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属人5行属金，尤其是80年出生的猴属人到9月中旬阴阳互根、日支5行土相助构筑土金生财局，待缘到来，前脚天赐出现大兆头，后腿财富如雨，不仅能摆脱以往生活上尴尬多情况同时要多撑几倍。此外，属于猴子的他们还必须明白，未来4个月桃花多，爱情美满，同时，要想一次又一次地捕捉好运，自己必须足够坚强。我相信成功属于顽强拼搏的人。通过这些努力，未来的人生就像画卷一样美好。
【控制与反控制是中美战略斗争特征】
在乌克兰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一个重要战略企图是支配中国，使中国要么为其所用，成为打击俄罗斯的重要力量；要么为其所敛，不当美国收拾俄罗斯的绊脚石。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白宫所依赖的工具与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运用霸权对中国的控制能力。
自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所控制。曾有一个时期，舆论场上热衷讨论中国能否离开美国的问题（参见笔者2013年《离不开美国是战略堕落，中国必须摆脱》《究竟什么离不开美国，应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权威人士再次宣告，中国真的离不开美国》等文章），特朗普时期轰轰烈烈的贸易战加剧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虑。现如今，乌克兰战争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十分迫切的程度。
最新的事例是，美商务部长对中国再发威胁，声称如果发现中企卖俄芯片，就让它们关门。
据报道，3月23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媒体宣告，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它们受到（美国）控制。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向俄罗斯出售芯片，那我们会通过拒绝这些企业使用（美国）软件的方式，来让它们彻底关门。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这么做了”。
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美国完全能够操控他们，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说明，在一些关键技术上，美国依然对中国拥有相当强的控制力。在这种的能力的支撑下，美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中国。前几天，人们纷纷议论中芯国际公司五年刑期已满的事情，对此，笔者真不知道爱国的中国人是该笑还是该哭。
不仅技术上是这样，经济贸易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中国对美也有明显的依赖。美国之所以能够挥舞经贸制裁的大棒，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经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更严重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还延伸到了政治层面。
从意识与价值的角度说，当代中国的思维世界里存在一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中的公民是不入册的精神美国人，其灵魂已经为美国所同化，他们总是为美国说话、为美国歌唱，其思想体系不过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延伸与发展。这些人在族种上属于中华，但在灵魂上则属于美利坚；在国籍身份上属于中国，但在精神上则属于美国。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当代中国诸般势力中活跃着一支庞大的美国势力，其中包括亲美崇美之徒、第五纵队、同美国有高度利益关联者等等，他们总是打着维护中美关系的幌子拼命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这些政治要素与构件，美国是能够进行高水平的运作、操控与支配的，从而使得美国在战略上扎根中国，给当代中国烙上深深的美国印迹，如同宋代的刺配一样，入肉见骨地刻到了身躯之中，轻易难以祛除。几十年来，美国在中国的深耕细作，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今美国当局之所以对打赢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信心满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凭借。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此为历史上的国民党政权时期。这是中国依然属于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任何举动都不受美国的掌控，美国对中国的动向完全无从把握，此为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是，既要对外开放，而且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时又要反对与抗击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因为对外开放必然导致美国把战略触角乃至其罪恶之手伸到中国内部，不管怎样防范，都难以避免，被“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样的态势，中国又必须进行有效的狙击，并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就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现如今中国同霸权斗争较量的一个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的反控制，霸权对中国的战略支配与中国的反支配。这样的斗争，眼下正比较充分而真切地展现在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美国要中国必须听从美国指挥、跟着美国走，而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政策与路线。
在这个问题上，现实情况相当复杂。
在中国，大多数中国人强烈要求中国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坚决走上同美国分道扬镳的战略道路，认定这才是新时代中国真正“强起来”的正确道路，也是打造新世界格局、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多数中国人都主张中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应该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立场，理由根据是中国的立场与政策必须以中国的战略安全和根本利益为准绳。
但也有人不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他们中有人对美国的控制与支配是既难受、又离不开。所谓难受，是说美国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做派，实在让人丢面子、不好过；所谓离不开，是指一旦没有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中美真正“脱钩”了，这可大事不妙。更有人根本不愿意中美“脱钩”，在这些人看来，一旦脱钩，中美之间的联系就弱化甚至趋向消亡，那就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纽带与渠道，就成了要死要活的灾难。
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们强烈呼吁中国不可得罪美国与西方，要把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当做头等大事。其理由根据是，他们认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护中国的利益，否则中国就要在美国的制裁下呜呼哀哉了。更不能不说的是，还有一些中国人更想通过中美接轨而实现与西方的趋同，因此，这些人对于来自美国的支配与控制敞开双臂全身心地拥抱，恨不能即刻融入和融化其中。
乌克兰战争期间国际战略斗争的生动实践证明，从粉碎俄罗斯出击反抗的实际出发，美国需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美国领导世界和维护霸权秩序的客观需要。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方面所谓的“护栏”大概所指就是这个东西，即不能出现中国脱离既定轨道而发生战略失控的局面。同时，美国还要加大对中国打压遏制的力度。即在中国帮助美国收拾俄罗斯的同时，美国还要集中精力、尽最大力量来收拾中国，这也是美国独霸世界的客观需要。控制支配中国，打压遏制中国，这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仍将是双轨战略、两条腿走路，既要在国际战略方面的两条腿走路，又要在中国国内方面两条腿走路，把双轨战略落实到针对中国的内外两个战略维度上。美国拜登总统在北约峰会后声称，“中国的经济未来将与西方联系得更加紧密”，这句话的战略涵义就在于此。
所以，无论从国际大势还是从国内大局出发，中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都征途漫漫，前路未有穷期。
（本文是秦安战略核心成员张志坤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系列思考）
在乌克兰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一个重要战略企图是支配中国，使中国要么为其所用，成为打击俄罗斯的重要力量；要么为其所敛，不当美国收拾俄罗斯的绊脚石。
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白宫所依赖的工具与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运用霸权对中国的控制能力。
自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所控制。曾有一个时期，舆论场上热衷讨论中国能否离开美国的问题（参见笔者2013年《离不开美国是战略堕落，中国必须摆脱》《究竟什么离不开美国，应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权威人士再次宣告，中国真的离不开美国》等文章），特朗普时期轰轰烈烈的贸易战加剧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虑。现如今，乌克兰战争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十分迫切的程度。
最新的事例是，美商务部长对中国再发威胁，声称如果发现中企卖俄芯片，就让它们关门。
据报道，3月23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媒体宣告，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它们受到（美国）控制。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向俄罗斯出售芯片，那我们会通过拒绝这些企业使用（美国）软件的方式，来让它们彻底关门。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这么做了”。
所有中国的半导体公司都依赖美国的软件来制造芯片，因此美国完全能够操控他们，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说明，在一些关键技术上，美国依然对中国拥有相当强的控制力。在这种的能力的支撑下，美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中国。前几天，人们纷纷议论中芯国际公司五年刑期已满的事情，对此，笔者真不知道爱国的中国人是该笑还是该哭。
不仅技术上是这样，经济贸易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中国对美也有明显的依赖。美国之所以能够挥舞经贸制裁的大棒，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的经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更严重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还延伸到了政治层面。
从意识与价值的角度说，当代中国的思维世界里存在一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影子美利坚合众国中的公民是不入册的精神美国人，其灵魂已经为美国所同化，他们总是为美国说话、为美国歌唱，其思想体系不过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延伸与发展。这些人在族种上属于中华，但在灵魂上则属于美利坚；在国籍身份上属于中国，但在精神上则属于美国。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当代中国诸般势力中活跃着一支庞大的美国势力，其中包括亲美崇美之徒、第五纵队、同美国有高度利益关联者等等，他们总是打着维护中美关系的幌子拼命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这些政治要素与构件，美国是能够进行高水平的运作、操控与支配的，从而使得美国在战略上扎根中国，给当代中国烙上深深的美国印迹，如同宋代的刺配一样，入肉见骨地刻到了身躯之中，轻易难以祛除。几十年来，美国在中国的深耕细作，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如今美国当局之所以对打赢同中国的“战略竞争”信心满满，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凭借。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此为历史上的国民党政权时期。这是中国依然属于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中国的任何举动都不受美国的掌控，美国对中国的动向完全无从把握，此为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是，既要对外开放，而且开放的主要对象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时又要反对与抗击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控制与支配。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因为对外开放必然导致美国把战略触角乃至其罪恶之手伸到中国内部，不管怎样防范，都难以避免，被“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的危险始终存在；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样的态势，中国又必须进行有效的狙击，并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就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现如今中国同霸权斗争较量的一个重要内涵和基本特征，就是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的反控制，霸权对中国的战略支配与中国的反支配。这样的斗争，眼下正比较充分而真切地展现在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美国要中国必须听从美国指挥、跟着美国走，而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政策与路线。
在这个问题上，现实情况相当复杂。
在中国，大多数中国人强烈要求中国必须摆脱美国的控制，坚决走上同美国分道扬镳的战略道路，认定这才是新时代中国真正“强起来”的正确道路，也是打造新世界格局、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多数中国人都主张中国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应该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和立场，理由根据是中国的立场与政策必须以中国的战略安全和根本利益为准绳。
但也有人不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他们中有人对美国的控制与支配是既难受、又离不开。所谓难受，是说美国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做派，实在让人丢面子、不好过；所谓离不开，是指一旦没有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中美真正“脱钩”了，这可大事不妙。更有人根本不愿意中美“脱钩”，在这些人看来，一旦脱钩，中美之间的联系就弱化甚至趋向消亡，那就失去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纽带与渠道，就成了要死要活的灾难。
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们强烈呼吁中国不可得罪美国与西方，要把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当做头等大事。其理由根据是，他们认定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护中国的利益，否则中国就要在美国的制裁下呜呼哀哉了。更不能不说的是，还有一些中国人更想通过中美接轨而实现与西方的趋同，因此，这些人对于来自美国的支配与控制敞开双臂全身心地拥抱，恨不能即刻融入和融化其中。
乌克兰战争期间国际战略斗争的生动实践证明，从粉碎俄罗斯出击反抗的实际出发，美国需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与支配，这是美国领导世界和维护霸权秩序的客观需要。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方面所谓的“护栏”大概所指就是这个东西，即不能出现中国脱离既定轨道而发生战略失控的局面。同时，美国还要加大对中国打压遏制的力度。即在中国帮助美国收拾俄罗斯的同时，美国还要集中精力、尽最大力量来收拾中国，这也是美国独霸世界的客观需要。控制支配中国，打压遏制中国，这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仍将是双轨战略、两条腿走路，既要在国际战略方面的两条腿走路，又要在中国国内方面两条腿走路，把双轨战略落实到针对中国的内外两个战略维度上。美国拜登总统在北约峰会后声称，“中国的经济未来将与西方联系得更加紧密”，这句话的战略涵义就在于此。
所以，无论从国际大势还是从国内大局出发，中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都征途漫漫，前路未有穷期。
（本文是秦安战略核心成员张志坤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系列思考）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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