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经济# 王国刚：经济下行条件下如何稳经济？】1、稳增长是稳住经济的重要内容，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的经济工作总方针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稳增长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基础，经济增长内含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中。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任何的质变都是在量变中产生，即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同时质变蕴含于量变之中。离开了经济增长，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很困难的，只有在稳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才能调结构，才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前提。按照目前的估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供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因此，要新增就业岗位1100万个，就需要保证GDP增长5.5%。今年的就业形势比去年的压力大，要解决这一难题，应以稳增长为前提。如果经济继续下滑，稳就业面临的压力将会更重。
稳增长是稳物价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为稳物价提供物质基础。如果解决不了该问题，仅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因为基础在于创造财富和供给。从该角度进行分析，要实现稳增长还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与之配合。不过，三四月份的消费增长率在下行，预计往后几个月还将继续下行，仅靠拉动消费需求恐怕是不够的，或者难度非常大，由此，需要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
2、投资助力稳增长
谈到投资，首先需要解决理念问题。最近十多年来，一些人对投资的功能存在误解。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观念，梳理清理念问题，把投资当做权宜之计，就将出现大的差误和折腾。
从经济学常识上来说，经济发展是由投资来推动。在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投资，扩大不了生产能力、就业岗位等，经济就难以增长。马克思认为，扩大再生产是人类再生产的本质。扩大生产是指施行投资过后，使得下一轮再生产在前一轮再生产的基础上扩大了，而不是简单的再生产。从历史角度来说，没有投资，没有扩大再生产，也就没有经济社会的进步。每个时期的投资规模扩大、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技术水平提高都直接决定了随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物质资料的数量、质量和效能，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因此要正确认识投资。
一些人认为投资和消费相对立，如果强调投资作用就会挤占消费，如果要提升消费就必须弱化投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观点。现在的95%以上的消费品是工业制成品，是前期投资的结果；即便是农产品，无论是粮食、瓜果还是水产也都是前期投资的结果，没有投资，消费品从何而来？各个企业展开投资，自然要进行社会调研，如果某种消费品严重供过于求，他们就不会投资这些产品，而找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进行投资，所以投资结果也就提升了人们的消费结构。
也有人认为投资和创新是一对矛盾，认为投资就是在原有技术上大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好似创新活动不需要资金支持便能允许。实际上，大量核心技术的创新，有的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在这长时间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长期投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长期资金支持，这些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将难以维持下去。要研发关键性核心技术，就必须要有能够激发长期投资的机制，所以，二者不是矛盾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人认为，投资必然促进经济过热，要防止经济过热就必须抑制投资。历史上的确有过这种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也有过投资过热引致经济过热的情形，但中国并不一直在经济过热中发展。投资对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它可能发生的过热问题，我们当时都及时采取了一些政策，所以重要的是调整思路。
稳增长的角度方面，从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大致上投资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就达到0.4个百分点，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快投资。一些人谈到投资就认为是增加了生产能力，由于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总体上已是买方市场，他们就认为既然供过于求，也就不该投资了。实际上，从投资的结果看，投资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生产性投资，投资的结果是形成生产能力；第二种是消费性投资，投资的结果是形成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第三种是基础设施投资，是提供公共品为主。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超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但在现实中，提升人们消费水平、消费质量的产品以及服务仍然是严重供不应求，例如，道路、医院、学校、养老等等。在这些方面加快投资，就是创造消费条件和消费对象，它不增加生产能力但却能拉动消费，所以在这个角度也应该为投资正名。大家应该把投资弄清楚，正如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再生产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是通过不断扩大再生产才有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
3、建立支持投资的金融长效机制
要使得投资能够有效的展开，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更不是权宜之计，因此需要讨论怎么建立支持投资的金融长效机制，其中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要加快推进天使基金的发展。天使基金在创业投资中经常用到，但种子基金严重缺乏。“种种子”就是把人们的灵感变成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如图纸、模型、文件等。没有种出大量的种子，创业就会失去抓手，只有种出来种子，把种子变成现实的产品，通过各种实验才能实现产业化，但中国种种子的机制还差得非常远。因此，要加快推进天使基金发展的投资，否则要解决关键性核心技术，我们只能停留在解决现在已经看到的关键性核心技术，而难以去把握已经想到的，但现在还看不到的关键性核心技术，要达到并跑和领跑是很困难的。
二是推进长期债券发展。目前企业发债、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发债等大部分都是中期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以上的很少。要实现跨周期调节，要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长期资金。国民经济要长期稳定发展，企业就需要有长期资金和长期资产，这仅靠银行贷款是解决不了的，由此需要推进长期债券市场发展。
三是推进地方股权市场发展。目前，地方政府财力吃紧，这种情况下就要发挥好地方股权市场的作用，卖掉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的股权来缓解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解决应该解决的各种的急难愁盼问题。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通过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来实现稳增长，否则有了钱而不用于投资，先去解决急难愁盼的事，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稳增长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基础，经济增长内含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中。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对立矛盾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任何的质变都是在量变中产生，即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同时质变蕴含于量变之中。离开了经济增长，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很困难的，只有在稳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才能调结构，才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前提。按照目前的估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供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因此，要新增就业岗位1100万个，就需要保证GDP增长5.5%。今年的就业形势比去年的压力大，要解决这一难题，应以稳增长为前提。如果经济继续下滑，稳就业面临的压力将会更重。
稳增长是稳物价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为稳物价提供物质基础。如果解决不了该问题，仅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因为基础在于创造财富和供给。从该角度进行分析，要实现稳增长还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与之配合。不过，三四月份的消费增长率在下行，预计往后几个月还将继续下行，仅靠拉动消费需求恐怕是不够的，或者难度非常大，由此，需要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
2、投资助力稳增长
谈到投资，首先需要解决理念问题。最近十多年来，一些人对投资的功能存在误解。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观念，梳理清理念问题，把投资当做权宜之计，就将出现大的差误和折腾。
从经济学常识上来说，经济发展是由投资来推动。在推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投资，扩大不了生产能力、就业岗位等，经济就难以增长。马克思认为，扩大再生产是人类再生产的本质。扩大生产是指施行投资过后，使得下一轮再生产在前一轮再生产的基础上扩大了，而不是简单的再生产。从历史角度来说，没有投资，没有扩大再生产，也就没有经济社会的进步。每个时期的投资规模扩大、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技术水平提高都直接决定了随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物质资料的数量、质量和效能，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因此要正确认识投资。
一些人认为投资和消费相对立，如果强调投资作用就会挤占消费，如果要提升消费就必须弱化投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观点。现在的95%以上的消费品是工业制成品，是前期投资的结果；即便是农产品，无论是粮食、瓜果还是水产也都是前期投资的结果，没有投资，消费品从何而来？各个企业展开投资，自然要进行社会调研，如果某种消费品严重供过于求，他们就不会投资这些产品，而找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进行投资，所以投资结果也就提升了人们的消费结构。
也有人认为投资和创新是一对矛盾，认为投资就是在原有技术上大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好似创新活动不需要资金支持便能允许。实际上，大量核心技术的创新，有的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在这长时间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长期投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长期资金支持，这些关键性核心技术的研发将难以维持下去。要研发关键性核心技术，就必须要有能够激发长期投资的机制，所以，二者不是矛盾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人认为，投资必然促进经济过热，要防止经济过热就必须抑制投资。历史上的确有过这种现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也有过投资过热引致经济过热的情形，但中国并不一直在经济过热中发展。投资对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它可能发生的过热问题，我们当时都及时采取了一些政策，所以重要的是调整思路。
稳增长的角度方面，从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大致上投资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就达到0.4个百分点，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快投资。一些人谈到投资就认为是增加了生产能力，由于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总体上已是买方市场，他们就认为既然供过于求，也就不该投资了。实际上，从投资的结果看，投资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生产性投资，投资的结果是形成生产能力；第二种是消费性投资，投资的结果是形成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第三种是基础设施投资，是提供公共品为主。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超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但在现实中，提升人们消费水平、消费质量的产品以及服务仍然是严重供不应求，例如，道路、医院、学校、养老等等。在这些方面加快投资，就是创造消费条件和消费对象，它不增加生产能力但却能拉动消费，所以在这个角度也应该为投资正名。大家应该把投资弄清楚，正如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再生产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是通过不断扩大再生产才有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
3、建立支持投资的金融长效机制
要使得投资能够有效的展开，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更不是权宜之计，因此需要讨论怎么建立支持投资的金融长效机制，其中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要加快推进天使基金的发展。天使基金在创业投资中经常用到，但种子基金严重缺乏。“种种子”就是把人们的灵感变成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如图纸、模型、文件等。没有种出大量的种子，创业就会失去抓手，只有种出来种子，把种子变成现实的产品，通过各种实验才能实现产业化，但中国种种子的机制还差得非常远。因此，要加快推进天使基金发展的投资，否则要解决关键性核心技术，我们只能停留在解决现在已经看到的关键性核心技术，而难以去把握已经想到的，但现在还看不到的关键性核心技术，要达到并跑和领跑是很困难的。
二是推进长期债券发展。目前企业发债、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发债等大部分都是中期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以上的很少。要实现跨周期调节，要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长期资金。国民经济要长期稳定发展，企业就需要有长期资金和长期资产，这仅靠银行贷款是解决不了的，由此需要推进长期债券市场发展。
三是推进地方股权市场发展。目前，地方政府财力吃紧，这种情况下就要发挥好地方股权市场的作用，卖掉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的股权来缓解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解决应该解决的各种的急难愁盼问题。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通过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来实现稳增长，否则有了钱而不用于投资，先去解决急难愁盼的事，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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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优秀“基因”
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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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来源：科技日报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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