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g 10:平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本周过的很安静啦，对于工作终于肯花一天时间搞定需要完成的billing，即使有朋友想跟我联络我也会把工作排在最前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不解决，明天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处理，有些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总之都需要我处理，如果总是沉浸在轻松工作之中，那么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反而一点意义都没有。本周也陆陆续续接到了一些面试邀约，特别好的是认识了一些猎头，我可以对于一些基本的外包工作有了差不多的理解，简单的沟通中我就能弄清楚这份工作有没有继续的必要。
偶尔的情绪反复是因为妈妈总是会为了心疼我说一些很夸张的话，搞得我也在怀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用。不过我十分确信的是，离开家对我来说是一种原生家庭的切割，因为我太需要一段自己独立生活的时期了，并且利用这段时间去思考自己期望的生活。认识q老师是我这份工作最大的收获，一个生命闪着光的女孩让我开始对于自己的奋斗有了新的见解和认识，在熟悉的城市不见得一直顺利，在不熟悉的城市不见得一直不顺利。下个月我就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对于未来的一切我都觉得充满了期待，生活完全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自己经营了。我要用三年考下来注会证，争取在这个我喜欢的城市安营扎寨……记得很多个城市的介绍，迷信一点的说法是，上海和杭州是适合长得好看的女孩来奋斗的，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机遇和贵人，希望未来的我可以分辨的清一切真诚和善良。
跟过去的朋友重新取得联系，她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段倒霉经历的患难队友，两个倒霉到不行的人因为小恩小惠反而一直不顺利，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跟之前的认识的人有什么联系，靠近他们就会变得不幸，有些钱在自己福报没达到的时候是不能挣得，否则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不幸的事情。以后对于一些看起来好的事情保持警惕才行，并且要学会提条件，自己再也不是一文不值的小白了，对于成年人来说最深谙的道理应该是利益交换才可以。我终于开始变得自信和独立了，这种状态特别好。
本周吃了半年都没吃过的薯片和奥利奥，果然我的味蕾像极了渣男，为了感官的刺激只喜欢第一口的刺激，活着就在于折腾，于是我愿意为了尝试没吃过的好吃的花重金去体验，相比较去年的消费观，有用的没用的都舍得花，因为家是我的后路，今年留出10%的存款放任自己去尝试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剩下的都按照比例存起来。这对我来说就是很不容易的重建啊，可能我这个人就是费劲，需要打破旧有的安稳才能重新建立一些深刻而平稳的秩序。哦对了，我还点了shack shake汉堡，下周的期待不仅仅是工资了，还有垃圾食品。
慢慢来，人生的路我每一步走的都很开心，满足，感恩。
本周过的很安静啦，对于工作终于肯花一天时间搞定需要完成的billing，即使有朋友想跟我联络我也会把工作排在最前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不解决，明天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处理，有些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总之都需要我处理，如果总是沉浸在轻松工作之中，那么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反而一点意义都没有。本周也陆陆续续接到了一些面试邀约，特别好的是认识了一些猎头，我可以对于一些基本的外包工作有了差不多的理解，简单的沟通中我就能弄清楚这份工作有没有继续的必要。
偶尔的情绪反复是因为妈妈总是会为了心疼我说一些很夸张的话，搞得我也在怀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用。不过我十分确信的是，离开家对我来说是一种原生家庭的切割，因为我太需要一段自己独立生活的时期了，并且利用这段时间去思考自己期望的生活。认识q老师是我这份工作最大的收获，一个生命闪着光的女孩让我开始对于自己的奋斗有了新的见解和认识，在熟悉的城市不见得一直顺利，在不熟悉的城市不见得一直不顺利。下个月我就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对于未来的一切我都觉得充满了期待，生活完全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自己经营了。我要用三年考下来注会证，争取在这个我喜欢的城市安营扎寨……记得很多个城市的介绍，迷信一点的说法是，上海和杭州是适合长得好看的女孩来奋斗的，因为这个城市充满了机遇和贵人，希望未来的我可以分辨的清一切真诚和善良。
跟过去的朋友重新取得联系，她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段倒霉经历的患难队友，两个倒霉到不行的人因为小恩小惠反而一直不顺利，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跟之前的认识的人有什么联系，靠近他们就会变得不幸，有些钱在自己福报没达到的时候是不能挣得，否则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不幸的事情。以后对于一些看起来好的事情保持警惕才行，并且要学会提条件，自己再也不是一文不值的小白了，对于成年人来说最深谙的道理应该是利益交换才可以。我终于开始变得自信和独立了，这种状态特别好。
本周吃了半年都没吃过的薯片和奥利奥，果然我的味蕾像极了渣男，为了感官的刺激只喜欢第一口的刺激，活着就在于折腾，于是我愿意为了尝试没吃过的好吃的花重金去体验，相比较去年的消费观，有用的没用的都舍得花，因为家是我的后路，今年留出10%的存款放任自己去尝试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剩下的都按照比例存起来。这对我来说就是很不容易的重建啊，可能我这个人就是费劲，需要打破旧有的安稳才能重新建立一些深刻而平稳的秩序。哦对了，我还点了shack shake汉堡，下周的期待不仅仅是工资了，还有垃圾食品。
慢慢来，人生的路我每一步走的都很开心，满足，感恩。
（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读书学典:《论语.乡党》10.6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君子：此指孔子。此节记冠服，改称“君子”，而变言之，表示礼制如此，凡君子宜然也。
▲不以：不用。
▲绀：gàn，深青而含赤色。段玉裁：“绀，含也，青而含赤色也。亦谓之红青。”
▲緅：zōu，深青而带微黑。《四书典故辨证》：“绀又入黑则为緅，又黑于绀也。”或曰黑中带红。
▲饰：衣服之领子、袖子的镶边。
▲亵服：xiè，私居服，即家居便服。朱子：“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
▲袗絺绤：zhěn chī xì。袗，单衣。钱穆：“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绤。当暑居家，可单衣絺绤。”李炳南：“袗絺是细葛布制的单衣，袗绤是粗葛布制的单衣。”程石泉：“葛制，即今之麻，”
▲必表而出之：表，表衣、上衣。出，出门。钱穆：“古人冬衣裘，夏衣葛，在家不加上衣，出门必加，虽暑亦然。”
▲缁衣羔裘：衣，即上衣。缁（zī）衣，黑色的衣服。羔裘，黑色羔羊的皮所作之裘。裘，皮衣。古人穿皮袍，毛向外，因此外面要用罩衣。古代的羔裘都是黑色的羊毛，因此要配上黑色罩衣，就是缁衣。李炳南：“缁衣羔裘是诸侯视朝的衣服，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
▲素衣麑裘：素，白色。麑（ní）裘是小鹿皮所做之裘，毛色白，与素衣相称。李炳南：“如有凶荒，君穿素服，臣随之穿素服。”叶氏：“麑裘亦施于视朝ji蜡（古代每年十二月，天子或诸侯为颂扬神农、后稷等百神之劳功而举行的jisi，是大蜡zhà），狐裘亦施于燕居。”
▲黄衣狐裘：狐裘，狐色黄。《注疏》：“其黄衣狐裘，谓大蜡zhà息民之ji服也。人君以岁事成熟，搜索群shen而报ji之，谓之‘大蜡’。又腊ji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饮，农事休息，谓之‘息民’。于大蜡之后，作息民之ji，其时则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ji与息民异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则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事相次，故连言之耳。是息民之ji用黄衣也。”又兵事亦用之，即“韦弁服”也。
▲亵裘长：亵裘，在家私居所穿。
▲短右袂：右边的袖子要短。《注疏》：“袂是裘之袖。”钱穆：“所以便作事。或说：右字当读作‘又’，‘又袂’犹言‘手袂’；短手袂，言两袂皆短。一说：卷右袂使短。”
▲寝衣：指小卧被。孔安国：“今之被也。”《说文》：“被，寝衣也。”大被曰衾，小被叫被。
▲有：同“又”。张栻：“长一身有半，此寝衣之制也。”
▲狐貉：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来坐。朱子：“狐貉，毛深温厚。”
▲居：坐。程石泉：“《论语》屡言‘居吾语女’，《孝经》亦有‘仲尼居’‘坐吾语女’。‘居’‘坐’互见。盖‘居’亦可训‘坐’也。”
▲去丧：去，除、除去。陈祥道曰：“佩所以致饰，丧则去饰矣，故去而不佩。去丧无所不佩。”
▲无所不佩：佩，佩戴、服用。孔安国：“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段玉裁注：“大带佩者，谓佩必系于大带也。从凡者，无所不佩。”
▲帷裳：上朝与jisi所穿的礼服。其制用正幅布来做，像帷，并且不缝制。非帷裳（cháng），是指其他的衣服。郑康成：“帷裳，谓朝ji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zī）倍要（yāo）。”（孔安国：“齐，谓裳之下畔；要，谓裳之上畔。言缝下畔之广，倍于要中之广也。”）蔡节：“裳，犹今之裙也。”
▲杀：音shài，减少，引申为剪裁。王肃：“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羔裘玄冠其色属玄（赤黑色），玄属吉，所以不能穿吉服去吊sang。《穀梁传》郑注：“玄冠，委貌，诸侯视朝之服。”《说文》：“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孔安国：“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吉月：吉，训为“善”，不训“始”，然亦有“始”义。程树德：“吉月者，谓正月也。”《学礼管释》：“‘吉’训‘善’，亦可训‘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谓‘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朝：上朝觐君。孔安国：“朝服，皮弁服。”
■现代翻译：君子不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做镶边，不用红色和紫色来做平常家居的便服。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做的单衣，出门时必定要加一件上衣。上朝时穿黑羔羊皮裘，外面配上黑色罩衣；视朝ji蜡时穿白色小鹿皮所做之裘，外面罩上白色的衣服；大蜡息民之ji或兵事时，穿黄色狐裘，外面配上黄色罩衣。家居所穿之裘比出门所穿者稍长，右边的袖子要短。睡觉时一定要有小卧被，其长度是身体的一倍半。狐皮貉皮毛厚的用来做坐垫。服丧期满之后，任何饰物都可以佩带。如果不是上朝和jisi时穿的帷裳，其他的一定都要剪裁并缝制。黑羔裘、玄色冠不穿戴着去吊丧。每年正月初一，必定穿着朝服去上朝觐君。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一入曰緅。饰者，不以为领袖缘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似衣齐服也。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为其似衣丧服，故皆不以饰衣也。王肃曰：亵服，私居非公会之服，皆不正。亵尚不衣，正服无所施也。孔安国曰：当暑则单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称也。私家裘长，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去，除也。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王肃曰：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孔安国曰：sang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故不相吊也。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君子者，自士以上也。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杂色也。绀緅者，孔意言绀是玄色也，緅是浅绛色也。所以不用绀緅为衣领袖缘者，玄是斋服，若用绀为衣饰，是似衣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sang，练而受浅绛为縁(缘的异体字)也。若用緅为衣饰，是似衣sang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绀緅饰也。红紫，非正色也。亵服，私亵之服，非正衣也。亵尚不衣，则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为时多重红紫，弃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古人冬则衣裘，夏则衣葛也。若在家，则裘葛之上亦无别加衣，若出行、接宾，皆加上衣。裘色既随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裘与上衣相称，则缁衣之内故曰“羔裘”也，此是诸侯日视朝服也；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孔子是鲁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素衣，谓衣裳并用素也；鹿子色近白，与素微相称也；国有凶荒，君素服，则群臣从之，故孔子鲁臣，亦服之也。岁终大蜡zhà报功，象物色黄落，故著黄衣黄冠也；而狐貉亦黄，故特为裘以相称也；孔子为臣，助蜡祭，亦随君著之黄衣也。故《礼运》云“昔者仲尼预于蜡宾”是也。家居主温暖，故长为之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为右袂，使作事便也。被宜长，故长一身有半也。狐貉之厚谓在家接宾客之裘也，家居主温，故厚为之也。sang服已除，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若非帷幔裳，则必缝杀之，以杀缝之面置里，不杀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连之。sang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吊也。鲁自文公不视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一节记孔子衣服之礼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衣。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故皆不以为饰衣。红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为亵服。亵服尚不用，则正服无所施可知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谓在家接宾客之裘者，居家主温，故厚为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曲礼》《玉藻》皆言“袗絺綌不入公门”，此众人之礼也。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门而已。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人之手足右强。右强则有利于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礼故不长，亵裘取温故长。《周礼》言“正月之吉”，《诗》言“二月初吉”。朔月谓之吉者，明生之几故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不为，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表而出之，谓先着里衣，表絺绤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见体也。诗所谓“蒙彼绉絺”是也。齐（zhāi，通“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寝，又不可着明衣而寝，故别有寝衣，其半盖以覆足。程子曰：“此错简，当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谓如此，则此条与明衣变食，既得以类相从；而亵裘狐貉，亦得以类相从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无时不居正也。盖嫌其见体耳。一衣服之间，莫不有义存焉。岂苟云乎哉？内外以称也，君子恶夫不称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江氏永《图考》：亵裘即狐貉裘。“亵裘长”，则礼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礼时，有升降上下，长则不便于行礼也。亵裘之外，当服深衣，深衣所以亵裘者。郑（康成）以衣被通称，恐人不晓，故言“卧被”以明之。古人加席于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时气寒，故夫子于所居处用狐貉之厚者为之藉也。
●钱穆《论语新解》：改言君子者，上文各节记容貌，由中达外，非学养深者不能为。此节记冠服，人人易以取法，若非属一人之事。 正色谓“青赤白黑黄”。青加黄为绿，赤加白为红，白加青为碧，黑加赤为紫，黄加黑为缁，皆间色。古人服裘毛向外，外加上衣，当与裘之毛色相称。缁衣，朝服；素衣，凶服；黄衣，蜡祭之服，亦兵服。一说：大被曰衾，寝衣，小卧被。一说：古人衣不连裳，仅在股以上。此言长一身又半者，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一身又半，亦及膝耳。寝衣殆如今之睡衣，或是孔子特制。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或曰：《乡党》一篇，乃孔氏之遗书，多杂记曲礼如此，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亦有独焉者。
★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圣人衣服之制、饮食之节，只与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其日用。 https://t.cn/RxRVHIh
▲君子：此指孔子。此节记冠服，改称“君子”，而变言之，表示礼制如此，凡君子宜然也。
▲不以：不用。
▲绀：gàn，深青而含赤色。段玉裁：“绀，含也，青而含赤色也。亦谓之红青。”
▲緅：zōu，深青而带微黑。《四书典故辨证》：“绀又入黑则为緅，又黑于绀也。”或曰黑中带红。
▲饰：衣服之领子、袖子的镶边。
▲亵服：xiè，私居服，即家居便服。朱子：“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言此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
▲袗絺绤：zhěn chī xì。袗，单衣。钱穆：“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绤。当暑居家，可单衣絺绤。”李炳南：“袗絺是细葛布制的单衣，袗绤是粗葛布制的单衣。”程石泉：“葛制，即今之麻，”
▲必表而出之：表，表衣、上衣。出，出门。钱穆：“古人冬衣裘，夏衣葛，在家不加上衣，出门必加，虽暑亦然。”
▲缁衣羔裘：衣，即上衣。缁（zī）衣，黑色的衣服。羔裘，黑色羔羊的皮所作之裘。裘，皮衣。古人穿皮袍，毛向外，因此外面要用罩衣。古代的羔裘都是黑色的羊毛，因此要配上黑色罩衣，就是缁衣。李炳南：“缁衣羔裘是诸侯视朝的衣服，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
▲素衣麑裘：素，白色。麑（ní）裘是小鹿皮所做之裘，毛色白，与素衣相称。李炳南：“如有凶荒，君穿素服，臣随之穿素服。”叶氏：“麑裘亦施于视朝ji蜡（古代每年十二月，天子或诸侯为颂扬神农、后稷等百神之劳功而举行的jisi，是大蜡zhà），狐裘亦施于燕居。”
▲黄衣狐裘：狐裘，狐色黄。《注疏》：“其黄衣狐裘，谓大蜡zhà息民之ji服也。人君以岁事成熟，搜索群shen而报ji之，谓之‘大蜡’。又腊ji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饮，农事休息，谓之‘息民’。于大蜡之后，作息民之ji，其时则有黄衣狐裘也。大蜡之ji与息民异也。息民用黄衣狐裘，大蜡则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事相次，故连言之耳。是息民之ji用黄衣也。”又兵事亦用之，即“韦弁服”也。
▲亵裘长：亵裘，在家私居所穿。
▲短右袂：右边的袖子要短。《注疏》：“袂是裘之袖。”钱穆：“所以便作事。或说：右字当读作‘又’，‘又袂’犹言‘手袂’；短手袂，言两袂皆短。一说：卷右袂使短。”
▲寝衣：指小卧被。孔安国：“今之被也。”《说文》：“被，寝衣也。”大被曰衾，小被叫被。
▲有：同“又”。张栻：“长一身有半，此寝衣之制也。”
▲狐貉：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来坐。朱子：“狐貉，毛深温厚。”
▲居：坐。程石泉：“《论语》屡言‘居吾语女’，《孝经》亦有‘仲尼居’‘坐吾语女’。‘居’‘坐’互见。盖‘居’亦可训‘坐’也。”
▲去丧：去，除、除去。陈祥道曰：“佩所以致饰，丧则去饰矣，故去而不佩。去丧无所不佩。”
▲无所不佩：佩，佩戴、服用。孔安国：“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段玉裁注：“大带佩者，谓佩必系于大带也。从凡者，无所不佩。”
▲帷裳：上朝与jisi所穿的礼服。其制用正幅布来做，像帷，并且不缝制。非帷裳（cháng），是指其他的衣服。郑康成：“帷裳，谓朝ji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zī）倍要（yāo）。”（孔安国：“齐，谓裳之下畔；要，谓裳之上畔。言缝下畔之广，倍于要中之广也。”）蔡节：“裳，犹今之裙也。”
▲杀：音shài，减少，引申为剪裁。王肃：“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羔裘玄冠其色属玄（赤黑色），玄属吉，所以不能穿吉服去吊sang。《穀梁传》郑注：“玄冠，委貌，诸侯视朝之服。”《说文》：“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孔安国：“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
▲吉月：吉，训为“善”，不训“始”，然亦有“始”义。程树德：“吉月者，谓正月也。”《学礼管释》：“‘吉’训‘善’，亦可训‘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谓‘吉人为善，惟日不足。’”
▲朝：上朝觐君。孔安国：“朝服，皮弁服。”
■现代翻译：君子不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做镶边，不用红色和紫色来做平常家居的便服。暑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做的单衣，出门时必定要加一件上衣。上朝时穿黑羔羊皮裘，外面配上黑色罩衣；视朝ji蜡时穿白色小鹿皮所做之裘，外面罩上白色的衣服；大蜡息民之ji或兵事时，穿黄色狐裘，外面配上黄色罩衣。家居所穿之裘比出门所穿者稍长，右边的袖子要短。睡觉时一定要有小卧被，其长度是身体的一倍半。狐皮貉皮毛厚的用来做坐垫。服丧期满之后，任何饰物都可以佩带。如果不是上朝和jisi时穿的帷裳，其他的一定都要剪裁并缝制。黑羔裘、玄色冠不穿戴着去吊丧。每年正月初一，必定穿着朝服去上朝觐君。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一入曰緅。饰者，不以为领袖缘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似衣齐服也。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为其似衣丧服，故皆不以饰衣也。王肃曰：亵服，私居非公会之服，皆不正。亵尚不衣，正服无所施也。孔安国曰：当暑则单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服皆中外之色相称也。私家裘长，主温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去，除也。非丧则备佩所宜佩也。王肃曰：衣必有杀缝，唯帷裳无杀也。孔安国曰：sang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故不相吊也。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君子者，自士以上也。士以上衣服有法，不可杂色也。绀緅者，孔意言绀是玄色也，緅是浅绛色也。所以不用绀緅为衣领袖缘者，玄是斋服，若用绀为衣饰，是似衣斋服，故不用也。又三年之sang，练而受浅绛为縁(缘的异体字)也。若用緅为衣饰，是似衣sang服，故不敢用也。故云君子不以绀緅饰也。红紫，非正色也。亵服，私亵之服，非正衣也。亵尚不衣，则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为时多重红紫，弃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古人冬则衣裘，夏则衣葛也。若在家，则裘葛之上亦无别加衣，若出行、接宾，皆加上衣。裘色既随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裘与上衣相称，则缁衣之内故曰“羔裘”也，此是诸侯日视朝服也；诸侯视朝与群臣同服，孔子是鲁臣，故亦服此服，以日朝君也。素衣，谓衣裳并用素也；鹿子色近白，与素微相称也；国有凶荒，君素服，则群臣从之，故孔子鲁臣，亦服之也。岁终大蜡zhà报功，象物色黄落，故著黄衣黄冠也；而狐貉亦黄，故特为裘以相称也；孔子为臣，助蜡祭，亦随君著之黄衣也。故《礼运》云“昔者仲尼预于蜡宾”是也。家居主温暖，故长为之也。而右臂是有事之用，故短为右袂，使作事便也。被宜长，故长一身有半也。狐貉之厚谓在家接宾客之裘也，家居主温，故厚为之也。sang服已除，所宜得佩者悉佩之也。若非帷幔裳，则必缝杀之，以杀缝之面置里，不杀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连之。sang凶主素，故羔玄不用吊也。鲁自文公不视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一节记孔子衣服之礼也。绀者，齐服盛色以为饰衣。緅者，三年练以緅饰衣，故皆不以为饰衣。红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为亵服。亵服尚不用，则正服无所施可知也。“狐貉之厚以居”者，谓在家接宾客之裘者，居家主温，故厚为之。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曲礼》《玉藻》皆言“袗絺綌不入公门”，此众人之礼也。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非特不入公门而已。天不足西北，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人之手足右强。右强则有利于用，故右短袂，以便作事。正裘所以行有礼故不长，亵裘取温故长。《周礼》言“正月之吉”，《诗》言“二月初吉”。朔月谓之吉者，明生之几故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不为，则不以为朝祭之服可知。表而出之，谓先着里衣，表絺绤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见体也。诗所谓“蒙彼绉絺”是也。齐（zhāi，通“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寝，又不可着明衣而寝，故别有寝衣，其半盖以覆足。程子曰：“此错简，当在齐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谓如此，则此条与明衣变食，既得以类相从；而亵裘狐貉，亦得以类相从矣。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君子无时不居正也。盖嫌其见体耳。一衣服之间，莫不有义存焉。岂苟云乎哉？内外以称也，君子恶夫不称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江氏永《图考》：亵裘即狐貉裘。“亵裘长”，则礼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礼时，有升降上下，长则不便于行礼也。亵裘之外，当服深衣，深衣所以亵裘者。郑（康成）以衣被通称，恐人不晓，故言“卧被”以明之。古人加席于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时气寒，故夫子于所居处用狐貉之厚者为之藉也。
●钱穆《论语新解》：改言君子者，上文各节记容貌，由中达外，非学养深者不能为。此节记冠服，人人易以取法，若非属一人之事。 正色谓“青赤白黑黄”。青加黄为绿，赤加白为红，白加青为碧，黑加赤为紫，黄加黑为缁，皆间色。古人服裘毛向外，外加上衣，当与裘之毛色相称。缁衣，朝服；素衣，凶服；黄衣，蜡祭之服，亦兵服。一说：大被曰衾，寝衣，小卧被。一说：古人衣不连裳，仅在股以上。此言长一身又半者，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颈以下股以上亦谓之身，一身又半，亦及膝耳。寝衣殆如今之睡衣，或是孔子特制。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或曰：《乡党》一篇，乃孔氏之遗书，多杂记曲礼如此，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亦有独焉者。
★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圣人衣服之制、饮食之节，只与常人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圣人知之而与百姓同其日用。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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