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支撑着人类能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重要基础。诗中有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业的发展不仅仅依靠着大自然的赐予，也蕴含着劳动人民的辛勤与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生活，他们在春天辛勤播种，认真耕耘，将万千期盼寄托于收获的那一日。若遇到丰年的秋收时节，那便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喜悦的时刻。在稻谷飘香的金秋里，他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大自然的恩赐”，其中最常见、最经典的一种便是——“踏歌”。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兴盛于唐代，宋元时期亦未断绝，始终在民间非常流行。中国现存的元代铜女舞俑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垅上踏歌”的生动证明之一，它将农民丰收的喜悦情态刻画的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心向神往。今天我们就将思绪穿越回千年之前，共同对古代舞娘踏歌而舞之姿细细探寻一番。
一、踏歌的起源
踏歌，顾名思义，随着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
想象一下，在金秋送爽的好时节里，一群农民们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生活，齐聚在月夜之下，他们围着篝火，并肩而坐；他们时而饮酒赏月，闲聊家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时而异口同声，唱着当地那首妇孺皆知的民歌，无论男女老少，手拉着手，和着歌声翩翩起舞。一边庆祝着五谷丰登，忙碌一年总算有个好收成，一边感慨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劳作总算没有付之东流，足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弥漫在空气中，画面感十足。
年年播种，年年收获，因而常常会有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份。久而久之，踏歌成为了民间最流行的庆祝丰收的方式。
提到踏歌的起源，最早要追溯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文明刚刚萌芽，农业发展并不成熟，因此踏歌起初并非指舞蹈，更不是作为一种庆祝和祈求丰收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在当时，“踏歌”是一种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传，三五人为一组在田地中耕作，耕作者手持牛尾，脚踏着地作为节拍，这种手脚并用的形态，久而久之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伴着祈福的歌曲而跳的舞，并流传下来被后人所沿用。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踏歌的形式和内涵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它从简易单一的歌和舞转变成了有动人的情节的故事，例如隋唐时期的踏歌表演《踏摇娘》就取材于真实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黄河以北地区有一位姓苏的“渣男”，虽然容貌很丑陋，却自负狂妄，明明平平无奇却自信的不得了；苏某刚愎自用且趾高气扬，虽然只是个布衣百姓，从未做过官，但他却常常自称为“郎中”，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定能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足的酒鬼，整日里不务正业，只知道胡吃海喝，每次喝得烂醉回到家里都会对妻子进行殴打。
长此以往，妻子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遂将满腔悲伤与怨恨化作动人的旋律，借此来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快，这字字泣血的《踏摇娘》在民间得到传唱，女子悲惨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关怀。经过时间的推移，这首歌谣得到了丰富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二、“踏歌”舞风的盛行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宋元时期，“踏歌”从一种小众的歌舞表演，真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元代，“踏歌”成为大曲表演的一部分，之后又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再后来成了杂剧表演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踏歌”舞风渐渐在青楼教坊也十分盛行。
1.“踏歌”舞进入大曲表演
从元代舞女俑婀娜之姿间我们可以发现，“踏歌”舞融入到了大曲表演中。舞者在进行大曲表演之时，踏节为拍，前期舞蹈节奏舒缓柔和，至表演的关键点时，即“入破”之时，多种乐器合作演奏，随着乐声的急促，舞者所踏节拍越来越频繁，舞蹈节奏越来越快。舞者举足扬袖，俯仰皆舞，舞姿轻妙敏捷，好似身侧疾风呼啸而过。“踏歌”舞的融入，给观看者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听享受以及更为独特的体验。
2.“踏歌”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
“转踏”，又被称作“传踏”，由于舞者连手踏足而得名。它是宋代歌舞表演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是由“说唱”和“踏歌”组合而成的表演形式。
当然，此处的“说唱”与我们现代意义的“说唱”截然不同，可不是充满嘻哈风的“药药切克闹”，这里所说、所唱的“歌词”指的是宋词和元诗。
“转踏”表演分成若干个小节，每节配有一首诗一首词，有时还配有一个小故事。这些用来表演的诗词非常讲究，绝不是随随便便拿来一首诗词就能滥竽充数的。
比如表演之前所唱的词称为“引子”，也称为“勾队词”，大多由骈体文句构成；再比如表演结束所唱的词称为“尾声”，也称作“放队词”，大多由七言绝句组成。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伴随着诗词的说唱踏着节拍翩翩起舞，一舞便是一故事，引人入胜，这种表演形式在北宋时期最为流行，深受百姓们的喜爱。
3.“踏歌”舞进入杂剧表演
杂剧，是宋元时期兴盛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是将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表演方式。杂剧内容丰富，有歌舞、有音乐、有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正因其内容“杂”故而命名为“杂剧”。
在此时期，“踏歌”舞与杂剧融合，二者互相汲取精华，促进自身艺术形式发展壮大。在杂剧中有一种非正剧的舞段，称作“踏舞”，正是以“踏歌”舞为基础所改编的舞种。
在表演之时，舞者需要用脚踏地，作出节奏，勾肩搭背边唱边舞。每逢杂剧表演，“踏舞”必作为开场舞蹈出现，待到“踏舞”表演完毕之后，再正式上演杂剧。“踏歌”舞与杂剧的结合，不仅促进了“踏歌”舞的发展，也丰富了杂剧表演的内容。
4.“踏歌”舞进入青楼教坊
伎者，以唱歌跳舞为业，出卖才艺为主的女子；妓者，以容貌为资本，出卖色相为主的女子。这两类人是古代青楼教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这两类人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是那么清晰，娼妓、歌舞、戏艺人大多混杂在一起。因此在青楼教坊的女性需得努力修炼自身技艺，使得自己说唱、歌舞、戏曲、演奏、容貌俱佳。如果她们才艺平平，容貌平平，就很难达到招揽生意的目的，这便给“踏歌”舞的传入创建了便利条件。
就这样，“踏歌”从市井之中来到了青楼教坊，成为了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舞者巾袖飞舞，帛带飘扬，舞姿动人，谁人见了不说句美哉？
三、踏歌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
古代中国以农耕立国，因而中原地区大多土壤肥沃，良田众多，百姓以农业耕作为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以一望无垠的草原为主，百姓以游牧为生。“踏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原农耕民族间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以游牧为生的广大少数民族的喜爱。在匈奴、突厥民族内尤其盛行，他们将“踏歌”加以“民族特色化”的处理，在舞蹈动作、曲调等方面进行改编，最终发展成为了族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羌胡踏舞，共同讴歌。匈奴人和突厥人每逢重大场合会举行“踏歌”，他们或四人列队，或十几人为一队，或是勾肩搭背，或是手拉着手，双腿微曲，顿足踏地，和歌而舞，与中原人的踏歌形式虽有小异，但大体上仍是相近的。
四、结语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之所以能盛行，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其他歌舞交融渗透，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因而才能够一步一步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成了故事情节生动、载歌载舞的民间庆典形式，不仅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广泛喜爱，也能够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流行。
踏歌作为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见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真实的民间舞蹈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值得世世代代的后人去探寻、去传承。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维系着生活，他们在春天辛勤播种，认真耕耘，将万千期盼寄托于收获的那一日。若遇到丰年的秋收时节，那便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喜悦的时刻。在稻谷飘香的金秋里，他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大自然的恩赐”，其中最常见、最经典的一种便是——“踏歌”。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兴盛于唐代，宋元时期亦未断绝，始终在民间非常流行。中国现存的元代铜女舞俑便是古代劳动人民“垅上踏歌”的生动证明之一，它将农民丰收的喜悦情态刻画的栩栩如生，让人不禁心向神往。今天我们就将思绪穿越回千年之前，共同对古代舞娘踏歌而舞之姿细细探寻一番。
一、踏歌的起源
踏歌，顾名思义，随着悠扬的歌声翩翩起舞。
想象一下，在金秋送爽的好时节里，一群农民们结束了一整天的忙碌生活，齐聚在月夜之下，他们围着篝火，并肩而坐；他们时而饮酒赏月，闲聊家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时而异口同声，唱着当地那首妇孺皆知的民歌，无论男女老少，手拉着手，和着歌声翩翩起舞。一边庆祝着五谷丰登，忙碌一年总算有个好收成，一边感慨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劳作总算没有付之东流，足以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弥漫在空气中，画面感十足。
年年播种，年年收获，因而常常会有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份。久而久之，踏歌成为了民间最流行的庆祝丰收的方式。
提到踏歌的起源，最早要追溯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文明刚刚萌芽，农业发展并不成熟，因此踏歌起初并非指舞蹈，更不是作为一种庆祝和祈求丰收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而在当时，“踏歌”是一种常见的农业生产方式。相传，三五人为一组在田地中耕作，耕作者手持牛尾，脚踏着地作为节拍，这种手脚并用的形态，久而久之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伴着祈福的歌曲而跳的舞，并流传下来被后人所沿用。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踏歌的形式和内涵也被赋予新的定义。它从简易单一的歌和舞转变成了有动人的情节的故事，例如隋唐时期的踏歌表演《踏摇娘》就取材于真实的民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黄河以北地区有一位姓苏的“渣男”，虽然容貌很丑陋，却自负狂妄，明明平平无奇却自信的不得了；苏某刚愎自用且趾高气扬，虽然只是个布衣百姓，从未做过官，但他却常常自称为“郎中”，幻想自己有朝一日定能发达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十足的酒鬼，整日里不务正业，只知道胡吃海喝，每次喝得烂醉回到家里都会对妻子进行殴打。
长此以往，妻子苦不堪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遂将满腔悲伤与怨恨化作动人的旋律，借此来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很快，这字字泣血的《踏摇娘》在民间得到传唱，女子悲惨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与关怀。经过时间的推移，这首歌谣得到了丰富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精彩的歌舞表演。
二、“踏歌”舞风的盛行
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至宋元时期，“踏歌”从一种小众的歌舞表演，真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元代，“踏歌”成为大曲表演的一部分，之后又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再后来成了杂剧表演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踏歌”舞风渐渐在青楼教坊也十分盛行。
1.“踏歌”舞进入大曲表演
从元代舞女俑婀娜之姿间我们可以发现，“踏歌”舞融入到了大曲表演中。舞者在进行大曲表演之时，踏节为拍，前期舞蹈节奏舒缓柔和，至表演的关键点时，即“入破”之时，多种乐器合作演奏，随着乐声的急促，舞者所踏节拍越来越频繁，舞蹈节奏越来越快。舞者举足扬袖，俯仰皆舞，舞姿轻妙敏捷，好似身侧疾风呼啸而过。“踏歌”舞的融入，给观看者带来了更加极致的视听享受以及更为独特的体验。
2.“踏歌”进入转踏及歌舞表演
“转踏”，又被称作“传踏”，由于舞者连手踏足而得名。它是宋代歌舞表演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型，是由“说唱”和“踏歌”组合而成的表演形式。
当然，此处的“说唱”与我们现代意义的“说唱”截然不同，可不是充满嘻哈风的“药药切克闹”，这里所说、所唱的“歌词”指的是宋词和元诗。
“转踏”表演分成若干个小节，每节配有一首诗一首词，有时还配有一个小故事。这些用来表演的诗词非常讲究，绝不是随随便便拿来一首诗词就能滥竽充数的。
比如表演之前所唱的词称为“引子”，也称为“勾队词”，大多由骈体文句构成；再比如表演结束所唱的词称为“尾声”，也称作“放队词”，大多由七言绝句组成。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伴随着诗词的说唱踏着节拍翩翩起舞，一舞便是一故事，引人入胜，这种表演形式在北宋时期最为流行，深受百姓们的喜爱。
3.“踏歌”舞进入杂剧表演
杂剧，是宋元时期兴盛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是将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一种表演方式。杂剧内容丰富，有歌舞、有音乐、有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正因其内容“杂”故而命名为“杂剧”。
在此时期，“踏歌”舞与杂剧融合，二者互相汲取精华，促进自身艺术形式发展壮大。在杂剧中有一种非正剧的舞段，称作“踏舞”，正是以“踏歌”舞为基础所改编的舞种。
在表演之时，舞者需要用脚踏地，作出节奏，勾肩搭背边唱边舞。每逢杂剧表演，“踏舞”必作为开场舞蹈出现，待到“踏舞”表演完毕之后，再正式上演杂剧。“踏歌”舞与杂剧的结合，不仅促进了“踏歌”舞的发展，也丰富了杂剧表演的内容。
4.“踏歌”舞进入青楼教坊
伎者，以唱歌跳舞为业，出卖才艺为主的女子；妓者，以容貌为资本，出卖色相为主的女子。这两类人是古代青楼教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这两类人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是那么清晰，娼妓、歌舞、戏艺人大多混杂在一起。因此在青楼教坊的女性需得努力修炼自身技艺，使得自己说唱、歌舞、戏曲、演奏、容貌俱佳。如果她们才艺平平，容貌平平，就很难达到招揽生意的目的，这便给“踏歌”舞的传入创建了便利条件。
就这样，“踏歌”从市井之中来到了青楼教坊，成为了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们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舞者巾袖飞舞，帛带飘扬，舞姿动人，谁人见了不说句美哉？
三、踏歌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行
古代中国以农耕立国，因而中原地区大多土壤肥沃，良田众多，百姓以农业耕作为主；而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以一望无垠的草原为主，百姓以游牧为生。“踏歌”这一民间舞蹈形式在中原农耕民族间流行的同时，也受到了周边以游牧为生的广大少数民族的喜爱。在匈奴、突厥民族内尤其盛行，他们将“踏歌”加以“民族特色化”的处理，在舞蹈动作、曲调等方面进行改编，最终发展成为了族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羌胡踏舞，共同讴歌。匈奴人和突厥人每逢重大场合会举行“踏歌”，他们或四人列队，或十几人为一队，或是勾肩搭背，或是手拉着手，双腿微曲，顿足踏地，和歌而舞，与中原人的踏歌形式虽有小异，但大体上仍是相近的。
四、结语
“踏歌”这一传统的舞蹈形式之所以能盛行，原因在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与其他歌舞交融渗透，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因而才能够一步一步从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成了故事情节生动、载歌载舞的民间庆典形式，不仅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广泛喜爱，也能够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流行。
踏歌作为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见证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而真实的民间舞蹈艺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值得世世代代的后人去探寻、去传承。
【活在宁夏博物馆里的“牛”】牛年，踏春而来。
在这辞旧迎新的春天里，人们都期盼“牛气冲天”，“牛市”连连，日子过得很牛等等。更希望各级干部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带领咱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日子。
宁夏各座博物馆和文化遗存中，牛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劳作的帮手、祭祀的牺牲，牛文化寓意着力量、希望、坚韧。
在贺兰山西峰沟的一面向阳的黑石头上，曾有一幅宽34厘米、高48厘米的公牛岩画，通体阴刻。寥寥几条线条勾勒出公牛健壮有力，公牛阳具被刻画得尤为突出，夸张地表现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这头公牛岩画，被印刻在1998年发行的《贺兰山岩画》特种邮票上。
贺兰山存在很多牛形象的岩画。《巨牛图》岩画刻在40多米高的山顶上，高110厘米，宽201厘米，体型大小接近于真正的牛。巨牛的肚子里还刻有几只动物，像是小牛。牛身上的复线象征着牛从小长到大的过程中，体型的变化。而腹中几只小动物，则表示孕育。原始先民盼望牛越长越大，也希望它能生出更多小牛，为先民们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
贺兰山岩画大多表达先民的生殖崇拜，就拿岩画上的牛来说，希望公牛和母牛们具有更大的种群繁殖能力，牛群越大，先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从而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达到人多力量大的目的。先民们带着这种创作目的进行岩画刻画时，那是相当的虔诚，相当的卖力，用尽自己所有绘画水平，表现出牛的力量之美。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塬西周遗址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从墓葬坑里已发掘出8件牛头骨，骨头上还有刀剔肉的刮痕，也就是说，这8件牛头骨上的肉是被人吃了。情景还原应是这样的：当时，姚河塬人把牛杀了，把牛头作为牺牲品祭祀神灵或先祖，而牛身上的肉则用作招待这起丧葬白事的来宾。祭祀结束后，再把牛头肉吃了，牛头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葬坑。
与低贱的牛不同，姚河塬墓葬坑里拉铜车的马匹是完整埋入墓葬坑，马骨上没有剔肉的刀痕，以此显示墓主人的诸侯身份。
《诗经》中的《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五十八》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意思是诸侯一级的祭祀用牛，称之为太牢。最高等级的祭祀是必须用牛的，可见西周管理姚河塬地区的诸侯等级之高。
无独有偶。
2007年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发现，这里每座墓葬都有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且都出土了青铜兵器和车马铜饰。于是，有人推测，葬在这个墓地的家族是富贵人家。甚至根据出土大量刀、剑、戈、矛等青铜兵器及马具，推测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将军的家族墓地。
但有专家不认同这个推测。
宁夏在原州区彭堡、西吉县新营等地先前发掘的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也出土了青铜兵器，及大量马、牛、羊殉葬头骨。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剑证明墓主人就是贵族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众多墓葬主人都是贵族？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的兵器证明是墓主人是军人身份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墓葬主人都是将军？显然，这样的推测是不成立的。
因此，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墓葬群。出土青铜兵器只能印证生活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尚武精神，“好带刀剑”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死去也要带着心爱的兵器入土。
因为游牧民族放牧着大量家畜，家人去世，用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也不是件太奢侈的事。再者，游牧民族平时就以马、牛、羊肉为主食，他们有可能把平时宰杀的牲畜头骨积攒下来用于殉葬。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殉葬的牲畜头骨不是一个家庭一次宰杀的，而是亲朋好友各宰几头凑的“份子”。从这个意义说，把牲畜头骨层层叠压在人骨上面不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是为了威慑，或为了迷惑盗墓贼 (发掘的7座墓葬没有一座被盗)。因此，墓主人不一定是富人或贵人，很可能就是寻常百姓。
汉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很多牛头骨殉葬，还有牛俑。比如贺兰暖泉汉墓群里的陶牛俑、吴忠同心倒墩子匈奴墓中有牛、马、羊的头骨。
镇墓神俑是古代人们防止魍魉鬼怪对墓主灵魂的侵害，捍卫其祖先及随葬品不受侵扰而安放在墓中的。镇墓神俑包括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固原南郊王涝坝村北周宇文猛墓、深沟村北周李贤墓、小马庄唐史道洛墓和南塬唐墓出土的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较为独特。
宁夏博物馆收藏着几尊出自固原南塬汉唐墓地的天王俑。他们头戴头盔，身穿明光铠，嘴大张，怒目圆睁，眉弓突出，唇上八字胡，唇下有一撮小胡须。右臂折肘握拳，左手叉腰，右腿直立，左腿弓膝，脚踏卧兽。
被天王踩在足下的卧兽是牛。要么四蹄朝天，被天王踩翻在地，使着蛮力想翻身，但“天王”摁着丝毫没饶过它的意思；要么被天王实实地踩在牛头上，被拿捏得死死的，牛目圆睁，牛气冲天，却动弹不得。
这是古代工匠为了突出天王的气概，在天王脚下添置了凶猛的怪兽作为反衬。用夸张的手法，通过高矮强弱的对比，在天王俑身上明确表达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主题。
这牛也可能是“牛鬼蛇神”的牛鬼、牛魔王的形象。
古代文献中最早记录牛耕的是《论语》。《论语•雍也》记载：“子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对仲弓说，犁地的牛生的小牛是赤色的，毛色好，角也长的漂亮，如果就因为是犁地的牛生的牛，身份有问题，不用它来祭祀，山川都不忍心了。可见，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用牛犁地的现象已经存在了。
《战国策》记载赵国的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历数秦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强势。其中经济上的重要一点是“秦以牛田”，即秦人用牛犁地，可见在战国时，牛耕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还是一项前卫科技、国之重器。
在彭阳县新集北魏墓中出土了以陶牛车为中心的军事出行仪仗队。陶牛稳健有力，神采自信而矜持，体现了墓主人的军事首领的德高望重。在汉代初年，还是“诸侯贫者或乘牛车”，到了西晋时期石崇就用牛车和王恺斗富。北魏时期，皇帝的御车都要用牛拉。也就是这个时候，以牛车为明器成为社会流行的时尚。这可能与当时士大夫阶层尊崇黄老之道，回归本真自然、关注内心生活、追求闲适慢生活有关。
鎏金铜牛，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真牛一般大小的鎏金铜牛安安静静地卧着，青铜铸造，外表通体鎏金，代表了西夏时期当时最高铸造技术成就。
西夏壁画《牛耕图》。图中一人扬起鞭子，赶着两头牛，“二牛抬杠”在地里耕作，逼真再现了西夏劳动人民的耕作场景。
“二牛抬杠”的牛耕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深耕，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改良土壤，还能加大吸收人工施肥、水利灌溉的能力。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不但直接减轻了人们的劳动量，还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便于大量开垦荒地，从而提高粮食的总产量，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
自牛耕开始实行以来数千年的时间里，由于朝代的变更、社会制度的变革，农村的土地政策经历过多次变化，但是以牛耕的方式进行耕作一直持续到现代化的拖拉机出现为止。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村的第一生产力。
正是牛耕才诞生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也衍生出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等中华民族的埋头苦干、勤劳奉献精神。（宁夏日报记者 王玉平）
在这辞旧迎新的春天里，人们都期盼“牛气冲天”，“牛市”连连，日子过得很牛等等。更希望各级干部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带领咱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日子。
宁夏各座博物馆和文化遗存中，牛是人类的衣食之源、劳作的帮手、祭祀的牺牲，牛文化寓意着力量、希望、坚韧。
在贺兰山西峰沟的一面向阳的黑石头上，曾有一幅宽34厘米、高48厘米的公牛岩画，通体阴刻。寥寥几条线条勾勒出公牛健壮有力，公牛阳具被刻画得尤为突出，夸张地表现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这头公牛岩画，被印刻在1998年发行的《贺兰山岩画》特种邮票上。
贺兰山存在很多牛形象的岩画。《巨牛图》岩画刻在40多米高的山顶上，高110厘米，宽201厘米，体型大小接近于真正的牛。巨牛的肚子里还刻有几只动物，像是小牛。牛身上的复线象征着牛从小长到大的过程中，体型的变化。而腹中几只小动物，则表示孕育。原始先民盼望牛越长越大，也希望它能生出更多小牛，为先民们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
贺兰山岩画大多表达先民的生殖崇拜，就拿岩画上的牛来说，希望公牛和母牛们具有更大的种群繁殖能力，牛群越大，先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从而完成人类自身的生产，达到人多力量大的目的。先民们带着这种创作目的进行岩画刻画时，那是相当的虔诚，相当的卖力，用尽自己所有绘画水平，表现出牛的力量之美。
彭阳县新集乡姚河塬西周遗址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从墓葬坑里已发掘出8件牛头骨，骨头上还有刀剔肉的刮痕，也就是说，这8件牛头骨上的肉是被人吃了。情景还原应是这样的：当时，姚河塬人把牛杀了，把牛头作为牺牲品祭祀神灵或先祖，而牛身上的肉则用作招待这起丧葬白事的来宾。祭祀结束后，再把牛头肉吃了，牛头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葬坑。
与低贱的牛不同，姚河塬墓葬坑里拉铜车的马匹是完整埋入墓葬坑，马骨上没有剔肉的刀痕，以此显示墓主人的诸侯身份。
《诗经》中的《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第五十八》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意思是诸侯一级的祭祀用牛，称之为太牢。最高等级的祭祀是必须用牛的，可见西周管理姚河塬地区的诸侯等级之高。
无独有偶。
2007年彭阳县古城镇王大户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发现，这里每座墓葬都有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且都出土了青铜兵器和车马铜饰。于是，有人推测，葬在这个墓地的家族是富贵人家。甚至根据出土大量刀、剑、戈、矛等青铜兵器及马具，推测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游牧民族将军的家族墓地。
但有专家不认同这个推测。
宁夏在原州区彭堡、西吉县新营等地先前发掘的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也出土了青铜兵器，及大量马、牛、羊殉葬头骨。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剑证明墓主人就是贵族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众多墓葬主人都是贵族？如果仅以墓葬中出土的兵器证明是墓主人是军人身份的话，那么以前发掘的墓葬主人都是将军？显然，这样的推测是不成立的。
因此，王大户墓地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墓葬群。出土青铜兵器只能印证生活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尚武精神，“好带刀剑”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死去也要带着心爱的兵器入土。
因为游牧民族放牧着大量家畜，家人去世，用二三十件马、牛、羊头骨殉葬也不是件太奢侈的事。再者，游牧民族平时就以马、牛、羊肉为主食，他们有可能把平时宰杀的牲畜头骨积攒下来用于殉葬。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殉葬的牲畜头骨不是一个家庭一次宰杀的，而是亲朋好友各宰几头凑的“份子”。从这个意义说，把牲畜头骨层层叠压在人骨上面不是一种财富的象征，而是为了威慑，或为了迷惑盗墓贼 (发掘的7座墓葬没有一座被盗)。因此，墓主人不一定是富人或贵人，很可能就是寻常百姓。
汉朝时期的墓葬中也有很多牛头骨殉葬，还有牛俑。比如贺兰暖泉汉墓群里的陶牛俑、吴忠同心倒墩子匈奴墓中有牛、马、羊的头骨。
镇墓神俑是古代人们防止魍魉鬼怪对墓主灵魂的侵害，捍卫其祖先及随葬品不受侵扰而安放在墓中的。镇墓神俑包括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固原南郊王涝坝村北周宇文猛墓、深沟村北周李贤墓、小马庄唐史道洛墓和南塬唐墓出土的镇墓兽、武士俑、天王俑等较为独特。
宁夏博物馆收藏着几尊出自固原南塬汉唐墓地的天王俑。他们头戴头盔，身穿明光铠，嘴大张，怒目圆睁，眉弓突出，唇上八字胡，唇下有一撮小胡须。右臂折肘握拳，左手叉腰，右腿直立，左腿弓膝，脚踏卧兽。
被天王踩在足下的卧兽是牛。要么四蹄朝天，被天王踩翻在地，使着蛮力想翻身，但“天王”摁着丝毫没饶过它的意思；要么被天王实实地踩在牛头上，被拿捏得死死的，牛目圆睁，牛气冲天，却动弹不得。
这是古代工匠为了突出天王的气概，在天王脚下添置了凶猛的怪兽作为反衬。用夸张的手法，通过高矮强弱的对比，在天王俑身上明确表达出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主题。
这牛也可能是“牛鬼蛇神”的牛鬼、牛魔王的形象。
古代文献中最早记录牛耕的是《论语》。《论语•雍也》记载：“子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对仲弓说，犁地的牛生的小牛是赤色的，毛色好，角也长的漂亮，如果就因为是犁地的牛生的牛，身份有问题，不用它来祭祀，山川都不忍心了。可见，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用牛犁地的现象已经存在了。
《战国策》记载赵国的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避免与秦交战时，历数秦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强势。其中经济上的重要一点是“秦以牛田”，即秦人用牛犁地，可见在战国时，牛耕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还是一项前卫科技、国之重器。
在彭阳县新集北魏墓中出土了以陶牛车为中心的军事出行仪仗队。陶牛稳健有力，神采自信而矜持，体现了墓主人的军事首领的德高望重。在汉代初年，还是“诸侯贫者或乘牛车”，到了西晋时期石崇就用牛车和王恺斗富。北魏时期，皇帝的御车都要用牛拉。也就是这个时候，以牛车为明器成为社会流行的时尚。这可能与当时士大夫阶层尊崇黄老之道，回归本真自然、关注内心生活、追求闲适慢生活有关。
鎏金铜牛，是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真牛一般大小的鎏金铜牛安安静静地卧着，青铜铸造，外表通体鎏金，代表了西夏时期当时最高铸造技术成就。
西夏壁画《牛耕图》。图中一人扬起鞭子，赶着两头牛，“二牛抬杠”在地里耕作，逼真再现了西夏劳动人民的耕作场景。
“二牛抬杠”的牛耕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深耕，深耕能比较彻底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改良土壤，还能加大吸收人工施肥、水利灌溉的能力。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取代了用人力踩耒耜翻土的劳动，不但直接减轻了人们的劳动量，还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便于大量开垦荒地，从而提高粮食的总产量，生产更多的粮食，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
自牛耕开始实行以来数千年的时间里，由于朝代的变更、社会制度的变革，农村的土地政策经历过多次变化，但是以牛耕的方式进行耕作一直持续到现代化的拖拉机出现为止。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村的第一生产力。
正是牛耕才诞生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也衍生出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等中华民族的埋头苦干、勤劳奉献精神。（宁夏日报记者 王玉平）
勤劳就是劳动者质朴的本质。要工作，要勤劳，劳动是最可靠的财富。教你的孩子规矩勤劳，不要穷苦中失措，败坏了品德而行动不检。劳动一日，可得一夜的安息；勤劳一生，可得幸福的长眠。勤劳应以所做的工作为标准。勤劳是穷人的财富，节俭是富人的聪明。勤劳远比黄金宝贵。肉体是精神居住的花园，意志则是这个花园的园丁。意志既能使肉体贫瘠下往，又能用勤劳使它肥沃起来。冷天不冻下力汉，黄土不亏勤劳人。勤劳是个宝，一生离不了。抛头露面的人是有福的。知道众人一定在瞧着他必须完成的事业，他从头到底干得挺有劲儿。但是这样的人更值得尊重，他默默无闻地躲在背后，在漫长的辛劳的日子里无报酬地劳动，得不到光荣也得不到表扬；只有一种思想鼓舞着他的勤劳，他的工作对大众来说是有益的。若要生活好，勤劳、节俭、储蓄三件宝。友谊与事业代表着人生两大乐趣，而要想具有这两大乐趣，一是要开朗，一是要勤劳。善良的心地比美丽的外衣更加重要，纯洁的灵魂比成套的高级家具更加宝贵，勤劳的双手比金钱和地位更有价值。蜜蜂是最勤劳的动物，它们天不亮就提着篮子采摘花粉，酿成蜜。所以，只有勤劳和不懈的.努力，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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