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古人如何以冰消暑，“冰心玉壶”是妙词】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古籍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足见大暑的炎热程度。那么，在炎热而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用什么办法来消暑呢？除了扇子，也有今人常用的冰。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一）冰开始的地方
冰，很早就被人们用来消暑纳凉了。
商周时期，人们便开始利用天然冰来制冷。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专门负责“掌冰”，负责人被称为“凌人”。《周礼》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礼记》也说：“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
每年寒冬腊月，凌人会命人到水质好的江湖面上凿采冰块，这时的冰块最坚硬，不易融化，方便采用和搬运。采好的冰会被储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下冰窖里，《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中的“凌阴”就是山阴处的藏冰地窖，“二之日”“三之日”是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地下冰窖内铺满了干净稻草和芦席，设置了专门搬运冰块的冰板，待冰到了窖口，冰板一头支在窖口，一头支在窖底，形成一个斜面，让冰块滑下去，再由窖里的人码放整齐，在冰上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最后将整个冰窖密封，等来年使用。由于储存环境和方法的限制，最终都免不了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冰在使用前自行融化，因此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至少三倍，以满足宫廷需求。冰窖也慢慢增多，到了清代，北方的官方冰窖有20余座，存冰量大概有二十万块以上，北京的冰窖口胡同、西安的冰窖巷就得名于此。
由于夏日用冰量大，官方藏冰常常不足，因此出现了私家藏冰的“冰商”。据宋人所作《迷楼记》记载，宫中“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隋炀帝）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这说明隋代就能在市场上买到冰。到了清代，《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各级官府“如藏冰不敷用，从市采买”。清代的冰窖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由商民设立，专门用于商业经营。
有了冰之后，古人的夏天就凉爽起来，他们把冰块放在盛冰的容器冰鉴里。《周礼》中有在容器“冰鉴”中保存冰块的记录。冰鉴最先是陶制的，后有木制的，春秋中期以后流行青铜鉴，大口小底，底部有直径很小的排水口，可在冰融化后直接排出冷水。冰鉴可以散发冷气，还可以保存食品，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四周围满冰块，合上盖子，“冷饮”就可制成。《楚辞》中记录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清馨冻饮”，都展示了夏天饮冰镇酒水的舒适和快乐。
进入汉代，古人用冰就更讲究了。汉代皇宫设有夏季用房“清凉殿”，殿内有多重降温装置，以石头为床，用玉晶盘盛装冰块，仆人站在一旁对着扇竹扇。清凉殿内清凉无比，汉武帝刘彻常常带着自己宠幸的嫔妃宦臣“卧延清之室”，吟唱辞赋歌谣，品尝果品佳肴，不亦乐乎。
唐宋以后，“清凉殿”之类的“空调房”越建越高级，殿内除了放冰块，还放有“扇车”，借水的作用转动扇叶，扇带凉水吹更凉。宋代还注重空气净化，在厅堂里摆几百盆鲜花，“鼓以风轮”，既凉快，又“清芬满殿”，宋代的“空调”设备已在民间普及。
这次第，怎一个凉字了得。冰开始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二）冰有趣的时候
冰，还被古人用出趣味。
有用冰来装病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令尹（即主持国事的大臣）子庚去世，楚国国君楚康王指派楚国士大夫薳子冯继任。薳子冯征求好友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朝廷内宠臣很多，君王年轻弱势，治理国家的难度很大啊。”于是薳子冯就用装病来推辞。当时正值盛夏，薳子冯在家里挖了个地窖，放上冰，用冷水浇身，把自己弄成重感冒，然后身穿厚棉衣和皮袍子，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东西。楚康王派御医前往诊视，御医发现薳子冯“瘦弱到了极点”。楚康王无奈，只好改任子南为令尹。
薳子冯也堪称“开空调盖棉被”的古代先驱。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装病的方式有多种，为什么要躺冰块上呢？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要知道，唐代以前，冰块非常珍贵，不仅数量有限，还价格昂贵，到了“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的地步，大臣在蒙皇帝赏赐冰块时都会深感为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某日得到几块小冰的赏赐，就高兴得很，还记录下来：“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 所以，对于楚国士大夫薳子冯，我们只好感叹一声：真土豪也。
有因冰生病的，也有用冰治病的。《盱眙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在某年夏天，“食冰太过，病脾疾”，御医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让他服用大理中丸，但服用多日，均不见效果。宋徽宗寝食难安，后来听说民间医生杨介医术高明，便召杨介为他诊疗。杨介查明病因，仍使用大理中丸，只是改用冰煎服，宋徽宗服后立马痊愈了。
甘、冷、无毒的冰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说，“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冰可以去热烦、解烦渴、消暑毒，“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毒。”杨介的治法算是“从因治病”，妙手仁心。当时，宋徽宗和杨介的对话也简单有趣：“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病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也。”还好，宋徽宗遵了医嘱。
说到底，都是吃惹的祸。宋代的冰制食品简直不要太好吃哦，“冰糖冰雪冰元子”“冰雪甘草汤”“冰雪凉水荔枝膏”“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光听名字，心里就舒坦，怎么不想让它们“一步到胃”呢？南宋诗人杨万里早用《荔枝歌》道出了这份心花怒放：“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甘霜甜雪如压蔗。”元代的商人又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开创了冰淇淋的先河。市场中还出现了“冰鲜”，人们把打捞的海产品，通过冰的冷冻后，运输得更远、保存得更久。
（三）冰深情的日子
冰，也在被人们赋予深情。
在冰特别难得的时代，皇帝用冰靠事先储存，大臣用冰或靠皇帝赏赐、或凭官阶和“冰票”领取，级别低的官员可能得不到冰，可能靠级别高的官员赏赐。这种“颁冰”的做法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若是将冰作为礼物来馈赠他人，那真是可贵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常常送冰给同僚梅尧臣，他的馈赠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欧阳修在25岁至洛阳任钱惟演幕府推官时，与年长自己5岁的任主簿的梅尧臣相识，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情，直至梅尧臣去世、欧阳修54岁。流金岁月中，俩人心心相印，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于道义、事业上互相支持。梅尧臣还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为官级别的增高，欧阳修送给梅尧臣的冰块也增多，使得仕途坎坷、级别很低的梅尧臣能长年享受较好的以冰消暑之待遇，安然度炎夏。为了让梅尧臣安心接受，欧阳修还曾以自己不怕热为借口。其实，即使是真的不怕热，也不会嫌冰多。梅尧臣心中明白，便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冰镇果品回赠欧阳修。
冰，就这样透亮着。怪不得会有冰心玉壶、冰雪聪明这样的妙词儿。饱含纯粹情谊的心，就像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里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焕发玉一般的晶莹和澈亮；也像唐代诗人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的“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透出雪洗净过的细腻和敏捷。
想那洛阳的初识，是多么令人开怀，欧阳修后来还作诗《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梅尧臣，字圣俞）来表达：“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也欣然记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俩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欧阳修当即写了《七交》七首，分述同游的几个人，写到梅尧臣《梅主簿》时，颇多揄扬之辞：“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梅尧臣则说：“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静思苦学。”这样的相识，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宛若冰一样，闪耀着清润明洁的光辉。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古籍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足见大暑的炎热程度。那么，在炎热而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用什么办法来消暑呢？除了扇子，也有今人常用的冰。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一）冰开始的地方
冰，很早就被人们用来消暑纳凉了。
商周时期，人们便开始利用天然冰来制冷。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专门负责“掌冰”，负责人被称为“凌人”。《周礼》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礼记》也说：“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
每年寒冬腊月，凌人会命人到水质好的江湖面上凿采冰块，这时的冰块最坚硬，不易融化，方便采用和搬运。采好的冰会被储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下冰窖里，《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中的“凌阴”就是山阴处的藏冰地窖，“二之日”“三之日”是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地下冰窖内铺满了干净稻草和芦席，设置了专门搬运冰块的冰板，待冰到了窖口，冰板一头支在窖口，一头支在窖底，形成一个斜面，让冰块滑下去，再由窖里的人码放整齐，在冰上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最后将整个冰窖密封，等来年使用。由于储存环境和方法的限制，最终都免不了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冰在使用前自行融化，因此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至少三倍，以满足宫廷需求。冰窖也慢慢增多，到了清代，北方的官方冰窖有20余座，存冰量大概有二十万块以上，北京的冰窖口胡同、西安的冰窖巷就得名于此。
由于夏日用冰量大，官方藏冰常常不足，因此出现了私家藏冰的“冰商”。据宋人所作《迷楼记》记载，宫中“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隋炀帝）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这说明隋代就能在市场上买到冰。到了清代，《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各级官府“如藏冰不敷用，从市采买”。清代的冰窖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由商民设立，专门用于商业经营。
有了冰之后，古人的夏天就凉爽起来，他们把冰块放在盛冰的容器冰鉴里。《周礼》中有在容器“冰鉴”中保存冰块的记录。冰鉴最先是陶制的，后有木制的，春秋中期以后流行青铜鉴，大口小底，底部有直径很小的排水口，可在冰融化后直接排出冷水。冰鉴可以散发冷气，还可以保存食品，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四周围满冰块，合上盖子，“冷饮”就可制成。《楚辞》中记录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清馨冻饮”，都展示了夏天饮冰镇酒水的舒适和快乐。
进入汉代，古人用冰就更讲究了。汉代皇宫设有夏季用房“清凉殿”，殿内有多重降温装置，以石头为床，用玉晶盘盛装冰块，仆人站在一旁对着扇竹扇。清凉殿内清凉无比，汉武帝刘彻常常带着自己宠幸的嫔妃宦臣“卧延清之室”，吟唱辞赋歌谣，品尝果品佳肴，不亦乐乎。
唐宋以后，“清凉殿”之类的“空调房”越建越高级，殿内除了放冰块，还放有“扇车”，借水的作用转动扇叶，扇带凉水吹更凉。宋代还注重空气净化，在厅堂里摆几百盆鲜花，“鼓以风轮”，既凉快，又“清芬满殿”，宋代的“空调”设备已在民间普及。
这次第，怎一个凉字了得。冰开始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二）冰有趣的时候
冰，还被古人用出趣味。
有用冰来装病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令尹（即主持国事的大臣）子庚去世，楚国国君楚康王指派楚国士大夫薳子冯继任。薳子冯征求好友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朝廷内宠臣很多，君王年轻弱势，治理国家的难度很大啊。”于是薳子冯就用装病来推辞。当时正值盛夏，薳子冯在家里挖了个地窖，放上冰，用冷水浇身，把自己弄成重感冒，然后身穿厚棉衣和皮袍子，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东西。楚康王派御医前往诊视，御医发现薳子冯“瘦弱到了极点”。楚康王无奈，只好改任子南为令尹。
薳子冯也堪称“开空调盖棉被”的古代先驱。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装病的方式有多种，为什么要躺冰块上呢？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要知道，唐代以前，冰块非常珍贵，不仅数量有限，还价格昂贵，到了“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的地步，大臣在蒙皇帝赏赐冰块时都会深感为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某日得到几块小冰的赏赐，就高兴得很，还记录下来：“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 所以，对于楚国士大夫薳子冯，我们只好感叹一声：真土豪也。
有因冰生病的，也有用冰治病的。《盱眙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在某年夏天，“食冰太过，病脾疾”，御医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让他服用大理中丸，但服用多日，均不见效果。宋徽宗寝食难安，后来听说民间医生杨介医术高明，便召杨介为他诊疗。杨介查明病因，仍使用大理中丸，只是改用冰煎服，宋徽宗服后立马痊愈了。
甘、冷、无毒的冰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说，“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冰可以去热烦、解烦渴、消暑毒，“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毒。”杨介的治法算是“从因治病”，妙手仁心。当时，宋徽宗和杨介的对话也简单有趣：“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病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也。”还好，宋徽宗遵了医嘱。
说到底，都是吃惹的祸。宋代的冰制食品简直不要太好吃哦，“冰糖冰雪冰元子”“冰雪甘草汤”“冰雪凉水荔枝膏”“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光听名字，心里就舒坦，怎么不想让它们“一步到胃”呢？南宋诗人杨万里早用《荔枝歌》道出了这份心花怒放：“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甘霜甜雪如压蔗。”元代的商人又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开创了冰淇淋的先河。市场中还出现了“冰鲜”，人们把打捞的海产品，通过冰的冷冻后，运输得更远、保存得更久。
（三）冰深情的日子
冰，也在被人们赋予深情。
在冰特别难得的时代，皇帝用冰靠事先储存，大臣用冰或靠皇帝赏赐、或凭官阶和“冰票”领取，级别低的官员可能得不到冰，可能靠级别高的官员赏赐。这种“颁冰”的做法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若是将冰作为礼物来馈赠他人，那真是可贵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常常送冰给同僚梅尧臣，他的馈赠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欧阳修在25岁至洛阳任钱惟演幕府推官时，与年长自己5岁的任主簿的梅尧臣相识，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情，直至梅尧臣去世、欧阳修54岁。流金岁月中，俩人心心相印，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于道义、事业上互相支持。梅尧臣还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为官级别的增高，欧阳修送给梅尧臣的冰块也增多，使得仕途坎坷、级别很低的梅尧臣能长年享受较好的以冰消暑之待遇，安然度炎夏。为了让梅尧臣安心接受，欧阳修还曾以自己不怕热为借口。其实，即使是真的不怕热，也不会嫌冰多。梅尧臣心中明白，便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冰镇果品回赠欧阳修。
冰，就这样透亮着。怪不得会有冰心玉壶、冰雪聪明这样的妙词儿。饱含纯粹情谊的心，就像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里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焕发玉一般的晶莹和澈亮；也像唐代诗人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的“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透出雪洗净过的细腻和敏捷。
想那洛阳的初识，是多么令人开怀，欧阳修后来还作诗《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梅尧臣，字圣俞）来表达：“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也欣然记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俩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欧阳修当即写了《七交》七首，分述同游的几个人，写到梅尧臣《梅主簿》时，颇多揄扬之辞：“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梅尧臣则说：“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静思苦学。”这样的相识，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宛若冰一样，闪耀着清润明洁的光辉。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四五年光阴，转瞬即逝。学于他乡，夜不能寐时，所思所想，皆是故乡。求学期间未能陪伴尽孝，心中常感失落。山水一程，三生有幸，得遇良师；言传身教，终生受益。岁月清浅，时光亦潋滟；因缘相聚，同窗之情，感家之暖。感谢求学路上，亲朋好友的相助。祝大家前程似锦、后会有期！
人生三杯酒，第一杯敬自己，愿我们再相遇，还是当年少年郎；第二杯，敬自己，大风大浪自己扛，往后余生，既走心又谈钱；第三杯，敬自己，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善待自己。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自己，活出最好的样子。
行文至此，感激不尽，书不尽言，愿我们来日相聚。春秋匆匆，而今离去，谨以拙文。
人生三杯酒，第一杯敬自己，愿我们再相遇，还是当年少年郎；第二杯，敬自己，大风大浪自己扛，往后余生，既走心又谈钱；第三杯，敬自己，往事不回头，余生不将就，善待自己。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自己，活出最好的样子。
行文至此，感激不尽，书不尽言，愿我们来日相聚。春秋匆匆，而今离去，谨以拙文。
什么是善的大小？以前有一个叫卫仲达的人在翰林院做官员。有一次他被带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让鬼吏拿来了他善行和恶行的记录。等到拿来之后，发现恶行的记录能够充满整个院子，但是善行的记录只有一个小卷轴，像筷子一样细。拿秤来称重量，发现像筷子一样的善事记录却比充满院子的恶行记录要重。卫仲达说：“我今年才四十，怎么会被记录这么多恶行呢？”
阎王说：“一个念头不正那就是恶行，不一定非要等做出来才是。”
卫仲达又问善行的卷轴中记录的是什么事，阎王说：“朝廷曾经大兴土木，修建三山石桥，你上疏劝谏皇帝，这是你上疏内容的草稿。”
卫仲达说：“我虽然上疏劝阻了，但是皇上并没有听从我的意见，我做的事情没什么用，能有这么大的善行？”
阎王说：“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意见，但是你的这个念头是为万千的老百姓所着想的；如果朝廷听从了你的建议，那你的善行就更大了。”
因此只要志向在于为家国天下谋求福利，则善行做得少也是大善；如果只为自己着想，那善行再多也是小善。
卫仲达被带到阴曹地府是接受审判的，这很可能说明他在阳间犯过很多的错误。阎王爷让鬼吏拿来了记录他在阳间恶行的册子，居然能装满一间院子，而记录他善行的册子却只有像筷子那样细的一个卷轴。
如果只看到这里，那么肯定所有人都会认为卫仲达是个大恶人，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恶行记录呢？连卫仲达自己都惊呆了，但是他却觉得自己没做过那么多的恶事，他是被冤枉的。卫仲达说：“我今年才四十岁，怎么会被记录这么多恶行呢？你们一定是弄错了，我是冤枉的。”但是审问他的阎王爷却十分肯定他不是被冤枉的，因为他说：“恶行并不是在做出来以后才成为恶行，只要在心里面有一个念头不正那就是恶行，即使这个想法还没有付诸行动。”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恶行的评判标准问题。一般人认为，恶行只有真正地做出来，那才应该算作是恶行，毕竟在没做出行动之前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但是阎王爷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有作恶的想法就是错的，就是恶行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会产生作恶的想法的人，那就说明这个人并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所以很有可能做出恶行。即使只有想法而没有行动，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毕竟产生了一次作恶的想法后，就一定会有第二次乃至无数次，最后肯定会积少成多，到时候就会付诸行动并产生恶行了。因此，一个简单的作恶的想法就是恶行积累的开始，所以说有作恶的想法就已经算作是作恶了。儒家思想也反对在心中产生作恶的想法。儒家思想讲究的是“思无邪”和“慎独”。所谓的慎独，就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既然是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行动和思考，当然也不能有那种违背道德规范的作恶的想法了。
既然是犯了错误那肯定是要惩罚的，更何况是这么多的错误。古人有功过相抵的说法，考虑到卫仲达也做过善事，为了能准确地找出惩罚他的标准，于是阎王爷决定把他恶行的记录和善行的记录拿到秤上称，去掉抵消的部分之后再进行惩罚。可是没想到，他那筷子一样细的善行记录重量却是大于恶行记录，这说明卫仲达的善行是高于恶行的，他根本就应该算是一个好人。
一件简单的善事就压过了那么多的恶行，说明这件善事一定十分巨大，但是卫仲达并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了，于是就要求看一下那个卷轴里面记录的究竟是什么善事。原来是当时朝廷要大兴土木，修建三山石桥，而卫仲达却上奏皇帝，阻止这件事，他认为这种大兴土木的事情完全是劳民伤财的行为，不可取。卷轴里面记录的就是卫仲达当时上奏的奏折。但是卫仲达仍然奇怪，因为他当时的劝谏并没有成功，又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大的善行呢？这时候阎王又说话了，他对卫仲达说：“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意见，但是你的这个念头是为万千的老百姓所着想的；如果朝廷听从了你的建议，那你的善行就更大了。”
既然卫仲达劝谏皇帝不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并没有成功，即使是善行也应该是小善，又怎么能够使自己的善行大于恶行呢？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并不复杂，还是从一个人的内心想法出发的。当时卫仲达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是为天下太平而上疏，他心中装的是天下间亿万的百姓，所以功德浩大，这并不是小善能够相比的。如果他当时想的只是升官发财，或者他存在一些其他的什么用心的话，纵使也上奏劝谏，即使能获得成功，那效果就要差很多。
“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其实大善和小善的差别就在这里，主要就是看是否发利他心，为百姓着想还是为自己考虑的：但凡为天下苍生着想，不为自己着想，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就是大善，大善就能得到上天的回报；假如是从自己利益出发，虽然是善事，这个福德也会很有限。
佛教中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样的句子，这就是为天下苍生所考虑，所以佛教能长久地传扬下来，经久不衰。就像是范仲淹，他为什么能名传千古，为什么能受到历代圣贤的好评，又为什么能让他的家族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曾经当过丞相吗？不是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反观现在这个社会呢？能够行善的人是越来越少。
卫仲达的上疏并未劝谏成功，但居功至伟，获得大善，那是因为他努力过了，甚至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做的。所以，不用担心事情不成功，尽力去做就是了，凡是做善事，不要因为考虑自己的情况而畏畏缩缩，要竭尽全力去做，即使事情不成功，也终究是一件大善，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报答。
阎王说：“一个念头不正那就是恶行，不一定非要等做出来才是。”
卫仲达又问善行的卷轴中记录的是什么事，阎王说：“朝廷曾经大兴土木，修建三山石桥，你上疏劝谏皇帝，这是你上疏内容的草稿。”
卫仲达说：“我虽然上疏劝阻了，但是皇上并没有听从我的意见，我做的事情没什么用，能有这么大的善行？”
阎王说：“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意见，但是你的这个念头是为万千的老百姓所着想的；如果朝廷听从了你的建议，那你的善行就更大了。”
因此只要志向在于为家国天下谋求福利，则善行做得少也是大善；如果只为自己着想，那善行再多也是小善。
卫仲达被带到阴曹地府是接受审判的，这很可能说明他在阳间犯过很多的错误。阎王爷让鬼吏拿来了记录他在阳间恶行的册子，居然能装满一间院子，而记录他善行的册子却只有像筷子那样细的一个卷轴。
如果只看到这里，那么肯定所有人都会认为卫仲达是个大恶人，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恶行记录呢？连卫仲达自己都惊呆了，但是他却觉得自己没做过那么多的恶事，他是被冤枉的。卫仲达说：“我今年才四十岁，怎么会被记录这么多恶行呢？你们一定是弄错了，我是冤枉的。”但是审问他的阎王爷却十分肯定他不是被冤枉的，因为他说：“恶行并不是在做出来以后才成为恶行，只要在心里面有一个念头不正那就是恶行，即使这个想法还没有付诸行动。”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恶行的评判标准问题。一般人认为，恶行只有真正地做出来，那才应该算作是恶行，毕竟在没做出行动之前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但是阎王爷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有作恶的想法就是错的，就是恶行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会产生作恶的想法的人，那就说明这个人并不是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所以很有可能做出恶行。即使只有想法而没有行动，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毕竟产生了一次作恶的想法后，就一定会有第二次乃至无数次，最后肯定会积少成多，到时候就会付诸行动并产生恶行了。因此，一个简单的作恶的想法就是恶行积累的开始，所以说有作恶的想法就已经算作是作恶了。儒家思想也反对在心中产生作恶的想法。儒家思想讲究的是“思无邪”和“慎独”。所谓的慎独，就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既然是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行动和思考，当然也不能有那种违背道德规范的作恶的想法了。
既然是犯了错误那肯定是要惩罚的，更何况是这么多的错误。古人有功过相抵的说法，考虑到卫仲达也做过善事，为了能准确地找出惩罚他的标准，于是阎王爷决定把他恶行的记录和善行的记录拿到秤上称，去掉抵消的部分之后再进行惩罚。可是没想到，他那筷子一样细的善行记录重量却是大于恶行记录，这说明卫仲达的善行是高于恶行的，他根本就应该算是一个好人。
一件简单的善事就压过了那么多的恶行，说明这件善事一定十分巨大，但是卫仲达并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了，于是就要求看一下那个卷轴里面记录的究竟是什么善事。原来是当时朝廷要大兴土木，修建三山石桥，而卫仲达却上奏皇帝，阻止这件事，他认为这种大兴土木的事情完全是劳民伤财的行为，不可取。卷轴里面记录的就是卫仲达当时上奏的奏折。但是卫仲达仍然奇怪，因为他当时的劝谏并没有成功，又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大的善行呢？这时候阎王又说话了，他对卫仲达说：“朝廷虽然没有听从你的意见，但是你的这个念头是为万千的老百姓所着想的；如果朝廷听从了你的建议，那你的善行就更大了。”
既然卫仲达劝谏皇帝不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并没有成功，即使是善行也应该是小善，又怎么能够使自己的善行大于恶行呢？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并不复杂，还是从一个人的内心想法出发的。当时卫仲达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是为天下太平而上疏，他心中装的是天下间亿万的百姓，所以功德浩大，这并不是小善能够相比的。如果他当时想的只是升官发财，或者他存在一些其他的什么用心的话，纵使也上奏劝谏，即使能获得成功，那效果就要差很多。
“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其实大善和小善的差别就在这里，主要就是看是否发利他心，为百姓着想还是为自己考虑的：但凡为天下苍生着想，不为自己着想，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就是大善，大善就能得到上天的回报；假如是从自己利益出发，虽然是善事，这个福德也会很有限。
佛教中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样的句子，这就是为天下苍生所考虑，所以佛教能长久地传扬下来，经久不衰。就像是范仲淹，他为什么能名传千古，为什么能受到历代圣贤的好评，又为什么能让他的家族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曾经当过丞相吗？不是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反观现在这个社会呢？能够行善的人是越来越少。
卫仲达的上疏并未劝谏成功，但居功至伟，获得大善，那是因为他努力过了，甚至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做的。所以，不用担心事情不成功，尽力去做就是了，凡是做善事，不要因为考虑自己的情况而畏畏缩缩，要竭尽全力去做，即使事情不成功，也终究是一件大善，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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