从全球范围来看，数据安全治理的研究和实践一直处于爬坡期。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有关数据安全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框架，但现在的关键仍是如何让行业客户更好地接受数据安全治理，并付诸实践。
时至今日，由安华金和支持和承办的“中国数据安全治理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由安华金和等多家单位和专家共同撰写的《数据安全治理白皮书》也已经升级到3.0，数据安全治理在业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共识。从国家监管、法律法规、行业参与、用户落地等各个层面，数据安全治理正加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尤其是在企业侧，越来越多作为数据资产拥有者的企业，开始更加细致地思索，如何联动业务部门、风控部门以及其他关联方，找准适合的切入点，建立统一的企业数据安全策略，共同推动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与发展。对于安华金和来说，最核心和紧迫的任务则是，如何充分发挥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服务上的优势，支撑并推动数据安全治理又快又好地落地。
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规范化、体系化
近几年，国内的行业用户在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只是尚未形成体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可以看作是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此，数据保护与数据安全治理将有法可依，在确保安全、合规、保护隐私等的基础上，使得数据的共享、利用和服务更加灵活、可靠、高效。
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到处于草案审议阶段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我国在监管以及法律法规层面，已经为数据安全治理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相对立法较早的国外来说，我国正迎头赶上，营造了一个较好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的大环境。针对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运营商和工业互联网数据的保护，以及密码管理等，国家相关主管部门都有明确和严格的权责划分，也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制。诸如此类强有力的举措，带动了各行业头部客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并循序渐进。从安全厂商的角度来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关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也在快马加鞭。
“现在，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层出不穷，行业与企业对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再加上强大的执行力，相信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的创新和实践方面会后来居上，赶超国外。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刘晓韬如是说。
谈到当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和进展，刘晓韬分析说，那些数据重要性高、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和更超前的数据安全意识，所以在数据安全治理实践方面会走在前面，比如金融、运营商，以及政务数据中心等。而更多传统行业用户，以及中小企业，因为认知、技术、自身发展阶段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可能只是在局部上实现了某些数据安全治理的功能，但还不成体系，仍需要一个逐步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从当前用户的需求来说，他们更迫切需要像安华金和这样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专注且专业的综合性安全服务提供商。
不可否认，数据安全是当前的业界热点，以不同的技术实现路径和方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大势所趋，这也引得云服务商、存储厂商等其他赛道的竞争者跨越赛道而来。
从商业实现的角度来分析，数据安全治理的门槛看似是降低了，因为用户需求激增，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不断涌现；但从数据安全治理的真正落地和实践来看，其实高门槛一直在那里。因为用户对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及数据安全治理的认知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广泛接触过相关的安全产品供应商，所以在评判和选择数据安全治理解决方案时，心中更有数，这也导致安全产品供应商及其解决方案的进入门槛水涨船高。
在这一背景和趋势下，安华金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聚焦数据中心的安全，以数据安全为主航道，在坚持走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不断延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产品线。刘晓韬举例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当看到现在的用户对顾问咨询，以及体系化的安全服务有更强烈的需求时，我们也从单纯提供产品，逐步扩展到提供数据安全运维管控平台，以及统一的运维管理服务等。”
近几年，在聚焦数据库安全、数据治理、云安全等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安华金和一直致力于实现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多元化，但同时也会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暂不涉足终端安全、通讯安全等领域，而对于像勒索病毒、远程办公安全等“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商机，也不盲目跟风，始终在业务数据安全这个主赛道上持续发力。
“我们是一家比较传统的to B科技型公司，并不是资本催熟的企业，虽然也完成了多轮融资，但都遵从公司正常的商业成长逻辑。”刘晓韬表示，“我们是一家有耐心和持久创新的公司，不会轻易打破现有的发展节奏。而且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也允许我们以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根基，稳扎稳打前进。”
据记者了解，国内领先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大型能源企业、全球500强企业，以及国内知名的房地产和制造业头部客户，都是安华金和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客户拥有相同的特征：数据中心规模大，应用环境较复杂，对于数据安全治理有比较迫切的需求。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旅程
我们不能单纯从技术和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数据安全治理，因为它涉及从决策管理层到业务层、技术层，从规章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执行，由上而下贯穿企业整个组织架构的一个完整链条。从企业内部，首先要统一认识，制定合理的策略和措施，从安全治理体系、合规、技术能力、解决方案以及服务等多个维度，实现数据安全治理。
当前，数据安全治理的落地，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是思想和意识层面，企业应该牢固树立数据安全意识观，充分认识数据对企业业务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实现数据价值的基本前提；其次，数据安全治理不是企业安全部门自己的事，而是业务、数据处理和应用、安全等部门，甚至公司决策层一起参与和推动才能达成的目标；最后，安全合规是必须守住的红线，企业必须克服认知、技术能力、专业性、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不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规章管理制度，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使用、分析等，尽量避免安全威胁、数据泄露等风险。刘晓韬特别强调，企业实现合规，要有合理的标准、技术去支撑，比如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删除权”怎样才算是合理、合法，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满足监管方和用户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平衡。
数据安全治理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不同行业的客户，因需求不同、起点也不同，通常会经历先购买一些安全设备，与业务进行融合，实现合规，然后再考虑与原有安全策略和措施相结合，最后体系化地思考未来的安全框架、思路，并与管理融会贯通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随着用户认知的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也在持续丰富和完善。
在数字时代，从以业务和流程为核心到以数据为驱动，数据和科技从以前的辅助业务的工具，变成了驱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谁拥有海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谁能进行安全可靠高效的分析，谁就能掌握数据的主动权，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如影随行。从最初只是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系统不被攻击，到实现企业由外到内的全面安全可控，再到“零信任+SASE”安全新基石的建立，不仅要保证静态数据的安全，更要保证数据在流动中的安全。这些都需要更多前瞻性的思考、更新的技术，以及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https://t.cn/A6flX1IS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