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兜牢民生底线】
全国人大代表余梅：
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本报记者 徐 达 刘 兴
去年我国养老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完善了传统服务保障措施，为老年人群体提供了更周全更贴心的服务。如何实现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关注的问题。
余梅代表说，梨树园社区致力于打造小规模、多功能、综合性的养老服务设施，成立以关爱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内容的梨树园社区巾帼志愿者调解小分队，定期上门为空巢老人提供打扫卫生、收集零散物品等暖心服务，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受到社区老年人欢迎。
该社区成立的“余梅调解工作室”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解骨干、社区党员、群众等组成的多元调解团队，化解了包括维护老年人权益在内的500余件2000余人次纠纷。
余梅代表认为，做好养老工作意义重大，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积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余梅代表建议，国家通过租赁或回购居民房、整合公共性用房、对有条件的社区实施新建奖补等方式，进行服务功能的配置，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场所，5年内达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全覆盖。同时，打通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的通道。专业养老机构有专业的队伍和服务标准，有利于促进养老服务的规模化，既保障质量又能降低成本，具有营运的可持续性。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
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在四川凉山州喜德县觉钉村调研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觉钉村村民吉克拉哈和他儿子站在一台小型耕作机前，讲述他们致富的故事。
觉钉村地处高寒山区，以前村民主要靠种植荞麦、土豆为生，一亩地只有几百元收入。在好医生集团的帮助下，该村发展中药材现代化种植，每亩地收入几千元。吉克拉哈和儿子购置了适合木香种植的小型耕作机，打算发展中药材种植。
“看到村民收入增加，生活越来越好，我非常高兴。”耿福能代表说。2021年，耿福能代表带领好医生集团继续在凉山州开展帮扶工作，在觉钉村与觉鼎专业合作社合作建立1500亩木香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以保底价收购保障经济效益，让村民从务工、土地流转等多方面获得收益。
截至目前，好医生集团已在凉山州9个县种植中药材，面积达3万多亩，带动7万多名群众增收致富。未来5年，好医生集团计划在凉山州种植中药材8万亩以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耿福能代表表示，要将帮扶与企业发展有效结合，通过发展产业，让大家有条件用劳动来创造价值，帮助农民稳定增收。
全国政协委员胡万宁：
医改红利缓解“看病贵”
本报记者 陈发明
“2021年带量采购后，我们医院冠脉支架、冠脉球囊这两种医疗器材，分别为患者节省4065万元和1248万元。”谈到医疗领域的民生获得感，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院长胡万宁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享受医疗服务的价格大幅下降，“群众对国家为保护人民健康做的努力赞不绝口”。
2021年，我国组织了多次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唐山市工人医院按照规定的时间表落实到位，患者的药耗负担显著减轻。
在实际工作中，胡万宁委员注意到，门诊检查费用也因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大幅降低。“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做出相应改革，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胡万宁委员认为，过去住院医保报销比例高，门诊能解决的小病，患者也要求住院。门诊共济减少了“小病大养”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此外，医保门诊共济将全家人的个人账户变成了家庭账户，为参保患者减轻了就医费用压力。
胡万宁委员不断探索实践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路径。他认为，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医联体建设促进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形成，收到了良好效果。
目前，唐山已建立包括88家上至三级医院、下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区域性城市医联体，形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网络和双向转诊机制。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检查结果互认，方便了患者就近合理就医。
“有了医联体平台和双向转诊机制，三级医院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就诊患者明显减少。”胡万宁委员说。
全国人大代表牛三平：
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保障
本报记者 孟 飞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重中之重。面对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更好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工商学院董事长、院长牛三平认为，高校应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战场力量，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
牛三平代表说，近几年，国家组织开展开拓科研、社区、医疗等基层岗位行动，极大保障了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山西工商学院着力构建“学校统筹、学院主推、部门服务、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体系，出台就业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就业工作预警机制方案等制度进一步压实就业工作“党政一把手”责任。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体验周、就业节、系列专场招聘会、基层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等活动，优化就业指导与服务，全方位助力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
牛三平代表认为，针对目前存在的“慢就业”“缓就业”现象，高校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鼓励大学生生源地就业。建议由人社部门制定出台大学毕业生到生源地就业的指导性意见，指导地方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台大学毕业生生源地就业配套政策，在落户办理、社保补贴、购房补助、廉租公寓、贷款贴息、入职（岗）免笔试、学费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王美华：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品质
本报记者 李 景
“由于老旧小区建筑功能与现代生活需求存在差距，城区老化与社区人口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旧小区改造已纳入各地政府公共服务计划。”作为一名建筑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美华在工作和调研中接触了不少城区改造的项目和课题。在履职过程中，她亲身感受到各地老旧小区改造取得的明显成效。她告诉记者，在上海，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老旧小区改造规模不断增长、实施机制有序完善、改造内容日益丰富、风貌保护持续加强。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点，加装电梯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王美华委员说，加装电梯过程中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妥善安排低楼层住户的诉求。“比如在黄浦区小东门街道，我们通过大力宣传，让低楼层住户认识到改造是整体概念，加装电梯的老小区，不仅使一个住宅、几家住户受益，更改善了整个社区的生活环境和品质，受益的是全体业主。”王美华委员说。
过去一年，王美华委员发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改造计划制定与资源协调存在脱节；改造实施精细化与长效化管理机制融入尚有欠缺等。
王美华委员建议，强化问题导向，引导老旧小区改造的数字赋能。用建筑数字化技术加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管控，加强小区、社区和街区资源统筹联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老旧小区改造也应实现全流程有序管控和城市肌理保护，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构建数字公共服务体系社区综合云平台，提高老旧小区的智慧化程度，改善生活状况。
全国人大代表余梅：
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本报记者 徐 达 刘 兴
去年我国养老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完善了传统服务保障措施，为老年人群体提供了更周全更贴心的服务。如何实现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关注的问题。
余梅代表说，梨树园社区致力于打造小规模、多功能、综合性的养老服务设施，成立以关爱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内容的梨树园社区巾帼志愿者调解小分队，定期上门为空巢老人提供打扫卫生、收集零散物品等暖心服务，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受到社区老年人欢迎。
该社区成立的“余梅调解工作室”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解骨干、社区党员、群众等组成的多元调解团队，化解了包括维护老年人权益在内的500余件2000余人次纠纷。
余梅代表认为，做好养老工作意义重大，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积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余梅代表建议，国家通过租赁或回购居民房、整合公共性用房、对有条件的社区实施新建奖补等方式，进行服务功能的配置，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场所，5年内达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全覆盖。同时，打通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的通道。专业养老机构有专业的队伍和服务标准，有利于促进养老服务的规模化，既保障质量又能降低成本，具有营运的可持续性。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
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在四川凉山州喜德县觉钉村调研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觉钉村村民吉克拉哈和他儿子站在一台小型耕作机前，讲述他们致富的故事。
觉钉村地处高寒山区，以前村民主要靠种植荞麦、土豆为生，一亩地只有几百元收入。在好医生集团的帮助下，该村发展中药材现代化种植，每亩地收入几千元。吉克拉哈和儿子购置了适合木香种植的小型耕作机，打算发展中药材种植。
“看到村民收入增加，生活越来越好，我非常高兴。”耿福能代表说。2021年，耿福能代表带领好医生集团继续在凉山州开展帮扶工作，在觉钉村与觉鼎专业合作社合作建立1500亩木香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以保底价收购保障经济效益，让村民从务工、土地流转等多方面获得收益。
截至目前，好医生集团已在凉山州9个县种植中药材，面积达3万多亩，带动7万多名群众增收致富。未来5年，好医生集团计划在凉山州种植中药材8万亩以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耿福能代表表示，要将帮扶与企业发展有效结合，通过发展产业，让大家有条件用劳动来创造价值，帮助农民稳定增收。
全国政协委员胡万宁：
医改红利缓解“看病贵”
本报记者 陈发明
“2021年带量采购后，我们医院冠脉支架、冠脉球囊这两种医疗器材，分别为患者节省4065万元和1248万元。”谈到医疗领域的民生获得感，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院长胡万宁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享受医疗服务的价格大幅下降，“群众对国家为保护人民健康做的努力赞不绝口”。
2021年，我国组织了多次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唐山市工人医院按照规定的时间表落实到位，患者的药耗负担显著减轻。
在实际工作中，胡万宁委员注意到，门诊检查费用也因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大幅降低。“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做出相应改革，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胡万宁委员认为，过去住院医保报销比例高，门诊能解决的小病，患者也要求住院。门诊共济减少了“小病大养”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此外，医保门诊共济将全家人的个人账户变成了家庭账户，为参保患者减轻了就医费用压力。
胡万宁委员不断探索实践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路径。他认为，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医联体建设促进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形成，收到了良好效果。
目前，唐山已建立包括88家上至三级医院、下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区域性城市医联体，形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网络和双向转诊机制。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检查结果互认，方便了患者就近合理就医。
“有了医联体平台和双向转诊机制，三级医院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就诊患者明显减少。”胡万宁委员说。
全国人大代表牛三平：
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保障
本报记者 孟 飞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重中之重。面对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更好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工商学院董事长、院长牛三平认为，高校应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战场力量，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
牛三平代表说，近几年，国家组织开展开拓科研、社区、医疗等基层岗位行动，极大保障了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山西工商学院着力构建“学校统筹、学院主推、部门服务、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体系，出台就业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就业工作预警机制方案等制度进一步压实就业工作“党政一把手”责任。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体验周、就业节、系列专场招聘会、基层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等活动，优化就业指导与服务，全方位助力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
牛三平代表认为，针对目前存在的“慢就业”“缓就业”现象，高校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鼓励大学生生源地就业。建议由人社部门制定出台大学毕业生到生源地就业的指导性意见，指导地方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台大学毕业生生源地就业配套政策，在落户办理、社保补贴、购房补助、廉租公寓、贷款贴息、入职（岗）免笔试、学费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王美华：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品质
本报记者 李 景
“由于老旧小区建筑功能与现代生活需求存在差距，城区老化与社区人口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旧小区改造已纳入各地政府公共服务计划。”作为一名建筑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美华在工作和调研中接触了不少城区改造的项目和课题。在履职过程中，她亲身感受到各地老旧小区改造取得的明显成效。她告诉记者，在上海，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老旧小区改造规模不断增长、实施机制有序完善、改造内容日益丰富、风貌保护持续加强。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点，加装电梯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王美华委员说，加装电梯过程中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妥善安排低楼层住户的诉求。“比如在黄浦区小东门街道，我们通过大力宣传，让低楼层住户认识到改造是整体概念，加装电梯的老小区，不仅使一个住宅、几家住户受益，更改善了整个社区的生活环境和品质，受益的是全体业主。”王美华委员说。
过去一年，王美华委员发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改造计划制定与资源协调存在脱节；改造实施精细化与长效化管理机制融入尚有欠缺等。
王美华委员建议，强化问题导向，引导老旧小区改造的数字赋能。用建筑数字化技术加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管控，加强小区、社区和街区资源统筹联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老旧小区改造也应实现全流程有序管控和城市肌理保护，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构建数字公共服务体系社区综合云平台，提高老旧小区的智慧化程度，改善生活状况。
纪念云南白药创制119周年：股市28年表现回顾
1602年3月20日，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成为现代股票的开端。此时的中国，尚处于明神宗万历时期。270年后，中国人开始接受股票这个新鲜事物。
1872年，李鸿章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股”。
1984年11月14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随后1991年7月3日，深证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发展证券市场。
正是在这样一个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为推进企业规模经营上台阶，引进社会资金，用于新建厂房车间，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云南白药确立了股份制企业改革目标。
1993年，云南白药厂引入云南信托投资公司、联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家外部股东作为联合发起人，组建云南白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置股本8000万股，发起人共计认购5600万股。
1993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按每股面值1元，溢价3.38元发行社会公众股2000万（含内部职工股200万）和法定法人股400万。
1993年12月15日，“云白药”A股在深交所上市，云南白药成为云南省第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538，上市首日总股本为8000万股。
人们常说，中国人用7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而中国证券市场正是这伟大征程中的一个缩影，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1991年到2021年12月28日，上证指数从最低95.79上涨到3630.11，增长了3789.65%，深证成指从最低396.52，上涨到14837.87，增长了3742.02%。
中国股市从全球市值最低，中间经历过起落，最终成长为今天亚太地区最活跃的市场。云南白药作为国内较早上市的企业，基本全程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在云南白药上市之后的28年里，先后实施了1996年生产经营“五统一”（统一生产计划、统一商标、统一批准文号、统一质量管理、统一销售）、1999年企业再造、2005年“稳中央·突两翼”的产品战略、2010年“新白药·大健康”的产业战略、2016—2019年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吸收合并、整体上市，每一步都是紧紧围绕主业，朝着既定战略目标，稳扎稳打地进行改革发展。
28年里，云南白药的营收从0.58亿元扩大到327.43亿元，增长了564.5倍，净利润从0.13亿元扩大到55.16亿元，增长了424.3倍，累计上缴税收近200亿元。
截止2021年12月28日公司后复权(现金分红)股价为首发597倍，在1993年上市的130家公司里，市值排名前3的公司为海尔智家、青岛啤酒、云南白药。
从1602年世界首张股票问世，到中国真正发展出自己的证券市场，历史三百余年光阴。这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而言，不过是白驹过隙，因为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坚持长期主义的耐心。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可以用百年时间，将百宝丹开发为“三丹一子”（普通、重升、三升百宝丹和保险子），并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开枝散叶，开发出气雾剂、创可贴、白药膏、白药酊、胶囊、牙膏、洗护、面膜等产品族群。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可以用39年的时间，行程超过100万公里，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采集10000余种、80000多份标本，准确鉴定354科1534属4012种天然药物，完成的“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物资源野外调查与研究开发”，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可以用超过20年的时间，将战略药材从纯野生进行引种驯化，通过收集大量基础数据，坚持科学育种，进而形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并制定行业标准，让企业的未来发展不受制于原料短缺的困扰，并为保存生物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征程。
云南白药1993年上市至今的28年，虽然只是119年历史中的一小段，但在时代大发展的背景下，这段时间却是企业发展历程中最迅速的阶段，实现了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化企业集团的转变，品牌深入人心，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如今，面对全球生物医药高速变化及发展的态势，完成混改的云南白药，在做好存量业务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医美、骨伤科、口腔及女性关怀领域，践行守护生命与健康的使命，努力成为领先的医药健康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健康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https://t.cn/z8fvV8Y
1602年3月20日，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发行股票，成为现代股票的开端。此时的中国，尚处于明神宗万历时期。270年后，中国人开始接受股票这个新鲜事物。
1872年，李鸿章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轮船招商局成为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股”。
1984年11月14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开市，随后1991年7月3日，深证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发展证券市场。
正是在这样一个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为推进企业规模经营上台阶，引进社会资金，用于新建厂房车间，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云南白药确立了股份制企业改革目标。
1993年，云南白药厂引入云南信托投资公司、联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家外部股东作为联合发起人，组建云南白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置股本8000万股，发起人共计认购5600万股。
1993年11月3日至11月24日，按每股面值1元，溢价3.38元发行社会公众股2000万（含内部职工股200万）和法定法人股400万。
1993年12月15日，“云白药”A股在深交所上市，云南白药成为云南省第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538，上市首日总股本为8000万股。
人们常说，中国人用7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而中国证券市场正是这伟大征程中的一个缩影，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1991年到2021年12月28日，上证指数从最低95.79上涨到3630.11，增长了3789.65%，深证成指从最低396.52，上涨到14837.87，增长了3742.02%。
中国股市从全球市值最低，中间经历过起落，最终成长为今天亚太地区最活跃的市场。云南白药作为国内较早上市的企业，基本全程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在云南白药上市之后的28年里，先后实施了1996年生产经营“五统一”（统一生产计划、统一商标、统一批准文号、统一质量管理、统一销售）、1999年企业再造、2005年“稳中央·突两翼”的产品战略、2010年“新白药·大健康”的产业战略、2016—2019年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吸收合并、整体上市，每一步都是紧紧围绕主业，朝着既定战略目标，稳扎稳打地进行改革发展。
28年里，云南白药的营收从0.58亿元扩大到327.43亿元，增长了564.5倍，净利润从0.13亿元扩大到55.16亿元，增长了424.3倍，累计上缴税收近200亿元。
截止2021年12月28日公司后复权(现金分红)股价为首发597倍，在1993年上市的130家公司里，市值排名前3的公司为海尔智家、青岛啤酒、云南白药。
从1602年世界首张股票问世，到中国真正发展出自己的证券市场，历史三百余年光阴。这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而言，不过是白驹过隙，因为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坚持长期主义的耐心。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可以用百年时间，将百宝丹开发为“三丹一子”（普通、重升、三升百宝丹和保险子），并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开枝散叶，开发出气雾剂、创可贴、白药膏、白药酊、胶囊、牙膏、洗护、面膜等产品族群。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可以用39年的时间，行程超过100万公里，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中，采集10000余种、80000多份标本，准确鉴定354科1534属4012种天然药物，完成的“低纬高原地区天然药物资源野外调查与研究开发”，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可以用超过20年的时间，将战略药材从纯野生进行引种驯化，通过收集大量基础数据，坚持科学育种，进而形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并制定行业标准，让企业的未来发展不受制于原料短缺的困扰，并为保存生物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
对于云南白药而言，坚持长期主义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征程。
云南白药1993年上市至今的28年，虽然只是119年历史中的一小段，但在时代大发展的背景下，这段时间却是企业发展历程中最迅速的阶段，实现了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化企业集团的转变，品牌深入人心，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如今，面对全球生物医药高速变化及发展的态势，完成混改的云南白药，在做好存量业务的基础上，努力拓展医美、骨伤科、口腔及女性关怀领域，践行守护生命与健康的使命，努力成为领先的医药健康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健康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https://t.cn/z8fvV8Y
【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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