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檢視國安 挑戰二十三條再立法】
如果香港在2003年順利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2019年的“黑暴”是否就不會發生？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17日在接受香港中通社記者專訪時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當年的二十三條立法未必能夠完全杜絕2019年的“黑暴”。

2002年至2003年期間，二十三條立法過程在香港引起巨大爭議，最終立法程式終止。“修例風波”後，香港實施國安法並完善選舉制度，社會普遍認為立法已是當務之急。

上任保安局長近五個月，兼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鄧炳強總結一段時間以來的工作，談得最多的是國安，其中二十三條立法更是他近期多次講到的。他期望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展開諮詢工作，並多次強調會做好解說工作。

“相比《香港國安法》，當年的二十三條草案還是有距離的。”鄧炳強說，現在雖然有了《香港國安法》，但重新檢視香港所面對的國家安全挑戰，再立二十三條更有效力。

“二十三條立法除了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也有其實際用途。”鄧炳強對記者說，二十三條涉及的7個罪類中，有5個是國安法沒有的，必須要在這方面進行立法工作；要檢視2019年至今危害國安的行為，究竟用哪些法例可以有效處理，仔細研究，逐步檢視。

在專訪中，鄧炳強重申不會低估立法的困難，因仍有人士及外國勢力希望利用香港危害國家安全，預計有些人會妖魔化二十三條立法，所以一定要向市民解說清楚，包括立法理由、受立法影響的人只會是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等。

他強調，2003年曾經提出的草案可能只是起點，當時社會面對的問題和現在的不同，特別是經歷過去兩年的“黑暴”，會研究國安法相關的法庭判決，從而訂立可以應對國安挑戰的法例。

近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涉港部分受到極大關注，其中提到，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

2019年臨危受命上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帶領警隊正面對抗“黑暴”，被視為止暴制亂的一大功臣。經歷香港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的他認為，“黑暴”兩年，是中央的堅定支持，改善香港的整體情況，中央對香港有很大支持，可以說是挽救了香港。

鄧炳強提到，去年國安法在港頒佈實施後，堵塞一部分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漏洞。但他也留意到，有一些“走佬”（跑路）外國的亂港分子，遠程干擾香港。

在警隊工作多年，擔任警隊“一哥”至保安局局長，長期從事刑事偵緝工作的鄧炳強一直強調，要警惕潛在的社會風險。他在專訪中重申，過往兩年，亂港分子對年輕人的“洗腦”仍有殘留陰影，社會上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不停做出對政府或執法部門的不實指控，目的是影響政府、執法部門的公信力，希望有朝一日將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捲土重來。

“我們不會讓這些人得逞，我們會更專業，也會向市民做好解說工作，讓市民看到真相。”鄧局長的這番話給了香港市民一顆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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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香港文物市场出现了一套西周青铜编钟，编钟保存完好，吸引了港、台、日等各地顶级收藏家争相竞买。然而意外的是，当看到编钟上面的铭文时，所有买家瞬间不敢出手了。

编钟是古代的一种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至秦汉，目前出土的编钟每一套都价值连城。

大家之所以不敢买，问题就出在这套编钟的铭文上，青铜器上出现铭文是正常的，但是是这套编钟上的铭文是刻上去的。而过去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都是铸上去的。

这是因为要在青铜器上刻字，必须要用比青铜更硬的工具才行，比如铁。可是当时考古界普遍认为，西周时期的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在青铜器上刻字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市场上曾也出现过刻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最后无一例外都被证明是文物贩子伪造。因此看到这套14件编钟，各地买家不断观望，却不敢轻易下手。

这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想起自己的好朋友，号称“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只要他说真，那肯定就是真的。

马承源收到张光裕发来的编钟照片和铭文拓片，仔细研究了一番，很快做出判断，这组编钟极有可能是真正的西周文物。

在铭文中，马承源发现了“晋侯”两个字，这两个字顿时让马承源大喜，晋国是周代有名的诸侯国，晋侯就是晋国的国君。

在此之前，国内从未出土过晋国的青铜器，因此这套编钟的价值会十分惊人，马承源担心它们流落海外，立即与香港方面联系，将14件编钟运到了上海。

众多青铜器专家围绕着这套编钟反复研究讨论，最终一致认定，它们的年代至少在2000年以上，编钟上的铭文也绝非后世伪造。

这同时意味着，或许在西周时期，我们的先祖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铁器，不然无法做到在青铜器上镌刻铭文。

上海博物馆将整套编钟买了下来，接下开始对编钟上的铭文进行解读。铭文共300多字，主要记载了西周时期晋国发生的一件大事，以及这套编钟的来历：

晋侯稣奉周厉王之命，前往山东征讨一个叫夙夷的部落，最终大获全胜，周厉王很高兴，下令铸造了这套编钟赐给了晋侯稣。

这件事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其实很正常，西周时期，很多诸侯国的早期历史都是一片空白，因此这套编钟的铭文算是对西周历史的一个补充。

这14件编钟上的铭文拼起来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不过专家发现，文章并不完整，似乎缺少了一个结尾。这说明，这套编钟不止14件，至少还有一件流落在外。

马承源联系了香港拍卖行，希望能找卖家了解编钟的情况，可是拍卖行拒接透露卖家的资料，线索就此中断。

马承源想，晋国的文物，它最早的出土地点应该是在山西境内，也许山西那边会有发现呢，他试着拨打了山西省文物局的电话。

哪知道那边的工作人员一接到马承源的电话，竟然乐得直接跳起来了，因为山西省文物局正好收藏了两件晋侯稣编钟。

一切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当时山西曲沃县突然出现了一位百万富翁，此人名叫侯林山。那个年代万元户都很稀罕，百万富翁就更甭说了。

新来的公安局长陈占山对他起了疑心，而且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两年前侯林山还只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后来在县城开了一家小旅馆，短短两年就发了大财，显然这里面有猫腻。

陈占山派两位便衣民警住进了侯林山的旅馆，很快，侦查员传来重要情报，旅馆里长期住着一群盗墓贼，而侯林山就是这群盗墓团伙的老大。民间有句谚语叫“要想富，挖古墓”，侯林山只干了几票就成了百万富翁。

警方将盗墓团伙一网打尽，顺藤摸瓜在县城15公里外的北赵村的麦田里发现了一座大型西周古墓，这伙盗墓贼刚踩好点，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团灭。

陈占山将这个发现上报给了山西省文物局，很快专家就来到北赵村，可惜墓室早被其他盗墓贼光顾，损失惨重，就连墓主的棺椁也不见踪影。

好在陪葬品十分丰富，即使被盗，还是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最让专家惊喜的还是2件刻了铭文的小编钟。

众所周知，编钟都是成套的，每一套至少由十几件编钟组成，显然其它的编钟都被盗墓贼给带走了。

就在大家正为此苦恼时，马承源馆长的电话来了，在对比两组编钟上的铭文后，大家惊喜地发现，这两件小编钟正是整套编钟的最后两件，至此，16件编钟终于团聚了。

晋侯稣编钟虽然在规模和精美程度上，比不过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但是它的价值却丝毫不逊色。

首先，编钟上的錾刻铭文将中国使用铁器的年代向前推了近500年。

其次，晋侯稣编钟上的铭文不仅填补了晋国早期历史的空白，还确定了曲沃一带就是晋国的早期都城所在。

根据这一点，考古人员在当地继续寻找，果然在北赵村方圆三十里之内，陆续发现了十九座晋国早期的王侯墓葬，大量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如今，这套晋侯稣编钟分别珍藏于山西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2002年入选《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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